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传奇人生

他从一个穷苦家庭走出来，靠给别人当学徒维持生计，几经磨砺白手起家；他的事业从"一粒米"开始，他卖米卖砖卖木柴，逐步走上从商之路；他以石化工业为目标，把事业推向巅峰，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他被善于经营的日本人称为"经营之神"。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第一章 强者的声音——命运靠自己掌舵

环境能改变人，环境能影响人，环境能塑造人。生活在富足家庭中的孩子，从来不用为衣食担忧，他们的生活是美好的，平顺的。与他们不同的是，处于贫苦家庭的孩子，往往更能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命运的多舛。出身贫苦能让他们对美好的生活有更强烈的渴望，更能让他们为走出困境而思索。一个人的潜能，往往是在困境中被激发出来的。

命运掌握自己手中

1917年1月18日，王永庆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一个俗称"情人谷"的地方，兄弟排行居长。王永庆的祖父希望长孙日后事业发达，生活美满，而不是像王家的祖祖辈辈一样，穷困潦倒，一事无成。于是，他给孙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永庆。

王家祖籍在福建安溪。那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困难。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老曾祖母许雪娘因新寡，在家乡无法谋生，便带着儿子王天来和儿媳林谨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在此之前，安溪已经有不少同乡来到了台湾。

许雪娘一家落户在台北县新店镇直潭孔子岭上，当地人把这里称作"情人谷"。地名虽浪漫，人们的生活却并不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这里山多平地少，物产不丰，并不是一个适于安居的好地方。在福建安溪，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种茶人。于是，许雪娘和儿子、儿媳三人"重操旧业"，在直潭开荒种茶，定居下来。

此后，王家世代以种茶为业，只出过一位读书人，即王永庆的祖父王添泉。王添泉饱读诗书，深受当地父老乡亲的敬重。他在直潭开了一家私塾，以教书为业。

王永庆的祖母苏好，是一个乐天知命、心地善良的女人。那时候，一些愚昧而贫苦的农民认为养女儿没用，女儿出生后就直接掐死。苏好出生时也差点遭此厄运。她曾对王永庆说："我在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要掐死我，我父亲说先找个算命的看看再说，还好算命先生说我将来的命运很好，所以才活了下来。"

乡亲们都羡慕苏好嫁给了王添泉，说她找了个知书识礼的好丈夫，苏好自己也暗暗庆幸自己的"命好"。可真正进入了王家门，却发现事实与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王添泉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却家徒四壁，享福是不用想了。苏好是个知足常乐的女人，对此也不十分失望。

当时百姓普遍贫穷，特别是在乡下，能解决温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有几个人会把孩子送去念书呢？私塾里的学生寥寥可数，王添泉的收入非常有限。而他除了教书，什么农活都不会干，随着子女一个个降临人间，日子越来越清贫。望着因操劳过度而风采渐逝的妻子，以及因营养不良而身材瘦小的儿女，王添泉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他觉得自己很"无用"，早知孔老夫子的学问这么不值钱，还不如当初跟父兄学种茶呢！痛心疾首之下，他决心不让儿女读书。所以，王永庆的父亲及叔伯们都是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睁眼瞎。

如果说王添泉此举也算是一种求变的话，只能算是一次失败的改变，他的儿子们并没有因为不读书而变得富裕起来，反而越来越穷。因为穷根并不在读书识字上。

那么，穷根在哪呢？有些人相信命运。他们认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据说，王永庆成名后，一位地理老师认为："情人谷这片土地连接乌来山岭，整个盘绕北乌来，就像一条巨龙。乌来是龙头，情人谷是龙尾，千里来龙，结穴于此，地灵人杰，所以才出了这位企业巨子。"这位地理老师还指出："如今，这条龙由于公路的开发已被切成数段，所幸王永庆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前，若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后，今天就没有这号人物了。"

地理老师说得头头是道，却经不起推敲：情人谷居民众多，为什么"风水"独独偏爱王永庆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命运，王永庆一生从不信命，也从不算命。他"不信神，不信鬼，只信自己的胳膊腿"。他对命运的解释是："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悲，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的努力。" 这才是强者的声音。

苦难生活炼自信

王永庆出生后，原本贫寒的家庭又多了一张嘴，经济更加拮据。"情人谷"的居民多以种茶为生。种茶有季节限制，卖茶叶的收入也不多，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就利用农闲时间到有钱人家做苦工。但农村的工作机会少，也不是想做就有得做。当时的台湾处在日本的铁蹄下，经济命脉被日本人控制着，作为下等人的台湾同胞只能苦苦求活，城里人做生意固然受气，乡下人连一份苦工粗活也难寻到。找活儿的人只好走后门，托人情，倒像要饭似的。

男人出门做工了，女人留守在家，整天为两件事提心吊胆，一是丈夫的安全，二是米缸里还有多少米。男人的薪水总是来得那么慢，米缸里的米却越来越少，终于什么都掏不出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一点，做成一大锅稀稀的粥，供一家人吃上好几顿。

在王永庆童年的记忆中，除了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点猪肉，平时一天三顿都是喝稀饭。乡下有句俗话："勤快勤快，没饭有菜。"在南方的农村，只要肯做事，总有填饱肚子的办法。王永庆的母亲詹祥为了"改善"伙食，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一些青菜、萝卜，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打理菜地。王永庆从小就勤快懂事，他成了母亲种菜的好帮手。除此之外，他还要做其他力所能及的体力活。

艰难的日子里，王家养成了自给自足的习惯，菜是自己种的，柴火是自己捡的，布是自己织的，鞋袜是自己缝的。童年时期，王永庆除了帮母亲种菜外，捡柴火也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王家附近有一条双轨的台车道，每天都有好几趟台车经过，把柴火和煤从狮子山运到直潭镇。王永庆从会走路起，就跟母亲一起到铁路边"捡宝"。他们和一群妇女小孩在路边守候，满载木材和柴火的台车咔嚓咔嚓驶过时，可能会掉下一些木材或煤块，这时，人们便蜂拥上前去捡。好的挑出来拿去卖钱，差一点的带回家里当柴烧。

这项"工作"不但要经受日晒雨淋，还要手脚麻利，反应敏捷，不然就竞争不过别人。王永庆虽然个子不高，但身手还比较灵活。他捡到的木材或煤块总是比别人多。这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收获，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足以让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自豪了。

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人的自信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是通过一个个小小的成功积累起来的。对青少年来说，要积极行动，并安于做小事，从小事中获得成功的感觉，以增强自信。不做事，只靠自我肯定，只能获得盲目的自信，而不是真正的自信。

王永庆六七岁时，已经是家里一个很能干的劳力了。喂猪种菜打柴捡煤块，挑水做饭洗衣服，样样能干，他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帮手。

那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还没有自来水，吃用的水都是从水井里打上来的。王永庆从6岁开始就肩负起了挑水的任务。水井离王家不远，但要翻过一个小山岗。每天，他挑着水桶，吃力地上坡下坡，需要来回五六趟才能把家里的大水缸灌满。虽然木桶并不大，但对王永庆瘦小的身子来说，这项挑水的任务未免太重了！

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对当年的王永庆来说，这种磨练有实质上的好处，不但培养了他勤劳刻苦、坚忍不拔的个性，也使他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日后遇到任何挑战，他从不胆怯；遇到任何难题，他都自信地认为："我能行"。

