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

略述家史

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有这样一句：“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我的家族从祖上说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大概从我的太祖父起只是当地的一个小小的乡绅。原来我们家是在江西永丰，在我太祖父之前已迁至湖北黄梅县孔垅镇东厢。

据殿撰黄思永《莘夫赠公墓表》中说：我祖父汤霖的曾祖父“讳正谊，儒士积学，未遇覃恩，赏给八品顶戴”，祖父的祖父“讳镇东，号晓峰，增广生，恩赐副举人，赐封奉政大夫。生三子，公序居长，幼岐嶷，读书目数行下，见者咸以国器目之。”

莘夫公曾受学于引轩公，据同邑解元黄经塾《引轩公碑文》谓：“塾与敬亭（按：敬亭为正谊公侄）、晓峰同庚，髫年相交，二君受业引轩世伯老先生，世伯平日以小学教人，善于引蒙，故自号引轩，要之弱冠壮岁，皆在引进之中，敬亭佩兄训登贤书，晓峰佩父训入黌序，非所谓成人有德者乎。塾以时聆世伯绪论道德，发为文章，言有根柢，亦足引瀹性灵。……惜晓峰兄绩学功深，屡试优等，频膺房荐，未得早夺乡魁，令世伯一获见修德之报耳。”

引轩即太祖父正谊公，《汤氏宗谱·儒林志》中谓：“正谊，字广运，号引轩，绩学未遇，垂老呼唔，占哔循匕，善诱子，副举人镇东受庭训，堂弟经魁思永、恩贡项元，省文学生徐朗，皆出门下。”

又同邑经魁李炳黌《晓峰公碑文》：“孔垅邑之名镇也，多硕士。吾祖伊村公有友三人焉，曰：解元黄经塾、经魁汤思永及晓峰公也。公弱冠游庠，声名藉甚，屡试辄冠其曹，为文鸿博，禀经酌雅，膏沃光晔，推倒一时，而顾数奇不偶，列优等第十一次，不祚上舍乡闱，屡膺房荐，终以额满见遗。”

又时朝廷有《制诰》中谓：“……奖尔汤镇东，乃同知衔甘肃碾伯县知县汤霖之祖父，锡光有庆，树德务滋。嗣清白之芳声，泽留再世；衍弓裘之合绪，祜笃一堂。兹以覃恩，赠尔为奉政大夫，锡之诰命。”

据此可知，太祖父乃一书生，虽“绩学功深”、“为文鸿博”，但终未得功名，仅“赐副举人”，而因祖父之关系而“赠奉政大夫。”

祖父的父亲“讳立贤，字谦吉，号莘夫。”据谓由于“晓峰公馆谷所入，恒不能供食指”，于是曾祖父“年十六遂慨然弃举子业，偕傭奴杂作，每负担行。行垅亩间，必挟一册自随，且行且读，人以之比朱翁子云。”咸丰初乱起奥西，乃及黄梅等地，曾祖父曾以乡团助胡文忠公等官兵，运粮馈馆，故以军功得由监生，保以县丞候补。因孔垅地势洼下，十岁九淹，曾祖父于是创议修拦湖堤，得县官许而委任之，十年之间“履荆棘践蛇虺，口授指画心计，暴烈日中，汗如釜蒸”，“罔敢少休”。后堤工告成，三十年不知水患。曾祖父“好读书，尤喜《左传》，年七十余背诵不遗一字。遇事敢为，治家严而有法，以故乡之人、族之人咸畏敬之，称祭酒焉。”（《莘夫赠公墓表》）又朝廷《制诰》云：“……奖尔汤立贤，乃同知衔甘肃碾伯县知县汤霖之父，禔躬淳厚，垂训端严。业可开先，式榖乃宣猷之本；泽堪启后，贻谋裕作牧之方。兹以覃思，赠尔为奉政大夫，赐之诰命。”

