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古代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它起始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跨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沿着天山脚下的绿洲抵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通过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欧洲和非洲。它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古往今来，在这条道路上西行的，不仅有贩运丝绸的商贾，还有虔心求法的僧侣；不仅有荷戈征戍的将士，还有羁旅漂泊的诗人。

第一节　八骏日行三万里

丝绸之路所连接的，一头是男耕女织的锦绣中原，另一头则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西域。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义上则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主要包括亚洲的中部和西部。古往今来，西域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中原人士西行，其中不乏迁客骚人的身影。我们这本小书讲述的，就是我国古代亲历西域的诗人们的故事。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左右，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处，也是中国古代对外陆路交通的咽喉要地。阳关和玉门关矗立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二者构成中原内地通向西域的门户。阳关的名字，也是因为位于玉门关之南而得来。

阳关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千百年来，多少中原士子从这里验证出关，轮蹄西去。挥别雄关，远离华夏内地，心中难免感慨万千。一曲《阳关三叠》（又名《送元二使安西》）记录的就是迁客骚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西出阳关，就意味着和熟悉的中原彻底说一声再见，踏上白草黄沙的陌生征程，开始体验无法预知的人生经历。在阳关古道上艰难前进的行客之中，有一些人颇与众不同，他们的瘦马驮着诗句，诗句里记录了西出阳关的心路历程。千百年后，这些火热的句子仍能让我们激动不已。

当阳关还不是阳关，西域还不叫西域的时候，从中原西去的缥缈影迹之中就点缀着一些朴素的诗句。传说中最早留下西行诗作的是一位赫赫帝王，西周的第五代君主周穆王。周穆王乃周昭王之子，名姬满，公元前976—前922年在位。周穆王身处西周由强转衰的时期，据说他的一生是在东征西讨中度过的。

西晋太康二年（281）出土的汲冢竹书中有《穆天子传》五篇，其中记载了周穆王西行九万里，登昆仑之丘会见当地首领西王母的情形。据说，临别时，“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赋诗赠别：“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周穆王酬答：“予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这些诗句，采用的是先秦常见的四言形式，语言比较质朴。西王母强调东土和西域之间“道里悠远”，希望周穆王健康长寿，能够再次西来。周穆王则信心满满地表示，结束此次西游回国之后，会好好治理国家。并和西王母约定，三年之后再来西方相见。

周穆王的西行，恐怕我们今天只能以“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的态度看待。但是《穆天子传》既然出土于战国墓地，则其中所述情况至少反映了战国时代或者战国以前华夏民族的西域观念。虽然不能排除这些诗句出自闭门造车的中原文士之手的可能，但是我们更愿意将之视为西域诗歌的萌芽，这些质朴诗作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它们承载的故事甚或它们本身，在之后的几千年中都装在了西出阳关的诗人的行囊里，让这些迁客骚人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一再惊叹“原来真是这样”或者“原来不是那样”！

据说这位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拥有“日行三万里”的八匹绝世骏马，然而东土、西域两地之间毕竟山川悠远，周穆王三年之后好像并没有实践诺言。但是他的这番表态无疑为此后历朝历代中原和西域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古往今来，中原的君主们都是在“和洽诸夏”的基础上“有事西戎”，因为经营西域需要锦绣中原天下一统的强盛国力作为支撑。可以这样说，任何朝代，诗人仗剑出关，无论他的诗句如何悲苦哀愁，他背后的中原王朝一般情况下都是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也都是蓬勃进取的。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的说法，在阳关古道上似乎遭遇了一个乾坤颠倒的逆反。

周穆王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帝王，据说他活到一百多岁，在位五十多年。周穆王一生东征西战，南讨北伐，“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好像地球早已容纳不下他的足迹了。但是无论如何，周穆王的车马不可能经过阳关。因为阳关和玉门关是到汉武帝时期才建立的。

第二节　公主琵琶幽怨多

西汉王朝为了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侵扰，设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以及玉门关、阳关两大重要关隘。两个关口，一南一北，恰似两扇大门，担负起大汉帝国西向交通的重任。

