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家国，原无论校内校外；志在星汉，何必忧身量未足？

诞生于那个内忧外患、世态炎凉、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旧中国，每一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存亡紧紧交织，每一个人的苦难经历浓缩着报仇雪恨、强国富家的历史责任的精华。小小的身躯，大大的志向，不愿做亡国奴的孩童，血气方刚的青年，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年代里，年轻的他们纷纷走向艰苦卓绝的华中战场，浴血奋战，千锤百炼，一步一步成功转变为“民族脊梁”，肩负起谱写祖国富强、文明的新篇章。

千锤百炼，终成自觉革命战士——记沈步云老人

沈步云，1931年9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分界乡界沟村。原名沈家进，参加革命后改名沈步云。从13岁起，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组织儿童团并担任团长。曾多次想参加革命队伍，皆因为年龄偏小，或因敌人严格封锁，均未能如愿。直到解放战争转入反攻时期，才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参加了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以及国家的和平建设。受到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经历了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逐步成为一各自觉的革命战士。

打死鬼子曹长松川

1943年秋，地里的粟子、高粱、玉米等开始秀穗，我继续读古书。一天傍晚和四个同学在放学途中，突然碰到了日本曹长松川，我们在修公路时就早已认识他，可他不一定认识我们。走近后，他喊了一声：“小把戏，花姑娘的有？”我们同声说：“大大的有。”他拍着我们的肩膀说：“大大的好！”他跟着我们走了一段路，然后从树上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写：“我是松川，是曹长。”写完后，他站起来看看我们，指着最高一位同学比划着要和他摔跤，说着就抱住那个同学摔起来。我那同学哪里是他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他摔倒了。小鬼子哈哈大笑，接着就跑到我面前要与我摔，我虽然是最矮的一个，但是摔跤在同学中还算拔尖的。他抱着摔了几下也没把我摔倒，就有点急了，用右手伸到我裤裆里，把我抱起来摔了我个嘴啃泥。他还未笑出声来，其他四个同学一起上，抱腰的抱腰，搬腿的搬腿，几个回合就把他放倒了。一个人骑在他肚子上，一个人压着他的脑袋，两个人压着他的腿，他想挣扎也爬不起来。正在难分难解之际，两个民兵正好从地里收工回来，一看是小鬼子，没与我们商量就用锄头朝他脑袋猛敲一下，当场就把他打晕了，我们几个吓了一跳。另一个民兵看他还在动，又朝着脑袋补了两锄头，鲜血淌了一地，摸摸没有气了，就把他藏在高粱地里，清好血迹对我们说：别怕！据点离我们还有好几里路，我们负责处理好，一定要保守好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说，神不知鬼不觉。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民兵要我们回家后带上水桶和其他工具到这里集合。吃完晚饭，我们就拿上工具和手电等到了集合点。民兵带了水桶、绳子，我和四个同学都已到齐，民兵把我们带到距村子约300米处找了一条隐蔽的河沟，把水清干，挖了一个有一米多宽、两米深的坑，一切就绪。再回到藏尸的高粱地里，把尸体清理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民兵在扒衣服时，发现尸体已经有点硬，费了很大功夫，才把衣服全扒光，仅剩一条短裤。所有口袋都搜遍，在上衣口袋里找到一个小本本，里面还有证件，记了中日对话的单词。还有一点中国汪伪币和日本钞票等。还在靴子里找到一支铜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匕首。清好后，民兵说：“军帽、军衣、靴子我们要了，以后好派用场。小东西你们几个分了。”我分到一把匕首，特别开心！分好后，我们把尸体用芦席包好捆扎起来。清理好现场，民兵抬着尸体向埋葬点进发。一路上还绕了好几个大圈，主要是为了防止敌人的警犬寻踪。到达位置后，把尸体埋进坑里，再放水满上，警犬的鼻子再灵也嗅不到任何气味。一直搞到深夜才回家。母亲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家，我说配合民兵去巡逻了。她也无话可说。事隔三天，鬼子的一个排和一个连的伪军才查到我们村。因这几天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所有的痕迹都被冲得干干净净，他们把全村搜查了个遍，一无所获。问了几个农民都说没看见，就灰溜溜地跑了。两个民兵把打死鬼子的过程向地下党和游击队作了报告，把缴获的军衣、军帽、靴子等也上交了。分支书和游击队长对两个民兵说：“日本一个小队长不见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一定还会再派大队人马给农民施加压力和报复，我们要研究一个安全之策对付他们。游击队长提议，最好是拟一封信转给鬼子，说他们的曹长已向游击队投诚，并已送去延安。这封信还真起作用，鬼子再没下乡找麻烦。分给我的匕首，为怕敌人发现，已悄悄地丢到水井里。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村民们重新挖井才把它捞出来。知情的同学把它要了回来，寄给了我。离我15年的匕首，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消灭国民党军长李守维

