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少年才子

中国人相信一句俗话：天无绝人之路。很多情况下，也确实如此。

李商隐一家尽管无依无靠，最终还是在郑州荥阳安顿下来了，并且从此在这里落籍生根，凭借祖父李俌在此留下的一点基础艰难度日。

李商隐在《祭裴氏姊文》中叙过父死归葬之事后，继续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日就月将，渐立门构。……”那意思是说，等到为父亲服丧期满，脱了孝服，最要紧的便是寻找生路来奉养母亲（其实还包括养活弟妹），于是正式在郑州荥阳占籍，有一段时间只能靠为人抄写文书或舂米稗贩（概指体力劳动）来挣钱养家，可想而知一家人过的是怎样清寒贫苦的生活。

尚未成年的李商隐就这样以柔嫩的肩膀撑持起衰微孤弱的门户，慢慢地为李家恢复着元气。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古往今来的通理。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压垮李商隐，相反，却激发了他努力奋斗的志气。像他们这样的耕读仕宦之家，努力奋斗，就是拼命用功读书。少年李商隐深深懂得，对于他来说，读书、应试、登科、入仕、为宦，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

家乡有一位五服之内关系很亲的堂叔，是个饱学的儒生，年轻时曾入过太学，见过世面，但因为性格孤傲，后来却只愿做个乡居的处士而不肯外出谋官。堂叔对五经很有研究，也非常乐意教导本家子弟。于是，商隐、羲叟，还有另一位本家兄弟李宣岳等，就成了他的学生，开始在他的指导下读起书来。

商隐在后来的文章中称这位堂叔为“处士叔”，因为他在李氏属于“处士房”这一支，本人又是个不肯为宦的处士。我们也就跟着商隐这样称呼他吧。

在李商隐的人生道路上，处士叔是对他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李商隐的性格气质中有时能依稀看到处士叔的影子，有时商隐又会因应世情而表现出与处士叔不同的某些特点。商隐与处士叔的关系发生在他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处士叔对商隐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要超过父亲李嗣，值得我们花费一些笔墨加以介绍。

处士叔的名字不详，但其生平与为人情况赖有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一文，我们还能多少有些了解。

原来，处士叔和李商隐的父亲李嗣是同祖父（李叔恒）的堂兄弟，李嗣年长，所以商隐称处士为叔。李嗣之父做过邢州录事参军，处士叔的父亲则曾担任过郊社令，二人官品都是从七品，不过一个是上阶，一个是下阶而已。处士叔从小攻读《诗》《书》《礼》《易》《春秋》，十八岁时就已把这五经读通，曾凭借这个以“乡贡”身份参加过科举考试，后来还进了京师的太学，仕途前景本来是很不错的。可是，就在此时，他的父亲郊社令得了重病，不能再在长安为官，他也就遵守孝道，从太学退了学，侍奉父亲回荥阳家中休养。谁知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郊社令固然进入风烛残年，他自己也由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中年人。这些年来，他安心居乡，从未想过外出求仕之事。父亲逝世，他更是庐于墓侧，即在坟墓旁建草庐居住以守丧。这样又过了几年，终于服丧完毕，可以重操举业了。但此时的他已经立志终身不再考虑禄仕之事，决心就以处士之身终老家乡。

处士叔孝行敦厚和心志淡泊的名声广为人知，许多佩服他学问品行的亲朋力劝他应考出仕，可他一概坚拒毫不动心。只有在学问上，他一如既往地用功，不断取得进步。对于诗书五经，他钻研得越来越深，理解得越来越透彻，前人的注解稍有不对或不到之处，他都能一眼看出，于是他根据己意别作疏解并且仔细录存下来，以备继续探讨商榷。这些《别疏》实际上便是一部部学术著作。李商隐是看到过这些《别疏》的，他认为处士叔总是从大处着眼，关注的并不是一般的章句小节，而是致力于对经典主旨的深入抉发。然而处士叔只是以学术自娱，他的五经研究虽有独到建树，却从不招摇示人。他的信条是韬光不耀、深藏不露。他对五经的别疏新解往往深奥，一般人不懂，他会拿其中较浅显的部分教授最亲近的本家子弟，但关照他们绝勿外传，哪怕传给稍远的亲戚也不行，所以外界几乎无人知道他的研究成果竟是那么丰硕高深。

