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普存的异乡人

一

古代的城市和乡村并没有文化上的本质差别，知识者与农民之间有着文化关系的近源，知识者的精神背景大多是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士阶层的耕读传统，晴耕雨读是一种生活现实，亦是一种人生方式。即使一朝成名，客居城市，居住的环境也尽量自然化，假山池沼，绿树环绕。他们往往又在若干年后，落叶归根，退居乡间，充当着维护乡间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角色。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士”这一阶层也有着详尽的考察，他们虽为贵族阶层中最末一等，但“庶人”“农人”亦有升迁为“士”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士”会带着原有阶层的文化承袭、政治态度、价值感情踏入仕途。也正如费正清所言，“直至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村，小传统并没有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明显分离”^[1]。

但是，现代社会的教育制度，城乡对照及分割的状态已然使知识者和农民分属于不同的阵营，甚至是对立的情形。一方面，知识者很难再回到乡间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城乡不同文化的濡养已经改变了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念。这种对立是身份之别、阶层隔阂、文化差异。他们在城乡之间的行走路径是背道而驰的，路径的相反亦是价值立场的殊异。

农民经历的是一个“安土—离乡”的过程，他们身上的“乡土性”所承载的民风习俗慢慢失散，这是一个外在的“非农化”、城市化的过程。它源于现代性的胁迫，鲍曼用“同化语境”来理解现代人的状况，现代化不仅是一场经济物质的变革，亦是一场“文化改革”——“旨在根除存在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习俗和言语以及信仰和公众行为之中的差异”^[2]。现代化在作为一种先行的制度存在时，已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作为维持着传统观念及生产方式的乡村只能是这场变革中的牺牲品和弱势群体。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离弃土地也有着农民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现实生存选择。《晚清乡土意识》是这样分析农民的日常生活意识，即社会心理的：

乡里民众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等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在文化贫困的群体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同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相比，它相应缺乏理性思维的机能，对于人生、历史和社会，表现为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3]

正因为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思考，因而他们的选择大多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基于实际所需、生活所迫的决定。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的意识和对土地的强烈依恋，“故土难离”不仅包括对人事的感情在内，它是由农业社会的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安稳心理，不是在饥荒、灾难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不会轻易地选择背井离乡。晚清以后的很长时间，农民表现出来的还是这种观念，因为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还有后来的频繁战争并没有从根基上触动农民的乡土意识和乡村社会结构。但是，随着城市的壮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城市对农民的诱惑越来越大：

城市成了农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不尽的财富和诱人的享受和娱乐。同时还是个使人有出息的地方，农村的优秀人才都到了那里，那里有学问，更有权势。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的正式领袖已经部分地流入了城市，化为新旧市民。^[4]

现代农村精英流向城市、归于城市，在费孝通看来是“乡村的损蚀”。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这样来呈现1978年后农民的流动状况：“1984年以前，农民非农化的主要途径是进入乡镇企业，即‘离土不离乡’；而1984年以后农民除就地非农转移外，开始离开本乡，到外地农村或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特征是离乡又离土。”^[5]确切地说，也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乡村经济的凋零，农民不堪税收的沉重，失望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迫于生活的压力而涌向城市，流走的是强壮劳动力——同样可以视为乡村的精英群体，此时的乡村只不过是虚空的主体。尽管城市并没有以平等的姿态来接纳他们，他们做的是城市最为卑微底层的工作，进城农民的意识里也有着对城市的嫌恶、对乡村的怀恋。但还是一年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城市俨然成为长年的寄居地，乡村倒成了短暂的客居之地。尽管如此，还是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困境：“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这是一代代走向城市农民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课题，而隐藏在物质经济利益背后的隐患，不易察觉，容易忽视，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与农民相反，知识者走的是一条“离土—返乡”的路径，这更多地体现为个体内在的精神还乡，是由开始的文化“背叛”到文化反顾。笔者仍然觉得鲁迅当年的处境大致就能代表大多数现代知识者的人生轨迹：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6]