就在泰州“二李”同意保持中立的情况下，韩德勤却奉蒋介石的指令，妄图消灭苏北的新四军。先派六旅阻止新四军北进，然后派89军军长李守维率20多个团，2万多人与新四军决战。当时新四军只有5000多人，兵力悬殊，主动作战略撤退，一直退到我们家乡黄桥一线，布好口袋，严阵以待。两种部队均从我们村路过。先是新四军南撤，部队秩序井然，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抓民夫，连向导都不要，秋毫无犯，百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此时我们村一个叫周宝成的农民，那晚正好在我家打纸牌玩。他家很穷，一听说新四军这么好，他就放下纸牌连夜跟新四军去当兵了。新四军刚离开半天，韩德勤的部队就紧紧跟上了。他们来势汹汹，盛气凌人，以胜者自居，宰杀百姓的家禽家畜，采割各种蔬菜，自动打开群众家里的酒坛，想吃什么就搞什么。我们家两桶绿豆粉也被住在我家的两个伙夫拿去给他们的头头吃光，不给一分钱。到处翻箱倒柜，搜刮财物。在我村一连发生好几起强奸妇女事件，百姓被打数十起之多，简直就是土匪。老百姓心中有数，像这样的部队哪里有不吃败仗的道理。敌军误认为新四军是“节节败退”，“扬言前面有长江天险，后有大军压境，紧追不舍，难逃覆灭的下场，不出一周就把他们赶到长江喂鱼”。在我们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就抓了很多民夫给他们运送武器弹药，兵分三路，向黄桥进军。黄桥离我家不足20里，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就与新四军接火了，新四军早已化整为零，换上便服混在百姓中，派少量部队正面接敌，阻击了一天，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战斗到半夜，新四军采取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战术，统一号令，中心开花。打得敌人蒙头转向，相互火拼。乘敌人混乱之际，预先组织好的几个突击部队，分头向敌人发起进攻，打得敌人纷纷举手投降。这时的敌军长李守维还带着夫人和副官们，在一个私塾先生家里玩麻将。正当他们玩得开心坐等胜利消息时，听警卫人员大叫一声：“新四军来了！”吓得李守维带着10多个人仓皇向北出逃。黄桥东北数里路外有一个叫八尺沟的村庄，村庄周围都是很宽的运河，河上的木桥早已被拆除，敌人无法过河，纷纷跳下水，由于河宽水深，这些兵又都是旱鸭子，互相拉扯统统沉到水底喂了鱼。敌军长骑在马上跳下水，十几个警卫和家属吊住马尾巴，结果连人带马都翻进水里，该军长钻进护渔的树杈里淹死了。天还没亮，2万多的敌人就全被消灭了。后来据了解，从我家去当兵的周宝成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八尺沟距我家只有七八里路，我们村大部分青壮年都赶去看热闹。我也随着民兵一道去。当我们赶到时，当地群众已把李守维和淹死的士兵捞起放在河岸上，供大家参观。士兵的腿上戴有老百姓小孩的银项链、银手镯等，说明他们都是强盗兵，给老百姓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消灭了，真是大快人心！我们临返回时都要对着敌尸踢上两脚。这次战斗在陈毅、粟裕的英明指挥下，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也给了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蒋狗急跳墙，令顾祝同率10万大军围歼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终因寡不敌众，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除突围出2000多人外，大部分都牺牲了。叶挺军长前去说理被软禁，项英副军长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又犯下了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随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又重新建立了军部，陈毅任军长，刘少奇任政委。此时，新四军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说有七个师的编制，为新四军能在苏北站住脚、巩固苏北的根据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淮海战役展军威

