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后中国两种命运的交锋

一 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备受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的中华大地震动了！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各族人民坚持6年局部抗战、8年全面抗战，在浴血奋战14年的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战绩，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击了大量日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中国抗日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史上最辉煌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因外敌入侵而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捍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人民一俟百年雪耻、重振民族复兴精神的历史时刻，非笔墨能形容于万一。从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到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无论共产党解放区还是国民党管辖地区，到处是张灯结彩，游龙舞狮，一派欢庆抗战胜利的沸腾景象。在举国狂欢、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人们迫切地期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而当时浮现在中国天空的“内战阴霾”，又令各方人士怀着深深的忧虑。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发展，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料会出现的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变为现实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最后决战。实际上，这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矛盾和斗争，在抗日战争后期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

1945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亚洲战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已经指日可待。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进行着准备。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说：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都在活动，都在那里准备把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国民党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a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依据当时的形势及发展，提出并阐明了当前和战后的基本方针。这个基本方针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成立联合政府，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同国民党及国内各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进行战后中国建设。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就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b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基本要求提供了可能，显示出光明的前途。但是国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不但有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还存在着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他们拒绝中共一切民主改革的建议，“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也一项不愿实行”。c因此，中国人民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严重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把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国抗战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d。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和阐明了自己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及其相应的政策，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意愿。

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国民党也于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基调是：统一思想，发动全党，准备内战，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会上，也有一些人高谈民主政治的论调，并提出要做出相应的决议。蒋介石还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准备“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国民党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未敢公开做出反共内战的决议。然而，在大会未公开的决议中，实际上确定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的路线。蒋介石在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e蒋介石的这番话没有丝毫的掩饰，成为国民党制定战后基本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基本方针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战前的社会政治秩序，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是与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意愿完全相背离的。

早在1943年，国民党就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做了一番舆论宣传准备。在这本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书里，极尽美化儒家尊卑贵贱的礼制，鼓吹封建宗法统治的家族制度和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认为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等等，明显为蒋介石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书中诬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是“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认为“不只没有侥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存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断送了”。f蒋介石由此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这种自吹自擂的妄语，实则为国民党在战后继续实行反共内战政策鸣锣开道。

蒋介石的这番舆论造势，自然遭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强烈抨击。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致开幕词时，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他指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实际上是一个黑暗、专制、分裂，继续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必须坚决反对。另一个命运，是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我们要为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

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国际国内的斗争都很尖锐。在国际上主要是美苏争夺中国的斗争。还在反法西斯战争后期，这种斗争就开始了。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美国迫切希望苏联早日对日本宣战，以减轻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独占日本的伤亡损失。苏联则利用美国急切结束战争的心理，借机提出条件，谋求其在中国和远东的“优越权益”。经过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多次讨价还价，三国首脑背着中国签署了《雅尔塔协定》。

该协定承认沙俄时代一直与日本争夺的战略缓冲区——外蒙古独立；中国东北三省为苏联势力范围；大连为苏联管辖的自由港，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等等。作为交换，苏联承认战后中国（东北三省除外）为美国势力范围，由美操纵干预，并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等。这是美苏两大强国为在战后划分势力范围而达成的一次妥协与合作。中国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美苏却做出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秘密协定，并且在战后具体化，给中国局势发展带来复杂影响和诸多困难。

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战局进展得非常迅速。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零时，百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对日本战略后备队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并于10日越过国境。苏军在掌握制空权和有中国东北抗日联军配合的有利条件下，以大规模机械化部队迅速向东北纵深推进。远东的时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令。各解放区军民迅即向敌占区城镇和交通要道挺进，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日伪军大举反攻，陆续光复了华北、华东大片国土和许多中小城市。

而这时，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至少有一半以上位于远离前线的大后方。这是因为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大部退缩到西南、西北地区，以保存实力。蒋介石不愿看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急忙发布命令，让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严饬远在中国西南部的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并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长期包围、抗击他们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用毛泽东形象的比喻来说，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面对时局的急剧变化和蒋介石所谓的命令，8月11日，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定。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进攻，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猛力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为此，各解放区军民必须做好各项有关工作。决定同时还提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但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g毛泽东一再提醒各战略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h要求各地严阵以待。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时局变化的历史关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