以上资料均取自《汤氏宗谱》。但据此可知，我家自正谊公起即或可谓“诗书之家”，盖因祖父前之三代多以读书、教书、授徒为业之故也。

我祖父汤霖，字崇道，号雨三，道光庚戌年（1850年）出生于家乡湖北黄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做过几任知县，后数任甘肃乡试同考官，并于1906年与陈曾佑等合办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殁于民国三年（1914年），享年六十三岁。我父亲用彤先生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祖父，只是在1957年“反右”后，我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环境之中。有天，我问父亲关于我祖父的情况。父亲只是说，祖父喜汉《易》，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做过几任县官，为官清廉，晚年以授徒为生，平日爱用湖北乡音朗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一岁生日时他的学生为他祝寿而作的《颐园老人生日游图》拿给我看。现把可找到的一些关于祖父的资料抄录于下：

《汤氏宗谱·仕宦志》记载：“霖，字雨三，庚寅（1890年）进士，甘肃即用知县，历任渭源、碾伯、宁翔、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丁酉（1897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汤氏宗谱·学绩志》中说：“霖，字崇道，号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年）洪宗师科试，取入县学一名。

光绪元年（1875年）王宗师科试考取一等三名，补廪梁宗师科，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师科试，取一等第三名，张宗师科试，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绪乙亥（1875年）、己卯（1879年）、戊子（1888年）科三膺房荐。己丑（1889）恩科中试举人。庚寅恩科会试，联捷进士，官知县。晚号颐园老人。两次丁艰，家居授徒，成材甚众。殁后，门人私元贞先生。”《汤氏宗谱·文艺志》录有我祖父的作品：“杂文，《平庆泾固道王观察寿文》、《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复赠中丞书》、《与连方伯书》、《渭源县下车观风告示》；古近体诗，《墩子湖吊贺文忠公》、《烈妇行——为安化谭同年之妻贺孺人作》、《送友之平番任兼贺其四十寿》、《宁夏道中遇雪戏作》、《浙川舟中口号》；联，《六十自寿联》。”

按：各种有关我祖父的记载，都说“汤霖字雨三”，看来都是不对的，应是“字崇道，号雨三”。说我祖父中进士，有的记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有的记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作“光绪十六年”，看来“光绪十六年”是正确的。

诸多记载都说到祖父任渭源和平番知县的时间，而没有材料说到他任碾伯、宁翔知县的时间。据《黄梅县志》知，光绪十九年（1893年）仍在平番县任知县。又据《渭源风土调查录》谓祖父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任……在任三年（至1897年）”。我没有找到祖父出任碾伯、宁翔知县的任期材料。

又，《创修渭源县志·职官表》中说：“汤霖，字雨三，湖北黄梅县人，光绪庚寅科进士。下车观风课士，讲授文学，因以执师生礼，而官民之风变焉。迨后文明日进，先生使然。”又，《渭源风土调查录·汤霖传》谓：“汤霖，湖北黄梅人，由优廪生中光绪丁丑（应为‘己丑’）科举人，庚辰（应为‘庚寅’）进士，以知县用授渭源，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任。名士风流，政尚平恕，在任三年，民感其化，尽除险诈之风。往年，邑中妇女与夫家稍忤目，即服鸦片自尽，母家讼之，夫产随尽。霖查悉此弊，凡遇妇女服毒自尽，不但不予追究，反坐其父母以不善教导之咎。从此闺中私语，谓‘汤官恶作剧，服毒不但无益，反累父母’。此弊遂革。又乡妇人凌虐童媳，牛马不如。霖每微服访查姓名，即以虐媳术施于姑，严惩数人，惨毒风息。在在善政甚多，邑人以汤青天呼之云。”按：据以上材料，大体上可知我祖父是一位重视文学的清官。

又据刘尊贤《清末甘肃优级师范学堂》（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中说：“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规定修业期限为预科三年，本科二年。入学资格规定是贡生、生员、监生，由各府、州、县选送。名额规定为一百二十名。……监督为湖北人陈曾佑（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教务长为甘肃人张林焱（翰林出身，曾官任翰林院检讨），庶务长为湖北人汤霖（进士）和山东人郁华（举人）。教员有张焱（授历史），郁华（授算学、图画、地理），王泽闿（授理化），李兴勇（授博物），邵登凯（授算学），邓宗（授教育、伦理、心理、英文），谭其茳（授伦理、日文），金常（授法制、理财），文琳（旗人，授体操）等……”按：虽然戊戍变法（1898年）失败，但新政并未停止，1905年废科举，办新式学堂。我祖父在1897、1902、1903年还任甘肃乡试同考官，而到1906年即与陈曾佑等合办新式学堂（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这是因为他对新学也有若干认识。他的学生陈时隽1930年为《颐园老人生日游图》题词中回忆说：“……师孳孳弗倦，日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与夫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纤悉至尽。”可见我祖父当时对“新学”也颇为留心。