荒废学业留缺憾

时间的脚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停下，不会因为生活环境的恶劣而对谁有所眷顾。无论事物如何发展，孩子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人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总会希望他们快点长大，认为等孩子大一点就不会这么累人了，可是等孩子长大了，就会发现还会有新的麻烦，特别是对那些穷困的人家来说，孩子长大了无疑是增加了生活的负担。

孩子长大了饭量就会增加，这是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今天，我们有了孩子总是希望他能多吃一点，而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穷苦人家更是无法满足孩子的这个基本要求，他们往往会因为不能让孩子吃饱饭而发愁。孩子要长身体，需要营养，但是家里没有钱给他们买东西补身子，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吃饱饭，这样的事情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衣服穿呢？孩子多的人家往往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老大穿了老二穿，甚至缝缝补补一直穿，大家都不能穿了，即使变成了破布条了也舍不得扔掉，还要留作补衣服用。

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大了要上学。

当时的台湾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台湾的目的，就对台湾地区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台湾人民讲日语，灌输对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日本人的这种奴化教育，中国人多数只能忍受，却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日本人的学校。况且，家里把孩子养大了，刚刚能够做个帮手，却要送进学校，生活本来就很艰辛，多了学费先不说，却又少了一个干活的，生活会更加艰辛。

所以，一般的人家都是要孩子帮忙下田或者看牛，不往学校送。当时，一个孩子给别人家看一个月的牛就可以挣到一两块钱，也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孩子下田还可以帮着多收点粮食，农闲了还可以上山做点苦工，或就待在家里帮忙干点活，也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让父母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

王永庆7岁时祖父就开始念叨着该是上学的年龄了。当年，因为没有让儿子上学，耽误了他，他不想再耽误了孙子，所以，王永庆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就急着让家里人安排孙子去上学。当时虽然是日本人的学校，却有中国教员。这些教员经常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送孩子进学校。那些教员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怎样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对村民们来说，教员们讲的这些都没用，他们并不懂得将来会怎样，他们认为将来就是要娶老婆生孩子，而这一切都是看有没有钱，不是看有没有上过学。

为了一个孩子，教员往往要走上很远的路，反复来好几次。

相对于其他家庭的孩子来说，小永庆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父母比较开明，他们支持孩子去学校上学。当教员第一次路过王永庆家门口时，觉得他虽然小，却看上去很聪明，就走进了他家。恰好王永庆的父母在家，教员便说明了来意，母亲表示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因为大女儿也到了读书的年龄，然而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个去上学。

母亲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要送孩子去读书，但是只能让永庆去，他毕竟是个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

就这样，小永庆幸运地进入了小学。在穷苦的环境里，男孩子总是要比女孩子幸运一些。

尽管学校为了招收学生已经把学费压得很低了，但家里为他筹措学费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每年要多出一笔学费，所以母亲要多养一头猪才能支撑家用。

小永庆知道，那不单单是多出一头猪那么简单，那要付出更多的艰辛，要增加更多的劳动。因此，自从父母答应送他上学开始，他就知道要尽量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减轻负担。

小孩子对学校的向往是与生俱来的。父亲把他送到新店国民小学时他还光着脚丫，家里没有钱给他买鞋穿，书包也是一条粗布巾扎成的，雨具是竹叶做成的笠帽，那里的雨下得很频繁，笠帽几乎是每天都要戴的。

父亲把王永庆交给教员的手里，很憨厚地说："老师，孩子给你们送来了，以后就交给你们了，不听话了该打就打。"然后又嘱咐永庆，"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父亲与老师寒暄了两句就走了。这里的一切对王永庆来说是陌生而新奇的，特别是多了这么多伙伴，小永庆别提多高兴了。然而，他在班里无论是年龄还是个头都是最小的，因为别的孩子有些已经十几岁。之前，他在家做活已浪费很长时间。

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没有鞋穿，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连小学老师所穿的皮鞋也是一样，补丁是一层又一层。相比之下，小永庆的衣服还算是好的，裤子虽然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有"中美合作"的字样，但总归是一条像样的裤子。

虽然他才7岁，但他要提前起床，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要起到表率作用，他要在去上学之前帮家里做些事情。首先是打水，水井离家虽然不是很远，但是对于一个刚刚7岁的孩子来说，要把水缸打满仍旧会累得满身大汗。

小永庆身体太单薄了，满满的一桶水他是根本拎不动的，只能拎小半桶。但是力气也随着他的个子在长，11岁的时候，他已经能拎动一桶水了。在他的记忆里，那个桶依然沉重。把水缸灌满，这要花去他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还要喂鸡喂鹅，然后才能吃饭去上学。上学要徒步跋涉3公里，再两次渡船过河，穿行近10公里的路才能到达新店国民小学。

王永庆每次来到学校都很高兴，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学习，而是因为这里有许多的同学，跟一群伙伴在一起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那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对学习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不知道上学有什么用，就算能把日文前前后后都背下来，算术题都能一个不差地算出来，这又有什么用呢？大家不明白，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每天放学回去面对的是辛苦的父母、粗糙的食物，不仅是穿鞋的愿望无法实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且还要花学费，所以大家对读书提不起丝毫兴趣。当时教员要用日文讲课，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没意思的事情。

教员对他们没有办法，只要上课不捣乱，也就放任他们。虽然王永庆在学习上是一知半解，在班里成绩很落后，但是教员并不认为他很笨，相反却认为他很聪明。由于没有人正确地引导，小永庆也没有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有的人自小喜欢读书，看过的书能过目不忘，有的人就对此不感兴趣。而环境引导还是很重要的，从父母到同学都认为读书没有用处，只要认识几个字不是睁眼瞎就行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让孩子们对读书产生兴趣。

然而，一个人小的时候往往是不懂这些道理的，但真正懂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读书的最好年龄。

王永庆就是这样，他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对书本产生过兴趣，直到他创业之后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他并不是遗憾没有上大学，而是后悔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用心。这是最令人懊悔的事情，最适合求学的时光而自己却荒废了。

贫苦人家添新丁

王永庆入学那年，母亲又一次怀上了孩子，此时家里的经济状况略微好转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母亲的脸上多了一些笑容。直到那时，王永庆才发觉，母亲笑起来挺好看的。

妹妹恩燕出生时只有王永庆在场。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挺着肚子辛苦地忙碌着，突然开始肚子疼，她知道自己快要生了，坚持着烧了一些热水，然后把蜡烛点燃，把剪刀放在身边。

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过后，豆大的汗珠从母亲额头上滚落下来。小永庆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傻傻地看着。终于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母亲也已经气喘嘘嘘了，她抬起手在蜡烛上把剪刀前后烧了几遍，直到有些烫手为止，然后剪断脐带，把妹妹包好。母亲用热水洗了一下身子，就开始照料新生的妹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更看不到欣喜。

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是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堆孩子，生活的重担让母亲有些麻木了，对自己对孩子都少了关照。

小永庆觉得母亲也是很无奈的，她是爱自己的子女的，也想多花点时间悉心照顾他们，可每天还要为了生活奔波，她已经把母爱淹没在了生活的琐碎当中。

生产的疼痛还没有消失，母亲就开始在屋旁的水沟里洗刷一家人的衣物。当然，那天晚上母亲还要像往常一样，不露声色地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的饭菜。

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母亲一天也没闲地辛勤劳作着，打点全家人的生活。王永庆觉得母亲太辛劳了，他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养鸡、养鹅、放牛……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