接着，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他深刻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在历史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方针。他分析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篡夺的斗争。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美国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而不要打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方面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同时，毛泽东也指出，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使全面内战推延爆发，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他明确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i

就在毛泽东发表上述演讲的第二天，即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并于15日向全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和平与建国问题，立即摆在国共两党面前。

这时候，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出现了重大变化。全国抗战结束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并拥有一支总兵力共524万余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器装备而得到很大加强。通过接收日伪资产，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人，并建立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等19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成为歼灭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基地，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j

虽然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上还占着绝对优势，但国内外形势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战后建国的斗争。随着战后局势的演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是合法政权，但其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行一党专政，专制独裁，已经引起人民的广泛不满。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各解放区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崭新的民主制度，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受到人民的普遍拥护。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k。

从国民党方面看，随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内外舆论一时喧嚣，把蒋介石捧为“抗战建国领袖”，鼓吹其“正统”地位。本来在抗战刚刚胜利时，蒋介石在沦陷区还有相当威望，但他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让大批伪军警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负责”对人民军队做“有效之防卫”，甚至去“收复”被八路军、新四军解放的地区；更有甚者，竟利用日军“维持治安”。这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而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各路接收大员，更是假借没收敌伪资产巧取豪夺、中饱私囊，肆意劫掠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被社会各界讥讽为新“五子登科”。更有一些接收官员竟将民族资产、民族工商业扣上“敌伪”的帽子予以“劫收”，各种形式的搜刮、贪污、腐败极其严重。这种罔顾法律、为所欲为的“胜利劫收”，使国民党在其管辖区域内完全丧失民心。

在国际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代表着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认可和支持。美国为了达到在战后独占中国的目的，一向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而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在抗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渐由“扶蒋联共抗日”改变为“扶蒋反共”，对国民党政府给予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力支持和援助。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其军事、政治实力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美、英等国为了在战后欧洲等国际事务中与苏联达成妥协，也要求中国政府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方面予以配合。

《雅尔塔协定》是在1945年2月签署的，确认苏联在中国拥有多项优越权益，而美、苏两方直至6月才通知中国，并让国民政府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政府就此进行谈判和确认。谈判中，斯大林以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强硬地坚持《雅尔塔协定》条款，声称苏联“坚持外蒙古独立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但却以让中国付出主权和领土为代价，这是违背国际道义的。在时局紧迫和强国政治的压力下，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最终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于8月14日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通过条约，苏联迫使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通过条约的几个附件，苏联实际上恢复了沙俄时代在大连港、旅顺海军基地以及中长铁路等方面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蒋介石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为的是换取斯大林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在签订中苏条约和协定的同时，苏联宣称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并表示“在对华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亦即苏联支持美国赞助国民党政府，以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l

中苏谈判的过程和最后签署的条约及附件，表现了当时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通过这一条约，苏联最终把《雅尔塔协定》中要求在中国的优越权益变成了现实，美苏共同确立的“雅尔塔格局”具体化、合法化了。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斗争显然是一个不利因素，带来许多困难和不得不面对的外部复杂影响。

二 中共为和平建国尽最大努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尽管内战独裁的危机依然存在，但是和平、民主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充分表达和平诚意，中共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前往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抗战胜利后，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实现其独裁统治的。但在胜利之初，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确有许多困难。一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空前壮大，已拥有1亿人口、100多万军队和200多万民兵；二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纷纷紧急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调整相互关系，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其中，美国出于独占中国的目的，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为了帮助国民党军队赢得尽快控制中国局势的时间，要蒋介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遏制共产党；苏联为同美、英等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达成协议，也建议共产党同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以避免发生内战，导致“民族毁灭”。这种形势从根本上说，对中国人民和平建国还是有利的。

迫于上述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还远在西南地区，一时难以调运足够的兵力到沿海及东北各地，蒋介石不得不摆出一副要“和平谈判”的姿态，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续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此举图谋有二：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他企图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如果来了，又可利用“和谈”来麻痹中共，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为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问题。会议认为，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我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会议决定派周恩来等先去重庆谈判。25日晚，中央几位领导人听取了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的汇报，再次权衡利弊，决定同意毛泽东立即去重庆，以击破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并认为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4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党内说明了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做出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于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通知提出的对策是：如果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局面，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在我党采取必要的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m