汉朝和西域的官方联系，始于张骞的“凿空”之旅。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冒顿强盛，他曾于高祖七年（前200）率四十万大军围困刘邦君臣于白登山。此后数十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一直是汉朝的边患，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的游骑甚至兵临长安。汉武帝即位后，汉朝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他听说西域的大月氏屡遭匈奴侵凌，意图复仇，便决定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于是决定遣使西域。“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率百余人从陇西出发前往西域，张骞往返途中均遭匈奴扣押，在十三年后，历经艰险，才得以回国复命。由于大月氏已经在葱岭以西的大夏故地安居乐业，不愿与匈奴为敌，张骞的出使，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他了解到的西域诸国的情况丰富了汉人的地理知识，拓宽了汉人的国际视野。而且张骞通西域直接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物资交流，中原的丝绸、漆器、玉器等精美的手工艺品传到西域，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土产也传入中原。

张骞回国之后，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大国乌孙的情况。乌孙乃是马上行国，“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连年侵扰大汉边疆的匈奴始终是汉武帝的一块心病，为了使汉朝在与匈奴的对峙中占据上风，他决定采取和亲策略拉拢乌孙，所以派遣宗室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国王。

刘细君（前121—前101）本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元封六年（前105），就在阳关建立之后不久，汉武帝封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昆莫（一称昆弥，相当于匈奴的单于）猎骄靡，以与乌孙结盟，共制匈奴。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猎骄靡封她为右夫人，汉朝还每隔一年就派使者前来探视。

但柔弱的细君公主在乌孙的生活并不如意，匈奴听说汉朝嫁女乌孙，也遣女嫁给猎骄靡，且匈奴女为左夫人（当时西域之俗以左为尊）。乌孙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马上行国，细君的随从工匠为她建造了汉式宫室，乌孙昆莫也只是一年来一两次而已。并且后来猎骄靡年老去世，细君必须改嫁其孙军须靡。乌孙作为草原民族，本有后辈继承长辈小妻的习俗，但这在大汉公主刘细君看来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细君向汉廷请命，得到的答复是“从其国俗”，她只好改嫁军须靡。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细君郁郁寡欢，没过上几年她就像早谢的花朵一样离开了世界，留下的只有一首著名的小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刘细君的人生悲剧不仅在于所嫁非人，从更深的层面上讲，她的不幸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生长于帝王之家，习惯亭台轩榭和锦衣玉食的弱质女流，西出阳关之后，不但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感到极大的不便，而且在精神层面，这位女诗人也得不到任何共鸣，其结果只能是“公主琵琶幽怨多”！刘细君是正史留名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她的诗作被后人称为《悲愁歌》，采入正史，是目前可考的第一首西出阳关的诗作。

张骞带回来的有关西域的信息中，令汉武帝非常感兴趣的还有大宛国日行千里、流汗如血的“天马”。为了得到大宛天马，汉武帝不惜于太初元年（前104）和太初四年（前101）两次调动数十万军队出征西域，最终以阵亡将士近十万，损失战马三万余匹的代价讨平大宛，“悬大宛王毋寡头，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匹”。以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这点胜果，似乎没有什么好吹嘘的，但是这些汗血宝马，应了之前“神马当从西北来”的占卜结果，所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自然“龙颜大悦”，这位会写诗的皇帝以一首《西极天马》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这就是天朝上国统治者的世界观，既然帝王受命于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夷”莫不怀德畏威。因为自己是“有德”之君，所以远在流沙之西的荒蛮之地也要“进献”天马。三年苦战，十万头颅，在他的笔下不见一丝踪影，汉武帝之穷兵黩武，于此诗句之中可见一斑。

