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士孟子：“舍生取义”，照亮中国士人思想三千年

儒士，崇奉孔子学说的人。“兵兴之世，武贵文寝，俗人视儒士如仆虏，见经诰如芥壤。”(晋葛洪《抱朴子》)“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宋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乱世呼吁“仁政”

大思想家往往标志着那个时代所能到达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一位大思想家的遗产博大精深，一旦故去，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便以恪守和传播师说为务。

孔子以后的传承，大致是“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而这些弟子中真正能“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者，只有“威、宣之际”的“孟子、荀卿之列”而已。

孟子(前372～前289)，邹国人，与孔子相距百年，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后五十年，是孔子学说的伟大继承者和发扬者。孔子生活在社会变动的春秋，孟子生活在战争频仍的战国。孔子学说主要强调仁和礼两个方面。礼是传统既有的，仁是孔子的发明。孔子说安身之“仁”，是修身论；孟子谈治国之“仁政”，是治心说，是意识形态论。孔子温柔敦厚，喜欢就事论事；孟子长于逻辑，善于思辨，说仁政是“不忍人之政”，是有怜悯之心的政治。君王要有怜悯心，只有“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人民才会爱之、戴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如果君王行暴政，人民只会畏之、避之，乃至褫夺之。所以，为政者要从自己“不忍人之心”做起。孟子举例，说上古黄金时代的产生，就是源自先王怜悯之心。孟子思辨邃密，解释“仁”比孔子进了一步。一个曰成仁，一个曰取义；一个论修身，一个谈养性；一个说“性相近，习相远”；一个道人性善、收放心。孟子的路径指向人的内部世界，发掘出人人皆有之心性源头，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情)性，故而知其所以然。

仁政学说随“性善”而来，是浓浓的孟子唯情主义的政治设计。他把“亲亲”、“长长”原则运用于政治学，实际上只是一个基于宗法关系的道德政治体系，并无可操作性。一方面严格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有一套地位等级；另一方面，又将二者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孟子将其“仁政”主张拿去游说齐宣王，齐宣王并不相信德治胜过法治，“王顾左右而言他”。由于不合时宜，孟子怀揣“以德服人”的“仁政”理念，悻悻回家，直到唐宋时期，其价值才被重新发掘出来。

2.倡导“民本”第一人

孟子从孔子的人道思想深入到人性论，为“仁政”挖掘人性根源，进一步建构“王道”的理路。孟子说“王道”与“霸道”相对，是最高政治理想。“王”是“以德行仁”，让人“心悦而诚服”；“霸”是“以力服人”，让人“非心服”，残贼人性，天道不彰。因之，统治者当弃恶扬善，合民意与民同乐，“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以理服人，这就是王道理想。讲“以理服人”就引申出了另一个问题，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何处？答案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统治者是否心最诚，表现在人民是否心悦诚服。人民的心意反映着天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如果其统治缺乏道德，就会渐失天意，人民不高兴了则意味着天命微危；当人民拒绝其统治时，证明天已经收回统治授权。孟子把天命当作宇宙间一切的渊源与准则。于此逻辑下，孟子告齐宣王曰：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这一番君臣关系的新表达，一直令后来历代专制君主恐惧不已。

自孔子时代以来社会礼崩乐坏，孟子意识到周朝注定要衰亡，给出了一个统治权更替的合理性解释。一个朝代由天命授权统治，“惟命于不常”，天命不是永久性的，要看统治者表现。这些主张反映了早期民主政治特征，是孟子的理论贡献。孟子将价值标准转换，通过“民本”政治理念和“民为贵”学说，完成了“王道”理论，完善了“内圣外王”之学，发展了儒学，形成后世“孔孟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孟子所言“民为贵”中参与民主政治的“民”，不是天下老百姓，而是“丘民”，即贵族“大人”或“巨室”，并非平民，更非奴隶。在儒家经典中，一般说到“人”都是“贵族”、“奴隶主”，“民”是上述“巨室”集团。孟子曾说“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意思是政治要和贵族集团商量着办，原因是“盖巨室之心，难以力服，而国人素所取信；今既悦服，则国人皆服”。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民”一词的所指也多有变化。譬如原始基督教，“人民”(Populi)单指古犹太民族中的“长老”(Elders)，并非全部以色列居民；美国宪法起草时，“人民”一词也极为狭窄；另外，有些英国典籍中“人民”实际上是地主阶级；而对于希特勒，则只有纯种雅利安人才算是真正的“人民”。孟子在世时，其“民本”政治学说没有得到君王的重视，是因为孟子所处时代，各路诸侯国正在忙变革求“霸道”(管仲开其首端)，一意致力于“合纵连横”的攻伐谋略。这时候，能攻善伐才是贤能。孟子却无视实力，痴迷于逻辑，称述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这怎么符合诸侯列国的需要？