27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来延安接毛泽东去重庆。对于毛泽东在内战燃眉之际亲赴重庆奔走和平，实为国家民族大计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举动，党内外普遍感到担忧。为此，毛泽东在赴渝前，同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谈了一整夜。他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行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同机抵达重庆，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毛泽东在赫尔利和张治中陪同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机舱口，手持一顶白色遮阳帽向人们挥手致意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抢拍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毛泽东亲赴重庆的消息，立即成为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当晚8时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一行举行欢迎宴会。抗日战争结束后，关乎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斗争，就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氛围下，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展开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林园先后同蒋介石及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初步商谈。由于国民党对谈判本无诚意，又没有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快应邀来到重庆，因而连一个具体方案也提不出来。中共方面将拟订好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中，中国共产党考虑双方现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做出大批裁减军队和撤出南方解放区等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连把这11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接受。蒋介石在毛泽东抵达重庆之时，只给了国民党谈判代表三条原则：一是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问题；二是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是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责成国民党谈判代表根据他的“谈话要点”拟订方案，致使谈判中断了三天。

9月8日双方继续谈判。在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下，张群才拿出一份《对于中共9月3日提案之答复》，共11条，对中共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在随后进行的6次谈判中，双方的主要争执点集中在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方面为进一步表明诚意，在原拟方案的基础上再做让步。但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坚持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不能超过16个师，并须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而对共产党应在解放区拥有行政权的正当要求，则称“何异乎割据地盘”。此外，在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上也发生了争论，使谈判陷入僵局。

在持续三周的第一轮谈判中，共产党谋求国内和平的真诚愿望和耐心，赢得了各界人民的广泛同情，连中间力量也认为共产党一再做出重大让步，已做到仁至义尽。而国民党则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地位，一再采取高压手段企图予以取消或削弱，遭到进步舆论的谴责。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其顽固立场，自9月21日会谈后，中外瞩目的国共谈判完全停顿下来。这时，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及取得怎样的成果，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极大关注的问题。重庆《新华日报》每天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要求公布谈判的进展情况，重庆各阶层人士也经常询问谈判结果。一时间议论纷纷，甚至传出了国共谈判濒于破裂的消息。

为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澄清舆论和答复全国人民的要求，毛泽东在谈判间隙广泛会见各方面人士，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他特别强调：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共产党人希望会谈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够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目前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并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周恩来则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共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这就在社会各界面前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

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于9月27日恢复谈判。在新的一轮谈判中，为了打破僵局，促使尽快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继续主动做进一步退让：在军队问题上，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以至20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提出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以委任等；并决定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省区的解放区让出来。

这种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精神和一系列让步措施，得到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由衷钦佩和赞同，粉碎了国民党舆论工具制造的“共产党只要地盘，争枪杆子”的诽谤。经过反复斗争，蒋介石只得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或相近意见的问题加以公布，对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并同意以中共方面起草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会谈纪要》）为基础进行讨论和修改。至此，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在中共方面的艰苦努力下取得重要进展。

在重庆开展的这场谈判斗争，始终是与双方在战场上的斗争交织进行的。早在8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就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解放区大举推进。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会谈，一面密令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编写的所谓《剿匪手本》重新印发，在国民党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为向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捞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蒋介石下令山西阎锡山部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以主力占据同蒲铁路，一部侵入上党地区，企图迫使中共在谈判中就范。为此，毛泽东发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予以还击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组织上党战役，歼灭了进犯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主力11个师和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活捉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这一仗打痛了蒋介石，最终迫使其同意签署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共产党将政治谈判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表现了针锋相对的高超斗争艺术。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在位于城郊嘉陵江畔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度过了43个日夜，为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力量，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充分把握在渝的难得机会，会见了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袖、教授学者、知名人士、妇女团体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同他们就和平建国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时，他还和国民党的各派人物包括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接触。

