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多在“二战”前或“二战”期间来到美国的欧洲难民，常常是频繁地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无家可归。当他们讲述关于迫害与遗弃、个人厄运及政治灾难的故事时，他们的美国听众以新奇甚至几乎难以理解的方式，看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正如布莱希特（Brecht）所言，每一位故事讲述者，都是一位不幸消息的传递者。

能找到工作的艺术家和学者很快就做出贡献，这些人往往十分杰出。他们在美国和世界文化中的角色广为人知——他们给数学、物理学、音乐、绘画、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带来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当这些难民开始营建新的家园，并修葺他们残破的生活时，反映他们个人境遇的诸色故事仍然值得讲述，这不仅为了他们那一代人，也为了未来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五年以来，关于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分析，大体都是由移民社会科学家作出的，这些社会科学家在战前便已经崭露头角。但是有一本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书，出自一个受哲学训练的女性之手，作者在纽约一个很小的移民圈外鲜为人知，此前也从未写过关于历史或政治理论的鸿篇巨制。对阿伦特著作的批评性反响是巨大的：“它是一部大师之作”，“此人堪与马克思相媲美”。在后来的二十四年里，随着大量论文和著作的发表，从《人的境况》到《心灵生活》，阿伦特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并在当代理论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一名与学术流派、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路线保持距离的独立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拥有范围持续扩大的读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试图从她那里寻找灵感；他们对阿伦特在1968年所编传记的序言中所表达的那种体会颇有同感：“即使在黑暗时代，我们仍有权利期待某些火光。它们往往不是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不确定、飘忽并且经常是微弱的光，它们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下都会闪烁，超越时间限制而永放光芒。”23

这种来自个人作品的光亮将直接进入世界，并在作者身后一直续存着。无论它是大是小，是短暂还是持久，都依赖于世界及其运行方式。后世自有公论。来自一个人的生活——言谈、姿势、友谊——的光亮只有在记忆之中才能够存活。如果它要进入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以便能被记录、传承。一个故事必须从许多记忆和故事中产生。

我将讲述汉娜·阿伦特的故事，我从书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认识她的人那里收集资料。她的欧洲一代以及我们黑暗时代的历史，远不止是她个人故事的背景；她的故事折射着那个时代，她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本质来说，传记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但它假定，一个人的生活，尽管只是大历史的一小部分，也应当讲述给未来世代听。后人可以对此一人生进行评价；但作传者只需要判断故事当如何去讲。

直到阿伦特45岁，也就是她从纳粹德国逃离的十八年后，汉娜·阿伦特的名字才为公众所熟悉。惊讶而又困惑，她问她的老师兼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我告诉过您了吗？一个星期前我成了一名‘封面女孩’而不得不从各个书报摊上看我自己。”241951年某日《星期六文学评论》封面上登了一幅照片，《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在羞涩地微笑，从她看到这张照片的那天起，到她首次同意在美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条件是摄像机必须放在她背后，阿伦特努力避免以一张广为人知的面孔去生活。个中原由她的朋友奥登（W.H.Auden）作了解释：“公共领域中的私人面孔/要比私人领域中的公共面孔/更为明智，更为优秀。”

对“思考空间”的个人保留和强烈保护，在一个赞赏政治行动与公共领域的哲学家那里似乎有些奇怪。但阿伦特认为其中并无矛盾：“就理论和理解而论，”她说，“极为寻常的是，对于之前或周围所发生事件的意义，局外人和旁观者可以比实际行动者和参与者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事件中的人常常是当局者迷……一个不是‘政治动物’的人，完全有可能对政治进行理解和反思。”25此言固然极是，同时，当局外人看到这些行动者时，作为一个“政治动物”所费的工夫也能在局外人心中唤起关于“何为政治”的记忆。汉娜·阿伦特知道，无论是从脾气还是从意愿来说，她都不适合政治行动或公共生活。不过，她并非总是一个旁观者：在其著作获得广泛读者之前的若干年中，她在犹太人政治中表现得颇为活跃。她曾为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过；也曾是青年阿利亚（Youth Aliyah）——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组织，主要任务是帮助年轻的难民为在巴勒斯坦生活作准备——巴黎分支机构的行政秘书；她为纽约的德国犹太人报纸（报纸名为《建设》）写政治专栏文章；并参加过犹大·马格内斯（Judah Magnes）1948年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联邦的运动。当她问自己“什么是政治”这一理论问题时，她的答案中不难看出她多年来关于犹太人政治可能会怎样、应当怎样等问题的持续思考。