王永庆每天放学后都要扛一袋50斤的饲料回家喂猪。

50斤的重量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显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起初，他每走500米就要休息一下，然后换个肩膀，直到两个肩膀都被压红为止。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这么吃力地走回家。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王永庆说："当时感觉最讨厌的，就是每天放学回家还要背上50斤的饲料。"

穷则思变心更坚

穷人为什么穷？是因为出身不好还是被社会所压迫而没有翻身的时机？抑或是努力了仍然一无所获？穷的时候你抱有什么样的理想？有没有深思熟虑过你的梦想是否能够成真？当你暂时生活在穷人堆里却无可奈何时，是否认真地"穷则思变"？

贫穷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改变它的样貌与形体。只有我们想方设法去争取改变现状，那才能给予我们最佳解答。我们都知道"蝉变人生"的痛苦，但我们也都懂得蝉变之后的生命是如此的倔强与禀性，因为我们经历了痛苦的煎熬之后，会发现人生一定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其实，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的残酷与无情。穷时我们要知道勤奋，因为"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勤天下无难事！勤，是我们获取成功的捷径；是我们获得机会的窍门；是我们拥有鲜花掌声的良机；是我们拥有财富智慧的转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穷人，只有永远不思进取的人，只有永远坐享其成的人，只有永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人！富人也是从穷人走过来的，只不过他们在贫穷的时候懂得比我们更用心地思考如何走出困境。王永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想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王永庆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全家陷入了最艰难的困境。他的父亲病倒在床，一家人的生计完全落在了瘦弱的母亲身上。她不仅要侍奉年迈的公婆，要养育子女，还要照顾病魔缠身的丈夫。她备尝艰辛，却充满乐观，从不叫苦叫累。母亲的吃苦耐劳和乐观精神成为王永庆的榜样。

看到这一切，王永庆再也无心整天上学读书了，他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母亲给他找到了一份看牛的活，每月可以给家里挣五毛钱，尽管这是很少的一点钱，但却是他挣来的。但这钱毕竟太少了，不够去买足够的药，将父亲从病魔中解脱出来。

一天，王永庆放完牛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神色慌张，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王永庚不见了。

一家人急忙四处寻找。王永庆绕着村子找了一圈，没有发现父亲的踪影。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他环视四周，都是一些散落的低矮民居，不远处是村里的晒茶场，旁边有棵大榕树，枝繁叶茂，颇为显眼。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他急忙把母亲喊过来，两人一起向晒茶场跑去。暮色中，有一个人正在往榕树枝上拴绳子，然后把头伸进绳套里。那人正是王长庚。

母子俩吓坏了，尖叫着，飞奔着上前，七手八脚地把他救了下来。

经詹祥母子百般劝慰，王长庚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那天晚上，王永庆却失眠了，眼前老是浮现出父亲那张痛苦的脸和母亲因操劳过度而微驼的背。他心中暗思：父亲为何要走绝路？是没有钱治病，不能上医院就医！如果有一天我有了钱，一定要建座医院，解除人们的病魔与痛苦！他也暗下决心：为了这个家，他要为母亲分忧解愁，改变现在的贫穷生活面貌！

深孚众望闯天下

王永庆10岁那年，祖父告诉他："茶山将来会变成废山，茶山是无根底的。因为茶树种植于山地，为使茶树发育良好，其周围的杂草都要除掉；由于雨水的冲刷使土壤流失，其斜坡山地有一天会只剩下石头。不但茶树没有前途，连种植其他树木都有问题，所以，靠茶为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你们后代不要靠茶维生，只有山林耕田才有希望。"

当时王永庆很纳闷："祖父教我们不要靠茶为业，何以他不转行呢？"

这个疑问他没敢问祖父，直到后来他才慢慢了解。当时住在直潭乡下，要到别处谋生谈何容易。在乡下，如果有林地，应该可以从事木材生意吧？其实不然，当时身处殖民地，山林都是官有的，木材由日本人的会社经营，本省人要做是不可能的。能谋得一份苦力的工作，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想去做日本人的苦工，还得托人讲情才行。

基于祖父的一番话，再加上在家乡连要做苦工赚钱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立志要出去闯天下。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母亲担心他小小年纪经不起外面的风雨。父亲却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很赞成他的主意。

王长庚自那次自杀未遂，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王永庆小学毕业的时候，王长庚已能活动自如，干一些比较轻的体力活了。为了帮儿子找工作，王长庚请来自己的弟弟王水源帮忙。

王水源是王添泉的第三子，是王长庚惟一的弟弟。他经常在外面做小生意，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王水源很欣赏侄儿想去山外闯荡的志向。经熟人介绍，他在嘉义一家米店为王永庆找到一份当学徒的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同年，15岁的王永庆告别了情人谷，告别了父母、家人，来到嘉义，开始了他人生重要的旅程。

走出山外是王永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很多人为环境所困，难有作为，即便对现状极为不满，却不敢寻求变化以突破重围，即使偶有举动，一遇小小挫折便止步不前，像蜗牛一样缩回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与其说是没有本事，还不如说是没有胆量。王永庆虽然学历不高，经验全无，但他有胆量，敢想敢干敢闯，这就已经够了！

嘉义，位于台湾岛的中南部，是台湾商业重镇，更是米粮的集散地。嘉南平原以产米著称，所有米粮都集中到嘉义。这里南输北运，贸易发达，一片繁荣景象。

嘉义虽然不是大城市，但跟王永庆的家乡直潭相比，不啻于人间天堂。当米店学徒虽然工作辛苦，但跟平时的家务活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王永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白花花堆积如山的大米，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一样，激动之情难以言表。王永庆长期吃糠咽菜，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如今与米为伍，天天有白米饭吃，怎能让他不高兴？

米行在当时算是比较高尚的行业，从穷山沟里出来的王永庆能在此工作，天天吃饱饭，一个月还能领到4块钱工钱，他不仅感到庆幸，也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为此，王永庆工作起来格外细心卖力，颇得老板喜爱。但他并没有忘记，此番出来不是为求温饱，而是为全家找出路。靠打工赚几个辛苦钱怎能解决全家的生活问题？他想，如果自己也有一家米店那该多好啊，父母该有多高兴！

颇有心计的王永庆在送米之余，经常给老板干一些分外的工作，并暗中观察老板如何经营米店，从中琢磨做生意的诀窍。

有人说，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有些年轻人，心怀大志却不去为成功准备条件。他们在学校读书，就好像帮老师、家长读书一样，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为日后的事业打基础；他们在公司工作，就好像帮老板工作一样，抱着"拿一分钱干一分活"的心理，斤斤计较于所谓分内、分外的事，从未想过利用工作机会学习办大事创大业的本领。与这种人相比，王永庆的见识显然高人一筹。

王永庆功成名就后曾说："年轻人刚踏入社会，不要东挑西挑，任何工作都可以做，都有前途；特别在企业界，只要你努力，一年就可以得其要领，而三年有成，就可以一展雄心大略。"

这确实是他的经验之谈！

第二章 创业经商——卖米卖砖卖木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如果没有山，没有水，靠什么？只能靠自己努力，白手起家。没有任何背景的王永庆，为了生计，只能在米店当学徒。通过给老板打工，他意识到，要想赚钱就要自己开店。从此，王永庆走上了艰辛而漫长的创业之路……

大米——事业的开端

王永庆在米店当了一年学徒就对米店的经营运作了如指掌。创业的雄心在这个少年心中升起来了。他想："如果我开一家米店的话，我一定能做得跟老板一样好。"