在与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的多次会面中，毛泽东高度赞扬民盟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并详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这些谈话，使民盟的许多人士认识到中共对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全国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的，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促使民盟同中共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及默契的态度。及至谈判将告一段落，张澜向毛泽东建议说：“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好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泽东欣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后来形成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张澜还在报刊上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对国民党“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的谬说，予以有力的抨击。为此，毛泽东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她忠诚不渝地信守孙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尚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宋庆龄则更坚定了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立场。毛泽东还会见了冯玉祥、谭平山等国民党进步人士，赞许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和进步活动，勉励他们继续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努力。

毛泽东等还邀请民主科学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等会谈，鼓励他们成立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建国进行斗争。许德珩等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4日，由科学技术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带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九三学社成立。毛泽东等还宴请了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并和国家社会党负责人蒋匀田等会晤，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毛泽东在会晤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时，应他的请求，把自己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一词，当场手书赠给他。这一首气势磅礴、“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丽诗篇，经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以“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的赞誉，传遍山城，轰动社会各界。

在与重庆报界朋友的会见当中，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说法，用诙谐的语气比喻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这既抨击了蒋介石不给人民自由、民主的独裁政策，又善意地帮助一些中间派人士澄清了模糊认识。

毛泽东得知抗战时期会集西南的工商业资本家，希望从他那里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便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李烛尘等。毛泽东赞扬了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做的贡献，并向他们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经济的政策和态度，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毛泽东向他们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这一席话，打消了几位产业界代表的顾虑，他们当场表示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了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国民党在经济上管制得太多，统制得太过分，弄得市场紊乱，工业凋敝。他强调今后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讲演强调必须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同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着重讲了发展资本、税收和劳资等问题。周恩来的讲演为民族工商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本具有积极影响。

嗣后，毛泽东还通过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问的形式，向中外宣布：在未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国外人士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这使社会各界和国外人士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共和平建国方针的理解和支持。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特意登门访问了陈立夫、戴季陶、吴稚晖、白崇禧等国民党右派人物。对此，毛泽东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在同陈立夫等人的晤谈中，毛泽东襟怀坦荡，回顾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情景，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他谈到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请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这些既严肃，又透着大度的谈话，使对方自愧理屈词穷，不得不表示要对此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在渝期间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促进了国共双方协议的达成。10月10日，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内签字，并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史称《双十协定》。《会谈纪要》载明：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确定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召开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重庆谈判取得的最重要的收获。但是，尚有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蒋介石直到与毛泽东的最后商谈时，仍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的方针，表示他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决定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周恩来等将继续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商谈。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办公和会客的桂园，《双十协定》就是在这间客厅内签订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张治中将军举行的欢送宴会，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指出：“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n演说不断赢得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和为贵”——这句凝聚着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古训，道出了历经战祸的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心声。

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恰如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赋诗所颂，堪称“弥天大勇”。一些中间派人士对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赞语，传遍了整个山城。连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戴季陶也不由发出感慨：“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随着毛泽东乘坐的飞机腾空远去，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越来越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正像毛泽东在重庆特园民盟总部的题词所昭示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尽管前面还有许多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一定会迎来无限光明的前途。

三 自卫战争和争取东北大工业基地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报告重庆谈判的情况，并客观地评价了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毛泽东指出这个纪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承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表面上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尽管国民党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已达成的上述协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建国都是有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

第二天，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党委的指示，首先肯定《双十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的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接着指出，应注意下列各点：第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各路进攻，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第二，解放区问题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能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第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第四，我方答应退出南方8个省区，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做妥善解释及适当处置。第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提请全党不要对蒋介石公布《双十协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果然不出所料，《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给他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等颁发“剿匪”密令，继续污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奸匪”，令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很明显，就是趁着中共退出南方8省区之机，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同时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全东北。

为达此战略意图，蒋介石用两个多月时间，从西南、西北地区紧急调运几十万军队到冲突前线，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向华北解放区推进。接着，美国又动用大量军舰、飞机，帮助蒋介石将5个军的作战部队陆续运到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还出动美军海军陆战队5万余人，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强行登陆，为蒋介石据守战略要地，以接应沿铁路线向华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并做好运兵东北的准备。这样空前规模的运兵，用当时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的话说，“相信此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