据《汤氏宗谱·学绩志》言，我伯父汤用彬“壬寅（1902年）顺天乡试，挑取誊录译学馆，毕业奖举人，升入国立分科大学，毕业授文学士”云云。祖父不仅办过新式学堂，而且送我伯父和父亲进入新式学堂，此或亦可谓他看到了时世迁流之趋势也。

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1893年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22年由美国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办学，于1964年逝世于北京。我，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自此以后均在学校教书。据此，可以说汤霖、汤用彤、汤一介一家三代均以教书办学为业。

读祖父雨公三《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

我的祖父汤霖，字崇道，号雨三。据《汤氏宗谱·仕宦志》记载：“霖，字雨三，庚寅（1890年）进士，甘肃即用知县，历任渭源、碾伯、宁翔、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丁酉（1897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又据刘尊贤《清末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刊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中记载：“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监督为湖北人陈曾佑（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教务长为甘肃人张林焱（翰林出身，曾官任翰林院检讨），庶务长为湖北人汤霖（进士）和山东人郁华（举人）。”

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十三年就去世了，我没看到过他的画像或照片。关于他的简单经历，在前面已经写了，归纳起来可说者：一是他以进士而出任过几任县官和乡试同考官；二是他晚年以授徒为业，教出不少学生。据父亲说，祖父喜汉易，但我没有找到他写的有关汉易的片言只字，不过在《汤氏宗谱》中收录了他的诗五首，文五篇，联语一。其中还有他的学生赞其师的诗两首。祖父的诗文大多是为应酬写的，但其中有一篇他为学生们为祝贺他六十岁生日画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写的《自序》，约五百字。它可以说是祖父留下的一篇最有价值之短文，它不仅表现了祖父为人为学之要旨，而且可以看出他对时局变迁的态度，现录全文于下：

右图为门人固原吴本钧所绘。盖余生于道光庚戌年，至今年辛亥，岁星之周，复逾一岁。门人之宦京者，怂（从）儿辈，将于余生日置酒为寿，余力尼之。陈生时隽谓余：“先生恒言京师卼可居，行将归隐，嗣后安能如长安辐辏，尝（常）集处耶？京西旧三贝子花园，今改农事试验场，于先生生日为长日之游，湔世俗繁缛之仪文，留师友追陪之嘉话，不亦可乎？”余无以却之，乃于六月十三日为游园会。游既毕，吴生追作此图。余维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寿之修短，复何足言！但受中生而为人，又首四民而为士，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盖自胜衣以后，迄无一息之安，诸生倡为斯游，将以娱乐我乎？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逾中寿，宁足欣乎？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然则兹游也，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劵。抑余身离国都，前所愿诏示诸生者，盖尽于此。是役同游者：固原吴本钧，印江陈时隽，南昌黄云冕，德化徐安石，湖口刘太梅，乐安秦锡铭，蔪州童德禧，黟县舒孝先，舒龙章，同里邢骐，石山倜，外甥赵一鹤，婿项彦端，及儿子用彬、用彤，外孙邢文源、又源，孙一清、孙女一贞等，都二十余人。

宣统三年六月廿五日颐园老人汤霖记

这篇《自序》是写在祖父将离京回乡之宣统三年六月，即是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年，次年民国建立，清廷倾覆，正如祖父所预测“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之时也。在《与连方伯书》中说：“京师尘俗，时局奇变。抉伍胥之目，不可以五稔；化苌弘之血，奚待于三祀。投老穷居，不与人事，宁可自投浊流乎！”这说明祖父已看到局势将起大变化，而清廷已无有挽救之可能，正像他时常吟诵《哀江南》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情形。而祖父要求其子弟“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应静观时局之变化，在看清形势后再决定出处；不要去急急忙忙地追求功名利禄或自弃于逸乐，当以修德进学为要旨。