但是，如果不是遇到并嫁给一个“十分政治的动物”——海因里希·布吕赫，阿伦特对政治行动的理解恐怕绝不会如此之深。《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正是要归功于那位来自柏林的前斯巴达克分子及共产党员，布吕赫也是她自我教育的学友。科特·布鲁门菲尔德是一位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毕生关注“犹太人问题”。当阿伦特还是学生时，布鲁门菲尔德曾引导她进入这一领域。布鲁门菲尔德注意到，在阿伦特那本于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书的整个构思中，海因里希·布吕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布鲁门菲尔德收到《极权主义的起源》复印本时，他写信说，这本书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让他记起他们三人在纽约时的谈话，那时该书还在写作之中，他认为从布吕赫那里获益良多：“当我在散步时，我的记忆中会从‘那本书所需要感谢的那个人未写出的政治哲学’那里获得许多东西。”26

思想的内在对话并不必定要公之于众，正如阿伦特通常所说的那样，但思想确实包含着一种和特定的他人进行交流的冲动。在阿伦特那里，战胜思想孤独的冲动首先在她丈夫那里得以表达。有幸有这样一个交谈的同伴在身边的人们，可以把他们思想中的内在对话表达出来，或修正他们原来的发现，而当同伴不在场时，这种对话仍可继续，它可以在“我与自己”之间进行。阿伦特的沉默寡言，她对私人生活的细心呵护，使他们不凡的婚姻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这两个人意志倔强、观点鲜明，他们统治着谈话所造的王国达三十五年之久。其间有宫廷政变和政策辩论，但始终保持着和谐。这种对话只是阶段性地得以公布：阿伦特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正是“二十五年以后，献给海因里希”。正如他们的朋友兰德尔·雅热尔（Randall Jarrell）所言，他们俩的世界是一个“两人王国”。

正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阿伦特的葬礼上所言，阿伦特是一个“友谊的天才”。以阿伦特的话言之，使她感动的是“朋友间的爱”（eros der freundschaft）；阿伦特视友谊为生活的中心。她把她的作品归功于朋友们；她以语言描绘朋友们的肖像，编辑他们的纪念文集，送给他们生日的诗篇和书信，引用他们的言语，复述他们的故事。关于表达友谊的语言，她十分娴熟。但这种娴熟是通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成就的——那些年里，在充满战争、流浪、新的语言和陌生风俗的岁月里，母语和友谊常常是唯一不可改变之事。年少之时，她是被当作普通人来看待的，温和的母亲经常如此逗她：“告诉我，小汉娜，谁在这里跑来跑去？”她一生情绪多变、容易激动，以为自己的判断准确，缺少耐心；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她显得“固执己见”。她与拥有世界历史视野的人走得很近，将只为自己考虑的人丢弃在一边。但是，对和她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朋友的忠诚，则是她天性的根本方面，而慷慨则是其外在标志——一种常常是“秘密”的标志，因为她相信左手都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正如她所认为的，理智无从知晓思维在做什么一样。语言是她最基本的给予——和索取——的媒介，但她也给予食品包裹、举办晚会，提供学费助学金、生日鲜花、晚宴，捐赠，以及除了她所害怕和轻视的人之外她的受众都会有的感情——同情。

