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我爱的书”

平日喜获冰心老人的赐著，老人通常都是在扉页上写着“送给泰昌 冰心年月日”，而1985年1月12日她送我两本新版译作：（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园丁集》和（黎）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题签却有点不同，这两本译作扉页上均写着“我爱的书 送给 泰昌 冰心 一九八五，一， 十二”。

冰心在交给我这两本书时说，我喜爱这两本书，希望你也喜爱。

冰心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很早，读的是泰戈尔用英语写的作品，不是用乌尔都母语写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冰心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年轻的冰心的心抓住了。1920年她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文章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冰心在1921年以后写的被称作短诗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着泰戈尔《离群之鸟》这本短诗集的启发。冰心翻译泰戈尔的作品较晚。她说，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人不少，她又不喜欢重译。1961年，在中国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十卷本《泰戈尔全集》，冰心参加了这项工作，据英文译本，翻译了他的诗集《吉檀迦利》和《园丁集》，以及几十首诗和几篇短篇小说。泰戈尔写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弃绝》，以思想深刻、感情真挚、描写细腻著称，是泰戈尔早期一篇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冰心很喜爱这个短篇，并翻译成中文。冰心说自己翻译泰戈尔的作品是为了表示对泰戈尔的敬慕，也为了要更深入地从他的作品中学到更好的写作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中印友好协会的理事，曾三次访问印度，到过泰戈尔的故居，但没有见过泰戈尔，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冰心正在美国学习。冰心说她深深地记住了泰戈尔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深情而有诗意的话，在泰戈尔车子离开旅馆之前，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冰心对我说：“估计你对泰戈尔知道得多一些，今天有点时间，同你多谈点纪伯伦，我为什么五十多年前初次翻译就选择了他的代表作《先知》……”老人回忆说，“1927年，我从燕京大学的一位美国朋友那儿第一次读到纪伯伦的《先知》英文本，很喜欢那些富有哲理又具有东方气息的短小文辞。我觉得它很像泰戈尔，却又不一样。这大概和他们的出身、经历及社会地位差异有关。泰戈尔出身贵族，纪伯伦是穷苦人……”

她饶有兴致地谈起她最初翻译《先知》时的情况。冰心说:“我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欢的。泰戈尔的作品我接触早，喜欢，但翻译很晚；而纪伯伦的《先知》却大不同，我一接触它，就喜欢上了它。”冰心1926年6月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8月回到北京，9月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次年一个明朗的冬日，冰心去燕园朗润园看望一位美国友人。美国友人把她让进客厅，寒暄了一阵后，她要亲自为冰心煮咖啡。冰心在她的书柜里无心地看着书脊上的书名，偶然地发现了叙利亚诗人纪伯伦的《先知》（The Prophet），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先知先觉是最有智慧的人物，《先知》这个书名把她吸引住了。她征得友人的同意，把这本书抽出来，随意翻阅。当她读到:

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这溪流只还有一次的转折，一次林中的潺湲，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无量的涓滴归向这无量的海洋。

这些“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使她不忍释卷。

第二年的春天，回家度寒假的学生们都返校来了。她继续教学生习作课，她便把这本散文诗，按原著的分章分给学生试译，以此测验学生的水平。学生翻译完了后，她分别按学生的译文给他们打分，登记了分数后，又把卷子发给学生。

1930年3月，冰心卧病在床，她又把《先知》的原作重新读了一遍，再一次领略了纪伯伦在论述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乐、法律与自由、理智与热情、善恶与宗教等一系列人生与社会问题中别致的比喻和深刻的哲理，她感到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于是抱病逐段译出来，寄给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副刊，4月18日开始逐日连载，不久《益世报》的副刊停刊了，她的翻译也就此中断。

1931年，吴文藻偕冰心回到江苏江阴夏港镇省亲，在家乡住了一些日子。吴文藻的姐姐当时住在南翔，坚请弟弟和弟媳到南翔小住，同时把吴文藻的父母亲也接到南翔团聚。姐夫为了迎接他们，特地购置了许多家具。各家亲戚轮流宴请。他们又设法回请，花了不少钱，手头拮据。而吴家本来就是贫寒的小商人，家里没有什么积累，怎能用家里的钱呢?怎么办?如何渡过这眼下的难关呢?