3.辩风凌厉，“舍我其谁”

孟子被称为亚圣。“圣”字的繁体是“聖”，从耳，从声，有善于听音的意思；从口，有口问、口传的意思。圣人先知先觉，通过言说传道。可见，圣跟言说密切相关。孟子说：“天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先知”在希伯来语是navi，是“嘴唇的果实”的意思。嘴唇的“果实”就是“说话”，先知是指善于言谈的人。

孟子善辩，一生未尝有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感情充沛、文采斐然是其风格底蕴。他讲话滔滔不绝，十分自负。他放言：“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副“至大至刚”的“大丈夫”形象。他讲“舍生取义”的追求，讲“仁政”的理想，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喷薄而出，感情充沛，具有震撼的力量；有时为了气势，论辩讲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讲道理。跟齐宣王辩理，孟子以日常人性起步，常情常理下一问一答，偷偷搭建了一条类比逻辑；结果在同一逻辑下语境陡然一变，从个别性跃升到总体性，事同此理下而人不能忍此情，在情理两分中逼出非常结论。理是情不是，令人结舌，敲打得“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思想无禁区，在等级制度下，他高调宣扬心性修养的平等性、主动性和社会性，似飓风要抹平一切人格差异。譬如主张民贵君轻，强调限制君权，鼓吹民本意识，这些正是后来专制者极为痛恶的。这导致了他历朝历代地位毁誉几起几落，以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孟子善于诳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南宋朱熹是位合理主义者，说孟子所持之君臣之“义”，是以明于万世，非专为某一人，而孔孟之时势不同，君臣关系应根据时势之变来作时宜时中。孟子喜于豪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北宋欧阳修承续孟子浩然之气，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高扬孟子大丈夫砥砺气节的主观能动性。

孟子的人格对后世有极其深刻的感召影响力，孟子的见识更对中国“道统”的承续发展影响巨大。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肯定“汤武放伐(易姓革命)”，其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政治论方面表现为“仁政(王道)”、“安民”；在人性论(道德论)方面则表现为“性善论”。“性善论”与“仁政论(王道论)”是孟子思想的两大支柱。孟子政治论的最大特色可以说就在于尊重人民和重视人民。孟子在道德论中除了主张“性善论”外，还提出了君臣道德的“义合”说，即“相对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观与“民本思想”、“易姓革命”一道，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4.“舍生取义”，是先抑后扬的原因

战国是诸侯间攻城略地的时代。孟子见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国？”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显然，孟子的义利观超越时代，不合时宜。然而，孟子坚持在现实与逻辑之间，直走心性逻辑的路，强调“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说要是每个人都问怎样对我有利，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在耕战时代，此言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孔子春秋讲“仁”可行，孟子战国讲“仁政”就行不通，皆因时势与国情不同，这反映了孟子不切实际的一面。孟子的高论属于和平时代的学说，这是他在世时不被起用的原因。而苏秦凭纵横之策、李斯借帝王之术活跃于当世者，皆属于功利之流。在现实主义决定政治生活的时代，坚持政治伦理和原则的人就很难找到政治上的机会。孟子轻齐桓管仲君臣，鄙薄二人“以饰争依乎仁而蹈利”，斥齐国春秋称霸是“小人之杰也，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后世学者批评孟子这些高蹈之论，是“伐言煌辞，而未见其实，曷若管晏之行迹具在也”；甚至定位其游说齐梁国君行王道、“王天下”，是泛泛德性上的论政，虽为“万世不易之定论”，但在所处时代根本无效。孟子于此言行，视同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诸子习气”，看似“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

孟子的学术来自子思。子思以昭明先王之“德”为己任，依据的是五行说，形而上色彩较浓，导致孟子同样也带有不切合实际的形而上色彩。孟子说仁政可行的基础在于人性善，但是性善论导致两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大家必须做好人，设计的是美好的“德治”，结果是随心所欲的“人治”。不好就杀，结果反而成为暴政；第二，过分信赖人向善的能力，往往不加监管使局势失控。孟子坚信，仁政推行可以人多势众，士气高昂。其实，心理因素当然重要，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显而易见，“德治”无法切合战国诸侯争霸的实际需要。故而，“思孟学说”一派在战国就没有用。到了汉代，王充嘲讽孟子“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说从实际效果看，孟子同俗儒乃是一路货色。在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二十一人配享孔庙，孟子不与其中。

千年之后，孟子的情况开始改观。朱熹开启了以道德评判历史的新标准，认为秦汉以来，道学不传，滞于形器，崇尚力治，使得“天理不明而人欲炽”。宋儒重续孔孟之道，相信三代是推行德治，是“致诚心以顺天理”，天下自服而成为盛世，是至善至美的王道时代。由此，孟子的道德仁义路线真正开始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