在日益严峻的局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进行绥远（平绥）战役、邯郸（平汉）战役和津浦路战役，给进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中共中央强调：这是自卫的战争，我方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中国人民有利。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及华中各军区部队，集中一切力量，精心组织实施，胜利进行了绥远、邯郸、津浦路3次战役，共歼灭进犯之敌近11万人，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争取东北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一场重大斗争。东北自1931年九一八沦陷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不战而退、沦丧国土的罪责，全无收复失地之寸功。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在华北与东北的接合部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和交通发达，余粮较多，一旦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无疑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有利。因此，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次讲话中，曾高瞻远瞩地指出：

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o

抗战胜利后形势的急遽变化，使东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苏联红军摧毁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之后，进占东北的各大城市和铁路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p。这意味着苏军在完成军事行动按照约定撤离东北地区时，将把东北的行政全权交付给国民党政府接管和行使。这一条，对蒋介石、国民党是很有利的，而对中国共产党及所属人民军队就近接受日伪军投降、收复失地，则是很大的限制。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经反复考虑，向毛泽东陈述了他对东北形势及党应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和设想。刘少奇说：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军队虽然受条约的约束，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重庆谈判时期，是争取东北最关键的时刻，任何决策上的迟疑和行动上的迟缓，都将酿成严重后果。在谈判进行中，蒋介石令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和解放区中心地带接连发动进攻，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控制华北，继而进占并独占东北。情况表明，中共中央1944年夏秋原定的向南发展的战略，已不适应新形势，迫切需要改变。留守延安的刘少奇、朱德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电报频繁往还，反复酝酿、周密安排，迅速做出并实施中央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

9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第二天，新成立的东北局成员彭真、陈云等，即乘从沈阳来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东北。东北局办事处暂设在沈阳，对外不公开。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9月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指示。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q所谓“向北发展”，主要是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向东北全境发展，以全力夺取整个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以北的防线，坚决打击和集中歼灭来犯之敌，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的进军，并从邻近东北的地区急速抽调兵力向东北集结。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出后，刘少奇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连续起草指示电，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萧劲光、李运昌等率部队就近先期进入东北；从山东军区立即抽调主力部队和得力干部赶赴东北，司令员罗荣桓即率轻便指挥机关进入东北；令陈毅、饶漱石率领新四军主力部队接任山东防务，指挥山东和华中的工作，等等。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及返回延安之后，对向东北调动部队和干部的情况十分关注。他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起草了一系列指示，要求从冀热辽、晋察冀等解放区调集大批军事、政治、后勤、政权、民运、财经、党务、文化等各类干部奔赴东北，以解全力争取东北之急需。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我党干部和部队到了东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就能够站稳脚跟，逐步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方便赶路，甚至可以把武器放下来，只要人到了东北，就会有武器的。同时，他还详尽地指示各部队出关的具体路线、行动方针、工作任务、干部配置、粮款筹集以至枪械分配等各项事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和控制东北。

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山东等解放区的各路部队或乘木船渡海，或轻装徒步行军，日夜兼程，长驱千里，向北发展。陆续到达东北的战斗部队有11万人，干部2万余人；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其中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4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约占政治局委员总数的1/3。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规模调动数十万部队和干部，从南到北，在数千里的战线上移动，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全力争取东北，以奠定中国革命巩固基础的战略决心。

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决定在哈尔滨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陈云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北满分局领导5个省委和1个市委，即松江省委、黑龙江省委、嫩江省委、合江省委、牡丹江省委r和哈尔滨市委。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苏军的动向，11月下旬，陈云召集高岗、张闻天等在哈尔滨经过3天的讨论，由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的建议，于11月29日以陈云、高岗、张闻天的名义，发出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北满分局的电报，首先分析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中苏协定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也是为了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电报指出：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

……

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的……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s

这份电报对苏联撤军前准备与国民党交接防务以及国民党军已经进兵东北的现实情况做了冷静、客观的估计，提出了应当采取的方针和建议。中共中央迅速复电东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北满分局的上述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抢占东北这个重大问题上战略和策略调整转变的一个分界点。