在为经典写作《别疏》之外，有闲暇的时候，处士叔也创作赋、论、歌诗之类文学作品，积累起来有数百首之多。李商隐当然是有幸读到过这类作品的，他对它们的评价是“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也就是说，处士叔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与儒家经典一致，是用文学来宣扬儒教，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来化民导俗，以使世风趋于清厚醇正；在艺术风格上则完全遵循儒家诗教，做到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臻中和之美；而在具体的选词造句上，则讲求古奥含蓄，排斥浅近俗陋，所以读起来是要费一些脑筋的。

最特别的一点，是处士叔“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就是他一辈子没写过唐代科场和文坛风行的五七言律体诗，包括排律、绝句之类。他写的都是古体诗。要知道，善写今体诗在当时可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啊，科举考试，文坛扬名，温卷献酬，人际交往，哪一项不需要会作近体诗啊！可是，处士叔偏偏不作，这岂不明显是反潮流吗？在文学创作上，李商隐后来虽没照处士叔的榜样做，但处士叔不同流俗、特立独行的精神显然令他印象深刻，所以在为处士所写的《志文状》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钦佩的口吻。

处士叔又是一个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石鼓篆指唐初出土的石鼓文，上面文字乃史籀大篆，即秦代的篆书，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字。韩愈曾作《石鼓歌》咏叹，因气势雄阔而成一代名诗。处士叔能通石鼓篆，不但可见他文字学的造诣，也表现出他对当代学术的关注。他虽然僻居乡里，但是他并不闭塞落伍。钟、蔡八分，指汉蔡邕、魏钟繇擅长的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书体，所谓“八分书”。正楷散隶则泛指当时通行而实用的楷书和行草书。处士叔对这些文字和书体都很精通，其文化修养之高不言而喻。李商隐的小学知识和书法根柢都深，后来也很有名气，其基础无疑是处士叔帮他打下的。

但是处士叔的脾气方正得有点古怪，在俗人眼里甚至有几分乖僻。李商隐在《志文状》里讲了两件他的逸事。

一件是处士叔常与人通信，但又不愿书迹落入人手，所以从来不肯亲自执笔，每到写信，就唤人代书，由他口授内容。这就够特别的了吧？但终有一次，他为故去的父亲追福，亲书佛经一通并且刻了石。他本以为悄悄立块碑，不会引人注意。谁知此石一立，就被人发现，一传十十传百，慕名前来摹勒拓印的人渐渐多起来。处士叔知道后，竟亲自驾一辆小车去装了那石碑，把它远远地送到一个佛寺之中，并混杂在众多的佛经刻石之中，让人再也不易找到。“其晦迹隐德，率多此类”，李商隐在讲完此事后又加了这么一句，看来处士叔为逃名养晦所做的怪事远不止这一桩。

另一件逸事还要惊人。那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处士叔一次外出，途经徐州。当时的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风闻他的大名，派人把他请到大帅府去，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表示想聘他做高级幕僚。对于一般士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礼遇，何等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可是处士叔见了王大帅，听他表明意思，竟然当场一口回绝，而且话说得颇为生硬：“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这话听起来就有点怪，“要我跟从大帅为公家服务，这并不难，可是让我‘事人’——服从一个人，为人办事——却不容易啊。”这话岂不自相矛盾？跟从大帅，不就是“事人”吗，从事从事，本来就是一个词、一回事，有什么难不难的，真是莫名其妙。而处士叔竟然说完之后“长揖不拜，拂衣而归”，简直就是扬长而去了。