围绕着这个“两人王国”的许多类型的朋友以及他们的故事，与阿伦特的故事一样具有重要性，因为他们的支持和交谈也影响了阿伦特的著述。朋友中有些人相互见过，有些没有；一些人有着高贵的头衔“诗人”，一些人则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了称呼，例如雅斯贝尔斯，由“亲切而又最为可敬的人”，渐渐变成了“亲爱的朋友”。巴黎有位朋友，两人尤其敬佩他，当这位朋友1940年自杀后，他们沉痛哀悼他，此人就是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战争期间，在纽约，科特·布鲁门菲尔德，他并非第一流的思想家，但他具有良好的判断力，阿伦特对他给予高度的赞誉（“你总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也是他们主要的论辩对象。尽管阿伦特经常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交谈，甚至有一次谈话曾直接促使阿伦特回到她的书桌前，从而产生了那篇十分了不起的《有组织的犯罪》一文，但他们各自给予对方的学术同情却颇为有限：“我们达成了一个约定：我们都不必读对方的书。”27 1946年，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进入他们的“领地”，阿伦特写信给已经离开巴勒斯坦的布鲁门菲尔德说，这是“自从你离开后所发生的最叫人高兴的事”。28

阿伦特还是一个学生时，她首次遇到卡尔·雅斯贝尔斯，战争爆发后，他们通过书信重新建立并加强了联系。之后，在1949年首次重返欧洲时，她拜访了雅斯贝尔斯。她来到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Gertrud Jaspers）夫妇在巴塞尔的家中，她告诉一位朋友，“就像一个人回到家中一样”。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经是她大学时的老师，也成为她的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被这个“两人王国”的圈子接纳，一直保持着“森林里的陌生人”29的地位，那是1924年他们初次见面后阿伦特在一首诗里对海德格尔的称呼。

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布洛赫都是“诗性思想家”，他们热爱语言，阿伦特因此称颂他们。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摆脱19世纪而进入20世纪，好比一个人来到一片陌生大陆的海岸一样”（她是如此描述本雅明的）。30布鲁门菲尔德和雅斯贝尔斯两人更为年长，更具父辈风范。他们的人格和对世界的关注，堪称阿伦特的支柱。

战后，布吕赫夫妇的“同伴团体”又吸收了不少美国朋友。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与其说是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文学和政治的兴趣，这些朋友有兰德尔·雅热尔、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 Kazin）、戴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菲利普·拉弗（Philip Rahv）、罗伯特·洛维尔（Robert Lowell）、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玛丽·麦卡锡。在经年累月中，这些友谊大多时近时疏，但和玛丽·麦卡锡的友谊则越来越深厚。1969年阿伦特写的《论暴力》就献给了她。

美国学术界的朋友们对布吕赫夫妇来说是一个奇迹。“他们的讨论不带有狂热色彩，他们的论证大众都可以理解。”阿伦特在1946年曾如此告诉雅斯贝尔斯。“这里的每个知识分子在原则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作为一位在野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崇拜成功之神。”31在阿道尔夫·希特勒当权期间，她就产生了对她认识的那些投机知识分子的恐惧，那时“纯粹的个人问题并非你的敌人的所作所为，而是你的朋友们在做什么”。32美国的新朋友给了她对“心灵生活”中自由之希望。她最大的快乐之一是称赞一位欧洲朋友“十分美国”。

尽管美国的朋友十分自由，但他们的人格中缺乏深厚的欧洲文化底蕴，而这种欧洲文化则滋养了阿伦特的生活和著作。美国公民资格对阿伦特来说十分珍贵；它使阿伦特摆脱了无国籍状况，成为共和国的一员，这种共和国是她最为推崇的政府形式。但是，就个人而言，阿伦特至为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国家中，她可以拥有“做一个公民的自由而不必付出被同化的代价”。33她坚持自己的欧洲背景，尤其是德国语言，从未想把自己的母语改为英语。“我们在日常说话中所用的词”，她用德式英语解释道，“具有它们特定的分量，通过多种联系，它指导我们如何使用语言，使我们从无思无想的胡说中解脱出来，这些联系自动地产生于特定语言所写成的伟大诗歌瑰宝，并且这些联系也只有从那里才会产生。”34

在她的思想“同伴”——所有的欧洲人、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美国朋友之外，布吕赫夫妇有一个“部落”。这个团体包括：布吕赫在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织“布兰德尔小组”（Brandler Group）时期的朋友，阿伦特大学时代的朋友，他们在巴黎的熟人以及初到美国所遇到的说德语的朋友。这些人是可以和他们说德语的移民，是可以引用海涅（Heine）回答来自歌德（Goe-the）的名言的朋友，他们知道德国的神话故事。这个部落在一起庆祝生日，在布吕赫夫妇新年的西尔威斯特晚会上聚会，相互关心彼此的孩子和工作。部落中的一些人在卡次启尔（Catskills）一起避暑，一些人在一起共享逾越节家宴。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但并不是思想的同伴（两个“汉斯”是例外——汉斯·约纳斯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部落的成员们是很好的同伴，他们深深地相互忠诚。

