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天下

第一节 效法皇父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不但是400多位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也是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他在位期间，真正巩固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粉碎了各种分裂活动，抵抗外敌入侵，发展社会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康熙皇帝8岁登基，16岁亲政，在位61年。

康熙

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康熙的生母是佟妃。佟妃的祖先佟养真本来是辽东的汉人，后来随兄弟佟养性投靠了努尔哈赤，被列入汉军，并受命管理汉军事务。后来佟养真战死，其子佟图赖承袭了职位，最后官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太子太保。有了这样的身份，佟妃才得以被选入宫中，并于一年后生下了玄烨。

由此可知，康熙并非一个纯粹的女真人后代，他的身上，至少流淌着3个优秀民族的血液：满族、汉族、蒙古族。尽管其母系已经加入了八旗，也算是满族人，但从血统上看，他的汉族血统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康熙是满汉民族结合的产物。

不过，佟妃没能得到顺治的宠爱，玄烨也因此并没有受到父亲的特别关照。和其他的皇子一样，他刚出生，就被抱出宫交给乳母喂养。后来，因玄烨没有出过痘，乳母受命带着他到紫禁城西的一座偏宅居住，这里后来被改称为福佑寺。缺少了父母之爱的玄烨比他人更早地成熟了，他对抚养他的乳母也因此有了更深的感情。康熙晚年回忆说：“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听出康熙对没有得到父母的爱还是很伤感的。

抚养玄烨最久的乳母，就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先祖曹玺之妻孙氏。孙氏不但如生母一样照顾他，还充当了他的启蒙老师。玄烨对这位乳母也最为尊敬，即位后，特地封曹玺为江宁织造，封孙氏为一品诰命夫人。而曹家也是汉军，属于内务府包衣旗人，表面上是奴仆，实际上也是心腹。玄烨有汉族的血统，又从汉人乳母那里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这对他后来重视汉族优秀文化，实行开明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母亲的地位没有使玄烨在众皇子中占据优势，但天资聪颖的他得到了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宠爱，这个人就是孝庄皇后。

孝庄

有一次，佟氏到慈宁宫向孝庄请安，孝庄知道她怀有身孕，就对近侍说：“我早先身怀顺治时，左右之人即曾看见我衣服大襟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来果然诞生圣子，统一寰区。现今佟妃也有这种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这个说法很快在宫里传开了，据说玄烨出生时，“合宫异香，经时不散，又五色光气充溢庭卢，与日并耀。是时，宫人以及内侍无不见者，咸称奇瑞。”

玄烨生下来就很惹人喜爱，据《清实录》记载：

“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循齐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

本来老人就喜爱孩子，孝庄得到这么一位可爱的孙子，自然是当做心肝宝贝。从她对康熙的这些态度来看，确实认为康熙是个当皇帝的材料，因此她才会给予他最大的关怀。不但对这位孙子的饮食起居时时过问，更是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要求教导。后来康熙回忆说：“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秩，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

自5岁开始，玄烨正式上学读书。孝庄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特地派了自己最贴心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苏麻喇姑聪明乖巧，知书达理，并精通满语，有她手把手地教导，玄烨进步更快了。

清朝的皇子教育，在所有朝代中是最为严格的。五更时分，天还没有亮，皇子们就要到上书房学习。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不但要读书，还要学习满族的“根本”——骑射。在咸丰皇帝以前，清朝的皇帝个个都有一身好武艺，就得益于这种自幼的严格训练。

在这种严格的教育下，玄烨的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他天生聪慧，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很快就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清实录》记载，他“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批阅，每至宵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几乎都有涉猎，对于诗书史记，更是融汇贯通。他终生保持着读书不倦的习惯，从而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素质最高的帝王之一。孝庄太后经常给他讲述祖先创业的历史，激励年幼的玄烨很早就树立了作为一个明君治国安民的远大志向。