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者那些人生愿望，甚至只是谋一份职业的现实需求，只能寄托于现代教育和城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步其后尘跟随兄长到了南京，后又留学日本；胡适当时也是跟随哥哥在中国公学念书；沈从文带着一种朦胧的想要改变人生的意识，离开家乡，北上谋求新生。20世纪30年代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丁玲、周扬、周立波——无不循着由乡镇到城市的路径，寻求生命梦想的突破。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作家也是寻求考学、当兵、招工的机会迫切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由此，也让现代知识者置身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处境之中，完成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知识者”，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角色及内在精神文化的转化。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传统社会结构如何有效转换，传统文化如何生存，为“今”所用；那么，从士到知识分子，从乡下人到城里人，同样意味着如何转换传统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这之间不能回避存在转换的裂隙与断层，经受着两种文化相融相撞的痛苦。借用金耀基的说法，他们是一群自我认同陷入困境的过渡人，在新旧中西之间挣扎徘徊，他们所面临的是文化认同的问题。

给知识者带来强烈现代性体验震撼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晚清至“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理念，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民主民权、社会呈进步上升的历史观等，对于宗族观念、载道传统、遵天命的循环历史观等，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当时国运衰危、内忧外患的情形下，现代化是唯一可以追逐效仿的方向。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大政治经济改革的力度，真正的现代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城市化及商业社会的兴起，传统社会的结构，包括生产、生活方式无不经受着剧烈的震荡；社会上充溢着唯经济物质适用的理念，自然生态也在急剧破坏中；知识者所信仰恪守的人文精神和理想道德主义情怀也无不在风雨飘摇中，这时农业社会的相关价值理念似乎重又焕发出光芒。

回望乡土，不管是基于一种历史文化批判，作省思诘问，还是基于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作阐扬肯定，都是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经受折磨之后所作的选择，其间并不是那么纯粹，相反的是，不论何种态度都有犹疑、模糊、摇摆之处。

如果说，农民从安土到离乡的经历，置身乡土性与现代性此消彼长的情境，更多表征的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外在形态变迁，离乡离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受到重创，民风习俗也在承载者离乡之后飘零消散；那么，知识者由离乡到还乡的精神历程，则更多表征着一个传统社会的内在精神裂变，对现代与传统的双重疑虑、彷徨失落，正是精神思想的无所皈依。“一方面是知识者强化了的土地迷恋，一方面是农民的离土倾向。当着知识者的‘土地’愈趋精神化、形而上，农民的土地关系却愈益功利、实际，倒像是知识者与农民‘分有’了土地的不同的性格方向——超越的方面与世俗的方面，不妨看作不同含义的‘地之子’。”^[7]

因而，在现代的境遇里，知识者和农民都是“普存的异乡人”。在西美尔看来，这是一种身心皆处于游移状态的“漫游者”：

可以说潜在的流浪人，他虽然没有断续游移，但是没有完全克服来和去的脱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的范围内——或者一个其边界的确定性和地域空间的确定性类似的范围内——，固定下来，但是，他在这个范围内的身份基本上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他并非历来就属于它，他带着一些并非和不可能产生于它的品质带到它里面来。^[8]

因而，异乡人无论对于哪个群体或区域都存在无法避免的异质性，这也就是农民和知识者在城乡“两间余一卒”的状态：

异乡人的、不能赎回的原罪，就是他的在场与他者的在场之间的互不相容性……正是这一贯穿现代历史的原罪，在作为非齐一性的承担者和化身的异乡人的构成中得到反弹；确切地说，异乡人是一个身患多重非齐一性不治之症的人。正是这一原因，异乡人成了现代性的灾星。^[9]

这种看似保留着自由身，且对任何一方都存在异质性、不确定性的异乡人，其实就是现代人无根的状态，挂空的感觉，也正像牟宗三所说的，“在这个拔了根，落了空的时代，人类真是没有命”^[10]。乡土于人类而言，就是“根”的旨意。“人类有了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离别，有黯然销魂之苦；团聚，有游子归根之乐。侨居，有怀念之思，家居，有天年之养。这时，人易有具体的怀念，而民德亦归厚。”^[11]具体可感的怀念，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背景，这恰恰是异乡人所缺失的。