那年的春节，王永庆回家乡直潭过年。他把自己想开米店当老板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他认为，米店的经营方法已经掌握，自己开店就缺本钱了。

王长庚对儿子的想法有些吃惊又有些高兴，他决定支持儿子创业。

王永庆回到家以后，王长庚挨家挨户去亲朋好友那里借钱，说尽了好话。

王家在当地口碑不错，王长庚也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颇受人敬重，没几天，他就筹到了200块钱。这样，王永庆就可以开始他的创业之旅了。

16岁的王永庆辞去工作，在嘉义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从打工仔到老板是王永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很多人工作多年不敢迈出这一步，王永庆小小年纪就敢于做出这一抉择，其胆量和气魄确实不同一般。

王永庆的米店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不是做买卖的好地段，但王永庆只有200块钱本钱，租不起好地方，只好暂时将就。当时，他也请不起伙计，于是一切亲力亲为，既当老板又当伙计。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他便将大弟王永成与二弟王永在带到他的米店帮忙。王长庚在从事茶叶生意，一到冬天无生意可做时也会到嘉义来协助儿子经营米店。

作为米粮集散地，小小的嘉义已有米店近30家，竞争非常激烈。城里的居民都有自己熟识的米店，而那些米店也总是紧紧地拴住这些老主顾。王永庆的米店开办最晚，规模最小，更谈不上知名度了，没有任何优势。在新开张的那段日子里，生意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刚开始，王永庆曾背着米挨家挨户去推销。一天下来，人不仅累得够呛，效果也不太好。谁会去买一个小商贩上门推销的米呢？为了打开销路，王永庆决定从每一粒米上打开突破口。那时候的台湾农民还处在手工作业状态，由于稻谷收割与加工的技术落后，很多小石子之类的杂物很容易掺杂在米里。人们在做饭之前都要淘好几次米，很不方便。但大家都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王永庆却从这司空见惯中找到了切入点。他和两个弟弟一起动手，一点一点地将夹杂在米里的秕糠、砂石之类的杂物捡出来，然后再卖。一时间，小镇上的主妇们都说，王永庆卖的米质量好，省去了淘米的麻烦。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米店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

然而，王永庆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还要在米上下大功夫。那时候，顾客都是上门买米，自己运送回家。这对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一个大大的不便了。由于年轻人无暇顾及家务，买米的顾客便以老年人居多。王永庆注意到这一细节，于是主动送米上门。这一方便顾客的服务措施更是大受欢迎。那时还没有"送货上门"一说，这一服务项目的出现等于是一项创举。

王永庆送米并非送到顾客家门口了事，还要将米倒进米缸里。如果米缸里还有陈米，他就将旧米倒出来，把米缸擦干净再把新米倒进去，然后将旧米放回上层。这样，陈米就不至于因存放过久而变质。这一精细的服务令顾客深受感动，为王永庆赢得了很多的顾客。

他还注意收集顾客用米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每天大约要吃多少米……估计哪家买的米快要吃完了，他就主动把米送到那户人家，甚至免费为顾客掏出陈米、清洗米缸等。

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比其他米店每天要多营业4个小时以上，随时买随时送。有时顾客半夜里敲门，他也总是热情地把米送到顾客家中。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年代，一般台湾民众的生活相当拮据，因此免不了在买米时欠款赊账。为了及时回收米款，并避免给顾客造成不便，同时也给自己省去不必要的麻烦，王永庆总是先打听好顾客领薪的日子，然后再在次日登门送米时收账。

举例来说，当时服务于铁道部的顾客每月21日领薪水，他就在当天晚上或隔天去收款，因为这些顾客比邻而居，不但收款方便顺利，顾客对这种收款方式也很满意。如此一来，王永庆的米既卖得快又口碑好，生意自然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所谓"质优价廉"和"顾客导向"的经营策略也就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这种建立"顾客档案"的做法对台塑后来的"表单化"经营管理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只赚一分钱开始

王永庆经营米店在品质、服务、收款等方面创新的做法大受顾客的欢迎。大家都说他品质好，服务周到，信用第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生意越做越好。刚开业之时，一包十二斗的米一天都卖不掉；一两年之后，王永庆一天就可以卖出十几包米，营业额增长了几十倍。

当时有一句台湾俗语"粜米卖布，赚钱有数"，意思是说，米与布的营业金额很大，因此利润应当尽量压低。当时的米一斗12斤，售价5角1分，本钱5角，换言之，卖一斗米只能赚到一分钱，利润只有2%。因为利润微薄、钱不好赚，王永庆就格外地勤劳、努力，以争取生意。

一天的深夜两点多钟，外面下着雨，一家小客栈的厨师到米店敲门，说是半夜有旅客来住店吃饭，要他立刻送一斗米过去。

卖一斗米才赚一分钱，又是深夜两点多钟熟睡的时候，并且外面还下着大雨。如果一般人，不是假装没听见，就是把那位敲门的厨师赶走。但是王永庆一听有人敲门之后，立刻从被窝里爬起来，随便往身上披了个粗麻袋片就跑出去送米，回来后全身都淋湿了，冻得瑟瑟发抖。

这次经历使王永庆意识到，虽然自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固定客户，但若要想多赚钱，那么就要向上游发展，搞批发业务，即由自己来碾米，然后再自己卖或者批发给别人。因为他发现，沿着这条线越往上走，厂商就越少，竞争也就越小，并且行业的利润也就越高。于是，王永庆有了自己开碾米厂的念头。

经过一年多的资金积累和客户积累，王永庆便自己办了个碾米厂，在最繁华热闹的临街处租了一处比原来大好几倍的房子，临街做铺面，里间做碾米厂。

开了碾米厂，工作多了，三兄弟忙不过来，王永庆就到附近的渔村雇了一批壮汉来搬运大米。

王永庆碾米作坊刚开工就碰上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日本人福岛正夫。在那个时代，台湾人不仅生活拮据，同时与日本人在各方面所受到的待遇也相当悬殊。就在王永庆的隔壁，有一家由日本人经营的碾米厂。日本人享有种种优惠条件，致使王永庆从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王永庆意识到，惟有更加努力工作才能使自己的处境得以改善。日本人的碾米厂下午六点就停工休息，但他却要一直做到晚上十点半，每天多干四个半小时。

碾米厂的活又脏又累，每天都弄得一身灰。福岛正夫上了年纪，比较注重生活享受，每天要花3分钱洗个热水澡。而王永庆仗着年轻力壮，跑到屋外的水龙头用冷水冲洗，即使冬天也不例外。他认为，每天省下3分钱等于比福岛正夫每天多卖出3斗米。

就这样，王永庆勤干苦做，开源节流。一年后，他的生意就超过了福岛正夫。嘉义当时共有26家碾米厂，王永庆排名第三，而福岛正夫位居第四。在日统时代，王永庆能有如此业绩，实属难能可贵。

后来，王永庆在跟年轻人谈成功之道时坦率地说："贫寒的家境，以及在恶劣的条件下的创业经验，使我年轻时就深刻体会到，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悲，成功的关键在于一己的努力。"

这条信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深深影响并支配着王永庆的工作与处事态度。在后来创办及经营台塑企业的过程中，他曾遭遇过种种困难，但每次他都以这条信念来勉励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踏出稳健的脚步，追求着成功后的喜悦和不断的自我超越。