玄烨6岁那年的一天，他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起去给父皇顺治帝请安。顺治把他们搂在怀里，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做什么样的人？常宁刚3岁，还不懂事，默然不知所云。福全回答说：“愿意做一个贤王。”而玄烨则答：“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一个仅仅6岁的孩童，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令顺治十分惊异。

《清史稿》记载：

“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讳玄烨，世祖章皇帝第三子也。母孝康章皇后。顺治十一年三月戊申，帝生于景仁宫。天表奇伟，隆准龙颜，举止端肃。六龄时，尝偕世祖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问安宫中，世祖各问其志，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帝奏云：‘待长而效法皇父。’世祖皇帝遂属意焉。”

两年后，顺治帝因患天花病重，临终前遗命玄烨即位，不能不说与玄烨的非凡志向有关。当然，更主要的，是玄烨深受孝庄太后的宠爱，加上他已经出过了天花，有免疫力。多种因素结合，玄烨就以清王朝的第四位也是最杰出的一位帝王身份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玄烨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亲自主持下即位。8岁的玄烨穿上了孝服，到顺治帝灵前敬读告文，接受诏命，然后换上礼服，到皇太后宫中行礼，亲御太和殿，升上宝座，接受百官的朝贺，正式登基。之后，颁诏大赦，定顺治帝谥号曰章皇帝，庙号世祖，改第二年为康熙元年。

“康熙”是安定太平的意思，这个年号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希望巩固统治的意志，也反映了各族人民渴望和平富足的要求。事实证明，玄烨的统治无愧于这两个字，他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第二节 智除鳌拜

康熙登基时，不过是一个8岁的孩子，即使后来亲政也只有16岁，因此，康熙的成长和争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他的第一个强大对手，就是四大辅臣之一，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

顺治帝临终前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定了四名亲信大臣辅助嗣君，这四人分别是：正黄旗，内大臣索尼；正白旗，苏克萨哈；镶黄旗，遏必隆、鳌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再出现多尔衮专权跋扈，侵凌皇权的现象。满族宗室贵族还保留着很大的特权，特别是皇帝年幼的时候，国家政务都是由宗室诸王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权势过大，容易擅权越位，威胁统治秩序。顺治帝亲身领受过多尔衮的教训，因此临终时留下了自己最为亲信而又非宗室的大臣，既能辅佐幼主，又不会有篡夺之祸。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做法同样有危险，如果不是孝庄皇太后的果绝和康熙的聪敏，清王朝仍旧无法避免一场残酷的内讧。

鳌拜

四大臣中，索尼、遏必隆、鳌拜，原来是清太宗皇太极旧部，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备受信任。皇太极死后，他们忠心为主，一致拥立皇子福临即位，粉碎了多尔衮和多铎兄弟夺权的图谋，给予了孝庄太后最大的支持。顺治初年，他们因为不肯追随多尔衮而多次遭受打击，直到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才得以复职。因此，他们得到顺治和孝庄的信任而迅速升迁。索尼被晋升为一等伯，任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遏必隆袭封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为二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他们是经过多年考验的股肱之臣，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另外一位，则是原属多尔衮心腹的苏克萨哈。但在多尔衮死后，他率先揭发多尔衮的问题，因此得到了顺治帝和孝庄太后的信任，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直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一来，苏克萨哈同样是皇帝的心腹。不过，任命他为辅政大臣，还有权力制衡的考虑。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的代表，如果辅政大臣中没有正白旗的人，对于稳定大局是不利的。但由于苏克萨哈的特殊身份，以及多尔衮时代留下的正白旗和两黄旗的积怨，也给后来埋下了祸根。

辅政初期，四大臣还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几年内都相安无事。越到后来矛盾越显露出来，其祸首就是鳌拜。

鳌拜是满洲镶黄旗人，姓瓜尔佳氏。他的叔叔费英东是最早追随努尔哈赤起兵的人之一，被列入开国五大臣。鳌拜自幼弓马娴熟，长大后，跟随皇太极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崇德二年（1637年），他参加皮岛战役。皮岛守备森严，清军久攻不下，鳌拜请求自己担任先锋，发誓说：“不得此岛，勿复见王。”他驾船横渡海峡，直冲敌阵，大叫着奋力冲杀，一鼓作气，登上城墙，打败敌兵，攻克了皮岛。皇太极对他更加欣赏，封给他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勇士之意）。