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歼灭黄伯韬兵团。我军轻松取得胜利，并取得了“徐蚌会战”的胜利。第二个阶段是消灭王维兵团。我纵队和其他兄弟部队为切断国民党援兵对王维的援助，火速南下阻击。这次行军是非常艰苦的，连老兵都说：“这次行军是创历史纪录的。”行程长、速度快，走的都是稻田坎、冰雪封地，路很滑，无正路可走，掉队的人很多，尤其是夜间就更难行走了。一位女同志掉进浇水坑里，两天后才被救出来。行军中，我们又饿又累又困，中途稍一休息都能打起呼噜来，同班同志相互推拉爬起来再走。最终堵住了国民党援兵，为消灭王维兵团起了关键作用。第三阶段是围歼杜聿明兵团。这是最艰苦的阶段。12月12日，敌70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连续向我郭楼发起猛攻，次数达10次之多，均被我军击退。阵地前的雪地上摆满了敌尸，就像是农民割麦时放满了麦把一样。但是我团伤亡也很惨重，约占3／4。我连140多人仅剩10余人，轻伤员都在坚持战斗。可敌军在长官们手枪的逼迫下还是整营整营地向前冲。我军主要靠手榴弹反击。交通壕内手榴弹有的是。只剩一只手的伤员，就用嘴把手榴弹盖揭开，用一只手把导火线拉出排满，好供战友们猛投。敌人上来多了，就两只三只地投，敌人根本无法跨进我阵地一步。下午，敌人终于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了我军阵地的东北角，老大哥四师派来两个加强连跑步进入阵地，将敌军坦克和步兵击退。晚上我们又主动出击，俘敌数百人。至此，敌人的突围企图被彻底粉碎。郭楼是整个战役的要冲，打得敌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据说这次突围花了敌人一个整编师和一个装甲师的代价。我们也得以从前线撤下，进行补充和短期休整。不过，我们只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就又重新投入了战斗！正是凭着这样一股不怕死、打不垮的精神，我们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口述者：沈步云

整理者：张晓伟

凝望青史说革命——记冯增荣老人

冯增荣，笔名真虹，1925年12月出生于温州鹿城，中共党员，民盟成员。从小投身革命洪流，并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曾直接参与并指导解放青田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温州市文教局长，首届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曾蒙冤受狱22年，1980年后平反。著有诗集枟感情的风枠、枟风雨情缘枠、枟真虹诗选枠，散文集枟生之痕枠等。

温州“一二・九”

我参加革命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1935年开始。那个时候学生运动特别热火，众所周知的便是1935年北京学生搞的“一二・九”运动，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国民党抗日，但是那时候国民党还不肯抗日。不肯抗日的话，我们就要当亡国奴啦！学生是积极上进的，他们当然不肯，然后就起来搞学生运动。

而温州的学生运动也搞得很热闹。因为那个时候温州跟上海、上海跟北京的关系非常密切——北京一有运动发生，上海就知道了；上海知道了，温州也就知道了。所以温州“一二・九”运动也搞得很热闹。