据李商隐说，处士叔这话表面看来是自谦脾气不好，不善事人，其实是话中有话，另有所指。

原来那王智兴是个骄横跋扈、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他这个徐州刺史兼武宁军节度使来得并不光彩。当他还是徐州的一名镇将时，曾公然违抗命令，率军以武力胁迫其上司节度使崔群，欲取而代之，并以此要挟朝廷。这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只因中唐以后朝廷软弱，无能整治，才勉强同意他取代了崔群的职务。王智兴的行为在正派人看来可谓明显的“事主不忠”。处士叔说“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便是在影射讥讽他的这一劣迹。幸好王智兴听后没有当场翻脸，也许根本就没有听懂，便让处士叔走了。须知此人乃一赳赳武夫，你惹恼了他，敬酒不吃吃罚酒，弄不好是有可能掉脑袋的啊。

处士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成了李商隐兄弟的老师，教他们读书习字，也少不了跟他们聊天谈话，教导他们如何为人处世。在这群小伙子血气未凝、一切尚未定型之际，其影响一定是不小的。李商隐熟读儒家经典和史部书籍，学写古文古诗，练习书法，养成正直耿介的性格乃至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脾气，显然都与处士叔的言传身教有关。在李商隐后来的一些行为举动和文章中，我们确能不时看到处士叔的影子。当然也有许多地方，或因时势的迫诱，或因处境的无奈，或因个性的差异，李商隐的表现与处士叔有所不同。比如李商隐就没有像处士叔那样韬光养晦、不求闻达和无意仕途，而是按照唐时一般士子的行为模式走着读书求仕的路，由此导致他后来的一系列困厄坎坷和痛苦挣扎。这是后话。

大概从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这几年，李商隐在处士叔教导下读了几年书。一来他有父亲李嗣给他打下的基础，二来凭了他的用功和聪明，他的进步飞快。后来他编录文集，在序文中回忆自己学文的经历，曾不无得意地写过这样一句话：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

樊南，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樊川一带，李商隐后来曾一度在那里安家，并给自己起了个“樊南生”的号。原来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写出过《才论》《圣论》那样的文章，以擅长古文在文坛诸公间崭露头角。

“以古文出诸公间”真是一句妙语，一个“出”字，你可以理解为“出现”或崭露头角，也可以理解为“出类拔萃”，甚至可以理解为“出人头地”等等。不用说，李商隐非常珍惜他这个少年才子的名声。

《才论》《圣论》，看它们的写作时间和题目，应该是李商隐的两篇习作，很可能是处士叔指导下的命题作文，因为写得好，得到老师和其他前辈的称赞，于是他终身引以为荣。这两篇文章已经失传，它们是用古文即散文体裁写的，所以李商隐后来编录自己的文集《樊南甲集》时，曾在序中特意提到却没有将它们收入，结果就散佚了。

李商隐在处士叔指导下应该是专作古体文、古体诗的。处士叔既不作今体诗，不想求仕，可想而知也不愿作被称为“时文”的四六骈文，当然也就不会教学生们去作在官场才用得着的骈文。李商隐学写骈体文是在结识令狐楚并拜在他门下之后，他的为文，经历了一个由散转骈的过程，而且后来竟以一个骈文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他的弟弟羲叟忠实于处士叔的教导，在商隐以骈文得名后曾多次劝其放弃骈文，恢复作古文，但商隐未采纳弟弟的意见。

今天《才论》《圣论》二文虽已不能看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唐文粹》等古籍所保存的李商隐其他遗文中拟想它们的风采。

李商隐的古文其实写得很有特色。现在我们仍能看到他的几篇古体（即散体、非骈体）短文，其中有论文《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两篇，有记叙文《李贺小传》《齐鲁二生》等数篇，有杂文《宜都内人》等，另外他所写的多篇《志文状》《祭文》，还有致前辈或友人的书信，也往往是古文。