整个两汉时代，中原和西域关系的主旋律是战争，和亲只是其中的小小插曲，历史记录下来的和亲公主除了细君公主之外，也就是解忧公主了。其他大多数时候，“秦时明月汉时关”见证的往往是“黄沙百战穿金甲”那样的战斗故事。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汉朝开始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统领大宛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并督察乌孙、康居等行国动静，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可发兵征讨。如此一来，大汉帝国真正成为“西域三十六国”的宗主。元帝初元元年（前48），汉朝又任命或设置戊己校尉，主管西域屯田，对西域的控制更强了。傅介子斩杀楼兰王，以及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破匈奴郅支单于，就是大汉帝国威震西域的缩影。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东汉建立之初，无力顾及西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明帝永平十七年（74），汉朝再次委任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到和帝永元年间（89—105），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达到鼎盛。到顺帝时期，由于国是日非，国力下降，“朝威稍损，诸国骄放”。东汉末年，中原和西域的关系暂时中断。

第三节　但愿生入玉门关

两汉时期，西出阳关，立功封侯者大有人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班超。

班超（32—102），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超之父乃史学家班彪，其兄乃《汉书》作者、著名史学家班固，其妹乃著名女学者班昭，班超本人也“涉猎书传”。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召为校书郎，班超与其母随之迁居洛阳，大概是因为“洛阳米贵”，家贫的班超只能靠为官府抄写文书养家糊口。班超胸怀大志，有一次抄写累了，他扔下笔叹息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旁边的人嘲笑他，他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来他遇到一个相面的人，这个人对他说：“祭酒，布衣诸生耳，尔当封侯万里之外。”班超问他原因，相面的人说：“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这就是“投笔从戎”和“燕颔封侯”两个典故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班超提出自身渴望效仿的对象时，先傅介子而后张骞，本来张骞凿空西域，为傅介子的前辈，但张骞能够立功异域，主要是靠坚毅而不是勇猛。傅介子则颇具胆识，敢出奇制胜，他设计刺杀楼兰王，使楼兰向大汉称臣。这种有勇有谋的人物，无疑更能获得班超的认同。

永平十六年（73），班超跟从名将窦固出击匈奴，他独立率领一支小部队攻击伊吾，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得胜利，由此得到窦固的赏识。后窦固命班超与从事郭恂出使西域，班超一行到了鄯善，鄯善王广起初对班超等人甚为恭敬，后来却非常怠慢。班超推测，这应是匈奴使者来到鄯善，鄯善王举棋不定所致。班超诈问身边伺候的奴仆，果然如他所料。班超没有通报胆小的文官郭恂，果断召集随从的三十六人，向他们说明危险局面，并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相勉励。班超率领三十六人趁夜间大风，纵火焚烧匈奴使者的营帐，并鼓噪大呼，使匈奴不知汉使究竟有多少人，就这样以少胜多，将匈奴使者一百余人悉数歼灭。鄯善举国震怖，只得服属汉朝。

班超在西域前后三十年，历经千辛万苦。永平十八年（75），汉明帝崩，西域都护陈睦被焉耆攻杀。刚刚即位的章帝因“大旱谷贵”，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命班超回国。班超为了实现“万里封侯”的理想，在疏勒、于阗诸国的力劝下留在西域，在章帝朝十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是靠一己之力维持着大汉帝国在西域的存在。和帝即位后，汉朝重新经营西域，并于永元三年（91）拜班超为西域都护，得到支持的班超东征西讨，使得“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班超也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定远侯，食邑千户。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属吏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最终甘英到达条支（今叙利亚一带）海岸（地中海东岸）而返，此行扩大了汉朝人的视野。

班超在西域年久，怀念家乡，于永元十二年（100），上书请求回国，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其妹班昭也代为陈情。和帝很受感动，将班超召回洛阳。班超离开西域之前，继任西域都护的任尚向他请教经验，班超讲了“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的道理，劝任尚不必苛求小节，任尚不以为然，对人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正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几年之后，任尚因为为政苛细，不得人心，造成西域诸国的反叛。