部落的延续性十分关键：“毕竟，朋友还是老的好。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阿伦特说。35这个口头禅有很深的渊源，这从她在对奥登（W.H.Auden）的公开告别仪式上所作的仔细区分可以明显看出：“我在他生命的晚年、也是我生命的晚年遇到奥登——在这个年龄，那种形成于年轻时代的融洽、相知的亲密和友情已经不再可得，因为已无足够的生命剩余，已不能期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共享，这样，我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但不是亲密爱人。”36

有两个最老、最为亲密的朋友，这个部落的两位元老，他们并不住在纽约。一位是来自柏林的罗伯特·吉尔伯特（Robert Gilbert），他是布吕赫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作曲家、诗人，战时在美国度过一段时期后移居到了瑞士。另一位是来自哥尼斯堡的安妮·门德尔松·威尔，她是阿伦特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成了一名法国公民。阿伦特的第一本书《拉尔·瓦恩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正是献给“安妮，自1921年以来的老朋友”。布吕赫从不写作，他没有书献给朋友，但在布吕赫去世后，阿伦特在给“谢尔河畔的罗伯特”的诗集“后记”中写了一段赞誉的话。

每一种类型的朋友以及阿伦特十分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例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拉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每个人，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都是一位局外人（pariah）。在阿伦特的个人词典中，真正的人是“独立于社会的人”。她的朋友们并非社会弃儿，而是特立独行者（outsider），有时出于选择，有时则由于命运。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他们没有被同化。“社会的非从众主义”，她曾经坦率地说，“是知识成就的必要条件。”37而且，她或许也还会加上一句，是人的尊严的必要条件。她匆忙地从社会的从众主义弥散的情境中走出来，通常借助于她另一句名言：“此地不是为我母亲的女儿留的。”“对于公共关系，我有一种敏感症”；“这里除了喧闹什么也没有。”汉娜·阿伦特坚持她的独立，她也希望她的朋友如此。多数人没有使她失望，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在阿伦特看来颇为特殊的观点，尽管对他这位以前的精神病专家来说十分简单：“你说只有独立于社会的人是真正的人，但我认为：他们也有精神疾病。”38

她一直欣赏着朋友中思考与生活的独立性，在阿伦特临近生命终点时，对她来说变得更为重要。“我们的谈话现在已经是老人的谈话——你只是有点老，而我十分衰老了。”1966年雅斯贝尔斯如此告诉她。“它们如以往一样美丽，但或许已经进入一个更为深刻的层次；不像以前那样华而不实……在这些谈话中，既有世界的不凡带来的喜悦，也有面对邪恶的忧虑；这种探索在思想方面尤以为甚；同时也是如此地平静。”39是的，在她回复这封信并思考她的60岁生日时，她这样告诉雅斯贝尔斯，它标志着“……这是老年的开始，我真的十分满足了。过去我是个孩子，我终于有点感到长大了。现在，那意味着——最后，该走了……”40像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在她老年时期需要伟大的哲学家及思想上的同伴。这些同伴成了她的朋友，他们从她早年在伊曼努尔·康德的故乡时就住在附近，这些友谊的故事最接近于她思想本身的隐蔽活动。正是在故事中，阿伦特在友谊方面的天资给她带来了跨越时间的友谊，这些友谊使天才人物的生命更加美丽。

除了在访谈中所做的几次谈话外，阿伦特有意避免谈论自己。关于给不是政治世界中的行动者——政治家、将军或革命家——的任何人作传是否合适，她也有十分明晰的观念，她认为传记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她说，传记“对那些主要兴趣在生活故事的人来说不合适，它适合于那些艺术家、作家和总体上说天资使他们能够将世界维持在一个特定高度上的人们，他们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们的作品，在于他们给世界添加的人造物品，而不是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41关于作者、作品或世界，这些差别也体现了阿伦特关于公与私、关于制作与行动的严格区分。通常，个人远离世界的明显距离才能解释历史的语境与时代的气质。“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并非是福”，阿伦特喜欢引用的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如此说，在我们的一切都太有趣的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传记经常以主人公的努力以便与世界保持距离——也有些人则泰然处之——作为中心主题。

