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为政之道，以厚民生为本。

农民经商究竟是好是坏？是优势还是包袱？是姓“社”还是姓“资”？让农民进城经商冲击国有、集体企业到底对不对？义乌要不要办小商品市场？

每次冲击，每次争论，都拨动义乌许多干部敏感的神经。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1982年6月，谢高华和县委办的同志到廿三里实地调查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大胆地提出：“农民经商是一大进步，是义乌的一大优势，绝不是一大包袱!”

义乌在争论中发展，在争论中前进。如今雄视天下，独占鳌头。

一、“鸡毛换糖”溯源

义乌，最初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义乌的穷可以说是全国有名的，谢高华对此深有感触。

“那时候，义乌、东阳、永康一带的人不仅仅是贫穷的代表，也几乎是‘野蛮人’的代表，因为那边的人性子烈，动不动就和人打架，讲起话来也像是炒豆子一样。这些人常年穿着自家织就的土布衣衫，挑着货郎担一个个巷子走着，不是叫着‘鸡毛换糖——’，就是‘补面桶(盆)补窝(锅)哦——’，仿佛永远都不会疲倦那样。听到‘叮咚、叮咚、叮咚’拨浪鼓的敲打声，是小伙伴们最开心的事情，他们翻出家里的废铜烂铁或者鸡毛鸭毛，可以换糖吃。那时候义乌的‘鸡毛换糖’很有名，到了大年三十，冰天雪地的，我们在家里过年，义乌人却出门走街串巷做生意。因为过年了，家家户户杀鸡杀鸭，可换的鸡毛鸭毛最多，摇个拨浪鼓，挑个担子，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转，不怕艰辛，经常在老百姓家借宿，有时露宿街头。”

鸡毛换糖

“义乌人的脑袋就是灵，做生意也会赶形势，当时正在抓计划生育，货担里甚至还有避孕套。”谢高华对鸡毛换糖体会很深，曾经有一次，在衢县老家杀了鸡改善伙食。有人闻鸡声敲门入院，谢高华一看，是挑着货郎担的义乌人，凑近看担子，分明就是个小百货集成，基本的吃穿用都有。

只要你探究义乌的历史，也会发现，义乌发展起来是因为根植于义乌的“鸡毛换糖”精神，也是商业社会真正的原动力——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

是历史也好，传奇也罢，提起义乌人和义乌的市场，就会让人联想起“鸡毛换糖”的故事。

在原针织市场大门前，城中路与篁园路交叉口的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尊“敲糖换鸡毛”雕塑。雕塑中老人比真人略显魁梧，头戴斗笠，肩挑一副沉甸甸的货郎担，右手高擎个拨浪鼓，不管是在晨曦初露的街头巷角，还是暮霭沉沉的荒野人家，拨浪鼓总是在一个劲地摇：叮咚叮咚，叮咚叮咚……那声音永远是那样悠扬婉转，那声音永远是那样耐人寻味，满脸刻着的深深皱纹，记录了他走村串巷、一分一厘赚钱的沧桑风雨。

风雨“货郎担”

百样生意两肩挑，一副糖担四处跑，东南西北熟如家，酸甜苦辣也逍遥。“货郎担”走街串巷几乎遍及全国，堪称义乌一绝。拨浪鼓之声是这个城市的记忆，也浓缩了义乌的一段历史。

其实，义乌的商业源头可以追溯得更远。

在古代，有井的地方往往会有集市，所以称之为“市井”。市井交易可以视作为商业的滥觞。2000年，在义乌市民广场工程中发现了春秋时代的13口古井。如此密集的水井发现，可见古代义乌商业达到相当高水平，这是商业繁荣程度的表现。

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年)，义乌建县，名乌伤县，隶会稽郡。是时前后就有集市贸易，“日中为市”相沿成习。

明代万历年间，县境集市贸易日趋繁盛，有集市16处。此外，明朝中后期名将戚继光发现义乌人骁勇善战，招了3000义乌兵抗击倭寇，也成了义乌精神的一个源头。随着“倭乱”的最后平息，这些彪炳史册的义乌子弟回乡之后，就利用自己走南闯北、信息灵通、交际灵活等特点，开始了贸易生涯。

清嘉庆年间，集市发展到29处，布局比较合理。商业和手工业已相当繁荣，即所谓“乾嘉盛世”，人口曾发展到50余万。是时已有市场管理，主要在于征收税款。

据考证“鸡毛换糖”起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它上传下接地一直传至20世纪80年代，被融入规范的小商品市场经营后，才日见衰落，现在已很难见到“敲糖佬”了。

20世纪80年代，政界与各地学者对如此平凡的敲糖业，竟能干出如此不平凡的大事业而特别感兴趣，于是就纷纷研究起其中的奥秘，并给“敲糖业”取了个新名字，叫作“鸡毛换糖”，不过民间还是习惯叫“敲糖”，直至如今。

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此后形成规模，世代相传。

义乌自古以来就有东西乡之分，县城以东为东乡，县城以西为西乡。西乡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且又宜种糖蔗，属义乌的产糖区，因红糖与火腿、南枣素称义乌的三宝，故西乡的经济收入颇丰；而东乡土质属重酸性，土层浅薄，难以种植农作物，粮食产量极低，人们苦苦耕耘却总是“去年总盼今年好，今年还穿破棉袄”，故而有“西乡富、东乡贫”之说。因而西乡人安心于农业，东乡人则倾向于经商，在经商方面，东乡人要比西乡人精明。