风云突变转低谷

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获得了成功之后，他用积累的资金扩大了碾米厂的规模。虽然他很年轻，但论经济实力，已成了嘉义数得着的头面人物。当时做生意的人，彼此交易都是凭一句话，大家说话算数，信誉良好。王永庆极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说一不二，深受同行敬重。

正当王永庆踌躇满志，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时，台湾的大环境却发生了急剧变化。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侵略战争，并加紧了对台湾的掠夺，规定一切人力、物力都要优先供应战争所需，导致整个台湾物质极为贫乏。

到了1941年时，台湾的水稻因为肥料缺乏而收成大减，并且因为日本供应侵华战争需要的关系，导致粮油等物资极端匮乏，于是日本人开始在台湾实施物资配给制度，其中一项便是对大米采取"共精共贩"的方式供应。也就是说，对稻米的碾、售实施配给制度。当时的嘉义市大约有12家规模不一的碾米厂，在实施了新制度后仅剩余两家，其余的则一律关门。至于稻米的销售，则按过去营业额的高低进行分配，王永庆的碾米厂当然也在被迫关门之列。

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后，粮食越发奇缺，连替代食物也无法满足供应，台湾人民处于饥荒状态，甚至连卖米商都无粮果腹。在这种情形下，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只有关门。

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落得如此下场，王永庆自然深感痛惜，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知道，这是一个个人无法控制命运的特殊时期，只有耐心等待时局好转，以图东山再起。于是，他收拾家当，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老家直潭。

王永庆这次回老家，虽然算不上衣锦还乡，但毕竟在外面闯荡了10年，已经是小有名气，足以让乡亲们啧啧称羡了。而且，在这10年的艰苦创业中，他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笔钱。回到家乡后，他买了数十亩土地。中国有句古话："有土斯有财。"穷人赚了钱，如果不知节俭，吃吃喝喝，不置产业，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王永庆深明此理，将钱投资在土地上，既可保值，又可奠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可在日后事业扩展时作为信用的保证。尤其是与银行来往时，有土地担保，自然可以确保贷款的信用。这不能不说他的眼光独到，高人一筹。

王永庆所购多是价格便宜的山林地，为了补充一家大小粮食供应的不足，他选择地势较平坦而且肥沃的地方栽种红薯。第一年种出的红薯特别大，第二年就明显变小了，第三年长出的红薯则像树根似的又长又细，而且多遭虫咬。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土地原先没有种过庄稼，土地的肥力不足，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没有施肥，肥力只有消耗没有补充，自然长不出好红薯。这件事让王永庆感慨良多。他想，米店和碾米厂关门是因为环境不好，但人不能一味依赖环境生存，还得多"施肥"，事业才能发达。如果听之任之，事业的土壤必定会贫瘠。

想通了这个问题，他决定行动起来，寻找新的机会。

主动出击交好运

后来，王永庆又跑到嘉义民雄一带开设砖厂。烧砖需要煤炭，对于资源十分缺乏的台湾来说，煤炭也就和粮食一样紧俏，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因此兴办砖厂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另外由于烧砖时会冒出浓烟，影响当地的农作物，尤其是当稻子开花的时候，日本警察便会前来强迫砖厂停工。砖厂的员工都是海口渔村的人，一旦工厂停工便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而当时的米都是配给的，因此员工们主动提出愿将配给的米交给警察机关，请其停配他们应得的米粮，以赔偿稻农因浓烟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让砖厂得以继续开工。

在距离王永庆所经营的砖瓦厂不远的斗南地区，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砖厂，名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在当时，日本人的砖厂被通称为八卦窑，其规模非常大，产量也很高。斗南这家砖厂的前身本是由台湾人经营的一个小规模砖窑，但台湾炼瓦株式会社为了控制市场，遂对其加以收购，并改建为一座八卦窑。除斗南外，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在台湾其他各地还拥有数十座八卦窑，大多都是出于政策性需要才设立的，完全垄断了台湾的砖瓦市场。

红砖的原料是泥土，所需设备也比较简单，主要的问题在于取土搬运都要耗用大量人工，并且对煤炭的需求量也比较大。在王永庆看来，日本人经营的优势和特色是八卦窑的投资大、产量多，而且用煤较省，因此成本较低。另外，台湾当时的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红砖，但绝大部分业务几乎都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独家垄断，而像王永庆开办的小规模砖窑也只能是勉强度日罢了。

王永庆在民雄的砖厂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由于烧窑用的煤炭在当地不易取得，于是他又把砖厂搬到板桥。但是后来板桥的砖厂也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因故关门了。虽然兴办砖厂的历史不长，但其间所获取的经验对于王永庆经营理念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

王永庆认为，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一般人根本无法找到一项适合自己且能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事业。这也就是他后来之所以花费几乎大半生的时间来抨击垄断势力的主要原因。

他无奈地回忆说，记得在经营米业的那一段时间内，虽然也有若干困难，但在当时的经济状态下，货银出入大，可以自由操作业务，每日大批进出，充满着活力和进取的气氛，度过了将近10年的岁月。如今突然转入依靠人工取土制砖瓦的这种单纯行业，加上业务交易都是依靠附近散户自备牛车前来取货，因此深感在经营上无法自由发挥，甚至是处在一种半退休的状态。虽然工作完全可以胜任，但在闲散中度日却终非王永庆所愿。

在台湾，嘉义县不但盛产稻米，同时也是木材的集散地。大约在1943年前后，也就是王永庆大约26岁时，他开始转向买卖木材。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嘉义和宜兰两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抗战胜利后，台湾脱离了日本统治，重回祖国的怀抱。光复后的台湾百废待兴，岛内对于建筑材料，包括木材的需求急剧膨胀。

王永庆从事木材生意，对客户收账的条件放得很宽，并且从不要求客户担保，所以既没有因此吃过倒账，也没有和客户发生过争执，原因在于他不但充分了解客户，而且还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当时有超过半数的营造厂都是他的客户，这使他的业务蒸蒸日上。

前华夏海湾塑胶公司董事长赵廷箴，当时正从事营造生意，他成立营造厂时必须交缴一笔保证金，于是他找到王永庆，希望他能提供资金支持，王永庆当即借给赵廷箴十几根金条。等到赵廷箴的乐丰营造厂成立之后，工程上所需要的木材则完全由王永庆承包了。王永庆说："人与人之间总是会互相回报的，所以赵廷箴先生后来向我买木材。"

第三章 坎坷石化路——打造台塑王国

干大事业的人，要有宏伟的气魄，远大的志向，敏锐的目光。干大事业的人，不会为了一点儿眼前的小利而止步不前，他们目光长远，做事果断。开米店、建砖厂、贩木材，让王永庆初露锋芒，小赚了一笔。商人的敏锐目光使他看到了更大的商机：投资石化，建立自己的事业王国……

目光睿智定塑胶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做什么事情都得慎重考虑。只有在大环境相对稳定后，才能放下心来做事。王永庆等到台湾光复后，又把之前被迫关闭的碾米厂恢复营业了。1946年3月，经过一番筹备，他在嘉义车站附近盖了一家当地规模最大的碾米厂。二次经营碾米厂的王永庆因为经验娴熟，设备投入也不多，因此米厂便在短短的10个月内得以竣工，于1947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由于有过去几年的丰富经验，因而再次做起碾米生意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生意兴隆。