《断非圣人事》和《让非贤人事》的写作时间不详，但看题目就与《才论》《圣论》有点像，而且都涉及所谓贤才和圣人的问题，都是议论说理之文。不过《断非圣人事》两篇明显是一种开门见山的驳论，题目本身就点出了文章主旨；《才论》两篇似乎所论更为全面，因而规模可能更为宏大而已。《断非圣人事》二文也有可能是与《才论》《圣论》同时或先后的习作，是李商隐的早期作品。

上面提到的另外那些文章（《李贺小传》等）写作时间更难断定，有的显然并非少作，所以这里不多涉及。《断非圣人事》两篇文章都不长，我们不妨试读其中一篇，以稍稍领略一下少年李商隐的古文风采：

尧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后世人以为能断，此绝不知圣人事者。

断之为义，疑而后定者也；圣人所行无疑，又安用断？圣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圣人理天下以仁义，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国，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后世，然后仁也。宜而行之谓之义。子不肖去子，弟不顺去弟，家国天下后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则反宜。然而为之，尧、舜、周公未尝疑，又安用断？故曰：断非圣人事。

（《断非圣人事》）

本文的论旨是：善于决断并非圣人的特殊本领，所用的方法是先举出实例，然后进行剖析，最后得出结论。文章以简洁的叙事开篇，举出古史上最著名的圣人尧、舜二帝因儿子不肖就不传位给他们，周公因弟弟管叔、蔡叔悖逆不顺而严厉惩治他们的故事，指出后世人正是根据尧、舜、周公对于嫡亲子弟绝不姑息的处事态度来说明圣人的“能断”。事实既已摆明，随即就是斩钉截铁的否定：“此绝不知圣人事者！”

接下去的论证，首先界定“断”的定义：“疑而后定”谓之“断”，那么，“圣人所行无疑，又安用断”便是顺理成章的推论。为什么说“圣人所行无疑”呢？便引出一番对圣人行为准则的议论，那就是圣人一切行事以仁义为指归，而怎样才是真正的仁义？仅为自身除害，当然不算；为家国乃至天下除害也还不能算；必须是为后世，为千秋万代除害，那才是真正的仁义！而尧、舜、周公的所为，正是使“家国天下后世，皆蒙利去害”，所以他们称得上是施行真正仁义的圣人，而这一切是普通老百姓所不知道也不会理解的。论到这里，圣人能断的问题似乎并未触及，于是文章在此一转，曰：“然而（圣人）为之，尧、舜、周公未尝疑，又安用断？”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圣人的确这样做了，可他们对此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既然没有怀疑，又哪里谈得上能断不能断呢？结论便是：断，非圣人事。

《让非贤人事》阐述的道理是在国家大事上，谦让并不是贤人应有的品质，相反，他们应该当仁不让，挑起时代赋予的重担。其论证方法则与上文相同。

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少年李商隐思想气质和文化修养的某些特点：一是他对历史的稔熟；二是他对传统或世俗观点的藐视和反叛；三是喜欢并善于就重大问题立论并显示志向；四是建立在充分自信基础上的犀利雄辩的为文倾向；五是已经相当熟练的为文技巧。

平心而论，《断非圣人事》的论证多少带有独断甚至诡辩的色彩，作为大前提的“断之为义，疑而后定者也”的说法，本身就可商榷。遇事须裁断或决断，即使没什么疑问，但往往仍有抉择的可能和必要。这种情况就没被这定义涵盖在内。“圣人所行无疑”“尧、舜、周公未尝疑”是他证明圣人无须“能断”的重要论据，若果真如此，那么“又安用断”或许还比较能够成立，但李商隐凭什么来断言尧、舜、周公“未尝疑”呢？他没有凭证，也不可能有凭证，只好由他说了算罢了，可见文章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但自“圣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到“然后仁也”的一串排句，却使文章气势很盛，特别是把“圣人之仁”与“为后世除害”相联系，从时间维度对原先仅限于空间（从自身到为家国天下除害）的要求做了有力补正，使读者的思路顿时开阔，从而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将圣人之仁义定位于为后世万代去害，突出了良政的时间性要求，确是作者的高见，文章论证的独断色彩也就被冲淡了。无论如何，《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二文出自一位青少年的笔下，这位作者的心胸见识和文才也就确实可观，不可小觑了。