温州的“一二・九”运动有两个很具体的目标。在温州五马街有个叫东洋堂的地方，那是日本人卖“人丹”等药丸的地方。当时五马街要拓宽，这就要求街上的店都往后迁退，其他的店都往后退了，就那个日本店不肯退，就像钉子户一样强硬。它不退的话国民党也不敢动它，但是学生和市民很反感。所以当时温州“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东洋堂拆掉，国民党不敢拆，而学生非要把它拆掉，学生于是火了。第二个具体目标跟那时在温州平阳的一个大汉奸殷汝耕有关，他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一个会长，日本人想利用他来占领华北五省。政府想把殷汝耕抓起来，没收他的财产。

接下来温州的热血青年学生便开始请愿游行了，游行了两次。我参加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大概才小学四五年级，十一二岁，受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都是很爱国的，向我们灌输的也都是爱国主义的东西，再加上那个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更是群情激愤要抗日。那个时候虽然国民党不抵抗，但是国民党东北联军的马占山，这位爱国将领不顾一切在东北抗日，这更加激励我们去反抗。那时候东北义勇军抗日有专门的书，学校老师都让我们看，我们当然也去买来看。看完之后更有了仇恨日本人的心情。

温州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条件得天独厚。温州共产党早在大革命的时候就建立了党组织，后来成为红十三军。大革命时红十三军牺牲了很多人，里面有很多革命英雄、红军领袖的故事，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那时候的中共浙江省委不是在杭州，有时候在丽水，有时候在温州。那时候共产党就在学生中发展党员。这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大背景。

赤胆忠心齐抗日，百年母校百年情

我上的是温州中学。那个时候，温州中学是个革命堡垒，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为什么温州中学会成为中心呢？有特殊条件。那个时候就温州中学有高中部，而其他学校都没有高中部。而且温州中学的学生成绩很好，威信很高，其他学校就都向着她。

温州中学自五四运动后，就经常有一些党员活动，但正式建立党支部就是以后的事情了。温州中学出过很多后来的地方领导人，比如胡景瑊、孙少坤（音译）等。所以温州中学本身的革命气息比较浓，学术氛围也比较浓，革命和学术经常相结合。现在，有些人搞学术就不问政治了，但温州中学不是那么回事。像温州中学出来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谷超豪，是浙江大学苏步青的学生，是我介绍他入党的，他学术造诣很高，并且他当时也在浙大搞了很多革命运动，像雷达站和保护钱江大桥的任务，真正做到了革命和学术相结合。

我到温州中学的时候是1938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我们抗日的情绪是很高的，因为日本人老是来轰炸我们——温州中学被日本人轰炸了两次，我们只好搬到青田去上学。可是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温州中学呢？我后来才想明白，因为温州中学的抗日运动搞得太厉害了，日本人知道后很恨这个学校。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个学校干掉。就像南开大学一样，南开大学为什么会被打掉，就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它是个抗日的堡垒，非把南开打掉不可。本来一个学校也不是什么搞军事活动的地方，但就是因为日本兵对抗日运动又恨又怕，所以连炸了两次温州中学。这一炸把我们的抗日情绪炸得更高了——把我们学校都炸了，不让我们读书了，那我们非要抗日不可！

学校被炸掉的时候是1939年的4月份。4月底，学校就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乡去了。自己组织，不再公开由学校组织了，其实是由我们党组织领导的。我都参加了，那天是4月30日，夜里我们出发了。本地的学生就瞒着家里，不让家里知道，怕家里人不让自己走，而外地的学生就根本不告诉家里了。这次出去大概有四五十个学生，一起到农场去搞宣传工作。十几天的时间，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如贴标语、画壁报、访问、唱歌……

读书会・民先・共产党，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1939年的时候我还没入党，还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当时我已经是党领导的一个叫九月读书会的会员了。以后这个读书会逐渐扩大变成为五月读书会，是在宣传队宣传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原来就只是高、初中十几个人，后来搞了一次宣传队宣传以后就扩大成七八十人了。这个读书会是秘密的，不是公开的。

