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什么是士人

在古代中国，士人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位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最上端。其次，士人是一种存在类型，“耕读传家、诗书济世”是文化特征。第三，士人是一个精神群体，是“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一群人，是道义、气节、趣味、礼仪的源泉。

一、士人与读书人

中国自古是一个礼仪教化之邦，讲究人品贵重。一是重人品。人品是人的综合价值体现，比权力和财富有另一种更高价值，反映了人的出身与素养的高低。二是重品位。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有品没品，人品是否入流，是对一个人的累世评价。所以与积劳而徙的职位相辅，积代以致的品位在古代一直是更根本的考察标准。一个察事，一个考人，社会越传统越讲出身。周代的卿、大夫、士序列，就是从属个人的品位而不是职位。品节(阶)制度始创于秦代，到了汉代已经比较严谨。“品节斯，斯之谓礼”，两汉已经有了流品走向。唐宋时开始讲入流，“太宗初定官品令，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士庶分野，杂色不入流品。魏晋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人分九品。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品位因素百花争艳。再到明清科举分流，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为“清流”，能做大官，举人为“浊流”，永为小吏，自此两分。流品观念在中国很深入，影响至今，即或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也显分清浊高下。文官武官一样是官，官阶品位尽管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东汉魏晋“品藻人物”，以人物的世家、道德、才能考察。但出身往往拿不准，从而定夺品位更难。最后，看人还是看其是否“读书”出身。

“读书人”出身为什么渐渐成为擢拔官员的标准？这个“读书有用”观念的形成，跟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观念不无关系。他认为人分三层，上品“圣人之性”天生为善，无需教化；下品“斗筲之性”天生为恶，教化无用；广大的中品“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是可以读书教化成善的。一个读书人自小读圣贤书，可以改变气质品性。后来，东汉王充在察举(考事)、征辟(文吏)与太学(儒生)三者比较中，大力肯定读圣贤书可以改变气质品性这一观念：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

王充说，读圣贤书披服圣教，自然能变品性；读圣贤书人得圣人之操，当然能做好官。尤其与文吏、考事一比，读书出身的儒生最行圣教，从而德性最好。隋唐之后，宋代给读书人身份最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对读书人最贵，满朝“尽是读书人”。实际上，董仲舒说“读书有用”，王充说“读书可靠”，宋代说“读书万能”，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人读书，就能有机会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在清代，曾国藩将读书的功用推到极致，说读书还能够改变一个人的骨相。他劝儿子读书，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在传统中国，读书之风深入社会骨髓。曾国藩把读书与身份、品性、仕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自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中国士人就已经成了一群“职业读书人”。他们坚信诗书不负人，靠文章能立身，带着圣贤理想，在变动的政治文化制度下，展开自己的人生：或高登帝王之师，或位列达官贵胄，或跻身英雄豪杰，或隐居三教九流，或沦为引车卖浆者。

由于士人自小读圣贤书，天长日久，形成读书人的习得、行为取向、价值观念等，外显为一种特有的士人文化类型。他们受制于品性也得益于品性，故形成了一群“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人。所以，谈论什么是中国士人，就是谈论一组与耕读传家、诗书济世要素相关的文化特征，谈论一组被压抑的建功立业的渴望和琴棋书画的记忆，谈论一组道义气节、博雅礼仪的气质人格。说到底，就是谈论中国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光荣和梦想。

二、士人与士、士大夫

可以先从士、士人、士大夫的区别，看什么是士人。西周时期，士是一个血缘等级。政治上，士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等级的最低层。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因而，士的职业是多样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春秋中晚期，礼崩乐坏、宗法制松弛，士一方面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因此，士的等级逐渐瓦解，变为士人社会层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已经作为一个社会层级。其来源，一方面是没落贵族，由士沦为士人；另一方面是大国争霸、诸侯国“尚贤”，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在“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的新观念下，庶人进私学，培养出大批有文化的人，而有文化的庶人上行则为士人。由此，社会上下通道打开，促成了士人的崛起。“士大夫”的称谓是战国中叶才流行开来，指的是士人与官僚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士大夫是士人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的合称。从历时来看，士、士人和士大夫的来源及性质不同；共时来看，士、士人和士大夫的功能是一致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社会分类中，都归类为士人这一社会阶层。

随着历史的展开和朝代迁延，士人的才情(技巧与艺术)能够一直流芳百代，士人的思想和精神构成一条文化的主线，这可以用其具有“社会的推动力”来解释。从社会角色看，士人在才智上可以诗，可以风，可以干扼政治、影响朝政，也可以民间讲学、移风易俗；从精神形态看，士人情性上可以文、可以雅，可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士人是中国精神的生产者，一代代士人不断堆积的事迹、人格和文章，在知识、思想和信仰史中，孜孜不倦地向社会流布“善的理想”(仁)，是士人得以流芳百世的原因。

总之，若不以人格畅享天下，便以文章博得声名，中国士人是古代各个阶段和朝代中致力于知识、思想和信仰建构的一群人，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现象。中国士人现象，在西方都无见，唯独在专事神教的教会历史中才见相似遗迹。

