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怀念老舍

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月7日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在京停留了十天，由李小林陪同，看望了许多朋友。

老舍的饮恨而去，给巴金带来了长久的悲痛。1977年10月，李小林来京为《浙江文艺》组稿，曾代表巴金去老舍家看望舒伯母胡絜青。

巴金与胡絜青“文革”后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午宴上。1978年3月9日午，胡絜青在交道口康乐酒家请巴金。同席的有曹禺，小林，老舍之子舒乙、小女舒立，我和马宗融之子马绍弥也参加了。老舍家附近有几家熟悉的餐馆，为何要安排到稍远的“康乐”？胡絜青事先对我说，“康乐”未搬新址前，离他们家不远，闽菜，做工精细，也是老舍常请人吃饭的一家餐馆。曹禺用车将巴金父女从前门饭店接来。吃饭时，胡絜青谈得多的是北京市为老舍平反工作进展的情况，巴老的话不多，曹禺谈兴较浓。曹禺笑着对巴金说：“去年有次我去老舍家，抱了一只大公鸡，弄得胡絜青莫名其妙。”那天恰巧我在场，曹禺问我，那只鸡是不是很精神，很有生气？曹禺讲的这个趣事，弄得满席哈哈大笑。结束时，胡絜青说今天机会难得，一起合个影。三位长辈坐着，我们几位小辈站在后面轮流照。一周后，巴老离京返沪前夕，又去了丰富胡同9号老舍家，他说晚饭后去，孩子们都下班了，人齐。约6点半，我坐严文井同志的车去接巴老和小林。巴老先去东单何其芳家，看望了其芳夫人牟决鸣。近8时，到了老舍家。胡絜青及子女舒济、舒乙、舒雨、舒立并第三代多人围着巴老坐着。舒济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她告诉巴老，出版社正在考虑出版老舍的书。1977年起，我多次去过老舍家这个四合院，主人精神的忧伤，周遭环境的残败，给我极深的印象，虽然主人是坚强的，但我每次离去总隐隐感觉缕缕哀思在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游弋，连那鲜艳的花瓣上也能觅到。今天，巴老的到来，使老舍故居生机盎然。

北京市有关部门于1978年6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为给老舍同志正式恢复名誉。巴金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下午2点半，巴老和其他与会人员乘坐一辆大客车前往八宝山。车速很慢，车内寂静。在仪式上，巴老紧紧握着胡絜青及其子女们的手，他神色激动，仿佛想说点什么，但我没有听到他说出什么。巴金曾这样追记过当时的自己：“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去年6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低头默哀的时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问话。为什么呢？从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当然也能够回答。但是已经太迟了。老舍同志离开他所热爱的新社会已经十二年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当时在文坛反响强烈。至今我还保存了仪式筹备小组发送的这份通知。正文是手写复印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老舍（舒舍予）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不幸逝世。定于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请您届时参加。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筹备小组（电话：5589405）。

1979年11月30日，巴金开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后回沪。12月6日下午开始写《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三十四》，15日下午改定。这是我读到的巴金写怀念友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巴金在文章中赞老舍是“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是“伟大的爱国者”；为老舍“‘文革’中不幸逝世而痛苦、愤怒”；说老舍“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说他想起了老舍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说了那么多话，不仅仅是为老舍，而是为一代知识分子。他在1980年3月6日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我这样想：要实现‘四化’，就离不了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个代表人物。”

1984年2月3日，是老舍同志85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人民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曲协和北京市文联联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及首都文艺界300多位知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因事未能到会，托人捎来一封信给老舍夫人胡絜青，并附上她和周恩来同志的一张合影。照片中邓颖超同志拿的扇子上有胡絜青的画和老舍的题字。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了座谈会。在中国文联主席周扬长篇发言后，大会宣读了中国作协主席巴金题为《我敬爱的老舍同志》的热情洋溢的书面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巴金在《我敬爱的老舍同志》中回顾了自己作为一名“老读者”和“老朋友”与老舍几十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后说：“我敬爱他，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全部作品都贯串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的一生的工作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愿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了解他，因为我也看够了外国侵略者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也曾像一个无家孤儿在国外遭受白眼，任人欺凌。一个熟悉的声音像警钟似的在我的脑子里敲了几十年：‘我爱咱们的国呀！’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多少怨恨，多少悲痛，多少愿望啊！愿望，是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民有一天会站起来。