在清军争夺东北和入关的多次大战中，鳌拜都立有大功。崇德六年的松锦会战中，他“以步战败明军步军营”，取得首功。明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来援，鳌拜率先冲锋陷阵，连打了5次胜仗。明军溃败，鳌拜奉命追杀，又获全胜。崇德八年（1643年），随阿巴泰征明，入长城，围北京，攻掠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随亲王阿济格征湖北，打败李自成起义军，又随豪格攻入四川，大败张献忠部，“斩献忠于阵”。他生性勇猛，作战奋不顾身，被称为“第一巴图鲁”。

皇太极对鳌拜非常喜欢，引为心腹，鳌拜对他也忠心耿耿。皇太极死后，在由谁继位的问题上，鳌拜和索尼等正黄旗、镶黄旗将领坚决维护皇太极一系的地位，顶住了多尔衮兄弟的威压，最终推举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这样一来，他就又拥戴有功，深受顺治帝和其母孝庄皇后的信任。为此，顺治帝病逝，他才会被任命为四辅臣之一。但因他好勇斗狠，为人专横，便被排到了四人中最末一位。

四大辅臣中，索尼的资格最老，威信最高，因此位于四辅臣之首，但年纪老迈。苏克萨哈才干超群，位列第二。遏必隆是开国五大臣额亦都之后，屡立战功，与鳌拜交好，同为镶黄旗。鳌拜名列第四，但为人最为强悍，他见苏克萨哈爵秩虽然低，班次竟居第二，仅次于索尼，一旦索尼死了，苏克萨哈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鳌拜对此耿耿于怀，两人遇事争吵不休，积怨成仇。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三旗内部挑起争端，借以打击苏克萨哈。

鳌拜首先翻起了旧账，他重新挑起多年前圈占北京附近田地时，多尔衮利用权势造成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要求重新圈换土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多尔衮时代受到压迫的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就连索尼和遏必隆也随声附和。鳌拜见有机可乘，便唆使两黄旗的旗人向户部呈文，要求把遵化、迁安等地的正白旗屯庄改拨镶黄旗。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圈地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康熙三年朝廷已经下令禁止圈地，因此便奏请朝廷，驳回换地之议。苏纳海本身就是正白旗人，他的奏疏引起了鳌拜的愤怒。他发动党羽，采取各种办法诬陷苏纳海和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等反对换地的官员，将三人逮捕治罪。年仅13岁的康熙没有应允，鳌拜竟然假传圣旨，捏造苏纳海三人“迁延藐旨”、“妄行具奏”等罪名，把三人处以绞刑。

此举震惊了朝野。百官皆是人心惶惶，人们都看到了鳌拜的专权跋扈，因此纷纷要求皇帝亲政。在百官的推动下，索尼等在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奏请皇上亲政。六月，索尼去世。七月初七，康熙亲政。按理，鳌拜应该见好就收，但他自恃功高，加上索尼已死，无人能控制他，他根本就不把14岁的皇帝放在眼里，反而有恃无恐，妄图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权，成为真正的宰相。

苏克萨哈则是个明白人，他见皇帝已经亲政，便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坚决抵制鳌拜的卑劣行径。鳌拜对他更加痛恨，必欲置之于死地。而苏克萨哈见鳌拜的权势很大，自己无法与之抗争，便打算退出权力中心。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他就以“身婴重疾”为由，上书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他希望以自己隐退的举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一并辞职交权。而鳌拜早就想对他下手，在康熙虽然亲政，但还没有掌握大权的时候，他决定借此除掉苏克萨哈。他抓住苏克萨哈在要求去盛京守先帝陵寝上疏中有“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之语，大做文章。以皇帝的口吻指责说：“兹苏克萨哈奏请守陵，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朕所不解。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七月十七日，鳌拜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24款大罪，议定之后向皇帝奏报，称苏克萨哈“存蓄异心，论如大逆，应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其余子孙，无论已到年龄未到年龄，皆斩决籍没。康熙“坚执不允所请”。但是鳌拜连日强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康熙只把对苏克萨哈从分解肢体的酷刑改为处绞，其他都按其原议行刑。康熙刚亲政就被鳌拜来了一个下马威，他对这位权臣的跋扈也看得更清楚了。但羽翼未丰，暂时还无法用强，他不得不隐忍待机。