后来，我还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建立起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来是由北京一些中学生、大学生组织起来的，他们分头下乡，到农村里面去动员老百姓起来抗日。这个民先是全国性的，北京组织起来后，各地都发展了队员。温州发展民先队员的时间比较晚一些，大概在1938年的上半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组织，也是一个很革命的组织。参加民先就相当于参加革命，就等于你工作了。我是1938年的时候参加的民先，算是参加了革命。到了1939年，我又加入了共产党。

那个时候抗日热情很高，对共产党非常信仰。我们对共产党是怎么相信起来的呢？是读书读出来的道理——那时读的书比较带有文学气息的就是斯诺写的枟西行漫记枠，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就是枟红星照耀中国枠。书很厚很大，封面是用布精装的。这本书主要介绍共产党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那边的情况。这本书是很形象的，把共产党就摆到你面前来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知道中国是怎样个救法……这本书在学生中间影响很大。所以好多温州人都想要往延安去，那个时候的延安在大家眼中是革命圣地啊。

这是一个来自读书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共产党理论方面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列宁的著作，还有其他比较通俗的百科方面的著作。读了这些以后，都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会变成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压迫，没有贫穷，共同富裕……确确实实蛮相信的。因为它们都是从很科学的角度去分析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改变，但需要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当时我们很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走上革命道路也不是很随便很容易的，是经过思考，经过各种锻炼后才敢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个时候有关共产党理论的讨论是很热烈的，读书会开起理论会来我们都很踊跃，不像现在大家一碰到理论就头疼。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着讲，提问题，辩论，不懂的问题就争论，直到把它弄懂为止。那个年代的人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风华正茂，是指点江山的那种味道。这跟环境有关系，国家处于那么个危难的时候，中国都快亡国了，国家救不了我们就都完了，所以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救亡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从民先队员转为共产党员。我这个党员不是现在入党的这个情况，是从民先队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从民先转为共产党员是不要预备期的，所以当时大家都说民先是第二党，比现在共青团还厉害一些。

那时要转为共产党员需要填一个表，表上面我记得有一个题目，是“你对第三国际有什么看法”。填的时候我很犹豫，因为好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装了很大一箱子。那时候日本人轰炸温州，家里的人都逃难逃到瑞安沙洋（音译）的炼乳场了。我就背着这一皮箱书到瑞安家里去看，把问题研究清楚。等到全部看了，记了笔记，最后根据这些读书心得，写了一篇枟中国革命的道路枠，那是我对中国革命的认真总结，真正的心得体会。

85年人生，很多亲爱的人从我们生命中来过，又走了，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我已经活了85年。到今天，我不再是我，而是那些曾经与我并肩作战却已英勇捐躯的同志生命的延续。如果当初他们供出我，那么我早已一死。但是他们选择牺牲自己，延续了我的生命！22年的牢狱之灾，看似痛苦漫长，却在亲人与战友的共同鼓励下悄然晃过。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平安地活着！

口述者：冯增荣

整理者：杜巧丽 范艳琼 王 玺

报海生涯，笔录人生——记李士俊老人

李士俊，原名李华，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高级编辑。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在地下党领导的枟平报枠、枟浙江潮枠等报刊担任编辑。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囚上饶集中营三年。出狱后先后在杭州枟浙江日报枠、台北枟中外日报枠、杭州枟当代晚报枠任编辑、编纂课长、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枟当代日报枠总编辑，枟杭州日报枠第一副总编辑。在枟人民日报枠和省、市级报纸发表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100多万字。已出版枟报海沉浮枠、枟三次追悼枠、枟家乡的老红军枠、枟所谓右派枠等四部著作。主编有枟浙江省情枠、枟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枠、枟文化交流枠（中英文）、枟之江风雷枠等书刊。20世纪50年代前期曾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省市人大代表、政协杭州市委员。