穷山恶水逼出了绵延数百年的“敲糖换鸡毛”传统。从明清时期起，守着贫瘠土地、迫于生计的义乌人，冬闲季节，开始挑着土制的麦芽糖，走村串户到外地用本地红糖换鸡毛，鸭毛等，换来的上等的鸡毛加工成日用品或工艺品，如鸡毛掸子，再转手出售获利，另一部分则当作农田的肥料用来改良土壤。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义乌东乡和部分北乡地区的土地瘠薄，产量低下，早在南宋时期，当地农民为生活所迫，生产所需，便创造了“和毛”塞秧根的科学制肥、集中施肥、节约用肥方法。为了寻求“和毛”的主要原料，又出现了敲糖换鸡毛的行商队伍。明清时代，随着农业生产对毛发需求量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以义乌为中心的行商网络，其足迹北至淮河两岸，南及湘江源头，东临甬温沿海，西达鄂川山区。四面八方的鸡毛、鸭毛纷纷云集义乌。

敲糖是义乌东乡人的传统行业，流行于廿三里、青口、下骆宅、尚经、苏溪、大陈等乡镇，它是一种依附于农业的副业，理论上称为“村落非农经济”，是一种旧时认为十分低下行业。据传早在清乾隆年间，义乌就有数千副糖担，那时是敲糖帮的第一鼎盛期，敲糖帮网络密布江南，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

1933年冬的义乌绣湖雪景

清朝末年，外商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开设“毛行”，专门收购敲糖帮的“三把毛”(又称红毛，是公鸡身上的颈毛、涌子毛和尾毛)、猪鬃与长发等。他们一般都与义乌人联合，因为其货源与敲糖帮有关，现廿三里街道张界园村的虞廷银就在杭州开设过毛行。

抗日战争前夕，义乌操此业人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时，义乌“敲糖帮”的势力都很大。1936年，江苏人江百川来义乌开办“江同兴号猪鬃厂”，是义乌县最早的工厂，实际上仍是手工业作坊。人民公社化初期，廿三里公社在牛青塘村办起了羽毛厂，其产品是鸡毛掸帚，属出口产品。

1958年，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按“一大二公”的要求，生产资料全归公有，实行统一分配、统一经营，严格禁止劳力外流，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的敲糖行业一度陷入低谷。

20世纪60年代，农民们对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感到厌烦，生存需求也迫使农民在土地以外寻找出路，传统的敲糖业再次兴起，敲糖业进入了第二鼎盛期，廿三里又出现了毛市与废旧市场，其货源全来自敲糖帮。对外出换鸡毛采取开放的态度，浙江省商业厅和财政厅于1961年就下达了《关于支持公社、生产队集体换取鸡毛等杂肥问题的联合通知》。紧接着，本县的对口部门立即发出了《关于安排生产队利用农闲季节集体外出以小百货换取鸡毛杂肥的通知》，而且发放了临时许可证和购物簿，凭簿可向百货公司或供销社批购、供应换鸡毛的小百货，至于生产队发出的副业许可证，那就更加难以数计了。所谓“集体外出”，并不是集体行动，而是个体行为要通过交毛记工分，与集体经济挂勾，对生产队作出贡献。在这一时期，廿三里一带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敲糖人，有祖孙一起去的，有父子同往的，有夫妻双行的，也有全家同行的，估计整个义乌不下万副糖担，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非农经济”大军。

由于乡镇集市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管理，各地还专门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作为无证经营的敲糖帮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无情的打击。办“学习班”是令敲糖帮最头痛的一件事，在“学习班”里，除“交代问题”外，还要受到批斗。敲糖的道路虽然坎坷，但其经济效益往往高于集体劳动报酬的数倍，因此，利益观念始终在推动着这一行业的发展，义乌人仍冒着被抓被批的危险，在农闲季节用小百货和糖换鸡毛、杂物等。

在义乌市档案馆，笔者找到了一份已成为历史文献的义工商[1980]43号《关于颁发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的通知》，当时文件这样写道：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发挥优势，根据我县传统经营“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行业，利用他们串乡走户，收旧利废，变废为宝，灵活经营的特点，恢复已停发多年的“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外出人员统一由大队审查，公社审核同意，县工商局核发许可证。各区工商所要指定专人负责。同时，义乌县工商局向货郎活动频繁的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毗邻各省发出了“请予支持和管理”的公函。

从1980年11月20日起，工商局当年发放临时许可证7000余份。从此，外出敲糖的农民，在邻省异乡开始更加放声的吆喝，这些名为敲糖换鸡毛的货郎正赶上了小商品经营的黄金岁月。

“‘敲糖帮’的血液里流淌着创业基因，骨子里有讲诚信的精髓。”谢高华说。

1981年，义乌县工商局再次发放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杂肥的临时许可证5000余份。同时批准了200个小百货个体经营户。

这一万多本证件的发放，实际上是加速了稠城、廿三里小百货市场的膨胀，间接地违反了个体不得从事批量购销的明文规定。

时隔多年，有人把这些持证货郎称作中国专业市场史第一批正统的创业者，把许可证的发放比作小商品市场落地前的一声啼鸣。

翻开1982年12月金华工商局和义乌县委办分别根据义乌县工商局供稿编印的两份资料，敲糖帮与当时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关系可见一斑：原来敲糖换毛的货郎担歇担摆摊的占35%，从外省市进来的小商品占65%，货郎商品80%以上从小百货市场进货，小百货市场商品销售就靠上万人的货郎担和上千人的个体商贩队伍。

义乌县工商局当时也根本没想到，两个市场竟那么快就出现了禁也不是放也不是的难题，更没想到日后中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由此破难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