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 - 四、辩士李斯：一位揣摩王权的高手

四、辩士李斯：一位揣摩王权的高手

辩士，能言善辩之士，游说之士。“阴内辩士，使图其计。”(《管子》)“使其既据长安，大张胜气，分慰居民，合飨士卒，使辩士以尺书风谕威德，则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宋·陈亮《酌古论》)

李斯出生在偏远楚国，本是一个看仓库的小吏。有一天，他毅然背职离乡，越过一条又一条国境线，在数个国家间寻找布衣为相的机会。最后，他暂住在一个充满活力的都城——秦国咸阳，开始了秦国梦。几年后，他成为一颗政坛新星，一大批重要人物，如嬴政、吕不韦、韩非、蒙恬、赵高与他量力比权；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吕不韦专政、嫪毐谋反、嬴政收权、谏逐客书、统一战争、废除封建、焚书坑儒、二世之立，均置身其中，甚至由他一手促成。

一尾小泥鳅跃升为一条云龙。追溯其发迹史，他的口才，即他的辨术，是拧开他人生事业魔盒的一把钥匙。

1.辩才：是非讨论偷换成立场问题

李斯(前284～前208)，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做了一名随从侍官；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即朝廷幕僚。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随后任其为客卿，这样，李斯便有了给秦王上书写折子的资格，进入了决策层。不料，嬴政十年(前237)，由于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的“疲秦计划”东窗事发，秦王下驱逐六国客卿令。李斯亦在被逐的名单中，乃上《谏逐客书》。他抓住秦王要建天下强大国家的心理，力陈逐客对帝国事业的危害。三寸不烂之舌如巧簧，句句撩拨到了秦王的心思上，很快抚平了嬴政的烦恼；其辩论术犹如锋利的镰刀，一刃一刃削掉了对手观点的锋芒。“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这次成功说服秦王改变移民政策，在一场论辩的表面背后，贯穿了制服异议的一个论辩绞杀套路。

首先，李斯的诡辩术是把逻辑问题偷换成立场问题，以善恶压倒真伪。秦国逐客政策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以浩大的工程去消耗秦国的财力物力，使之无力军备。李斯避开“逐客令”起因不谈，逐客之后补益也隐而不提。只谈来客对秦王的好处，谈逐客对秦国的害处。实际是把逐客结果诸多可能中的一个，铰接成必然危害的一种现实：“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秦王最大的忌讳，是六国强大而秦国不足。李斯在逐客与国际优势消长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抓住了政治正确性。同意逐客就使秦国弱，取消逐客便促秦国强。这样一来，对一个具体政策的取舍，就上升到爱国、对秦王忠诚的高度。

另外，李斯的诡辩术同时还是打压术，玩弄借力打力的游戏。一是因为这场辩论的裁判是人，情感好恶必然参与，打击观点不如打击情感；二是个人利益也与这场辩论相关联，抓住利益就是抓住输赢；三是这个裁判者不是普通人，是一国之君，是威慑人的“势”，站在“势”一边就意味着胜利。所以，揣摩秦王的心思是辩论胜负的关键。李斯当然吃透了秦王所思所想，拿准了秦王心理。秦王的最大心愿是兼并天下，那么李斯就说逐客就是资助六国，留客就是强大秦国。李斯的辩纲紧紧抓住秦国霸业成败作为灵魂。这样一来，逐客就是向秦王的意志宣战。谁敢不退却？

除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术、揣摩权威心理的打压术，李斯第三用的就是恐吓术。李斯自始至终、反反复复编织一张国难图：逐客则秦国大厦将倾，留客则秦国大厦将立。把将来时说成完成时、可能性说成现实性，强大的想象产生真实。这样，《谏逐客书》成了盛世危言，用词、造句、概念和逻辑都尽其可能地无限夸大且文采飞扬，气势磅礴，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由此《谏逐客书》成为策论的历史名篇，修辞逻辑大于事实逻辑，影响了中国后来文章喜好上纲上线的传统。

2.辨术：逻辑、理论和事实不在同一个平面

辩论，亚里士多德叫对话的艺术，也叫对话辩证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论原本是搭建普遍的理念，不是回答具体的见解。辩论提供的回答，不在历史主张、具体见解的层次上，而是位于普遍的概念层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明白清晰的理念。

相反，李斯的辨术则不然。李斯通过修辞术来搭建“情景”，先从历史谈起，谈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得出重用客卿的好处这个“见解”。接着再在“见解”引导下谈现实。列举也是有选择的，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都是秦王之爱好，来自秦地之外、诸侯六国。秦王所恨六国的均不提，在“见解”的逻辑下也提不出。最后谈立场，与亡国图景相接。李斯大打感情牌，做的都是说服术，与真假并无必然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辩论是从具体情景中找出事物的普遍理念，比如回答某某人在某某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合理吗？首先要追究什么是“理”——超越利害关系的一个普遍理念，其下才能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谏逐客书》问的是“逐客令对秦王有好处吗？”最终结论是“好”。“理”对事物而言，是客观的；“好”对人而言，是主观的。这就彻底排除了客观性，或超脱利害关系的公正性。所以，最后“逐客不好”的结论，不一定合“理”，但一定很“好”。再加上其文采和气势，使《谏逐客书》有了强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恰恰没有真理性。

3.辩士：李斯辩术在战国策士中通用

李斯的辨术实际是战国策士通用的方法。当年卫国商鞅游历到秦国，依靠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前几次与孝公谈都不被接受，直到三次之后，商鞅的游说才被启用。事实上，不是策士说服了国王，而是三谈二崩后，商鞅吃透了秦孝公的心思，投其所好，换了一套国策满足了孝公的心理。一见孝公时，商鞅用尧、舜治国的方法游说大王，不被用；二见孝公时，商鞅改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游说大王，仍不被用；三见孝公时，商鞅再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游说大王，随即受到大用。所以游士的关键是，与诸侯王一拍即合，并不一定有“理”(规律性)，但一定合“善”(目的性)。后来人问商鞅：“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商鞅回答：

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大王说时间太长，不能等几十年、一百年。所以，商鞅游说强国之术的办法，大王特别高兴。这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同理，李斯辩术也是读懂了大王只为胜负输赢、急功好利的心思。从逻辑上看，游士(策士)所依托的文化就是一种非理性文化。“思想、知识和信仰”这三个精神主体，西人亚里士多德将其关系处理成逻辑对立的。知识是学术而中立的，信仰是有立场和价值性的；而思想不过是知识和信仰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展开，而东方游士(策士)将三者混为一团。从历史趋势看，战国介于割据乱世与统一治世之间。春秋诸子分为两大治国理念，或分裂行霸业，搞封建割据；或复礼行王道，搞统一天下；到了战国士人已经清晰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儒士为代表的先秦统一派(儒、墨、韩)，以王道理想反映着历史统一的必然；二是以策士为代表的先秦割据派(纵横、老、庄、兵、杨朱)，以霸道之术、“权谋诈用”，纵横捭阖着割据的时局。

遗憾的是，游士(策士)尽占急功好利之机会，往往结果不能够保全其身。因为简单霸道仅为权宜之计，而非经纬大业，逻辑与历史谋略均背“道”而驰。秦国行简单霸道，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不感兴趣，使霸业随霸主去世而遽亡，李斯也于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腰斩于咸阳市，并夷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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