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学社丛书

清华大学的清华文学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的，它的成员都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同学，主要有梁实秋、闻一多、余上沅、朱湘、顾一樵、饶孟侃等人。这个社团是“五四”运动以后成立较早的一个文学团体，活动范围大体是在校园里，不见什么纲领，历史也不长。一九二二年七月先是闻一多放洋美国，第二年暑假梁实秋也到美国去留学，主要骨干一走，清华文学社也就无形解体了。文学社的主要作品多是发表在《清华周刊》和它的《文艺增刊》上。《文艺增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第一期，每月一期，出版了五期而终。现在，我们从《文艺增刊》的发刊旨趣中得知，在《清华周刊》上原来有个文艺专栏，但“余兴”色彩太重，文学社有志革除这种陈旧的面目，更有鉴于“清华学生的生活是机械式的，极其干燥无味”，所以才采取了这一“最高尚的救济方法”，办好一个文艺刊物。

清华文学社除了办刊物以外，还出版了“清华文学社丛书”，初定出版三种，还将继续出版下去，结果只出版了两种。第三种虽然也问世了，却与文学社无关。第一种是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合集《冬夜·草儿评论》，闻一多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梁实秋评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两书都是“五四”初期著名的诗集。第二种是文学社成员的作品合集《文艺汇刊》，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第三种已刊出预告，是闻一多的诗集《红烛》。一九二三年九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红烛》时，版权页上已删去“清华文学社丛书”字样。

《冬夜·草儿评论》的出版还有一段插曲，原来闻一多的文章是由梁实秋交给《晨报副刊》发表的，孙伏园却未予刊登，最后梁实秋加上自己写的《草儿》评论，“二文合起来约有四万字左右，可以刊印为一个小册，名曰《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小本，编为清华文艺社丛书第一种。印刷费用为一百元，我父亲鼓励我写作，替我付了”。（梁实秋《副刊与我》）这当然是自费印行的书。第二种《文艺汇刊》，内容包括诗、小说、戏剧等，序言说：“这本《汇刊》是本社同人的几篇稿件汇集而成的，并非每人的优秀的作品尽在于此……只是作为清华文学社成立将近两年的纪念品。”闻一多、朱湘、梁实秋都不只一篇作品发表。顾一樵同梁实秋还发表了同题作品《尾生之死》，是取《庄子·盗跖篇》的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梁作是长诗，顾写的是剧本。印刷费用则出于学校和社友吴景超、梁思永等五人的赞助。《文艺汇刊》的书籍封面是由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先生设计，图案画是清华大学礼堂同方部的正面缩影。画面简朴，装饰味浓，值得一记。

那么，何以《红烛》不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的名义出版呢？这是出于闻一多的独立思考。他以为清华文学社是以兴趣结合的团体，并非以文学主张相同而结合的。他的诗集若拿到文学社的大会上，“当议案似的讨论通过，我可不干”，同时认为文学社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替一个人出了钱便要干涉他的稿件”（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闻一多致梁实秋信）。于是他坚持摆脱约束，由个人来负责，不再编入丛书之内。他说：“用文学社的名义于文学社讲起来也许好听点，但于该著作对于社会发生影响与否毫无关系。换言之，一种出版物，社会若要注意它或忽视它，并不以其属于文学社与否为转移。老实讲起来我们的‘艺术为艺术’的主张，何尝能代表文学社全体呢？”梁实秋同意了他的要求。《红烛》一出果然轰动诗坛，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而闻一多思想上的某些倾向和清醒明智的主张，也在出书的这件事上表现出来。清华文学社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影响有限，它后来的解体也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