我的祖父虽做过清朝的几任小官，但均在边远地区，地贫瘠而民艰苦。祖父为官清廉，遵循曾祖母之教训，据《莘夫赠公墓表》中说，祖父的母亲徐太宜人：“性严肃，寡言笑，居家俭朴，事舅姑以孝，御下以恕。勖儿子居官以清、以慎、以勤。”时朝廷之《制诰》亦谓：“徐氏乃同知衔甘肃碾伯县知县汤霖之母，淑慎其仪，柔嘉维则，宣训词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云云。我想，很可能是由于曾祖父母对祖父要求甚严，故祖父为官不敢不清廉也。自丁酉（1897）年后祖父主要是担任临时性的甘肃省乡试同考官，而癸卯（1903）年之后则以“教书授徒”为业。在《游图》中列举参加者“固原吴本钧、印江陈时隽”等九人，想来他的学生当不止此九人也。近二十年后（1930年）陈时隽再览阅此《游图》时，有一长段题词，其中说道：“师孳孳弗倦，日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与夫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纤悉至尽”云云。可见祖父也是一位教书匠，但他却也不是只教中国古书的“冬烘先生”，而亦注意当时思想潮流之变化，故在教学中常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告之。我父亲在十五岁以前是随祖父受学，而在1908年即入当时之新式顺天中学堂，后于1911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当然也是祖父之主张，至少是得到祖父同意的。由此也可见祖父学术之路向。在此《游图》后面还有湘潭杨昭隽的题词说到“师生之谊”，江宁吴廷燮的题词中有“九夏师资，群伦效则”之语。这就是说，祖父教学授徒是他晚年的主要工作。

父亲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说：“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可知父亲有关中国历史之兴衰更替之知受教于祖父，而父亲之为人处事更是深受祖父之影响。在《游图自序》中祖父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陈时隽题词中说其师尝以“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可以佐证。

我想，祖父为什么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是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而此对读书人说“立身行己”实是最为重要之问题。《哀江南》是描述南明亡国时南京破败之情形，“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句句道出了南京当时覆亡景象。庾信《哀江南赋》写的是他丧国之痛。庾信为南方大族，原仕梁，后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归，后江陵陷落，只得在北魏做官。该《赋》的《序》中说“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阴奔命，有去无归”等等。“宣统三年六月”，北京经八国联军之烧杀，残败之象毕露，正是清王朝将亡未亡之前夕，我祖父其时还在北京，他极思回乡终老，而尚不知何时得归田园居，其心情之痛苦可想而知。父亲用彤先生也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大打内战之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他在无事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其时也正处在“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之际，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忧患意识”应是深深地根植于其灵魂之中吧！

我祖父大概是一位淡泊于功名利禄且不甚喜游乐的读书人，因此在他与弟子、子孙游园时仍谆谆教诲诸随者“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并且祖父把这次他与学生们的游园作为“可以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他日请念之劵”的一次机会。祖父毕竟仍是一中国旧式的“士”，是一位有功名的“进士”，故仍然希望于国于民，立功立言，而扬名于世，所以在其序中说：“余维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寿之修短，夫何足言。但受中生而为人，又首四民而为士，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故虽“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但仍以“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为憾。我想，我父亲在“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点上或颇受祖父之影响。除了这卷《颐园老人生日游图》之外，我再没找到任何一件祖父留下来的东西。而父亲为什么珍藏此图，而又把它交给了我，大概正是因为父亲参加了这次游园，而且深深记住了“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吧！

祖父于此次游园后不久，就南归故里。在他《给连方伯书》中说：“某久宦无成，亟思归老，会适所愿，得遂初服，至慰至慰”，“家有薄田五十，扶桑三百，采菊东篱，则南山在前，送客虎溪，则佳宾时过，拟于明仲初秋言归旧里，绝拘束之种种，返合疏之噩噩。”这封信已见其归心之切。他在回到黄梅孔垅镇汤家大墩后作了一幅对联，题为《六十双寿自祝联》：

双寿一百廿二年，挑灯课子，含饴弄孙，且喜磊落英多，家庆国恩膺厚福。

同行十万八千里，揽辔登车，束装倚马，相与殷勤慰藉，海阔天空快壮游。

据《游图·自序》，是年祖父六十一岁，得摆脱京城之各种困扰，而得以归故里，“挑灯课子含饴弄孙”（按：一清为祖父长孙，一贞为长孙女），虽然京城离家乡黄梅路途遥远，有乘车倚马之劳，但一家“相与慰藉”，一路海阔天空无忧无虑地悠游而行，这岂不是喜得的“厚福”吗？但祖父归乡未久即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读祖父雨三公的诗文