三、士人与道德仁艺

“道德仁艺”四字是一个士人的基本标准，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士人要安邦治国，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参与国事。有一次，弟子仲弓问孔子如何搞好政治，孔子回答“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说政治需要贤才参与。什么样的人是“贤才”呢？孔子曾经提出了一个“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标准。这个原本是教学活动中一个好学生的标准，后世成为贤才标准。简言之，有理想、有道德、有天份和治国才能，才是一个合格士人的基本标准。

所谓“士志于道”，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哲学目标。要立高远的政治理想，“道不过三代”。夏商周“三代之治”是一个士人的最高目标，至于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立志要高远，这是中国士人立志的基本特点。另外，中国士人立志还有一个特点，“道不远人”。这是一个最低要求，即把崇高的政治目标掩藏在日常伦理的、认知的和宗教活动后面。“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政治理想从日常穿着、居室、随徒和器用的合理性做起。故而，士人之道是一个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与形而下、政治认知与伦理修养、宗旨与方法于一体的一个崇高知行意向。表现在具体政治上，很多时候只是一股董道直行的意气。

所谓“士据于德”，就是要拥有高尚的品德。思想志于道，行为据于德。士人道德行为，诸如“君子不器”，“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喻于义”，“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等德行。士人行君子德行，实际是强调一种理想人格，要求做一个不同于凡人的士君子。但是传统儒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治身与治世二者混淆，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德者在位，决定于治人者道德水准的高低。实际上，在国家政治活动中，个人德行不是充要条件。国家治理首先是权力，法令是靠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推行的。战国“六合归一”，既不归于拥有人格的鲁国，也不归于最讲人情的齐国，而是归一于讲究法制调动人力的秦国。治世与治身，是两个不同范畴。

所谓“士依于仁”，就是要依据仁的精神。仁有两个含义，一次樊迟问孔子何谓仁，子曰仁者爱人。孔子爱人是有前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人先从爱自己开始，然后“仁，推己及人”。这也就是“忠”的含义，士人先要忠于己，然后及于他人。一个士人弄不清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自何处托底爱人？从何处托底提撕人？同时，孔子爱人还是有逻辑推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于自己的人才会对别人宽恕，此即“忠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也是“仁道”。这是仁的第一个含义，凡事先从自己做起。另一次颜渊问孔子何谓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是一个从心所欲而不逾礼的理想状态，是以礼存心的状态。这是仁的第二个含义。所以，仁实质是一种忠恕守礼的心性。最后，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仁存心也。这是讲士人以仁为天性，没有仁性成不了士人。

所谓“士游于艺”，就是能从容地运用知识和技能。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当年私学教育内容以这六种技能为主。“不学礼，无以立”，“礼”者，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皆为礼，有“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吉礼事邦国之鬼神，凶礼哀邦国之忧，宾礼亲邦国，军礼同邦国，嘉礼亲万民。包括了今天的哲学、政治、教育和社会诸方面的文化；至于“乐”，有礼则必有庆贺宴飨之乐，包括了舞蹈、音乐等艺术；“射”是军事、武功方面，拉弓射箭，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包括了射击、击技、体育等；“御”是驾车，但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期”说明驾驭之术中有运筹学、驾驭学，故更是一种智术；“书”，文字书法；“数”，术数，推测自然、社会、人事“吉凶”的理论。

中国士人有显然的理想政治意图和明显的精神贵族倾向。由于其理想性，所以“道德仁艺”诸概念没有确定的界定；由于其精神性，所以在后世的士人实践中有很浓的唯意志论成分。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士人的诸多问题均与此有关。