二

周作人曾这样来理解“民间”：“多数不文的民众。”^[12]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乡下不需要文字，是熟人社会，靠日积月累的经验维系生活。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文字，也就没有书写的能力，农民的声音有被遮蔽、扭曲的可能。与之相反，知识者本身承担着维系与传达社会文化的职责，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象征，他们是天然的书写者。与此同时，他们更加深刻地体验着文化的裂变所带来的精神震撼，他们是由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中，有着较为深刻体验的人。笔者所理解的乡土文学，也就可以看作是在传统乡土社会进行转型时，作为文化体验者的知识者所生发的对现代性的认知、理解和想象，这与时代、与他们个体的经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农民本身的离乡境遇，中国现代性的艰难成长，乡土文化的式微皆映现在作为知识者还乡的精神体验中。“言说‘现代’并不必然是一种关于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建构，它也可能是而且经常是一种非知识性的个体情绪反应。”^[13]简而言之，乡土文学也就是知识者现代性体验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是作为中国现代性体验而存在。何谓中国的现代性体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是整个中国的现实语境，它“涉及中国人对中国在现代全球性境遇中的生存价值或地位的直接体认”。^[14]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从自身的古典性体验简单地进化或过渡而来的，而是古典性体验在现代全球性境遇中发生急剧断裂的产物”。^[15]也就是说，时刻感觉着从传统到现代路途上的裂变与新生之痛。进一步讲，乡土文学所叙述的中国现代性体验，不同于西方在社会物质高度发达的阶段，所传达的以城市为背景的现代性体验。城市是一个参照系，主角依旧是乡村。乡村本身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裂变正可表征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典型特征，事实上，乡土文学也一直在无形之中承担着传达现代性体验、描绘现代性图景及反思现代性的任务，这是具有中国色彩的，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性特征。

以往的乡土文学研究，我们大多去打量查看知识者笔下的乡村、乡民及民风习俗的变迁，去关注这样一种异乡人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而很少去关注作为书写者本身的知识者，他们之于乡土的内在情感，他们的现代性体验，他们的精神结构和书写困境。

诚然，几乎每一位乡土作家都宣称自己对乡村的爱恋，一生也走不出乡土视线的情结，如李广田，“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16]如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分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17]如贾平凹，在离开乡村多年以后，最后还是发现“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18]如莫言，“故乡高密在我的创作世界中，刚开始还有现实的意义，越往后越变得像一个虚幻的遥远的梦境，实际上它只是我每次想象的出发点或归宿”。^[19]赵园在《地之子》中认为，新文学的作者自称“地之子”“乡下人”，多少是出于一种“文化精神与文化骄傲，并不全是新时代的平民姿态”。^[20]

笔者以为，将目光放置在整个百年乡土文学史上，真正具备一种文化自觉——将“乡土性”作为一种属性来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现状，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有着较深的理性认知和欣赏批判，真正能够探测到乡土文化和农民精神内部，真正能够自觉地深入乡村现实语境中的作家并不多，只要看看从他们的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乡土意识，还有他们是在用乡土经验或现代性体验本身，还是用一个理念构造乡村世界或可知晓。大概沈从文、萧红、赵树理、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算是庞大的乡土作家群中不多的几位。沈从文应是贴着乡村人物的性情来写作的，《边城》中虽有不少虚幻美化之笔，但是人物从天地之间得其灵气、生存的勇气和智慧恰恰符合土地人的形象，有一种泥土气息，犹如作者写岸边的妓女和河上的水手一样，将一种与自然和命运相磨合的性情挥洒出来。萧红的作品里对北方民俗风情的描写是细腻生动的，那种孩童视角里显现的纯净和欢快，想必浸透作者一生的回忆；与此同时，她对于下层妇女金枝、小团圆媳妇由生命本体的受难，乃至精神无从寄托的双重苦难与折磨的叙述中有着犹在己身的疼痛感。赵树理虽为跟着时代走的“乡村问题”作家，他所塑造的人物多少也有图解政治的意味，但是小说里所弥漫的地方风味却有着真实感，况且他的作品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因而得到更多人的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写的才是真正出自泥土又归属于农民的文学。贾平凹的写作一直有着丰富的乡村实感经验，他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内部民风习俗的变迁，亦将人物的命运、性情放置在整个变革的语境当中。莫言对于乡土写作的启发，或许不仅仅在于他将传统与魔幻结合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先锋性，而在于他对乡土之上的历史、革命、人性反思的彻底性，这一点恰恰是过往的乡土文学所缺乏的。韩少功作为一个乡村的外来者——知识青年，从早期的作品关注乡村现实，到寻根期对文化之“根”的犹疑思辨，再到在民间语词里对乡村逻辑的探问，无不显现着一种自觉为之的情怀与责任，他是为数不多的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的行走者。