从现在仅存的几篇古文，我们能感到韩柳文章，特别是韩文对李商隐的某些影响。当他随处士叔读书的时候，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都已去世，但他们和他们推动的古文运动的影响却如日中天。处士叔和他的学生们应当都受到过古文运动的熏陶和濡染。李商隐对韩愈的诗文还曾下过特别的钻研功夫。如果我们根据仅存的几篇古文还觉得不那么有把握的话，那么，从他后来作的七言古诗《韩碑》，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韩柳，李商隐对当代诸多文学大家的作品也都有所接触。他生活的郑州荥阳，地处中州，与洛阳为近，距首都长安也不算远，且河南是许多文人（如韩愈、李贺）的家乡和常经之地，当时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到了青春期的李商隐，诗歌的细胞开始在他体内活跃起来。他读过《离骚》《天问》，崇拜屈原的为人和他那“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辞赋。他也读过《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佩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更熟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向往陶渊明式的清新真淳。然而此时，更让他倾心的是早卒的天才诗人李贺。

李贺（790—816）也是河南人，其家乡福昌县昌谷乡（今河南宜阳）距荥阳不远。这位有“鬼才”之称的诗人，仅活了二十七岁。关于他的死，民间有许多传闻。巧的是李商隐后来竟有机缘听李贺亲属讲述他的故事，写过一篇著名的《李贺小传》。而在少年时代，李商隐就极其喜爱李贺诗，有一段时间简直是爱不释手，在读正书做正事之余，一有空闲，就忙着搜罗、抄录、吟咏、背诵，这还不过瘾，便着手模仿着写起诗来——当然是李贺式的，或所谓“长吉体”的乐府诗。由喜爱李贺，也就及于李贺所喜爱的南朝民歌和齐梁体诗歌。

在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李商隐诗集里，保存了一批显然具有“李贺风”或民歌体的作品，如《效长吉》《射鱼曲》《宫中曲》《烧香曲》《齐梁晴云》《李夫人三首》《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乃至著名的《燕台诗》《河阳诗》《河内诗》等篇。历来的李商隐研究家出于谨慎，往往不给这些诗歌编年，因为从诗句中找不到能够说明创作时地和背景的确切依据。但我们从这些诗歌的体裁、情调、风格，却能够感到它们是模拟李贺诗风或民歌体的，而且可以判断其中有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应是商隐少时的习作，只是具体写作时间可能有先后。有的写得早些，大约在跟处士叔读书的后期；有的晚些，可能已是他到玉阳山学道修仙，与女道士们有所接触，春情开始萌动之际了。

像“长长汉殿眉，窄窄楚宫衣。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君王不可问，昨夜约黄归”一首，明确标题为《效长吉》。从内容看，与作者实际生活并无任何联系，而是对某种题材（宫怨）的模拟。所用具体诗料（汉殿眉、楚宫衣等）则是此类作品所常见的。虽说有点轻愁薄怨，但情绪基本平和，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想法或别样的寄托。诗体采用五言，但非古非今，只六句便戛然而止，比较接近乐府，可是每个句子却又合律，前两联还用了对仗。可以说处处表现出初学试笔的痕迹，对李贺诗风是心向往之，而尚未抓住其最典型的特征。

但如看《宫中曲》《射鱼曲》《海上谣》以及《李夫人三首》等篇，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云母滤宫月，夜夜白于水。