咬定青山不放松

我这一生，没有拿过枪杆子，却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9年15岁开始走上新闻道路，一晃60年，风风雨雨，几度沉浮。

回想最初与新闻工作结缘，还得从我的幼年生活说起。我出生在一个传统手工业者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鞋匠。1931年，父亲不幸突然病逝，家里生活就更加困难，母亲期望我做个学徒，学门手艺，养家糊口。但抗日救亡运动却把我卷进了时代的洪流。1937年卢沟桥和上海抗战的炮声打破了我进中学读书的希望，却为我开启了另一扇成长的大门。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平，面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腐朽的社会，我心中想呼喊、想宣泄的火焰不禁油然而生，而写作的冲动就像一只小鹿，在我的心里撞击起来。最开始，我学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几个社团作家的作品开始尝试写新诗，虽然都是一些标语口号的堆砌，可也是我宣泄的成果。后来，我慢慢试着写杂文、小品文，揭露和攻击旧社会的种种恶现象。写得多了，我就偷偷给地下党当时领导的枟平报枠副刊投稿，令我想不到的是，我的诗枟时间早已到了枠居然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我不禁欣喜若狂，写作的闸门从此打开，一发不可收。

没有想到，我与枟平报枠的缘分还未尽于此。

1939年8月，在我入党的第二天，组织上调我到枟平报枠工作，至此，我的60年报海生涯也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

枟平报枠是一个温暖的战斗集体，大家在政治和生活上都是平等的，我既做副刊枟持久枠编辑，又做夜班校对，精神上早已没有做学徒时的压抑感，取而代之的是对知识的渴求。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对新闻工作的认识和能力。那时，我几乎每期都要写点小文章，用来填补枟持久枠的版面。

好景不长，1940年早春，鳌江风云突变。枟平报枠因翻印党内小册子被国民党发觉，不幸遭到查封。逾月，组织上通知我转移到浙西金华、丽水一带去工作。不满16岁的我，就这样背井离乡去闯天下了。

1940年初夏，刚过端午节，我进入金华枟浙江潮枠杂志社工作。那时候，原来在枟浙江潮枠工作的地下党员由于形势的逆转，不得不撤离，编辑部中只剩下郑红范和改名叫“新伍”的我。工作一下子就重了起来，我既帮助编辑稿件，也做校对和会计，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帮着搞发行。写文章的时间就不多了。不过，得益于枟浙江潮枠杂志社的地理优势，我也结识了计惜英、季音等一批和我一样将满腔爱国热情投入新闻工作中的同仁们。

枟浙江潮枠从1938年2月创刊，直到1941年1月停刊，历时整整三年，合计出刊128期，这128期杂志所传播的进步思想、对读者所起的教育作用无疑是很大的。可以这样说，在抗战前期金华出版的各种杂志中，枟浙江潮枠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然而，枟浙江潮枠强大的影响却令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坐立不安。1941年早春，暴风雨骤然袭来，枟浙江潮枠被迫停刊，而我也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送进上饶集中营。我囚于集中营三年，这也是我第一次被迫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现在想起集中营的岁月，我还心有余悸——那是一场异常严峻的考验。那个时候我是狱中最年轻的党员，由于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又加上使用的是化名，所以一直隐蔽得很好。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付我们这些犯人，除了严刑拷打，还加上了“政治洗脑”，但我们始终坚信着自己共产主义的理想，坚贞不屈，直到最后那些特务们把我们都编到了“顽固队”，天天上“特训班”。

1944年，我经营救出狱，可是在偌大的温州却找不到党组织。我依然决定用自己的笔，向这个黑暗的社会抗争。为了实践我的誓言，我先后在国统区的进步报纸中担任新闻编辑和副刊编辑，并且在1947年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担任枟中外日报枠的编纂科长，忠实记录台湾人民的心声。虽然每份工作都为时不长而且困难重重，可我依然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写些杂文和散文。这样，我不仅没有迷失于黑暗之中，反而迎来了黎明——1948年，我终于重回党的怀抱。