可不料开工才3个月，突然飞来一场横祸。1947年3月11日，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一卡车稻谷。车刚到碾米厂，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冒出了两名警察要求王永庆到警局接受侦讯。到警局之后，那两名警察不容分说，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将他拘禁了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侦讯，证明王永庆所买的稻谷确实是从同一粮区运来的，总算无罪开释。但问题是他却被无缘无故地关了29天。对这一段经历，王永庆痛心地回忆说："在二·二八事件后不久，我遭到藉词越区运粮而强制拘禁29天，显然是居心不良者利用混乱失序情势，滥用权势加害无辜所致。"

回家之后，王永庆内心对此次牢狱之灾愤愤不平。他很快查阅了当局制定的粮食管理条例，发现当局对粮食跨区运输的惩罚极其严酷，犯罪者大多被判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王永庆觉得，现时的政治气候极为敏感，对做稻米生意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坐在一座未喷发的活火山口，虽然这次幸免于难，但是将来未必能如此幸运。基于这样的考虑，王永庆决定放弃稻米生意。

1950年6月25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发动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国民党政权走投无路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出发，为了使台湾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阵营扩张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采取了积极的"扶蒋反共"政策，并直接出兵台湾，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美国基于"防堵共产主义"的政治利益考虑，便在当年下半年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接受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亿美元。

1953年，美国共同安全总署向美国国会报告指出，美国对台经济援助的目的有三：经济稳定、协助美方开展军事活动、促进台湾经济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为了配合美国的援台目标，国民党当局于1953年7月1日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了"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主任委员"由"台湾省政府主席"俞鸿钧兼任，负责统筹台湾的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以争取美援。"经安会"下设有四组一会。四组分别指"金融、银行、信用政策组"、"预算与美援组"、"美国军援与经援组"和"农业组"。一会是指"工业委员会"（简称'工委会'），由原"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仲容担任总召集人。为了争取美援，台湾当局还聘请了美国纽约怀特工程公司充当技术顾问。

为了生产塑料原料，怀特工程公司于1953年12月向"经安会"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座树脂加工厂（PVC）。当时"经安会"内对树脂厂究竟交于民间还是公营的问题上有两派意见。其中公营派认为，只有公营与管制才能统筹运用资源及人才，并最终实现"反攻复国"的目标；而民营派则以"经安会主委"尹仲容为主，极力主张树脂工业民营化，并得到了美方的有力支持。美国人认为，提供美援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台湾的民间企业家，以便达成共同"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后来，该计划在"副总统"陈诚和"财政部长"严家淦的支持下终于交由民间来承办。

在选择具体承办人时，尹仲容本来挑选的是原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义。据《战后台湾史记》一书所述，何义在赴西方国家考察归来后，反而认为岛内发展PVC制造业根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遂决定放弃该计划。后来，尹仲容不得不再次决定由台湾银行出面，查看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存款最多就把PVC项目交给他。结果，台湾银行在嘉义分行的客户名单中发现了一位名叫王永庆的米商有800万元存款。于是，尹仲容便要求"工委会"主管化学工业的严演存博士"透过旧识赵廷箴，邀约赵与王永庆一同投资"。

按照常理，要开设一家工厂，必先作可行性调查，然后再作决策。可王永庆在接到严演存博士的电话后，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便一口答应下来。他说他当时就像是"一只久经饥饿的瘦鹅看到食物一般，迫不及待地将之一口吞下"。

1954年3月，"福懋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王永庆与赵廷箴只用了3年时间便完成了建厂任务并正式开工生产。

后来，王永庆前往"工委会"拜见尹仲容，请求将福懋塑胶公司改名为台湾塑胶公司。王永庆解释说，他希望将"福懋"两字改为"台湾"，因为这样修改不仅好记好写，而且和公司名称的英文翻译FORMOSA对照，也比较容易被"外国人"认可和接受。

投资建厂销库存

王永庆用了近3年的时间就把塑胶厂建起来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进展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等工厂投产之后问题就出现了，塑胶厂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第一年所生产的PVC粉几乎全部积压在厂区内，这成为当时让王永庆最为头疼的事。

眼看着产品堆积如山，王永庆如坐针毡，进退维谷。产品销不出去，自然谈不上前景可期，当初一起合伙入股的几位股东见状纷纷要求退股。无奈之下，王永庆被迫以板桥、松山两处砖厂和10多亩土地的所有权来交换台塑的股份，然后再自己一个人独撑天下。

通过分析产品滞销的原因，王永庆发现，在建厂初期，PVC粉的国际行情是每吨1000美元，但到了投产时则跌至每吨1000美元以下。自投产后，台塑的产量一直很低，而且成本又偏高，另外再加上出口市场没有着落，岛内仅有的两家胶布厂又认为台塑的PVC粉质量欠佳，拒绝采用，转向全部进口。在这种极度困苦的情况下，王永庆想起了十几年前在民雄乡下饲养瘦鹅的经历。他想，只要刻苦坚韧，耐心寻找出路，总是会有办法的。

经过再三思考，王永庆认为，项目既然已经上马，那么就没有退路。此刻惟一能做的，一是增加产量以摊薄成本；二是向下游二、三次加工业拓展以消化中游原料。

在市场不景气的前提下，王永庆提出了增加产量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立即遭遇到了公司内部的激烈反对。各级主管强力主张王永庆应请求当局对进口实施管制，因为这样做见效最快。不然，在销路不畅的条件下增加产量，只会使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公司内部的反对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王永庆认为，进口管制乃一时之策，台塑应该从长远着手以稳固企业经营的根基，扩增产量虽不一定保证成功，但至少是希望所在。

王永庆认定只有增加产量才能有出路，但势单力孤，他满脸惆怅。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当时主办美援事务的沈观泰，并与之商议增加产量的事情。王永庆的完整构想是，台塑应首先通过扩大规模以摊薄成本；其次是筹设二次加工厂以消化PVC粉；最后是将最终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王永庆的大胆设想得到了沈观泰的赞同和支持。王永庆后来回忆说，扩大规模终使台塑绝处逢生，如果没有沈观泰的支持，既使他可以另筹资金，但在外汇被管制的情况下，没有当局的核准，任何事情在当时都是行不通的。

有了沈观泰的支持，王永庆心里也有底了。他力排众议，决定扩大生产规模。经过认真策划和精心设计，台塑的PVC产量一举增加了4倍，即从当初的每日4吨增加为每日20吨，且购买设备的资金只占当初设备总费用的20%。若以相同的产能计算，此次扩充的费用也只有当初建厂总成本的5%。

实际上，按照王永庆与沈观泰商谈的结果，台塑产能的扩张计划是日产40吨。对比日本PVC厂的产能，王永庆认为月产1200吨才足以使价格具有竞争力，但最后为了安抚公司内的反对情绪，还是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即日产20吨。在公司没有外来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整个扩充过程几乎全部依赖过去一年多的教训以及早年卖米、制砖和贩卖木材的经验。

由此，王永庆深深地体会到，凡是设备投资，除了要求品质性能精良以外，如何控制投资费用，谋求低廉的成本条件，是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岛内财力与物力均不宽裕，原料大多依靠进口，且本地市场狭小，产品必须外销的情境之下，如何降低投资费用，并以此减轻成本负担，谋求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经济意义十分重大。

此次规模扩充为台塑的后期经营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经历。王永庆总结说，以后凡是涉及设备投资事宜，首先要追求物美价廉，对于供应商的选择以及采购管理制度等方面，都要用心做到最为妥帖为止。台塑日后的经营管理也的确深入贯彻了王永庆的这一理念和思想，无论是设备采购或是工程发包，都经由计算机。如此一来，既杜绝了围标（也称为串通招标投标）行为，并且在工程发包完成交由承包商施工后，台塑一般也是遵循负责供料的做法，尤其是通过自行采购来达到降低材料费用的目的。自此，王永庆在降低成本方面所建立的"追根究底"的企业文化开始逐步成形。