四、士人与历朝历代

商周之前，士是贵族。士，事也。殷商卜辞作“卿事”，经传作“卿士”，是“知天道”、掌管国事、垄断文字的宗教政治大人物。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这是士的本义。后世千姿百态的士人，是这个本义的引申和历史化。周代分封贵族，形成“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序列，士是贵族中的一个等级。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纯然单一。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士人诞生。士是贵族，士人为平民。春秋时期，士处在血缘等级与社会层级之间。庄子是没落贵族，依然是士；孔子是贵族远室的后裔，已沦落为士人。孔子坚持“士志于道”，是中国第一个士人。孔子及其他诸子信仰“天下有道”，从礼乐话语中创建以“道”为核心的士人话语系统，依此提出“礼崩乐坏”之下的治国策略，诸子开启了“轴心时代”。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一国之实力依赖于人的智慧，士人受到特殊重视。“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社会尚贤，学宫在野，“学以居位曰士”，论智能和才干不论等级。士人拥有“知识、道德和勇力”，是战国的主角，成为最有活力的阶层。其表现，一是“鄙人为相”，二是士的类型丰富多彩。战国是士人的自由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士人生活的写照。游士是战国士人的主要类型，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游士是苏秦。没有立场，更没有主义，说明了战国士人一个特点：士人谋权。“道术将为天下裂”：重“道术”向单重“方术”转变。苏秦是士人流变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汉独尊儒术后，魏晋隋唐士人有五重变迁。一是从游士到士林。先秦至汉初的士人都还是独立活动的游士。自汉武帝崇重儒学，儒士与政权结合获得权重。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学之士获得对“天”或“天命”的解释权。汉代经学取士，加上察举征辟制度，促进了对仁孝和名节的重视，历史上罕有其匹。到了东汉末年，清议名士们互通声气，在儒家理想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群体。他们以澄清天下为志，面对“邦无道，危行言孙”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二是从清士到名士。东汉清议，揭开了一个文化与政治互相激荡的重大现象。其衍生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群魏晋名士。名士于世独立，王权无可奈何，这得益于门阀政治和荫户制度，是贵族制度消失后的替代物。说到底，游士苏秦重权变是源于无恒产，魏晋士族拥有庄园田产才能保持独立。士族衣食无忧才能成就名士，门第制度保证精神生活。士族是皇权的制约阶层，影响社会公序良俗。名士所独有的品性、风范，如进德修业、礼贤下士、人格节操、义士情怀、恭敬谦和等，随其阶层而存在。三是从名士到隐士。士人文化太孱弱，王权政治太黑暗，文化与政治间总是杀戮占上风。魏晋竹林名士如不党附司马集团，就得以放达、任诞、佯狂来避祸。士人从舍生取义往后退，从经学到玄学，从儒学到佛学，从王道论到人生意义论，退到了清谈性命。清谈兴、名士出。士有道则出，无道则隐。陶潜再退，退隐桑田，猛志固常在，以爱惜人格。到此，魏晋士人从风流名士直退到南山隐士。四是从士大夫到士君子。唐代平民政治起，科举制度消弭了门第制度，也消弭了对皇权的制约。除了皇室，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私产和随私产而来的自由。皇权专制下，衣食利息所由出，士大夫白居易“大隐”隐于朝堂之上。士大夫是出仕之士，士君子是“学和道德修养为任”之士。仕中隐，做独善其身的士君子。苏东坡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积极自由，是一个士君子。五是从朝士到野士，然而，士人坚守不变的是“志于道”。

到了宋明，士人变化的是从帝王师转向社会，移风易俗。宋代士大夫通过“做帝王师”参与“治天下”，在建功立业之外，有一种不同于汉唐士人的雍容人格。融进退于一体，达时不得意忘形，穷时保持心气平和，始终忧天下道德福祉。“士志于道”如不能在“治国”中实现，还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修身齐家”，自成“道成肉身”之途；还有一个是从朝廷转向民间，走“平天下”之道。甚而求简易，为百姓讲学布道，在日用中搭建形而上学至善之路。宋明士人道德理想主义道路宽阔，“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创建书院，民间传教，乡约的发展，以至戏曲小说的兴起等都是这一趋向的成果。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明代的“士”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绝非偶然，“士商异术而同志”、“异业而同道”，财富提供了经济基础。士人在基本道德的持守中，与时变化，渐次更替不同的新内涵。

清代士绅是士人的近代表达。清代，士人重“实用”，知识、思想和趣味大变，面对的是一幅阴郁的人世图景。继士绅崛起，晚清商绅、学绅继之。余英时说，清末废止科举，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考试，现代学校的毕业生不再直接进入权力大门，仕宦前程没有了制度的保障。随着教化社会的崩溃、实证主义的兴起，“士”(或“士大夫”)已无用武之地，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结束。

1. 王云飞、王进：《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记柳宗元和柳氏民居》，《今日山西》，2004年第5期
2. (日)堺利彦：《士族与绅士》，引自李冬君《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上)》，《经济观察报》，2014年7月第28期
3. (西汉)戴圣：《礼记·檀弓下第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4.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七　职官部三十五·唐书曰咸通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5.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　明代》，三联书店，2001
6.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中华书局，2012
7. (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二·程材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8.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第四十二书》，钟叔河整理校点，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9. (春秋)孔子：《论语·子张第十九》，中华书局，2006
10. 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1.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劝学》，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book/lscq/0004.htm
12. (春秋)孔子：《论语·先进第十一》，中华书局，2006
13. (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4. (春秋)孔子：《论语·子路第十三》，中华书局，2006
15. (春秋)孔子：《论语·述而第七》，中华书局，2006
16. (战国)荀子：《荀子·王制篇第九》，方勇等注，中华书局，2011
17. (汉)戴圣：《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8. (春秋)孔子：《论语·为政第二》，中华书局，2006
19. (春秋)孔子：《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华书局，2006
20. (春秋)孔子：《论语·里仁第四》，中华书局，2006
21. (春秋)孔子：《论语·季氏第十六》，中华书局，2006
22. (春秋)孔子：《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华书局，2006
23. (春秋)孔子：《论语·雍也第六》，中华书局，2006
24. (战国)孟子：《孟子·尽心上》，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5. (春秋)孔子：《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华书局，2006
26. (春秋)孔子：《论语·里仁第四》，中华书局，2006
27. (春秋)孔子：《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华书局，2006
28. 原话是“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见(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9. (春秋)孔子：《论语·季氏第十六》，中华书局，2006
30.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06
31.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高华平译注，中华书局，2010
32. (春秋)孔子：《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北京出版社，2006
33.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一　东林学案四》，中华书局，1985
34. (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