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一九二〇年三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经引起震动和争论，一九二三年三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编者是胡怀琛（一八八六—一九三八）。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的《序》，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说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四月起，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改字添句。这当然不为作者所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胡适来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里的运用问题。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生‘正’我的‘谬’，并不是和我讨论，我又何必加入呢，况且先生并不许我自己辩白。”胡适又抓住对方说的“我现在的主张，不是主张旧诗，也不是主张新诗，是主张另一种诗”，因反击道：“先生既不是主张新诗，既是主张‘另一种诗’，怪不得先生完全不懂我的‘新诗’了。以后我们尽可以各人实行自己的‘主张’，我做我的‘新诗’，先生做先生的‘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的‘另一种诗’，这是最妙的‘最后的解决’。”实际上从一开始讨论，胡适便把对方作为“守旧的批评家”来看待。《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虽然也留有历史资料，严格地说并非真正的诗歌批评，只能供研究新诗格律问题的人参考，它之不被史家所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场讨论还有一段余波，一九二四年三月，胡怀琛又在上海晓星书局出版了一本《诗学讨论集》，继续与郭沫若、刘大白、吴芳吉等人讨论有关新诗的音韵等问题。书中收有他的一篇《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断定胡适的新诗有两大缺点：“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二，纤巧。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又有一位他的学生王庚，作了一篇《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的结果到底怎样？》，他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指出尽管赞成胡适主张的人数居多，但胡适“完全处于失败的地位；怀琛先生是完全对的”。这当然是一篇感情用事的文章。

所幸的这两位姓胡的安徽同乡，并没有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反目结怨。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怀琛诗歌丛稿》一书，书前有胡适应作者之邀而写的题词手迹——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小诗一章，寄尘先生索书。

适

胡怀琛号“寄尘”，他也作了答诗：“尘世原如梦，谁非梦里人。梦中还说梦，非梦也非真。”两人的诗颇有值得玩味处。新诗到底顺应时代的潮流进步、发展了。胡怀琛为了参加这场讨论，也试作了不少新诗，其中不乏清新可喜之作，后来他还检讨了当年怀疑新诗的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