吴则虞

在宋末元初，曾出现了很多的爱国词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刘辰翁、周密、张炎和王沂孙等。

《花外集》的作者王沂孙，一向被推为大家。清代周济编《宋四家词选》，把王沂孙和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并列，认为是四派的首领；而把张炎归在王沂孙这一派内。《宋四家词选》编于道光十二年(1832)，过了六十年，陈廷焯在光绪十七年(1891)作《白雨斋词话》，对王沂孙更倍加推崇，说是：“王碧山(沂孙)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又说：“诗有诗品，词有词品，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这些过高的评价，当然不尽恰当，但是把王沂孙看做独立的一派，看出王沂孙词有感时伤世之言，却有道理，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谈谈王沂孙和他的作品本身。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生卒年不详。根据他称呼周密为“丈”，同时人陈炎也称周密为“翁”，张炎又写过悼念他的《琐窗寒》词，可知他是周密的晚辈，和张炎平辈，又比张炎早卒，年龄可能是略大于张炎。周密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壬辰(1232)，张炎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戊申(1248)，比周密小十六岁。那么，王沂孙至迟生于1284年。再根据《志雅堂杂钞》的记录，在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十二月时，王沂孙已经逝世，那么，他至迟是死于这一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过活了四十三四岁。宋亡时，他大概三十岁左右，此后过了十几年的遗民生活。

王沂孙在元朝有没有做官，是有争论的。根据《绝妙好词笺》中引《延祐四明志》，王沂孙在至元中为庆元路学正。《四明志》是他同时人袁桷写的，这记载应该可靠。

从宋末元初的整个政治环境和王沂孙活动来看，不管这学正是什么性质的职务，也不管担任学正的时间长短，毕竟是白圭有玷，这是一面。再从另一面看，他在宋亡后参加了十四位遗民“宛委山房”等的秘密集会，写出了怀念故君故国的许多词曲(后人编为《乐府补题》)，这些词，有的是指斥元代统治者盗发会稽宋陵，有的是议及当时的一些大事，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厉鹗《论词》诗：

头白遗民涕不禁，《补题》风物在山阴。残蝉身世香莼兴，一片冬青冢畔心。

这评价我认为是对的。《乐府补题》的内容可能是如此，作者的身世、思想、情感大致也是如此。

再从《花外集》来看，现存六十五阕中，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有寄托的，主题思想比较鲜明。

第二类：是拈题分咏之作，不一定有寄托。

第三类：是没有寄托的。

第四类：是赝品——如《补遗》内《望梅》、《青房并蒂莲》等。那赝品，我们姑且不管。所要谈的是前面三类。

从第一类来看，如《水龙吟·牡丹》：

晓寒慵卷珠帘，牡丹院落花开未？玉阑干畔，柳丝一把，和风半倚。国色微酣，天香乍染，扶春不起。自真妃舞罢，谪仙赋后，繁华梦，如流水。

池馆家家芳事，记当时、买栽无地。争如一朵，幽人独对，水边竹际。把酒花前，剩拚醉了，醒来还醉。怕洛中春色忽忽，又入杜鹃声里。

这词表面写的是牡丹，暗中写的是南宋时势，从过去到现在，从盛到衰。这里面的洛中，当然不一定就是指的洛阳，它可以指汴梁，也可能就是指着沦没后的临安。这词，尽管极其含蓄，只在收声结尾处隐隐约约地点了一下，但是作者的“缠绵忠爱”之情，却已传导给读者了。再看他写作比较成功的一首词——《眉妩·新月》：

渐新痕悬柳，澹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谩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

的确，句句是在写月，而且是写新月，反过来说，换头以后，句句并不是写月，句句也不是刻画新月。作者通过想象，借题发挥，把月儿的圆和缺，来譬喻祖国河山的完整和破碎。国土破敌人侵占了，当然是要问的，可是不直率地说出“问”，而反过来要说“休问”；金瓯缺了，当然是要补的，可是不说要“补”，而惋惜着“难补”。从“问”到“休问”，从“补”到“难补”，作者用“休”字和“难”字，把无限的伤心旧事，概括进去了。但作者还是殷望着复国的志士，能够磨起玉斧，来挽救沦没的山河。所以下面两句紧接着说：在那更阑寂静的长夜里，人们仍然等待着月儿再圆，金镜重光。这期待是殷切的，又是渺茫的，作者为了表达在元朝统治下千千万万人民迫切期待和彷徨、恐惧的心情，于是千锤百炼地才用上了一个“试”字。真的，这个尝试，没有成功；这个希望，终归消失。流亡粤海的南宋政权，终于失掉最后的根据地，给百姓带来的只是绝望而已。作者的内心，是多么的沉痛！