“我们总是渴望看到被公众记录、展示和讨论的、严格说来属于私人的事务以及没有主体的事务”，阿伦特在她写的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传记中写道，“这种渴望不怎么合法，但我们的好奇心却准备接纳它。”42在给十分熟悉的人写传记时，她遵循着这个警告。她没有以亲昵的方式去写。她的画廊《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肖像画，由一种幻影追踪的技术做成：她追溯朋友们在黑暗时代洒出的光亮，描绘了一幅幅脱俗的肖像，她似乎发出了命令，“你们必须像空中的幽灵一样”。尽管她避免漫谈式的“现实主义”，她并不试图塑造榜样以进行教化，也不试图提供普鲁塔克式道德典范中的“人生”；她写的是政治上的范例故事。

在地点、人物和时段上追求出新的描述性传记，对于阿伦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合适。我们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特定经验，是濡养她的友谊与爱，如有可能，还要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思想的场所”，就如“思想的自我”一样无法接近，但某种思想的模式可以从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获得，甚至可以从谈话的语境和书信中得到更多的了解。

在阿伦特那里，对立的思潮碰到一起，这使她的思想丰富而又激越。例如，她在1947年写给科特·布鲁门菲尔德的一封信中说：“我真是高兴啊！因为一个人不能与自己自然的生命力作对。上帝创造的世界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世界。”甚至在她努力写一本关于“残酷之事”——它随极权主义及其“制造死亡的方法”被引入世界——的书时，她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一旦她称自己很“快乐”，她也表现出另一面来：“我十分忧郁，我只能通过理解，通过把这些事情想清楚去面对它。”43阿伦特努力持一种她所说的“爱世界（amor mundi）”的态度。“哲学传记”正是阿伦特爱世界的故事所诉诸的，尽管这一提法令人不快地包含着矛盾，因为思想是看不见的，哲学也是非时间性的。

当阿伦特讲故事——用伊萨克·迪内森的话是“命运的轶事”——时，这些故事把人们带到了她那里；她的故事并不是要把她带到人们面前。所有沉默、自我隐蔽的问题及自我认知的范围被搁在一边，阿伦特没有写自传，因为她爱同伴，需要同伴。在垂暮之年，她问一位曾经建议她写回忆录的编辑：“如果我把我的故事写下来，谁会来听我的讲述呢？”以一种特有的风格，正如她自童年时便做的那样，她使自己免于孤单。

但是，和朋友奥登不一样，汉娜·阿伦特没有要朋友们销毁她的信件，也没有试图从她的论文中抹去私人生活的轨迹。她把她故事的素材放在了公共领域，放在图书馆保存，以留给那些想浏览的后人。她对身后的公开性予以让步，她的书中十分细致地反映出的精神生活也留给了后人，这里也暗含了对准备写她生活的作家的告诫：看看私人命运的故事能够对作品和世界这些公开的事物说些什么；看看它们在我们的黑暗时代发出了怎样的光亮。遵循这个告诫，生命的过程不应当从它终结的观点来看：并不是为了表明过程能“解释”终结，或者相反，而是便于当“判断的优先权给他人时”变化和延续性能在那个时刻同时呈现。

阿伦特留给后人的资料中，最早的文档是这样开始的：“汉娜·阿伦特出生于1906年10月14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九点一刻。出生花了22个小时，一切正常。这个孩子生下来重3695克。”44用这些句子，玛萨·柯恩·阿伦特（Martha Cohn Arendt）开始记录她的女儿的故事，这一了不起的记录题为《我们的孩子》，它是关于阿伦特的童年主要的文字信息来源。