前面我已说到，能找到祖父的诗文很少，且又多为应酬之作，而作于何时又多不可考，所用典故和历史故事，由于我的知识所限，也不得确解，因此我打算把他写的较有意义的杂文附于本篇之后，以俟识者，在此篇中我只想从这几首诗和几篇文中，把对祖父为人行事的若干倾向写点我的看法和想法。曾祖父莘夫公虽未出仕，尝为黄梅县筑堤，十余年如一日，工成，民受其惠，“可谓一心一德，成允成功者矣”。（《莘夫赠公墓表》）曾祖父之行事可谓勤劳公正。祖父为官自然会受其深刻的影响。祖父出任渭源知县，即发《渭源县下车告示》，中谓：“……爰及下车之日，敬观閤邑之风，取尔美词，归予藻鉴，敢云斗山，望得老马，须知问途”云云。求贤之心，跃跃纸上。曾祖母徐太宜人教祖父“居官以清、以慎、以勤”，而祖父自己也说他“劳于吏事”，“无一时之安”，盖因“首四民而为士，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在祖父的《平庆泾固道王观察寿文》中说到为王观察祝寿之因有四，其第一可寿者为：“……公则摧奸错枉，指佞触邪，列鹓路而接虁龙，比鹰鹯之逐鸟雀，锓谏草于金石，皆曰忠爱，文章颁闳议于朝堂，则为快活，条贯斯为美矣，惟其有之，此可寿者一也。”此赞皆望王观察为官之清、之慎、之勤也。中国自古清官少，而贪官多，老百姓只希望有清官得以生息长养。然纵观历史每二三百年必有改朝换代之故事，此皆因皇室糜烂，官吏暴贪，百姓难以活命，而王朝倾覆，故居官当以“清”为首要。民为邦本，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治民乃国之大事，不可掉以轻心，如视民如寇仇、草芥，则势官逼民反，而世乱无可治，王朝必崩溃，故大小民事不可不慎也。自秦政以来中国之政制均为专制体制，对老百姓无非“刚柔相济”、“阴阳并施”，然除少数开明帝王、方正良吏外，则多以欺诈镇压老百姓为能事，毫无勤于政事之心，更无爱护人民之意，而“勤政爱民”乃我国明主良吏之优良传统，为官当以此为古训。祖父在甘肃为官，据《渭源县志》，祖父为一清官，离任时有万民送行，赠以“万民伞”，故曾祖母之教训时刻铭记在心之故也。

《汤氏宗谱》收有祖父《复湖北巡抚曾中丞书》一通，除贺曾中丞荣拜抚鄂之命，主要是对湖北水利建设提出若干建议。原来对湖北治水有两种不同意见：江开《疏分汉水支河议》主张泄水治之；俞昌烈《水利堤防纪》主张筑堤防患。祖父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有弊病，认为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据实际情况运用之。他建议“于樊襄之间，筑一横堤，将汉水堵塞于万山之下，开一新口导之南流，由漳河入江，俾安陆以下永无水患，亦是一策。”这就是说，祖父建议在汉江上游筑一水库，并开一新渠，使水由漳河入长江，这样既可防下游之水患，又有利于灌溉。同时祖父又主张在江河两岸“亦须修堤其间”，“堤愈长愈坚，水患自息”，并举广济、黄梅二县“小民以堤为命”，或与其父莘夫公于黄梅筑堤有关。