鳌拜则认为康熙软弱可欺，于是得意忘形，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把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

辅国公班布尔善死心塌地地依附鳌拜，结党营私，利用权力擅改票签，决定拟罪、免罪，处心积虑地配合鳌拜杀害苏克萨哈。由于帮助鳌拜排除异己有功，被鳌拜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

正白旗副都统玛迩赛更是个谄媚小人，深得鳌拜信任，被提拔为工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纳海被冤杀后，鳌拜企图把自己的党羽打入户部，控制中央财政，便不顾其他人反对，援引顺治年间曾设两位满洲尚书的旧例，迫使康熙同意将玛迩赛补为户部尚书，又任命其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玛迩赛经常和另一位户部尚书王弘祚发生冲突，班布尔善就借户部的一次过失，将王弘祚革职。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玛迩赛病死，鳌拜又逼迫康熙予以封谥，康熙没有同意，鳌拜竟将他擅自谥为“忠敏”。

鳌拜的亲友更是个个手握重权。他的弟弟穆里玛担任满洲都统，康熙二年（1663年）被授为靖西将军，因为镇压起义军李来亨部有功，升为阿思哈尼哈番。他的另一个弟弟巴哈，顺治时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之女为妻，被封和硕额附。鳌拜的儿子那摩佛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后袭封二等公，加太子少师衔。可以说鳌拜满门显贵。

经过长期的勾结，鳌拜排除异己，发展自己的势力，已经结成了以自己为核心，以穆里玛、塞木特纳莫、班布尔善、玛迩赛、阿思哈、噶褚哈为骨干的朋党集团。他们互相勾结，操纵了朝政。据说，他们凡事在家与亲信议定后，才奏报施行，甚至经康熙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家去另议，商量对策，再作处理，真称得上是目无朝廷了。

一面培植死党，一面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很多官员因为违背鳌拜意愿，被鳌拜处死。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无人敢说“不”字，鳌拜已经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

对于不附从的官员，鳌拜无不加害。费扬古是重要的开国功臣，一直与鳌拜不合，他的儿子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四人一同在御前值勤，对鳌拜从不表示敬畏。鳌拜为此怀恨在心，伺机加害。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倭赫等在景山、瀛台值勤，私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得知后，立刻以此为借口将四人处死。并且还诬蔑费扬古对皇上心怀怨望，就将他连同其子尼堪、萨哈连一同处以绞刑，幼子色黑流放宁古塔，还没收了其全部家产，给了穆里玛。

鳌拜专横跋扈，朝野有目共睹，康熙更是十分反感。但他还是个少年，无威无势，心里恼怒，也无可奈何，只有隐忍下来。鳌拜总认为康熙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仍旧恣意妄为，大臣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这样一来，鳌拜就成了康熙执掌朝政的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因为鳌拜不是一个人，而是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集团，不将其除掉，最高权力就会旁落，甚至有江山易主的危险。除掉他，对于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可以说一点成算都没有。这个时候轻举妄动，只能带来祸患。康熙稳重的性格帮助了他。他没有急于争权，而是尽量控制自己，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有时为了迷惑敌人，他故意顺从鳌拜，给他造成柔弱无能的印象。这样一来，鳌拜更不把他放在心上，始终认为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孩子而已。实际上，康熙早已在暗中准备了。他知道，要当成真正的皇帝，必须除掉鳌拜，除掉鳌拜，必须一次成功，要稳、准、狠，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他不动声色，让鳌拜放松警惕。