《花外集》中像这类的词，还有《天香·龙涎香》，《水龙吟·落叶》、《水龙吟·白莲》二首，《齐天乐·萤》、《齐天乐·蝉》二首，《一萼红·题花光卷》，《庆宫春·水仙花》，《高阳台·怀陈君衡》等。作者用隐喻的语言、凄婉的声音，描画出他所伤心和所关心的时事和朋友，这些词里追念故国的思想比较明显。

我们不同意胡适所说王沂孙的词是“八股”，是“灯谜”，是“词匠的笨把戏”，“没有文学价值”；也不同意像张尔田等人的一些看法，他们认为王沂孙每一首词都有寄托，都是忠君爱国；同时也不赞成某些人给《乐府补题》和王沂孙词作过高的评价，说成为民族斗争的号角。即以《庆清朝·榴花》、《摸鱼儿·莼》而言，他们认为是指杨琏盗发六陵这件事，但是经过反复推敲，还令人无法置信。我认为王沂孙有一部分咏物词并不一定全有寄托，因此划为第二类。

至于《南浦·春水》二首、《声声慢·催雪》、《高阳台·纸被》、《露华·碧桃》、《解连环·橄榄》、《三姝媚·樱桃》、《扫花游·秋声》、《扫花游·绿阴》等等，虽然也有人用尽心思地去曲解附会，终于没有办法找出他究竟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内容，也不能具体地说出它是反映了什么。这类词，归到第三类。

自然，第二、三类词，是有争论的，见解不会一致。远者如李商隐的《无题》、王士禛的《秋柳》，近者如朱古微的某些词，有人是那样猜，有人又这样说，有的说是本无其事，有的说是原来如此。这个姑且不作肯定的结论吧。

因此说，王沂孙的词，有一部分是有现实意义的，是有爱国思想的，正由于此，所以说他是一家。可是从分量上看，这类词仅占全集的四分之一左右；从表现上看，态度是消极的，情绪是低沉的。不过是吞吞吐吐地借东说西，不过是呜呜咽咽地向隅而泣。比不上谢翱《冬青树》的空山痛哭，也比不上刘辰翁《兰陵王》的悲歌送春。这是各人的风格，这也是作者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不同反映。像王沂孙这样的一个人及其在亡国之后的表现，态度是不够坚强，立场也不够坚定，不可能要求他作品里有什么更光辉更积极的东西。陈廷焯说他有“感时伤世之言”，是对的；而把他比作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那就有点荒唐了！

从宋代的词风来看，音律格调，写作技巧，到南宋末更趋于成熟，形成一套完整的写作法程。这些法程，王沂孙似乎都广泛地加以采用。据我的看法，他是学习了周邦彦的勾勒，学习了吴文英的炼字，学习了姜夔的提空手法(借用刘师培论汉魏文作法的术语)。由于这样地从各方面学习，因此他的词不是单纯地模仿哪一家哪一派，而是通过吸收融化，出现了他自己的风貌，成为独立的一派。

问题正在这里，王沂孙成为一派是可以的，但是周济把这派和辛弃疾一派相提并论，又是不妥当的。用譬喻来说：正如下弦的残月不能比上弦的新魄，西下的夕阳不能比东升的旭日。辛弃疾的词派，如同吕梁龙门之水，澎湃千里；王沂孙的词派，却像渟滀的水池，尽管反应天光云影，毕竟是死水，或则还是回旋的逆流。从词史上看，词到了王沂孙这一派，逐渐地凝固和僵化了。

他的缺点首先是有些词没有思想内容，没有生活气息，只是在那里堆垛字眼和描头画角。试看他《锦堂春·七夕》与《锦堂春·中秋》两词，除了拼凑了有关七夕、中秋的一些典故、词藻而外，还有什么传给读者呢？其次，王沂孙的学问，既比不上周密的闳富，也比不上周邦彦的杂博，他词里用典、用字一部分直接取材于宋时通行本类书，如《事类赋》。遽然看来，好像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仔细推敲一下，反而觉得词汇贫乏，不够丰满，造句有时不够灵活，用典生吞活剥、奄奄无生气。像这类的词在集内也占了一定的分量。

综上以观，再结合周济、陈廷焯的话来看，王沂孙的词，的确有“感时伤世之言”，但是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王沂孙无忝是独成一派，但究竟是末派；王沂孙词是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但有形式主义的倾向。

这是我对王沂孙词的一点粗浅之见。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另将王沂孙词中注释及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择要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择要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王沂孙词的阅读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