祖父的诗共五首，其中一首是为贺文忠公写，无甚新意，如“君恩已重难图报，有父死忠子死孝”之类；而另一首《烈妇行：为湖南安化谭同年筠之妻贺孺人作》，写同年谭筠之妻殉夫事，今天看来自是毫无意义，其中“人言豹死皮已留，私心那计区区是，联吟得伴管双枝，幽冥无须怨别离，月满夜台增寞寂，双笺对擘画中诗”几句似尚有情，或可使读之者有所感也。《送友之平番任兼贺五十双寿》一首，当与祖父曾任平番知县有关，故有“知非漫切中年感，尚有福田种子民”两句，表达他对平番的百姓的关怀之情。另外两首，我认为虽有诗情画意，但忧心愤懑跃跃纸上。《宁夏道中遇雪戏作》：“漠漠长空斗玉龙，败鳞残甲满高峰，通明殿里论勋伐，合署人间万户封。”这首诗大概是祖父在甘肃任满回北京途中所作，宁夏山多，为大雪覆盖如一条玉龙，但此玉龙已是遍体鳞伤了，可是朝廷还在哪里讨论什么“勋伐”、“封侯”之事，而不知大势已去。《浙川舟中口号》：“罔水行舟聒聒鸣，乱山高下晓云轻，参差十万磨天剑，直向长空削不平。”这首诗大概也是在任满回京途中所作。上首写山路，这首写舟行，舟行于高下不等的乱山之中，而心颇有感慨，故想此乱山如化为十万磨天剑，如能把人间不平事削去多好。看来祖父真是一读儒书的清官吧！

附：《平庆泾固道王观察寿文》粤稽杓斗，鬿明競赤，辉于南极；蟠桃汉寿，报青使于西陲，斯乃瑞世之祥，亦行仁之福。过皇甫之宅，朗朗瞻霁月容；蹑广成之，飘飘有凌云气。人言谷神緜亘，并永于大地山河；实则国老康强，能保我黎民子孙。台臺利津望族，山左名儒，杏苑探葩，柏衙晋笏。班联七贵，茶加黑豸之冠；鸣仗三年，洊留黄门之职。杜补阙忠贞素著，允简帝心阎都督。棨戟遥临，式符民望，陇干有福，被仁风者二府二州。州鬯无惊，助清娱者一琴一鹤。然而汾阳福泽，人尽能言；壮侯设施，事当传信。不有清芬之笔，奚昭于穆之光，矧在帡幪，敢忘阐发乎！今夫乌台晋秩，苍佩崇班，南垣实雄峻之官，北阙资启沃之助，而人怀首鼠，谗畏青蝇，张纲有轮而不瘗恒典，乘骢而谁避。

公则摧奸错枉，指佞触邪，列鹓路而接夔龙，比鹰鹯之逐鸟雀。锓谏草于金石，皆曰忠爱；文章颁闳议于朝堂，则为快活，条贯斯为美矣。惟其有此，可寿者一也。既而资俸聿深，声名遐噪，宰辅荐李藩为国器，天子倚郑众为重臣，有禄朱仓者是天厨饩也。爰下丝纶俾之钩管公，容光遍照著手成春；任积飞之相，因总累黍之不爽。案牍扫秋耒之叶，过眼皆空；吏胥踏冰上而行，有胆皆怯。刘宏不从事，而烛炤磨遗；包公洞开重门，而关节不到。惟深也，故能遍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言如是，夫何间然，此可寿者二也。古之人苴茅分虎，据节开牙，一为监司之臣，实有招讨之责，然或时当间暇，地拥膏腴，雅歌慕府之中，清啸戊楼之上，固人生之荣遇，亦中材之可勉为。乃公当泾汭分符，值回纥初定，喆奸禁暴，正虞叔卿盘根错节之时；卖剑买牛，有龚渤海种韮植榆之化。凡为戍首，扪心悔强楩之非称，见大人绕币下兜罗拜，近里著巳，以德感人，此可寿者三也。且夫聪明者刻，正直者迂，庸俗者无为，粗豪者尚气，固气质之各异，亦函养之未深。公则适莫，毫无城府，不设屠沽，实儿有冤，抑必为平章强项，令苟有贤声，都膺持荐，抗然为一方之保障，庶几得四气之中和焉，此可寿者四也。兹者午蒲献节、八秩开筵，以苻秦之旧区，增黎眉之异彩。

笄头日永，见仙鹤之来游；桐阜花开，偕灵芝而并茂，非甚盛德，能与于斯欤！属吏等逅接光风，同沾覆露，东山小蹇，附骥尾而弥章，下界肉人，倘丹砂之可乞。抗尘容走俗状，对乐彦辅则神清；拙抚字劳催科，见王丞相则意远。效为颂祷，预当变暖斺常，义不取，事皆崇实，开鸿基者八百岁，媲美太公渭水之璜；昭麋寿者亿万春，铸仲山甫铭功之鼎。