康熙考虑到鳌拜是顺治的重要大臣，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他的话，可能会激起事端。因而首先应当寻找有利的时机，选择适当的方式，这样才能增加胜算。

为了迷惑鳌拜，康熙下令封赏辅臣，把遏必隆晋为一等公，鳌拜于所有二等公外，授为一等公，他的二等公爵位，由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又加封鳌拜为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封太子少师。

一次，鳌拜声称有病在家，康熙前去探视。御前侍卫和托发现鳌拜神色反常，便迅速上前，揭开鳌拜坐席，发现一把匕首。鳌拜惊慌失措，以为阴谋败露，但康熙却毫不在意地说：“刀不离身是满人的故俗，辅政大臣时时不忘祖训，实在可嘉可奖！”从而稳住了鳌拜。回到宫中，便立即将索额图召进宫内，命令他召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每次练习，康熙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入奏进宫，也不作回避。鳌拜以为康熙年少贪玩，所以喜欢和众少年嬉戏，于是心里十分坦然，并不在意。

采取行动之前，康熙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削弱他的力量，避免发生不测。一切准备就绪，成算在握，康熙决定行动。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入奏，康熙对这些少年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卫士，你们是敬畏我呢，还是敬畏鳌拜呢？”大家齐声道：“我们只敬畏皇上！”康熙便讲出鳌拜之一桩桩罪恶，命令他们立刻上前将鳌拜捉住。鳌拜手足无措，很快被这群少年生擒活捉。

逮捕鳌拜后，康熙没有忘乎所以。他马上进行了清剿鳌拜党羽的行动，一网打尽。但在处理鳌拜一伙时，他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从朝廷的大局稳定着想，有力有度，既清除了鳌拜的势力，又没有影响大局的稳定。

康熙命令康亲王杰书勘问鳌拜，列罪30款，其中包括欺君擅权，任用奸党，结党议政，聚贷养奸，巧饰供词，擅起先帝不用之人，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奏阻立后，谬用济世，禁止科道陈言，违旨擅谥，旧疏呈览，呵叱人臣，逼令他人迁坟等，罪不容诛。

大臣们拟将鳌拜革职立斩，其诸子兄弟一并处死，妻子为奴，没收家产。鳌拜只求开恩免死，他脱下衣服，露出为清朝多年血战留下的无数处伤痕，恳求从轻发落。康熙看到后，不忍加诛，最后判定革职籍没、拘禁。其子那摩佛一并免死，革职拘禁。穆里玛、塞本得则被削职处斩。

辅政大臣遏必隆不但没有起到辅政的作用，反而处处顺服鳌拜，这次也被拿问。经过审讯，也以“不行纠核”、“藐视皇上”获罪，共21款罪行。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予以宽大处理，只革去了他太师及公爵的封号。

鳌拜党羽众多，如果斩尽杀绝，势必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动荡。康熙将首恶与胁从者分别对待，对于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泰璧图等核心成员，非杀不可的，都下令处死，对于那些谄附而无大恶的多数党羽，如苏尔马、巴哈等人，都予以从轻处置，从宽免死。这样一来，既惩戒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完满地保证了大局的稳定。

年仅16岁的康熙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智慧，在最高权力顶峰的博弈中，施展了非凡的政治谋略，不但干净漂亮地清除了鳌拜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彻底清除了反对势力，而且能稳定大局，真是难能可贵。