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塑集团的经营业绩在岛内已处于领先地位。王永庆这样评价当时的台塑，如果日本的投资费用指数是100，那么美国的指数大概是140，而台塑则只有67。

企业的初创时期总是最艰难的，台塑公司的规模和成本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问题又出现了，制造出来的产品卖给谁？这是一个很现实而且很紧迫的问题。

1958年，为了消化台塑公司每日增产的16吨PVC粉，王永庆决定筹设南亚公司，使企业形成中下游一贯经营体系。和当初决定扩大生产规模一样，成立南亚公司也遭遇到了其他下游客户的反对。因为成立南亚公司，一是意味着下游客户又多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二是南亚在取得中游原料方面势必有绝对优势。一时之间，台塑与下游客户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甚至还多次出现不欢而散的场面。

无奈之下，王永庆只好出面协调，说明台塑此举意不在与下游竞争，而是为堆积如山的产品寻求出路。中游厂商直接到下游设厂的情形要是发生在美国，那么下游客户肯定会反弹抵制到底，且永远拒绝与台塑往来。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协调和沟通，王永庆本着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的信念，最终还是求得了谅解，使双方的合作关系渐渐趋于和谐。

事后，王永庆曾就这一段经历评论说："同样一个问题，台湾和美国这两个地区的人民由于观念及想法各异，所产生的结果自然也大不相同，但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能将基本道理阐述清楚。"

当时塑胶业中下游加工业不发达，不能有效消化PVC粉，因此，最初台塑公司的PVC粉产品滞销。建厂本意是为自行消化台塑公司的大部分产品PVC粉。出乎意料的是，由于以外销为主的塑胶三次加工产业的迅速发展，原料需求源源不断，给南亚公司开创了无限商机。南亚公司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业绩十分显著。生产的PVC管材等产品不仅在岛内填补了多项空白，同时也经格外用心的介绍和推销使得产品逐渐打开了销路。由于岛内居民从未使用过PVC管材，因此从试用到乐于采用的推销工作经历了一番波折。但经过努力，再加上不断改良品质并降低售价，PVC管材开始用于各项建设工程，甚至还有人利用PVC管制造捕鱼筏供渔民使用。这种PVC管材不仅费用低廉并且坚实耐用，因此使用数量相当惊人，最高时每月销售量曾高达2万吨之多，依人口比率计算，使用量居世界首位。

王永庆高兴地说："PVC管埋于地下几乎是永久性的，可替代传统的钢、铁、铝等五金材质，堪称为价廉物美，因而深感开发一项产品能收开源节流等各方面的经济效益，其意义所在令人欣慰之至。"

市场盈利靠整合

南亚公司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于1967年在高雄扩充前镇厂，增加石棉地砖新产品，并在台北县泰山乡设立明志厂。1968年，为响应台湾当局奖励投资政策，加速经济建设，积极发展石油化学工业的号召，王永庆决定由南亚公司在泰山兴建多元酯纤维厂，之后又于1980年8月合并台化染整公司（以下简称台染），改设台染事业部，实现纤维与染整的一体化生产。1987年，南亚公司吸收合并台湾可塑剂公司，终于成为世界最大塑胶加工厂。

南亚公司不断拓展业务，已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塑胶制品，还生产纤维、染整及电子材料等多项产品。1989年，嘉义新港硬质胶布机工厂扩建完成后，其软质与硬质胶布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其聚酯纤维产品不仅产量居世界前列，其品质与效率也达世界一流水准。

高效率的体制和合理化的经营管理是高质量、高产量产品的保障。为求得最大效益和效率提高，南亚公司将各不相同的事业机构划分为塑胶第一、二、三、四事业部及门窗、纤维、台染、可塑剂、电路板、工务、国外等11个事业部。面对全球资讯电子业的蓬勃发展，南亚公司于1995年7月17日又成立"电子材料事业部"，统管液晶显示器、铜箔基板、环氧树脂等科技产业，由南亚公司协理王文洋兼任该事业部经理。

1971年，南亚公司的营业额首次超过30亿元，成为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不仅超越了老大哥台塑公司，更遥遥领先大同、"台泥（台湾水泥集团）"等台湾老字号企业。

就在塑胶业走上正轨之际，王永庆依旧不忘他的木材业，但这时进军木材业不再是仅仅从事木材买卖，而是王永庆更庞大事业中的一环。

商人的眼光总是独特的，在他们眼里，很多平常人看起来不值一文钱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商机，就是财富。王永庆以他敏锐的眼光发现木材是台湾一大丰富的天然资源，但经营木材业者只用砍伐的木材主体，而将大量的枝干废弃在山上；另一方面，台湾每年又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纸浆，严重浪费资源。这些弃之不用的木材，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纸浆，进而加工成人造纤维，替代台湾天然棉供应不足的困扰。据此，王永庆要"化腐朽为神奇"，将这些弃之不用的林木枝梢变成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化纤材料，为他创造更大的利润。

发现了机会的王永庆便双管齐下，一面筹建木材公司，一面兴建化纤公司。

1962年，王永庆建立新茂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三条木材生产线，重新在木材行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拥有窗帘工厂、涂装工厂、平切工厂、扇叶及美新板工厂等5个加工厂的大公司。产品主要外销美国，内销部分则由生产办公家具的力友木业公司总经销。1986年，该公司与台南永兴木业公司合作，在台南共同开设家具超级市场，这标志着台塑集团从木材业的生产制造进入制成品销售的商业领域。

1966年，王永庆投资成立朝阳木业公司，从国外进口原木，加工夹板及其他各种木材制品，进一步扩大木材业务。该公司的前身为林义兴企业，1968年正式纳入集团行列，并更改为现名。其原来仅有合板及制材两条生产线，随着市场需要的扩张，经营范围逐渐扩及厨柜、家具、长柜、平切合板、印花合板、化妆纸合板等生产线。公司产品曾以合板为主力，主要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等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际合板业的衰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朝阳木业公司于1983年扩建了台中厂，以生产组合家具为主。最后，拥有高雄、小港、台中等3家工厂。直至如今，木材业及相关加工业仍是台塑集团经营领域的重要部分。

建台塑遍地开花

1964年10月，王永庆投资4亿多元，从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进口700多万美元的现代化设备，筹建台湾化学纤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化公司）。经过两年多的兴建，彰化县八卦山下约1000亩的农田摇身一变成为工厂林立的一片工业小城。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从生产木浆到爆索丝、再到纺织加工的一体化纤维生产企业。这是台湾化纤及纺织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台化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业务不断扩充。从此，台湾的纸浆不再需要从外国进口，节省了外汇，扩大了出口，甚至有人称"台化公司的建立给台湾纺织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王永庆在台湾的纤维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随着全球石化工业的迅猛发展，新的海内外市场需求不断拓展，王永庆于1973年在台化公司下设立尼龙丝、加工丝生产企业。1984年12月，台化公司股票公开上市。