《复湖北巡抚曾中丞书》

中丞太公祖，节前敬禀者，窃某承乏渭源，渥蒙培植，感恩知己，刻未能忘。月前接阅邸抄，欣悉宪台荣拜抚鄂之命，谨具手版申贺，乃蒙温谕下询，庄诵再三，殷拳恳挚，以为职系楚人，于楚中民情利弊，与夫官绅贤否，必能确有见闻，嘱密为申复。仰见明公不弃，匆荛迩言，必察至意。伏思职庸腐书生耳，家世缥缈，距省窎远，为诸生时授徒讲学，课耕力田，从未干预外事。庚寅通籍来甘候铨，甲午丁艰回籍守制，在家授徒课子，未尝一入城市，于省垣官绅之优劣，实属罔所见闻，不敢以自欺者，更欺明公也。虽然美人香草著自离骚，杞梓楩楠传于左癖。楚邦素号多材，岂无端方之士。经世之才，如明公所谓硕德耆儒者，职以为贤才之或隐或见，在当事者之求与不求耳。先正胡文忠公进节江汉，其时东南未靖，国步多艰，文忠下车伊始，即发策课士品第优劣，上者招之幕府，次者宠以银币，又设宝善堂于省垣，每接见名士宿儒，苟言有可采，无不竭尽其底蕴，以期见诸施行。夫是以肃清全鄂，规画邻疆，其怜才爱士之殷，楚之人犹涕泣道之，洵一代之名臣也。我公渊深而有谋，沈毅而能断，望之名山大岳，即之和气春风，今简命初膺，即孜孜以求贤得人为急。异时莅鄂，功名当与文忠埒，而福寿过之。

盖文忠之才暴于外，公则所蕴者深，所发者必久也。若夫鄂省地近中州，民情质朴，与北五省相类，而士重科名，以谒见长官为耻；农力田亩，以服曹远道为艰，阖属皆然。惟汉臬一隅，轮船所自止，铁路所自始，华洋杂处，颇有浮情淫靡气习，而较申浦而远胜。得良有司，治之亦易之耳。至于楚中七泽，其利在水，舟楫四通，帆樯云集，商贾辐辏，百货畅销，即小民以渔为业者亦以数千百万计，此其利也。而江汉双流，每遇盛涨，小民即荡析离居，汉水之患尤为甚。昔人江开著有《疏分汉水支河议》，意在宣泄；俞昌烈著有《水利堤防纪要》一书，意在宣防。究之宣泄，则虑江水倒灌，故其说卒不行；修堤束水，藉木刷沙，自是治水良法，而沙多土少，堤岸不坚。且入江之口不过数丈，合陕之汉中、新安、商雒，河南之浙川、南阳等府厅，楚北郧阳以下襄阳、安陆各府之水，尽汇注于此，而以数丈之口泄之，宜其澎湃浩瀚而莫之能制也。论者欲于樊襄之间，筑一横堤，将汉水堵塞于万山之下，开一新口导之南流，由漳河入江，俾安陆以下永无水患，亦是一策。第两岸亦须修堤其间，小民田庐坟墓一有掘毁，众怨丛之，卒亦无能行之者。此外如武昌之樊口及下游广济、黄梅二县小民以堤为命，堤愈长愈坚，水患自息。我公加意拊循，地方官官一意治堤而已。职一介庸愚，忝叨明公知遇，今当远违山斗，用敢薄献曝芹，所恨职守绊，未克攀辕叩送，愿明公慎终如始，日新又新，则下僚所以期祝我中丞者，尤不仅世俗所谓官阶、爵位已也。临禀无任景仰，悚惶之至。