这就是班超的故事。他率领三十六名壮士西出阳关，维护大汉声威数十年不坠，三十年后又能“生入玉门关”，为一生的传奇经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千百年来，他的“投笔从戎”，激励了多少寒窗苦读的书生投身军旅；他的“燕颔虎颈”“万里封侯”，慰藉了多少穷困潦倒的奇士相信未来；他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鼓舞了多少身处劣势的将领出奇制胜；他的“水清无大鱼”，成为了多少睿智洒脱的官员的座右铭。

班超虽然并不是一位诗人，但在这本讲述西行诗人的小书中他仍然值得大书特书。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诗料，可以说，是他为中原诗坛打开了一扇朝西的窗子，历朝历代的迁客骚人只要一踏上阳关古道，无论有没有万里封侯的指望，没有人不会想起班超。

但是就汉代来说，中原人士西出阳关，要么是征伐，要么是屯戍。即使像班超这样出身于文学家庭的人士，西出阳关的时候，也将笔留在了中原。阳关之外的道路很寂寥，这条路上有将军，有戍卒，有商贾，却少见多愁善感的诗人；这条路上有丝绸，有瓷器，有漆器，却少有装满佳句的锦囊；这条路上，有风吼，有马嘶，有驼铃声，却少闻风花雪月的吟哦。

值得一提的是，距今一百多年前，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外的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一首写在木简上的小诗。该诗描写的是风雨交加的场景，姑且名之曰《风雨诗》：“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

诗句直白浅显，不知它的主人姓甚名谁，但估计其人文化水平不会太高，身份可能是一名戍卒。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玉门关外茫茫荒原上戍守的士卒，远离中原内地，在白草黄沙的边关，雨水极为罕见，哪怕是乌云四合的场景也是非常难得。

读者试想，在一个乌云遮住月亮的夜晚，辛苦训练了一天的戍卒来到帐外仰望夜空，忽然嗅到了雨的气息。雨—这在锦绣中原十分常见的东西，勾起了征夫无边的乡愁！他肯定是一夜无眠，听着那雨声“从传说落到了现在，从霏霏落到了澎湃，从檐漏落到了江海”！

两汉以后，天下大势，分分合合，却迟迟没有出现大一统的帝国，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也时断时续。曹魏曾在高昌设置西域戊己校尉，也有部分西域国家曾到中原朝贡，但中央政府对经营西域态度非常消极。早在建安十九年（214），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就对即将赴任的安定太守毋丘兴说：“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曹操不愧为“奸雄”，对汉人出塞防范心理极强。在这种思想主导的西域政策下，普通中原人士想要西出阳关都不容易，更别说诗人了。所以建安文学虽然盛极一时，却局限于洛下、邺中的狭小区域，自然“春风不度玉门关”。

晋武帝司马炎一统中原，也曾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此时中原王朝的对手已经不是匈奴，而是正在崛起的鲜卑。鲜卑侵占凉州等西北边境地区，造成河西走廊交通阻隔。西晋旋即失去对西域的控制。

此后晋室迁播江南，中原地区的五胡十六国“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前凉张氏、后凉吕氏、北凉沮渠氏等割据政权都曾经营西域，但这些政权旋生旋灭，往往自保不暇，无力发展文化。

北魏崛起之初，西域仍然不通。至雄才大略的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国力日益强盛，北方渐次统一，这时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对手是游牧政权柔然。两大势力角逐多年，北魏始终未能彻底击败对方。至6世纪中期，突厥崛起，最终成为漠北草原的新主人，并将西域纳入其势力范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旋即又被北齐和北周取代，这两大敌对政权和江南的梁朝以及其后的陈朝，形成了新一轮的“三国演义”。最终北周灭北齐，却被贵戚杨坚取代，建立隋朝。

从魏晋到南北朝，在接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兵戈扰攘，难得长时期和平发展的机会。即使有些时候一些政权曾经经营过西域，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存在。在阳关古道上来往奔波的只有征夫和贾客，茫茫西域苦苦等待着诗人的咏歌。

589年，隋灭陈，神州大地再次南北统一，经过隋文帝开皇年间的国力积累，经营西域开始被隋朝提上议程，东西向的文化交流也迎来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