为什么说乡土作家缺乏一种真正的文化骄傲与认同，也少有一种理性的认知与思辨，从知识者的知识结构和乡村本身的变迁来看，大多数作家虽出身乡野，经受过乡土文化的濡养，有的还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在离乡之后的大半生时间里更多的是侨居城市，经受现代文明方方面面的“改造”。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乡村本身也在经历着现代化的各方面“改造”，其文化的失落散失不言而喻。文化的意象并非都是从作家的精神背景中跳腾出来，其实也是源于作家的刻意寻找。况且从晚清开始的中国，其最大的语境并非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的力量，而是如何现代化，尽管这其中也包括如何寻找传统文化的新生。暂且不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拒斥和批判，在长时期内，乡村首先成为革命的大后方，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承担着支持国家工业化和供给城市生活资料的任务，乡村是被遗忘且牺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乡土文化也一直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存在因素。乡村本身的愿望，还有现代性对乡村有形无形的渗透，使乡土文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存在理由和保存空间。况且，现代化本身也是逐渐销蚀乡土性，以城镇化来取代乡村这一社会结构的过程。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其实一直生活在“现代性”的焦虑怅惘氛围中，中国的知识者是否有足够宽容的时代氛围和自觉意识来对传统文化、农耕文明进行省思，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他们对一种文化的忧虑、焦灼或许要远远大于一种理直气壮的认同感，他们对尽快行动的兴趣或许要远远大于静下心来的理性思考。

笔者所说的“思想的乡愁”，就是源于这样一种对现代与传统的迷思、焦虑、困惑及省思。乡愁是什么？这指向下面几种境遇。其一，有一种历史衰落和失落感，它远离故土家园的“黄金时代”；其二，一种个人整体性和伦理确定性丧失或匮乏的感觉，那种曾赋予人们关系、认识和个人经验以统一性的价值观如今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其三，随着本真话语社会关系的消失，出现了一种失去个人自由和自主性的感觉；其四，某种有天失去单纯性、个人本真性和情绪自发性的感怀。^[21]也就是说，“乡愁实际上告诉我们的不是关于过去的事情，而是现在的境况和问题”。^[22]笔者认为，以“思想的乡愁”来隐喻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种现实的，还有精神的存在状态——置身传统，意味着对缺失的现代性的向往；而置身现代，意味着对消隐的传统的念想。置身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一个传统社会的艰难裂变，是两种文明的碰撞纠葛，人也是置身其中的。

三

笔者强调一种知识者（作家）的角色，或者说意欲从乡土文学中来勾勒他们的精神图像，看重的还有他们身上有始以来的一种情怀与责任，知识者与人民、与大地之间的精神关联。古代的“士”大略就等同于今天的知识者或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2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一种情怀与责任担当也就自然将“士”与“庶民”联系在一起。从《诗经》开始，中国文学里就并不缺乏为普通百姓代言、直陈疾苦的诗词文章，我们时常从知识者的叙述中得以知晓社会的情状和下层人民的生活苦乐，而从后者的视角里亦可窥看知识者的精神世界。

不容否认，儒家传统的这份忧患情怀、责任和批判意识等，作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现代知识者（作家）身上。走近并俯身乡土，也正是他们去感应与人民、与大地更为贴近的方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就开始了乡村践行，他们看到了乡村的贫弱，开办学堂教农民识字学文，进行乡村的卫生运动，等等，以最实际的方式去改变乡村的境遇，希望在普遍的民众身上做些努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也是自觉地扎根乡村，去发现新的时代面貌下的新风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被动或主动地下乡，我们从梁晓声、李锐、张炜、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等知青作家后来的相关作品中，或许能多少感知到这段经历对于他们精神构成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不仅有秦晖、温铁军、于建嵘、曹锦清这样调查农村现实状况并为其奔走呼吁的社会学家，也有像春桃、陈桂棣、王晓明等人以文学、文化研究的方式解析乡村现实的学者，近年来青年学者梁鸿基于“梁庄”的内外考察同样可以纳入这一精神流脉当中。这也正像钱穆先生在谈论古代知识分子时所说：

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此一人文理想，则从人生大群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推阐寻求得来。……他们的政治理想，乃从文化理想人生理想中演出，政治只成为文化人生之一支。这一理想，纵然不能在实际政治上展布，依然可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表达。^[24]

政治理想或许不唯所有的现代知识者所倾心，他们所关心的是更为广大的社会与文化现实。这之上呈现的是知识者的实践人生，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存在的乡土文学，也能从中看到知识者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包括精神的、身体的力行。