1947年下旬，我重回杭州，来到枟当代晚报枠这个集体中，先担任编辑主任，后来又任总编辑。在枟当代晚报枠的岁月，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战场上，敌方如摧枯拉朽，不堪一击。而在枟当代晚报枠编辑社，同样是一个微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和其他地下党员以及进步同志们一道，在夹缝中求生存，力求扩大党的影响，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起来斗争。

我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编辑大权，派人专门收听新华社广播，改写后以“本报上海电话”的方式发表，报道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尤其是对三大战役胜利的报道，都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知道，天快亮了。

此外，我们还致力于宣传解放区的新气象，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断揭露和抨击国统区腐败的政治气象和黑暗糜烂的社会，披露国统区物价飞涨，声援报道浙江当地进步学生运动、人民群众罢工请愿等一系列斗争，起到了十足的宣传作用。

1949年5月，杭州终于成功解放，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这些在杭州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终于熬过了白色恐怖的漫漫长夜，迎来了我们期望已久的黎明。

立根原在破岩中

办一份真正属于人民的报纸，为人民的利益敢说真话，敢记真事，敢批评丑恶的东西，这是我在新闻事业上一贯的追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年间，我为这个追求，受到过迫害、恫吓以及流浪、逃亡。我工作过的进步报刊，三家被国民党查封，两家被强迫改组，但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追求。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新的开始，也是我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新的开始。这一年的5月上旬，我受命创办枟当代日报枠。枟当代日报枠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家受党领导的人民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它自1949年6月1日创刊，到1955年10月31日停刊。它不是党的机关报，但除创刊初期的三个月由枟浙江日报枠社长陈冰直接领导外，其余的六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始终是在中共杭州市委的关心和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出版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城市居民、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引导他们从旧思想的影响下转变过来，这是一个繁重而长期的任务，不是我一个人、一家报社所能完成的。同时，还要与解放初期尚在杭州出版的很多家旧报竞争，如一些公开的国民党报纸枟东南日报枠、枟正报枠、枟民报枠、枟大同日报枠等。当时地下党领导的指示是：“你们还要与继续出版的但又不能取缔和接管的旧报纸竞争，把这些旧报纸陆陆续续淘汰掉。要注意政策，谨慎行事。”在经济上，要自力更生，不能要国家补贴。在这样一副重担面前，年仅25岁的我忘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奋力地去挑。

创业的开头总是艰难的，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十六七个人，又没有副总编辑。报社里的一个人几乎都干两到三个人的活，有些人几乎天天工作都超过16个小时，但不仅听不到叫苦声，反而越干越起劲。由于枟当代日报枠不是党的机关报，报纸的内容办得比较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新闻多，副刊多，对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都努力地加以报道和反映。但现在回想起来，枟当代日报枠的一个重大缺点是“民营”色彩还显示得不够，编辑方针不够大胆泼辣，对人民的利益方面还不够敢说、敢做、敢批评。有时还向党报看齐，冲淡了“民营”的色彩。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上还比较“左”的缘故。

虽然如此，枟当代日报枠在当时还是十分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量由开始的2000多份，逐步增加到1万多份。而且在半年之内就取代了杭州解放前留下来的好几家报纸，如枟工商报枠、枟大华日报枠、枟西湖夜报枠等。

但到后来枟当代日报枠的经营越来越困难，经济方面的原因不断出现，报纸由于印刷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原因，犯过几次大的政治错误，而且由于枟当代日报枠不是党报，订购和发行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我虽不断地奔走呼吁，枟当代日报枠却最终停刊，改组为市委机关报枟杭州日报枠。但在全国解放后，一张民营报纸出版了六年又五个月，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枟当代日报枠在宣传杭州经济恢复和三大政治运动的情况以及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和杭州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中，都取得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