第三节 强干弱枝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强盛的时期，往往就是君主能操控全局的时期。这些英明的君主，善于集权，也善于用权，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因此而富强。反之，当权臣当道，官僚体制腐败的时候，君主的实际权力被分散，被他人滥用，结果自然是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王朝趋于没落。康熙借鉴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统治初期，加强了自己掌握权力的力度，严格控制官僚系统，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亲政初期，康熙主要面临的是满洲贵族势力的阻碍。毕竟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在最初的几十年间，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君主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在中央，对君主决策制约最大的，就是八旗诸王以及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所创的亲信重臣与宗室贵族共议政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指定五位大臣，理政听讼，处理有关政务，被称为“议政五大臣”，此外还有十位大臣佐理国事。随着诸子逐渐长大，也陆续成为专主一旗或专主若干牛录的贝勒、台吉，这些王子贝勒开始和五大臣共议国政。后金政权建立，形成了四大贝勒议政的制度，五大臣也渐被八大臣所代替。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明确下令八位皇子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第二年，又设八位大臣为副，筹划军事成败，审议军事得失。就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制度。这八大贝勒和八位大臣，在很多事情上有决定权，不仅可以监督皇帝，甚至可以决定废立。但对于其中的个人，又有制衡作用，有效地防止了个人擅权和分裂行为发生。

皇太极即位，开始有计划地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他采用明朝制度，陆续设立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及内三院等机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些职权。多尔衮摄政时，大权独揽，排斥、削夺诸王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被架空。但顺治亲政，为了共同对付多尔衮，恢复了诸王的权势，增加了议政王贝勒大臣的人数，如顺治八年至十二年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30多人。其权力也得到很大扩张，甚至敢直接否定皇帝旨意。史书称之为“国议”，记载说：“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六部事，俱议政王口定”。可以说，这个时候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八旗盔甲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权势超过了议政诸王。辅臣甚至能决定诸王的升迁和继承，所以诸王贝勒都唯命是从，有人甚至依附了鳌拜。鳌拜专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控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实现的。康熙六年（1667年），鳌拜就是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处死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尽管康熙强烈反对也无可奈何。康熙心知肚明，于是在铲除鳌拜集团之后，就开始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一方面，他通过设立南书房、内阁等机构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能，另外就是削减人数，减少其实力。康熙八年（1669年）八月，康熙就下令：“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俱著停其议政。以后凡会议时，诸王、大臣，务须慎密，勿致泄漏。”此后又逐步地裁减议政王贝勒。

康熙十一年（1672年）时参加议政的宗室诸王有：和硕康亲王杰书、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安亲王岳乐、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掌宗人府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察尼、多罗贝勒董额、多罗贝勒尚善等人。十二月，康熙先后批准了和硕裕亲王福全、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辞去议政职务，解除了他们的议政之权。其他的议政王贝勒也纷纷疏辞，但康熙为了保持稳定，没有批准。第二年发生三藩之乱，八名王、贝勒被派出领军，议政的人数减少，于是康熙再次命和硕裕亲王福全、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再次参与议政。

平定叛乱实际上是一次对领军将领的真实考验。很多王、贝勒养尊处优，缺乏指挥才干，陆续受到惩处。康熙认为，其中只有少数人“尽心王事，已著劳绩”，大多数表现都不好，于是，命议政王大臣等举太祖、太宗军法，陆续“严行议罪”。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八名出征的王、贝勒中，有五名被削爵、罢议政、解宗人府职。这是对满洲贵族的一次较大打击。

博果铎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康熙又下令罢免了和硕庄亲王博果铎的议政权力。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因安亲王岳乐隐瞒一外蒙古喇嘛，经宗人府等衙门议奏，革去其议政及掌宗人府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一月，因在乌兰布统之战的失误，罢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和恭亲王常宁的议政职权。这样一来，原有议政宗室王贝勒中只剩下了康亲王杰书一人。而杰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死后，至康熙朝终，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议政王。所以《清圣祖实录》中，只称议政大臣会议，而不再提议政王。

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议政大臣会议的转变，也是康熙削夺特权，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转变。不只是人数的变化和身份的变化，其议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议政大臣人数，由康熙根据需要，加以增减，大体限制在六部及理藩院满尚书、都察院满左都御史、领侍卫内大臣及八旗满洲都统的范围之内。议政程序，一般由皇帝决定该议之事，满大学士于议政大臣会议传达谕旨，令其议奏。议覆返回后，大学士于皇帝御乾清门听政时，面奏请旨，由皇帝最后裁决。这样，康熙严格控制了会议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掌握下的一个普通议政机构。