笔者主要集中考察的知识者（作家），大多都是专注于乡土文学的创作，基于个体的城乡经验，对乡村社会有过长期的跟踪观察。笔者将他们的写作放置在以乡土文学为场域的现代性书写中——社会思潮和文学领域，勘探知识者与乡土书写之间的内在精神结构。由此，发现乡土书写不仅是一个精神思想的困局——如何看待农民身上那些传统意识，这些传统因子与知识者自身的精神结构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如何理解晚清开始的中国现代性进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城乡二元结构下，发生在乡村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验？如何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可逆转的传统社会转型，乡村这一社会结构的消隐，乡土文化的消逝，既有着民族性的传统文化特质，也有着世界性的来自自然大地的美学理念？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对传统文化规范的冲击，又如何重建、站在怎样的基点来重新获得一种内外的和谐？乡土书写亦带着创作本身的难题——时代潮流、社会环境、文学主流、文学体制、创作方法无一不在制约着乡土文学的创作——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乡土文学的长期效应，革命、启蒙、政治等一直是笼罩在乡土文学之上的观念，知识者的困境也包括创作的自由与否。精神的困局与书写的难题又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每一代作家的身上似乎都背负着如何理解乡土的历史和现状、如何来好好讲述一个乡土故事的双重命题。

因而，在考察知识者对农民形象的塑造时，发现知识者固守的启蒙思想，作为长期窥看乡村大地和农民的一种话语方式而存在；在塑造农民形象时，将自己的精神臆想或者说一种期望强加于农民身上。与此同时，知识者在省察农民的意识时，也是将自己放置在其中来审视的，从而也会发现自己不曾离弃的传统意识，深入潜意识中残留着。

在考察知识者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叙事时，发现知识者话语、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三种方式，这些不同的话语意味着不同的历史观，如进步理性的、唯物主义的、循环的、欲望的。而他们叙事的困境在于分裂的历史意识，还有无从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理解百余年乡村现代性进程的话语危机。

在考察知识者对乡土文化的人文省思时，发现不同的文化焦虑和表情。自然野性的生命之力，伏贴于大地之上的自足安适，在作家眼里是可以作为审美的生命形式而存在。而置身“断裂”的后乡土时代，贾平凹从废都到废乡，更加关注乡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生存状况和文化衰危。韩少功退居乡间，晴耕雨读，乐享现代文明下的乡村社会形态。张炜以融入野地的姿态，坚持人文精神的道义和方向，民间大地成为写作与获取精神慰藉的原地。

知识者言说充盈着乡土书写的精神格局，赋予了它深厚的乡土文学精神，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乡土书写的悖论，从这些思想困惑和书写难题中可再次窥见知识者与乡土、与传统、与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情感。正因为知识者个体情怀及乡村经验的渗透，乡土文学既呈现出个人的精神向度，也流溢着更深广的情理与哲思。而这样一种精神纠葛，在中国社会及文学版图中仍将继续下去。

第二节 研究述评

首先有必要对本书所涉及的“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和论及范围进行厘定。

本书所研究的乡土文学并不涉及港台和海外作家的创作，毕竟因地域、写作者和时代的原因，港台及海外作家的乡土题材创作呈现出了与大陆作家太多不同质地的色彩。因此笔者主要将研究范围圈定在大陆的乡土文学当中，在文献综述时不会涉及对港台及海外乡土文学的研究，所论及的发展流变也主要是以大陆本土的为对象。