赚得羊车来，低扇遮黄子。

水精不觉冷，自刻鸳鸯翅。

蚕缕茜香浓，正朝缠左臂。

巴笺两三幅，满写承恩字。

欲得识青天，昨夜苍龙是。

（《宫中曲》）

桂水寒于江，玉兔秋冷咽。

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

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

借得龙堂宽，晓出揲云发。

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

云孙帖帖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

（《海上谣》）

蛮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

寿宫不惜铸南人，柔肠早被秋眸割。

清澄有馀幽素香，鳏鱼渴凤真珠房。

不知瘦骨类冰井，更许夜帘通晓霜。

土花漠碧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苍。

（《李夫人三首之三》）

这几首诗所咏仍是与作者实际生活无关而为李贺所擅的后宫或神话题材，在想象的丰富奇特、语象的色彩斑斓、用词的生僻趋硬和诗境格调的拗峭斩截等方面，已经有更为明显的长吉风味，连题目都有仿制的痕迹。把它们放到李贺诗集里，杂陈于《宫娃歌》《天上谣》《帝子歌》《李夫人》《难忘曲》《夜饮朝眠曲》《牡丹种曲》等篇之中，虽不致乱真莫辨，但其风调音响也在伯仲之间了。这些作品在李商隐一生的创作中也许算不得多么杰出多么重要，但足以显出这位少年读书郎内蕴的丰沛诗才。他后来成长为当时最出色的诗人，诗歌成为他最得心应手的抒情工具，看来绝非偶然。

李商隐跟处士叔读书，至迟到唐文宗大和初年（827），他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处士叔的身体表现出李氏家族的基因特征，出了毛病，精力极大衰退，整日苟延残喘，挨到大和三年（829），处士叔就以四十三岁的年纪，留下两个幼子，早早离开了人世。

此时，李商隐的家境在兄弟俩的惨淡经营下已稍有改善，如何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便成了李商隐时时考虑的问题。他本是个早熟而极想有所作为的人，处士叔的传统儒家教育使他树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匡君治国、拯世济民成为他的最高理想。他后来有两句诗很鲜明而凝练地表达了这一理想：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楼》）

他向那些因忌才而造谣中伤他的人说：我的心里永远装着驾一叶扁舟，飘然远引于江湖之上的理想，但那是要等我做出一番伟业，扭转乾坤，为大唐中兴耗尽心血、熬白头发之后。我早晚是要退隐的，你们万分留恋的权位，在我看来不过是腐鼠滋味罢了！

这就非常清楚地宣示了他一定要趁着年轻苦干奋斗一番的决心。其实非但此时，终李商隐的一生，他的底色都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的儒生，处士叔谆谆教导的核心也必然如此。处士叔自己虽然韬光养晦，但他那样认真地教导李商隐兄弟念书学文，绝不是要他们跟自己一样，年纪轻轻就避世隐居。他心里明白得很：放在读书士子们面前、能够光耀门庭的上进之路，也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啊。

李商隐拼命用功读书，因为他知道，一切都靠自己奋斗，他终将投身科举场拼搏一番。可是在他正式走上应举求仕之路前，他却去了玉阳山学道。

学道，又叫学仙，就是归依道教，进入道观修行，参与各种宗教仪式，以求强身健体，长生久视，甚至白日飞升，羽化登仙。道观往往建在幽僻的山林之中，入道需要出家，实际上有隐居之意。这在初盛唐时代，曾是一条号称“终南捷径”的入仕偏途。卢藏用、司马承祯、李白就曾尝试过。中唐以后有的君主迷信道教，曾有个别道士被从偏远的修行地征召到长安，甚至进入宫中，一时荣耀非凡。不过，这毕竟是一种与读书求仕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当时广大儒生眼中，也终非正道，更不必说那些正统儒师的看法。晚唐时代，国家政治日趋腐朽，整个社会衰靡不振，士人入道仍是弥漫泛滥的社会风气。李商隐便是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和裹挟。虽然他入道的时间不长，但“学仙玉阳”却在他的生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1. 李商隐《樊南甲集序》。
2.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编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下面将提及的诸篇李商隐文，均出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