《我们的孩子》保存在一个文件夹中，与之放一起的还有移居时期的纪念物品：玛萨·阿伦特的德国护照；汉娜·阿伦特的出生证明，法国的居住证，美国的护照；布吕赫夫妇各自第一次婚姻的离婚协议以及他们自己的婚姻文书；还有一本小书，玛萨·阿伦特在里面记录了阿伦特家族成员的名字、生卒日期以及她的柯恩家族和父母亲一辈的成员。这些文件为这本传记提供了编年框架以及家族故事的指南。

阿伦特带着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文件夹度过了她的漂泊岁月，最终又把她在1923年到1926年之间的诗稿加了进去，共21篇。她制作了打印稿，并把它们夹到她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在纽约写的诗歌中。紧挨着诗稿，保存着她唯一的自传片段的手抄本，题目是“影子”，写于她19岁时，那是她上大学的第一年后。这些手稿，这些阿伦特亲笔写成、至为私人的文字，已被意译并在文中予以引用。那些诗歌在文中没有加个人的注释，因为德语原文收在附录2中。

阿伦特以前在欧洲的其他证明材料被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中。其中的一个文件夹里有几份宣布阿伦特在海德堡大学完成哲学与文学博士学习的大海报。另一个文件夹里有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它于1929年由斯伯林格·瓦拉格（Springer Verlag）出版社出版。1933年逃离德国时阿伦特就曾带着它，也带着它一起度过了在法国的年月，最后带到美国，论文已经破旧、污损了，但这是她卓越而又简短的德国学术生涯的一个标志。

这些文件夹存放在一个有许多文件柜的储藏库中，现在在国会图书馆里，依据把她的复杂人生分成多个侧面的系统，文件夹上简洁地做了标记：手稿、摘录、评论、录音与录像、出版社、芝加哥、新学院、财务、归还物品，好几个抽屉里还有信件（私人的）。阿伦特把它们存在这里之前，这个资料库中曾经有其他文件。她给了国会图书馆两件礼物、一捆手稿及演讲笔记，还有一捆围绕“艾希曼争论”的材料；给德国马尔巴档案馆的是一捆她与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卡尔·雅斯贝尔斯、马丁·海德格尔和其他人之间的往来书信，它们是从她的财产中拿出的捐赠品。海因里希·布吕赫的文稿和演讲稿捐给了巴德学院（Bald College），布吕赫在那里教书近20年。这些资料是阿伦特在美国的故事之基础，见证着她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生涯、她的美国友谊以及她与移民部落成员的关系。我阅读了全部，除了与海德格尔的通信，它们与许多学者有关。

汉娜·阿伦特把她的文件柜放在卧室里，那是一个简朴、没有装饰的地方。在布吕赫家的最后的住处，也就是在德莱弗河畔（Riverside Drive）的住所，工作空间和谈话空间最为重要，一切不属于这些空间的事情都被忽略了。餐厅和图书室是一个房间；每次用餐时，所有的老朋友从四围的书架注视着他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康德、歌德、里尔克（Rilke）。这些书现在大多存放在巴德学院图书馆一个特殊的房间，图书馆位于一个小山下面，布吕赫夫妇的骨灰在山上的墓地里埋着。

起居室和阿伦特的研究室也是一个房间。在面临河畔公园和赫德逊河（Hudson Park）的大窗子旁，是一张工作桌和一个摆放打字机的小桌。紧挨着的是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她自己的著作，这些书有：《拉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黑暗时代的人们》、《论暴力》、《共和的危机》，它们大多不仅在美国出版，而且有英国、德国、法国的版本，有一些以荷兰、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语言出版。这些书以及一纸箱发了黄的复印件和报刊文章，提供了参考书目的基础。

在空旷的起居室中间是沙发和椅子，小茶几从一个角落移出，一张咖啡桌，上面挤着香烟、火柴、烟灰缸以及一排坚果碟子、薄荷碟子和饼干筒——这里是会谈中心。但当客人们来访时，窗子使他们能够穿过房间看到阿伦特的工作桌。在这个桌子上，阿伦特的著作似乎一直都在进行之中，甚至当她坐在房间中央和客人谈话时也是如此。伴她工作的永远的朋友在桌子上：那里有玛萨·柯恩·阿伦特、海因里希、马丁·海德格尔的照片。当阿伦特在起居室和来访的朋友聊天突发心脏病离去时，这些听众正注视着她，她的著作也就在他们前面。她最后一本著作《心灵生活》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的第一页——“判断”还卷在打字机中，除了标题和两段题记外，尚是空白。