鲁迅先生在最初定义“乡土文学”时这样写道：“骞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25]这一定义有多重含义，一是乡土文学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还乡，作为想象中国、想象家园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揭露乡村的破败、国民性的劣势，还是回归乡村质朴的清新欢乐，均属于在异域“想象”的范畴；二是流寓色彩，乡土文学是在时空的阻隔中产生的，乡愁的意味和文化的哀思也就不言而喻；三是地方色彩，体现某一地方的民风民俗。这一定义也赋予了“乡土小说”最初的风貌及概念本身的包容性。尽管最开始写作乡土小说的作家们也是从大中国的“问题”入手，但其丰富的时代风貌与地方风情仍是不可揩去的底色。然而，从20世纪直至21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史来看，这一概念至少经历了三次衍变与“改观”。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直至80年代初以前，乡土文学成为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人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乡愁的消失，作品中纠葛的不再是一种文化的焦虑，更多的是体现乡村的时代风采，充斥着笼罩在意识形态下的“问题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先锋”派小说的乡土创作或是回到事物的本然状态，或是带来了一些变异色彩，比如叙事方式、美学特征。再到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大批农民工进城，乡村要么沦为空巢，要么已经仿效城镇的模样，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时候也就出现了“农民工题材小说”或“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对于这类小说是将之继续划归为“乡土小说”，还是划归为“城市小说”，学界并无定论，甚至也一度带来了“乡土小说消亡论”的流行。本书同样将其纳入“乡土文学”的考察范围，原因有三。其一，虽将背景转换到了城市，描写的仍是农民的生活及情感世界，“农民”这一角色也并没有脱离一种政治、经济所限定的身份象征；其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6]来到城市的农民也依然保留着农民意识和乡风民俗，而且他们也习惯聚集于某一地，形成一种“城中村”的都市风景，他的性情、思维方式也仍然是“农民式”的；其三，“农民—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仍旧可以显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有着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农民也终归是这一进程中的命运阐释者。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也出现了一个新概念——“都市乡土”，范伯群在《论“都市乡土小说”》中辨析“乡土”一词，认为它可以泛指一种地方特色，“城市，即使是大都会，也有自己丰富而独有的民间民俗地域色彩”。^[27]许翼心在《香港“乡土文学”刍论》、袁良骏在《香港小说史》中也提到香港小说的“乡土性”，即“一种‘下层性’或曰‘市民性’”。^[28]将乡土小说的视野从乡村扩展至城市，强调一种民风习俗和地方色彩的描写。章妮在《三城文学——“都市乡土”的空间想象》一书中提道：“只有融入主体生命体验，并极富地方色彩与风土人情的空间才是乡土。”^[29]老舍、张爱玲、邓友梅、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可以涵盖在都市乡土小说当中的。笔者以为“都市乡土”对理解农民工文学题材的归属及乡土文学在社会转型中存在与否的问题亦有帮助。

提到这些涉及“乡土文学”概念的衍生与变革，不是为了要限定一个概念的外延，而更多的是看到在社会与文学发展的情境中“乡土文学”内涵的扩充。笔者认同贺仲明所总结的宽泛简洁的界定：“回归‘乡土’本身，以‘乡土生活’作为它最基本的内涵，即只要是写乡土生活的，不管它写的是否是农民的生活，不管有没有体现‘乡土意识’与‘地域特色’，都应该属于乡土文学。”^[30]因而无论是具有乡愁韵味的“乡土文学”，还是问题意识凸显的“农村题材小说”，或是转换了生存背景的“进城农民题材”叙事，皆是在这片乡土性的大地上所生发出的对乡村、农民的关注及书写，“乡土性”仍是混杂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最明显的品性特征，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现实，也就不妨都把它们看作是乡土题材作品的丰富性成果。

目前对乡土文学的研究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乡土文学整体发展面貌及阶段性创作情况的研究。

丁帆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历时性地梳理从现代文学早期开始直至20世纪末的乡土小说，在呈现乡土小说在社会时代背景之下发展流脉的同时，主要以作家群、流派的方式来整合近一个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现象与潮流。丁帆等人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则是从比较学的角度对两地乡土文学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在分析呈现两地乡土小说殊途同归的文化同源背景及相似文本的共同特质时，也对影响两地乡土文学生成的地域、时代及政治文化背景进行了剖析比较。总之，这两部著作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有非常全面的建构，既涉及对乡土理论的辨析，如对乡土文学“三画四彩”的美学特征的认定，对其悲剧精神的解读，也同样关涉不同地域、流派及时代间乡土小说创作的传承与流变；既不乏对创作全景的宏观阐述，也足见个体创作的微观解析，具备“历史—美学—启蒙”的研究视域。另外，还有陈继会等人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和杨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在构建乡土文学历史时也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前者认为“对于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基本的、贯一的主题形态”，^[31]以此为基点来论述近一个世纪的乡土小说。后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及受其影响的乡土小说进行了梳理，并对现代与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之间的传承与流变进行了比较。