与此同时，康熙在其他方面也开始削弱诸王的特权。由于诸王都是八旗的旗主，有一定的实力。康熙既要维护八旗的战斗力，又要强化自己的直接控制，主要目标就放在了皇帝不能直接掌控的下五旗上。主要措施有：

一、严禁诸王府利用特权垄断贸易。八旗内部有浓厚的主奴关系，很多旗下奴仆经常打着主人的旗号，或受主人指使，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对这种情况，康熙采取严厉控制，他下令：凡有此类事件发生，“在原犯事处立斩示众，该管官革职”，宗室公以上、王以下家人，则分别罚银700两至1万两不等，交宗人府从重议处，其家务官都要革职，如果地方文武官不行查拿，也一律革职。

二、严禁诸王及旗下大臣勒索官员及干预地方事务。满族内主奴关系往往是终身的，即使朝廷任命旗下的人为高官，其对原来的旗主，仍然是奴仆。为了防止诸王、旗主用这种关系控制地方，扩张权势，康熙下令要“严拿具奏，将主使之人究出，从重治罪”。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他下令吏、兵、刑三部会同都察院会议制定《旗下人出境干求处分则例》，规定：“旗人私往外省地方，借端挟诈，嘱托行私，犯扰小民等弊者，系平民，枷号三月，鞭一百；系官，革职，鞭一百，不准折赎。失察之佐领罚俸三月，骁骑校罚俸六月。其差遣家仆之人系闲人鞭一百，系官革职。差去之仆，枷号一月，鞭一百。”

三、议处犯罪诸王，削爵。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很多亲王、贝勒表现不佳，有的“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有的“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踞利薮”，还有人“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康熙大为不满，借机削权。八位领军亲王、贝勒中，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五人被削爵，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被罚俸一年，只有安亲王岳乐、信郡王鄂札因为指挥有方，立下战功而受到奖赏。

四、重新制定宗室王公袭爵法。清初为了优宠功臣，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十五，一概予以封爵。实际上，随着国家渐趋安定，袭爵的人从来没有临阵经验，更谈不上立功，轻轻松松就当上了王或者贝勒，养成了骄纵习气。康熙认为这种做法不但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反而对于培养新的人才不利。他曾对岳乐说：“朕观此中绝少成材者……其所以致高位者，不过承祖、父之荫耳，曾有著绩行阵者耶！我先世曾见此辈否？”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等确议改革办法。最后制定了新的袭爵制度：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二十，辨其文艺、骑射之优者，列名引见，请旨授封。惟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有薨逝者，即准一子袭爵，不俟岁满”。通过这个制度，康熙取消了宗室王公原有袭爵特权，将决定其袭封的权力收归自己手中。

五、扶植兄弟、皇子，分其权势。相比于其他诸王、大臣，兄弟和皇子同皇帝的关系自然要亲近得多，也可信任得多。为了进一步平抑诸王特权，康熙改变“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惯例，委任皇亲出征，如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年征噶尔丹，都是以皇兄、皇弟、皇子为帅，借此排斥了开国诸王子孙独揽用兵之权的传统。到了晚年，他更是直接任命皇子管理旗务。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指责各旗都统、副都统，有的“起家微贱，专意徇庇”，耽于安逸，旷废公务，因而指定皇七子淳郡王允祐办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子敦郡王允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二子贝子允祹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大大削弱了旗主王、贝勒的权力，加强了皇室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枝叶过于茂盛，必然威胁到主干，清初的几次大动荡，都与此有关。对此，康熙看得很清楚，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早夜焦劳，而心血因之日耗也。”

康熙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能受权于君主，而不能威胁皇权。这是保证天下安定，避免内部争权夺利的一个大前提。通过一系列“强干弱枝”的措施，康熙削夺了八旗诸王的权力，实现了天下大权统于一身的君主专制。使得清朝的统治自他之后，皇权得到了真正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