汉娜·阿伦特的朋友兼文字编辑玛丽·麦卡锡编辑了《心灵生活》既存的两卷，这两卷于1978年出版。为“判断”那卷所写的主要草稿和笔记材料现在保存于国会图书馆中；在德国档案馆里有一摞小的“思想丛书”，里面都是阿伦特的沉思记录及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的引文——她在美国进行写作时，这些笔记一直保存着。

阿伦特1975年去世，享年69岁，她没有孩子，丈夫也已经先她而去。许多美国朋友和大多数“部落成员”组成了她葬礼上拥挤的哀悼人群，但思想的同伴已经不在——只有海德格尔还活着，家族成员也很少。她的表兄弟恩斯特·福尔斯特（Ernst Fuerst）和他的妻子从以色列来了，他们的一个女儿也从德国来了，阿伦特的异父姊妹艾娃·比尔沃尔德（Eva Beerwald）从英国来了。阿伦特和柯恩一度庞大的家族——汉娜·阿伦特曾有九个阿姨、叔叔及十二个表兄弟姊妹——如今减少为五个表亲和一个结了婚的阿姨，他们天各一方，分散在英国、德国、以色列和印度。

通过面谈和书信，那些活到能去悼念阿伦特的大多数人都对这本传记的再整理做出了贡献。只有几个人能告诉我阿伦特的父亲1913年去世之前的第一手故事；关于她童年和年轻时代的大多数第一手资料是从20年代早期及之后开始的，包括她本人所提供的内容。关于她成年时代的故事很丰富，常常在不同讲述者那里有许多种面貌——记忆就是如此。从对一个故事并无实质不同的多种看法中，我在这本书中“编织”出一个故事，而将那些丛生的枝节略去。在这些情况中，历史学家以及侦探所熟悉的标准在我“编织”的过程中被采用，这些标准包括：内在的延续性与合理性；与形之于文的资料来源、其他故事和文件一致；故事讲述者所处位置及其知识的可靠性。在不多的一些地方，有不能协调的故事存在时，我注出了所有的观点；相同的一致原则也统御着冲突的材料或对我的采访提问的补充回答。（文中引号里但没有出处的材料来自访谈。）

当我塑造并选择这些故事时，我无意成为一个权威或做出权威性的评论。从丰富的阿伦特资料，从所收集到的信息，我只是采取了我的项目——写一本哲学评传——所需要的素材。我并没有试图给这些材料加上预见性的批评的维度。在纪念阿伦特这位朋友时，汉斯·约纳斯说得十分正确：“称她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并不是因为她的同时代人如此认为，也不预言她的思想将与日月同辉。”45我已经说明在批评阿伦特著作方面已经有哪些文字，但当我讨论她的书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语境性的；我试图展示她如何触及她的问题、她的话题，她如何写作、修改她的书，以及从一本书到下一本书过程中她的思想脉络。因为写作主要的著作时阿伦特居住在美国，也因为她的影响在那里最大，我所提及的她的著作及其批评者在焦点问题上大体是美国式的，即使每个章节至少都要跨越大西洋一次。

故事的交流是口头的，书信、文件、回忆录以及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以不同的语言走进了这部传记，不得不被翻译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信息不可避免地丢失。当我在新学院做她的博士生时，在一次谈话中她对我说，她的哲学与诗意的母语——德语、她第一次流浪时期的语言——法语，她的第二个国籍的语言——有德国口音的英语，她的政治先辈的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全都转化成美语，这只能勉为其难。我曾经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含糊不清的名言；汉娜·阿伦特核对了她的一个标准拉丁译文并将它与我的努力相比较，不一致。她又检查了德文翻译，便怀疑起拉丁译文。最后，她坐回来，对我的翻译做了判定，做了具有她思想风格的评论：“呀，我亲爱的，它不那么准确，但或许亚里士多德会认为它更为有趣，而不认为它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