对20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乡土小说转型期的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包括转型期乡土小说的整体环境、类型、特征、美学表征等问题研究者多有涉及。重要的是研究者在理解乡土文学的转型时并不是将其简单地看成一种文学题材的嬗变，而是将其放置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中来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也将乡土小说的创作流变对整个当代小说的影响纳入考察范围。如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专辟一章来谈21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及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乡土文学的转型也意味着一种叙事方式的终结：“其一，传统的乡土文学的经典性叙事已经终结，例如，把乡土作为精神性归宿式的那种叙事已经不再具有代表性意义，或者说已经完全式微了。其二，乡土文学也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农村文学的概念，它已经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其三，乡土文学叙事已经不具有历史完整性，只是怀着对乡土的特殊感情去写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其四，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也叙述与之相关的乡土文化的终结。其五，乡土叙事在美学上发生了变异，已经具有解构乡土美学的意向，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内含变革的先锋性叙事或后现代叙事。”^[32]乡土叙事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主体叙事，传统乡土叙事的终结与变革也就意味着中国小说的变革，而它的变迁势必也将带来汉语写作的新可能。事实上，陈晓明的论断也得到了印证，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再次看到现代主义在乡土文学题材中持续30年的探索所呈现的成熟面貌。传统的乡土叙事的终结究竟带来怎样的创作新变？丁帆、李兴阳和黄轶三位学者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将世纪之交乡土小说转型的首要特征归结为“向城市和荒野拓展的叙事视阈和叙事空间的扩大”^[33]，全面呈现了转型期乡土小说创作的六种新动向：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及历史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叙写；乡土叙事中出现“新历史主义”“生态主义”宗教文化的倾向。

另外，赵允芳在《寻根·拔根·扎根——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中坚持以“新乡土小说”来命名90年代以来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所谓的“新”也正体现在乡土小说表现内容的扩充性上，不仅有现实乡村的描写，也有进城农民的叙事，还意味着作家对乡村情感的变化上，即“意欲超越传统乡土叙事的理性认知与批判”。^[34]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莫言、刘震云等这一代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不似鲁迅、沈从文那样怀着中国现代早期知识分子的情怀了。张懿红的《缅想与徜徉——跨世纪乡土小说研究》将90年代到21世纪的创作归纳为直面现实、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家园守望四个向度，并且从模式化与创新、民族性与人类性、世俗化与超越性三方面来谈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存在的问题。赵顺宏《社会转型时期乡土小说论》则专注从叙事主体、话语基地与话语形态、审美形态三个方面来阐述现代与当代乡土小说的异同，以此从细部来剖析社会转型期乡土文学创作的流变。陈国和《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以贾平凹、阎连科、陈应松三位作家为例来探讨乡土小说作家在面对当下现实时所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面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却无奈、批判又理解以及情感状态和创作方法上的复杂而混沌”^[35]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恰恰反映了面对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转型期作家所呈现的驳杂的思想症候。轩红芹的博士学位论文《向城求生——论9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认为，“把‘进城’作为一个反题的叙述模式，也就是说不再规避城市和现代化的关系，从而促进传统乡土小说发生某种内在的转变，成为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最有意义的创造”^[36]。论文也进一步论述了此时期乡土小说现代性焦虑的审美特征，即现实主义的深化、悲剧意识的强化、乡土色彩的淡化、乡土性和都市性的融合、衍进。这些研究往往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转型期乡土小说的创作情况，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站在反思的立场，即对乡土小说所体现的价值立场、创作流弊的批判太少。倒是一些单篇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梁鸿的《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具体论述了三位作家文学地理的书写困境，在作者看来，当作家也试图像福克纳一样永久地描写一个邮票大小的村庄时，在一系列创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阎连科“耙耧山脉”的封闭性与价值观的对立，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所呈现的感官盛宴与思想单调之间的矛盾态势，李锐在“吕梁山脉”的独白和自语中展示的是一个无差别的群体，这些问题往往阻碍了小说精神的传达与深入。邵燕君的《苦难与大地擦肩而过》以阎连科的创作为例，从中国农村亟须面对和批判的现实问题、乡土文学作品的读者、作家的乡土经验及思想资源几个方面来分析现代主义是否适应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问题，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相信当作家们把自己‘根’扎回到这片依然苦难深重的大地后，对于作家的使命，文学的责任，‘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会做出新的思考。”^[37]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作为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重要文学潮流的农民进城叙事、农民工题材文学同样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徐德明的系列研究文章《“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关注“乡下人进城”叙述的新变及对当下生活的介入，同时也看到隐藏于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以为：“文学写作如何表现进城乡下人也拥有并分享健康的都市化的过程，写出他们挣扎奋斗中的精神世界与血肉构成的生命，是对小说叙述也是对批评提出的挑战。”^[38]黄轶《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同样看到了其间所存在的问题，如乡土作家伦理处境的两歧性、思想性的单薄及精英意识的消隐等。周水涛等人的《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将农民工题材分为精英与草根创作，并论述了各自的发展历程、创作特色及不足。彭青的《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三农”》关注“三农”题材的书写内容，如农民命运的凄惨、农村的凋敝、乡村政治的批判、农民进城问题等，还有苦难、暴力及温情的叙事特征。针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还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而对其背后的深层问题还没有关注。