“我敬爱他，他‘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他自己叫它做‘热爱今天的感情’。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十几年中间，一连写了十多个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社会的话剧剧本，就是这种感情使他‘欲罢不能’。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有了它，他才能和人民同喜怒、共哀乐。他说：‘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龙须沟》的作者把心交给了我们。热爱今天的人有权活到今天。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共度诞辰，我感到遗憾。然而这样一颗火热的心是不会死的。即使他的骨灰盒里没有留下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他的那些杰作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巴金是在病中赶写《我敬爱的老舍同志》的，他起早，用复写纸写，突破了一天几百字的限制，两个早晨就完成了这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1984年，为纪念老舍85周年诞辰，老舍的家人希望巴金再写篇文章，巴金正住院治疗，中国作协领导派我去上海为巴老写这篇文章做点辅助工作。巴老在病榻上同我谈了一个上午，我详细地记下了，又多遍读了他的《怀念老舍同志》一文。星期六一整天，我将巴老所谈整理好，想第二天送他改定，如果顺利，星期一就可回京了。事也凑巧，曹禺当时也在上海，就住附近的一家宾馆。他得知我来了，约我陪他和夫人李玉茹吃晚饭。席间，他谈起也答应写纪念老舍的文章，但近日精力不支。他说：“泰昌，完成了巴金的任务后，再为我辛苦一下，晚两天走。”他还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他说：“明天是星期天，看望巴老的人多，他不大能静下来改文章，不如你星期一去，今晚我同你谈谈。”曹禺是个夜猫子，他一谈就谈到午夜，告别时，他建议我明天找个地方转转，休整休整。

就这样，星期天早饭后，《解放日报》丁锡满、吴芝麟和祝鸿生陪我去郊县嘉定，嘉定镇名胜古迹众多，仅参观了素有“吴中第一”之称的孔庙，就时近中午。我喜爱竹刻，嘉定是竹刻之乡，看了几家竹刻商店已近中午1时，当地主人请吃南翔小笼包等名点，午饭结束已3点，休息了一下，又到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已约好《收获》编辑部请谌容和我，我们匆忙驱车往回赶。至静安宾馆已7点多了，我匆匆上二楼，在我住室门口，两位强壮的男士截住了我，不让我开门，将我带到一楼大堂。问清了我的身份后，宾馆负责人抱歉地说，傍晚有人从窗户爬进了我的房间，行窃后又到隔壁房间行窃，为保护现场，今晚他们安排我另住他处。随后，公安人员详细地询问我留在房间里的有多少钱，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他们分析说：“因为慌张，小偷来不及仔细翻找，索性将你的提包一齐拿走了。”

我的旅行袋里没有现金，也没有公安人员询问的如手表、相机等值钱的东西，除了换洗衣服外，主要是一些文字图片资料，如巴老与我谈的有关老舍的原始记录，约有两千字；曹禺与我谈的有关老舍的原始记录，约有两千字；我整理出来的巴老谈老舍原稿；还有一卷尚未冲洗的柯达底片，是我来沪前替冰心拍的生活照。冰心对我说：“你带到上海去冲洗，送巴老一套，让他看看我的近况。”

后来听说案子破了，联系几次，我的那些被视为并非“值钱的东西”至今未有下落。对我来说，对社会来说，这些文字、图片是无价的。特别是想起已逝的曹禺、冰心，和将届百岁仍在病中的巴老，这个遗憾更深切难忘。

巴老知道我被窃后宽慰我，叫我别急，答应亲自来写。我在上海焦急不安地等了三天，直至巴老将《我敬爱的老舍同志》交给我。

1988年1月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在京举行话剧《太平湖》及《老舍之死》首发式。为戏剧界广泛瞩目的《太平湖》分上、下两阕，上阕表现了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品格和崇高气节；下阕则借助老舍之子舒乙对父亲灵魂的追寻，通过老舍灵魂与判官、恶鬼、法师及其笔下人物亡灵的对话，展示了老舍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思。社会各界和北京人艺对此剧极其重视，由苏叔阳执笔的剧本曾十四次易稿；人艺三位副院长于是之、林连昆和林兆华分别任老舍、宗月法师的饰演者和导演。演出期间，首都剧场还将举办老舍生平资料展，以及由幽州书院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老舍之死》一书发售活动。

在《太平湖》排演期间，巴金曾就剧本改编涉及的有关老舍之死的争议致函苏叔阳。信中说：“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也就是您举出的第三种说法，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佩服他们。”

巴金信中还说：“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