到20世纪80年代末，台化公司相继完成纺纱11厂、织布4厂与龙德螺萦丝厂等扩建工程，螺萦丝棉产能提高22%，年产能达到14～15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螺萦棉生产工厂。台化公司还首次在台湾用尼龙66开发工程塑胶（FBT），该产品也是台湾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工程塑胶制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化公司成为台塑集团另一个超大型企业，产品众多，包括纱、布、尼龙丝、林工丝、螺萦丝、螺萦棉丝、芒硝与清洁剂等。就其综合力量而言，台化公司可以说是台湾最大的纺织公司。目前，台化公司有化工第一、二、三事业部，纺织第一、二事业部及尼龙、工务等7个事业部；另有直属总经理室的储运处、彰化管理处、嘉义管理处、宜兰管理处、成品处、事业关系室、研究开发中心等机构。

纺织带来大发展

纺织业带动了台湾经济的起飞。石化塑胶工业虽是王永庆的经营主业，但与纺织业密切相关，其许多化工产品就是纺织业的重要原料。

1968年，为建立一体化生产体系，王永庆与亲友在宜兰县建立台丽成衣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台化公司生产的化纤布，生产滑雪衣、茄克等人造纤维成衣产品。由于业绩优良，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在新店建立了第二座化纤工厂。

同年，台塑公司与日本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合资各出资2000万元成立台旭纤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台塑集团第一个合资企业，并在宜兰县礁溪乡的龙潭湖畔建厂，生产聚丙烯腈纤维纱（又称亚克力纱）。

1973年始，公司陆续增加投资，添置纺纱及染纱设备，并开始生产羊毛混纺纱高级产品。经多年努力，亚克力纤维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销量大增，除供应本地毛衣厂外，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在岛内外市场享有很高信誉。

1990年，台塑集团几乎囊括了除下游成衣部门之外台湾纺织业上游与中游的各项第一。南亚公司是台湾最大的聚酯棉、聚酯丝与聚酯加工丝生产企业；台塑公司是台湾最大的亚克力锦、碳纤维与地毯生产企业；台化公司是台湾最大爆蔡锦、尼龙丝、纱厂、尼龙加工丝厂与短纤平织布生产企业；福懋兴业公司则是台湾最大的长纤平织布生产企业。

今天的台塑集团，不仅是石化业的老大，而且成为纺织界的新霸主。而在台塑集团众多公司中，台塑、南亚、台化三家公司则是台塑集团的主力，被誉为王永庆累积财富的"三宝"，更是台湾制造业的榜样。

以三大主力为核心的台塑集团，通过不断的扩张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台湾第一财团的宝座。1978年，台塑集团企业总营业额第一次超过10亿美元，成为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20世纪80年代始，台塑集团的业务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到1983年底，台塑集团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员工近4万人，不仅仅是台湾第一大企业集团，也是台湾惟一一家跻身国际大厂商的民营企业集团。1984年，美国《财富》杂志发表的"国际五百强"排名，台塑集团跃入第202位。

1994年，台塑集团营业收入总额高达239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营业收入成长率高达34.71%，比百大集团平均成长15.92%高出许多。除了国际石化业市场景气外，企业经营效率高也是重要原因。台塑集团共赚进287亿元。

在《卓越》杂志列出的台湾集团"12个之最"中，台塑集团占有5个，分别是：营业收入最多的集团（2398亿元）、资本额最大的集团（1203亿元）、员工人数最多的集团（52万人）、赚钱最多的集团（税前纯收益为287亿元）及最大的制造业集团。王永庆也因此成为令台湾企业家们最佩服的企业家。

第四章 西天取经——发展就要走出去

关起门来过日子，闭上国门做生意，这是久远年代的事情。世界大格局的变化早已把这些观念淘汰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天下为家，国际贸易的局面。要想把事业做大，就要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商业巨头同行。这一点，王永庆做到了。他在建立起自己的石化公司之后，并没有满足于在台湾岛内称王称霸，而是把眼光瞄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为发展西天取经

王永庆虽然在台湾岛内兴建上游原料企业的愿望难以实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把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了岛外。但是，虽有投资岛外的想法，具体如何着手，王永庆心里没底，对台塑是否具有与世界级大企业竞争的能力也没有把握。为此，他决定赴美国考察。

美国之行给王永庆带来了很大震撼，使他产生了许多感慨。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自由、繁荣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充满了自信。

王永庆曾跟纽约一个出租车司机交谈。按台湾人的标准，虽然司机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那位美国人并不因职业而自卑，反而显得朝气蓬勃、乐观自信。这样自由而自信的人民是快乐的，是幸福的。

美国的繁荣程度让王永庆吃惊。无论在纽约还是洛杉矶，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道路上豪华轿车往来穿梭。当时，别的国家还很少见的家用电器在美国差不多已经全面普及。工人的工资和台湾比起来简直如同天上地下。例如，美国一家真空管制造厂的女工的薪水比台湾的一个总经理还高。

为什么美国如此富裕、繁荣呢？经过细心探究，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效率和利益的确保。美国一家只有350名工人的收音机工厂，每月却能制造出15万台收音机。这种生产效率在台湾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商家从不隐讳利益，老板要确保利润，员工也要拿到足够的薪水。大家不是靠降低利益、勒紧裤腰带来支撑日子，而是多产多销、多赚多花，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王永庆感到，美国人的做法深得人心，很值得借鉴。他说："现在的美国非常繁荣，每年都会拨出巨额款项援助国外，台湾也得到了这种惠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强盛了十几年，这种繁荣究竟来自何处呢？尽管各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以为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能彼此认识，确保正当利益。事业从这个基点产生，终于造成了繁荣的社会。"

日后，王永庆十分重视员工的利益，与他此时的领悟不无关系。可以说，美国之行使他受益匪浅。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王永庆再度出国考察。他这次是由美国转道欧洲，考察多个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大企业技术之优良和设备之先进，简直让王永庆感到震惊。在英国的某家公司，最吸引王永庆的是那支庞大的、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这家公司的研究院共有研究人员3000多名，大多是英国优秀的人才，其中还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王永庆还了解到，不仅这家公司如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

在欧美的所见所闻使王永庆深具危机感：要想保持巨型企业的稳固地位，生产出一流产品，非增加技术研究与开发力量不可。为此，王永庆于1979年在台塑集团成立技术研究所。他后来还陆续成立了其他一些技术研究部门。1981年5月，在过去诸多机构的基础上，台塑公司组建了"生产技术本部"，承担此前所有相关机构的全部职能。这个本部下设三个机构：生产技术研究部、生产技术中心、精密机器事业部。王永庆不惜工本地在技术研究方面进行投资，为台塑日后大规模投资海外提供了技术保障。

王永庆的两次出国考察，既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市场预测提供了依据，又学到了不少有效经验，为完善台塑的经营管理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投资直指美利坚

考察归来，王永庆下定了投资海外的决心。接下来便是选择投资地点和投资项目。王永庆认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而且，美国是个高度开放的社会，资金和人员流动都比较自由，作为投资场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优势。当然，投资美国还有其他优越条件。比如，美国人有高效率的工作作风；美国人坦荡而诚恳，没有那么复杂的人事关系网；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高，军事实力强，因而相对比较安全；美国人由于长期的优越感，养成了他们不拘小节、大大咧咧、喜欢舒适、贪图享受的民族个性，要赚美国人的钱，容易多了。此外，投资美国还可以利用美国丰富的资源，大大节省原料的运输费用和时间；投资美国，还可以把产品直接打入美国市场，避免各种各样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投资美国，可以利用美国的先进技术，促使自己的设备更新和产品换代，使企业现代化的步伐迈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