有关我祖父的一些材料

非常可惜我没有在我父亲生前时谈谈我的祖父，因此我只能根据一些文字材料，来写我的祖父。最近收到朋友寄来的有关我祖父的材料，现抄录于下：

《汤氏宗谱·仁宦志》记载：“霖，字雨三，庚寅（1890）进士，甘肃即用知县，历任渭源、碾伯、宁翔、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衙，历充丁酉（1897）、壬寅（1902）、癸卯（1903）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汤氏宗谱·学绩志》中说：“霖，字崇道，号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洪宗师科试，取入县学一名。光绪元年（1875）王宗师科试考取一等三名，补廪梁宗师科，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师科试，取一等第三名，张宗师科试，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绪乙亥（1875）、己卯（1879）、戊子（1888）科三膺房荐，已丑（1889）恩科中试举人。庚寅恩科会试，联捷进士，官知县。晚号颐园老人，两次丁艰，家居授徒，成材甚众，殁后，门人私元贞先生。”《汤氏宗谱·文艺志》录有我祖父的作品：“杂文，《平庆泾固道王观察寿文》、《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复曾中丞书》、《与连方伯书》、《渭源县下车观风告示》；古近体诗，《墩子湖吊贺文忠公》、《烈妇行——为安化谭同年之妻贺孺人作》、《送友之平番任兼贺其四十寿》、《宁夏道中遇雪戏作》、《浙川舟中口号》；联，《六十自寿联》。按：各种有关我祖父的记载，都说：“汤霖字雨三”，看来都是不对的，应是“字崇道，号雨三。”说我祖父中进士，有的记为“光绪十五年（1889）”，有的记为“光绪十六年（1890）”，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作“光绪十六年”，看来“光绪十六年”是正确的。诸多记载都说到祖父任渭源和平番知县，没有说到他任碾伯、宁翔知县。据《黄梅县志》谓：光绪十九年（1893）仍在平番县任知县。又据《渭源风土调查录》谓祖父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任……在任三年（至1897）”。我没有找到祖父出任碾伯、宁翔知县的任期材料。又，《创修渭源县志·职官表》中说：“汤霖，字雨三，湖北黄梅县人，光绪庚寅科进士。下车观风课士，讲授文学，因以执师生礼，而官民之风变焉。迨后文明日进，先生使然。”又，《渭源风土调查录·汤霖传》谓：“汤霖，湖北黄梅人，由优廪生中光绪丁丑（应为‘已丑’）科举人，庚辰（应为‘庚寅’）进士，以知县用授渭源，光绪二十年（1894）到任。名士风流，政尚平恕，在任三年，民感其化，尽除险诈之风。往年，邑中妇女与夫家稍忤目，即服鸦片自尽，母家讼之，夫产随尽。霖查悉此弊，凡遇妇女服毒自尽，不但不予追究，反坐其父母以不善教导之咎。从此闺中私语，谓‘汤官恶作剧，服毒不但无益，反累父母。’此弊遂革。又乡妇人凌虐童媳，牛马不如。霖每微服访查姓名，即以虐媳术施于姑，严惩数人，惨毒风息。在在善政甚多，邑人以汤青天呼之云。”按：据以上材料，大体上可知我祖父是一位重视文学的清官。

又据刘尊贤《清末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刊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中说：“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规定修业期限为预科三年，本科二年。入学资格规定是贡生、生员、监生，由各府、州、县选送。名额规定为一百二十名。……监督为湖北人陈曾佑（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教务长为甘肃人张林焱（翰林出身，曾官任翰林院检讨），庶务长为湖北人汤霖（进士）和山东人郁华（举人）。教员有张焱（授历史），郁华（授算学、图画、地理），王泽闿（授理化），李兴勇（授博物），邵登凯（授算学），邓宗（授教育、伦理、心理、英文）谭其茳（授伦理、日文），金常（授法制、理财）文琳（旗人，授体操）等。……”按：虽然戊戌变法（1898）失败，但新政并未停止，1906年废科举，办新式学堂。我祖父在1897、1902、1903还任甘肃乡试同考官，而到1906年即与陈曾佑等合办新式学堂（甘肃优级师范学堂），这是因为他对新学也有若干认识，他的学生陈时隽1917年为《颐园老人生日游图》题词中回忆说：“……师孳孳弗倦，日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兴失，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先其正之故，指诲明悉至尽。”可见我祖父当时对“新学”也颇为留心。据《汤氏宗谱·学绩志》言，我伯父汤用彬“壬寅（1902）顺天乡试，挑取誊录译学馆，毕业奖举人，升入国立分科大学，毕业授文学士”云云。祖父不仅办过新式学堂，而且送我父亲进入新式学堂，此或亦可谓他看到了时世迁流之趋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