1945年12月底，蒋介石在美国直接援助下，经海、陆、空3路向东北大举进兵，先后攻占由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的严重斗争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充分估计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指示要求必须反复教育初到东北的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要求东北局全体干部，务必从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动员一切力量进行细心的群众工作，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以战胜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t。

遵照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执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主动退出之前占据的大中城市，让开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为主的铁路交通线，占领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着手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抓紧军队的扩编和整训，加大粮食物资的储备，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适当时机转入向国民党军的反攻。

在大力争取东北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团结，指示在长江以南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四军部队，一律撤至长江以北。《双十协定》签订后，分散在浙东、苏南、皖南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拦阻，相继撤离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区域，向苏皖边区和山东集中。在广东坚持抗日斗争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粤中纵队等，包括在粤桂边区活动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部队的一批干部，也奉命集结，向北撤至山东解放区，后合并组建为两广纵队。同时，新四军军部率华东地区的主力部队北移至山东和冀东，保障和发展那里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这样，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下，各解放区部队向北大踏步地前进，争得控制热河、察哈尔，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同时，南方8省游击纵队大踏步地退向江北，向南防御，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由此形成梯次递补、层层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态势。

经过3个月的局部性内战，蒋介石接连损兵折将，遭到沉重打击。这时，美国政府直接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政策，在其国内受到朝野的抨击，在国际舆论上也受到谴责。考虑到蒋介石一旦发动全面内战，“可能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的局面，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做了某些调整，即从五花八门的建议中，选择了“继续援蒋运兵，促成国共停战，改组国民政府”的所谓最佳方案。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称中国应“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来到中国。12月27日，苏、美、英3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u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共产党，并争取更多时间来调动内战兵力，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分析形势的变化，认为尽管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援助蒋介石的，但美国政策的变动，对于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国内国际的各种因素使内战有可能暂时停止，决定接受马歇尔的“调处”，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要求在全面停战、实现《双十协定》的条件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往重庆，一方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经过10多天的反复磋商，两党代表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双方都下达了至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停战令。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图为会场外景

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在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同民盟代表共同磋商，在讨论议案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会议历时23天，通过了包括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内容的政协决议，确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实行国民大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以推行中国民主政治。政协决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

为了同民主党派协调一致，敦促蒋介石接受政协决议，共产党在政协会议上做了许多让步，如同意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会中占1/2席位，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章的原则上，表示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形式；在国民大会问题上，承认国民党1936年一党包办产生的“代表”继续存在，等等。对于这些政治上的让步，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为的是逐渐促成政治的进步。尽管政协决议的内容，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还有很大距离，但它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否定，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只要照着政协决议做下去，是会朝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估计，在停战协定公布的当天，毛泽东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及解放区各级政府颁发停战命令：“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并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接着，毛泽东在政协决议通过以后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发表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时至今日，我们必须以全部信仰寄托于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抵御的，一部美国史，即其明证。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亦将无保留出面参加。3月4日，毛泽东在和飞赴延安的马歇尔将军的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中国共产党必用全力坚决贯彻3个协定（即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编全国军队方案）。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会议前后一段较为有利的时局下，确实竭尽全力避免内战，真心诚意地希望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

然而，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蒋介石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和谈判停战问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争取时间，加速完成他发动全面内战的兵力部署。因此，他根本没有也从不打算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为了确保国民党独占东北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先是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外，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在停战令即将下达之时，他又密令国民党军队“星夜前进”，“尽速抢占战略要点”；并乘苏联军队撤离东北之际，相继进占沈阳、法库、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后经中共方面严正交涉、斗争，蒋介石虽于3月27日被迫同意与中共达成《调处东北停战协议》，但仅3天之后，国民党军队即向营口、鞍山、本溪等地大举进攻；接着，又以7个师的兵力猛攻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及至5月，进一步进占长春、吉林等城市，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地区。这时，蒋介石运到东北内战前线的兵力已达15个军，共计51万余人，超过停战协定规定兵力数字的两倍。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对关内各解放区的进攻也不断升级，大小进攻次数累计达4000余次，所用兵力累计达270万人次，在全国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严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