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母亲的儿子。

任何文学现象，都不能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存在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祖国东北角涌现了一批年轻作家，后人将他们冠以“东北流亡作家”之名称。它的诞生，既是当时东北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由于它适应了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包括当时东北独特的地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与文化。在这个大环境下，东北作家演出了一幕幕丰富多彩、凝重雄浑的历史活剧，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璀璨绚丽的历史文化遗产。

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人民命运的坎坷忧患，民族生存的奋争与未来……在东北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忧患年代里，历史赋予文学以丰富而深邃的内涵。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一个独特的大环境啊！

这个环境首先是由五四运动促成的。

回顾“五四”初潮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行的知识阶层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封建文化的根基在动摇，新文学在建立。在这种开拓与奠基性的文化进军中，已经蕴含了挽救国家、恢复民族尊严的政治激情。这是东北新文学到来的前奏。

当时，全国各地以白话文形式创作的新诗、新小说，以及文学新人、新的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东北也不例外，新文学首先在奉天（今沈阳）兴起，之后由南而北逐渐延展。较著名的有白杨社、启明学会、东光社、春潮社、蓓蕾社、寒光剧社、灿星社。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东北新文学十分活跃、“五四”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东北扎根并逐步发展的阶段。

当时，东北的一些报刊也成了新文学的热心传播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奉天的《新民晚报》《平民日报》《盛京时报》，大连的《泰东日报》，都热心扶持了一些新文学作品，转载鲁迅、叶圣陶、郭沫若、闻一多、胡适、王统照、徐志摩等人的新作，对文学新人的成长和新文学在东北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茅盾在评价这时期的文学活动时说：“这一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以后旋又消灭了……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这预言是注定要实现的。

在东北，这预期中最早的一批青年作家果然出现了。我们可以举出王卓然、朱焕阶、罗慕华、王莲友等人的名字。他们大都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文学还幼稚，作品的主题也常常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这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第一阶段的作品的共同特点。关于这一点，鲁迅曾准确地分析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是东北历史上一段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文学上也是如此。“东北的”特征逐渐显现得更明显了，它有别于关内文学的个性逐渐凸现了。它不是亦步亦趋随着关内文学发展的步调，而是以自己的特点、自己独特的面貌，开拓和确立自己的位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它就完全迈上了一条全新而独特的道路。它的革命性和抗战意识的内核，已经走在全国文学的前面。这就是当时东北新文学和关内文学的发展衍化关系的总格局。

五四新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精神内核，就是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对旧的文化进行改造的同时，兼有强烈的批判性与创新性。它从一开始就潜伏政治的要素，而它一旦与东北特定的历史背景相遇，很快就确立了抗日救亡的主题，将新文学与爱国反帝的政治目标合流在一起。这是东北新文学发展的独特面貌。从新文学浪潮中脱颖而出的一批东北文学青年对爱国主义思想的捕捉尤为敏锐，也急于表达。在他们中间，便萌发了“东北流亡作家”的胚芽。

东北新文学的上层之所以能孕育“东北流亡作家”，就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东北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

步入二十世纪，东北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变得十分特殊微妙。它处在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交叉点上，在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夹缝中艰难地保全自己。十九世纪以来，俄国一再越黑龙江而南下，日本跨朝鲜而西进，东北成了它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边缘地域，成了它们妄图吞并的新土。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势力加剧膨胀，中日外交摩擦此起彼伏，日本的侵略野心已经对东北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是连普通东北人都可以感觉到的。在东北内部，奉系军阀仍在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战乱不断，使落后的封建经济更趋潦倒。整个东北就像一座行将倒塌的大厦，受着风雨的侵蚀，危象日重，一个历史转折点正悄悄逼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在东北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对“东北流亡作家”的诞生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二九年，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奉天的一些青年学生创办了一个进步的文学刊物《冰花》。奉天的地下党员还掌握了另一个普罗刊物《关外》。在东北大学校园里，白晓光（马加）、林霁融、张露薇、李英时、叶幼泉、申昌言等人，开始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初露头角，他们仿效《关外》办起了颇为左倾的《北国》，继而又有《怒潮》。在这两个刊物上登载的李英时的《文学与阶级》，白晓光的小说《母亲》、长诗《在千山万岭之中》，都焕发着一种新的活力。

在北满，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罗烽于一九三〇年年初在铁路职工中创办了第一个普罗性质的刊物《知行月刊》。地下党员金剑啸在哈尔滨主编《晨光报》副刊、《大北新报》副刊。当时哈尔滨的《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长春《大同报》的《夜哨》副刊等，均一度掌握在进步文学工作者的手里。姜椿芳、罗烽、舒群、白朗、萧军、萧红、金剑啸、孔罗荪、金人、塞克等作家都曾在上面发表作品。他们秘密聚会，成立剧社，组织进步画展，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哈尔滨的进步文艺活动颇为活跃。“哈尔滨作家群”成了日后“东北流亡作家”的雏形。

当时，外国进步文学在东北的传播，对“东北流亡作家”的诞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作家都是接受了外国革命文学的精神熏陶而成长的。在奉天、大连的一些进步书店里，有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的作品。其中，《蟹工船》影响较大，很多进步文学青年都读过它。而在北满，苏联革命文学的影响要大一些。《国际协报》《大北新报》，都曾介绍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和生平，刊登过苏联文艺作品，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有较大影响。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个特定的时代，在东北这块特殊的地域上，几种来自不同方向、分属不同类型的文化互相撞击，互相融合。在其接合部上，形成了一种“T”型的文化交叉点。它向不同方向扩延的结果，就诞生了一块新的亚文学出生的区域。坚持现实主义主潮的进步文学青年的成长，又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问世最后准备下了人才这一因素。而“九一八”的炮声，把来自各方面的条件最后凑成结果，“东北流亡作家”从此便似打开闸门之水，顺势涌出，锐不可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