二是从社会思想史和知识者精神史方面的研究，这就涉及知识者与时代、政治，与农民之间的精神关联。

魏家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国家意识与现代乡土小说》基于刘禾的理论——五四以来所建立的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作者所发现的“乡土小说的产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共生性关系”，因而“乡土小说思想艺术的流变，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不同时期对文学要求的反映”。^[39]徐志伟的博士学位论文《“乡土中国”的再发现——1920—1930年代文学与思想的一种对读》以文学文化和社会实践为例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与思想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发现与想象，在作者看来这也是“一份独特类型的现代性表述”。^[40]这些研究也正探析到了“乡土”所呈现的多重内涵，“乡土”不只是指一种社会结构及形态，很多时候也是“国族”“民族文化”的象征。

之于知识者与乡土书写的精神结构关系，早期的研究主要有赵园的《地之子》，从对土地的原始依恋出发，作者进入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结构深处，即与农民、农民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勾勒出因这一内在关联现当代文学史所呈现的某种美学特质。范家进在《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中认为“作家获取经验的途径和方式，作家所置身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语境，乡土小说与其主要阅读接受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制约着20世纪我国乡土小说创作的至关重要的三个基本层面”。^[41]以此来考察鲁迅、沈从文和赵树理三个现代乡土作家个案。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则从农民运动与乡村书写、农民形象与乡村精神、农民文化与作家心灵、农民文学与新文学的形式变迁四个方面来探讨新文学与农民之间复杂的关系图景。范家进和贺仲明的研究都注意到作家与乡村之间的紧张关系，贺仲明就明确指出新文学与农民之间在现代与传统、现实与文化、政治与文学三方面的错位，而这样一种并不融洽的关系恰恰也成就了乡土写作的诸多悖论。此外，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作家的“身份”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表征其实也是切入乡土文学研究的一个视域，王庆的《现代中国作家身份变化与乡村小说转型》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是文学也是知识分子身份的两大转型期，以此来探讨身份转换对乡土小说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同时也指向知识者自身的精神世界。吴妍妍《作家身份与城乡书写》将作家划分为进城、返城、城市留守三类，她认为“作家的身份是一个纵横的‘系统’，隐在的先赋身份指向童年，‘作家’身份与其他社会自致身份构成大众与个体、想象与现实的纠葛，由此，不同作家选择何种身份为谁发言、书写何种体验向谁发言则自然构成了文学丰富走向的可能”。^[42]从文学外部来探析乡土文学所依存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也就还原了文学所在的那个场域，也能看到知识分子与农民、与文学之间的复杂情感及关系。

三是从现代性想象方面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得其启发和理论基点，将作家对乡土的书写看成是一种现代体验及时空隔离中的想象，包括对一种城市文明向往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关注，“想象”成为一种重要的概念与方法。叶君的《乡土·家园·农村·荒原——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认为“农村”靠政治意识形态维系，“乡土”靠人伦和温情维系，“家园”靠精神理论维系，在“荒野”中一切都消失了。“无论返乡、下乡、回家还是生命终极之返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向土地的返回。这四种返回模式也由情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推至精神的张扬和生命的体验，其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推进亦十分明显。甚至，从这一层面亦可以体现这四种想象方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43]张丽军的《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1895—1945年）》一书，“力图从乡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农民这一中心问题，透过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想象与建构的农民形象，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思想认知、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分析中国农民在乡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形象变迁和思想意识的觉醒”。^[44]他的另一著作《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则可以看作是对“想象农民”观的补充与对照，涉及观照农民这一形象的思想意识，比如启蒙思想、文化人类学、文化政治、阶级视域，等等。禹建湘的《现代性症候的乡土想象》从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来探析不同的思想话语对现代性想象的影响和生成，在作者看来乡土想象就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追求与犹疑的一种文学投射。从现代性角度的研究，可以说不仅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物质和文化的精神碰撞中的现代性体验形态，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形成这些体验与想象的诸种话语，由此也可推进对知识者及现当代乡土作家思想和意识深处的解读。

四是从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