两人经过几番商议，老实的吴文藻，除了自己按月领薪金之外，别无他计。冰心想到新月书店预支一点稿酬，恰巧当时在新月书店的经理是吴文藻在清华时的同学张禹九，他是张君劢的弟弟，冰心因王世瑛的关系，跟张禹九相熟。就对新月书店说借钱，说过些日子给他们一本翻译的书稿。新月书店获悉冰心愿意译书，非常高兴，第二天就派人送了五百元给冰心。经济紧张的局面，得到了缓解。

回到北平时，冰心不顾炎暑酷热，就重新把《先知》一书找出来，这次不像上回那样，一天译一段给《益世报》，而是一鼓作气译了下来。这是她第一次翻译整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她极力用最准确的词汇表达原作深邃的哲理，用最美的文字传达原作中诗的韵味。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推动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着手编辑出版“诗苑译林丛书”。这套书规模宏大，计划陆续出版的有五十余种。“诗苑译林”的内容之一，是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诗歌名作，包括已出版而长期没有再印的，已发表但没有结集出版的专集或选集。出版社来人看望冰心先生并请求她的支持。冰心在同意他们重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园丁集》的同时，将纪伯伦的《先知》加上1981年译定发表过尚未结集出版的纪伯伦的另一部名作《沙与沫》一并交给出版社合辑出版。

《先知》1931年由新月出版社初版，开明书店1945年重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开明版又重印过。湖南这次重印《先知》时冰心保留了初版时写的序，又新写了一篇短序。新序里面说明了她喜爱纪伯伦《先知》的缘由:“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伽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玩味的。”冰心会心微笑地说：“纪伯伦在《先知》中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对年轻人讲，我最初读并翻译《先知》时，也是年轻人，现在是老人了，也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了，今天重读《先知》体会更深切些。”

冰心说，《先知》出书顺利，1931年《先知》的初版本就出来了，分甲乙两种本子，印数不算少，当时有影响。但新月书店初版本错字不少，这家书店1933年12月倒闭了，所以没有机会修订再印，改于1945年在四川的开明书店重版。开明书店影响大，她同开明有过联系，她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往事》就是开明1930年1月出版的，此后她的不少书也是由开明出版的。她记得开明重印《先知》经手人是叶圣陶先生。开明出《先知》时，书店还写了一则广告，事先在报刊上刊登宣传过，她当时看过，觉得这则广告词写得好，但不知出自开明哪位之手?她问我听叶家人说起过这事没有，有机会顺便问问叶老或叶至善。为此冰心还打过电话问叶至善。我问过叶至善，至善根据叶老的回忆和叶老的日记，确认《先知》的广告词是他父亲写的。至善认真地抄写了这则广告词，叫我送给冰心看，这则1945年11月刊登的广告词全文是:“本书是一册谈哲理的散文诗，里面谈爱，谈婚姻、孩子，谈饮食、工作，谈理性与热情、悲哀与痛苦，谈罪与罚、善与恶——关于人生的一切，几乎无不触及。作者是叙利亚人，漫游过欧洲，后来长住在美国。他用阿拉伯文字写了许多书，多数已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有达十八国文字的。《先知》是最受人欢迎的作品。冰心女士翻译本书，曾尽了最大的力量。她说‘那满含东方气息的超越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给予她‘以极深的印象’。译文更清丽流畅，得未曾有。”同时至善还叫我告诉老太太，开明书店出版的《冰心小说集》《冰心散文集》《冰心诗集》《关于女人》《寄小读者》等广告词也均出自他父亲叶圣陶之手。冰心听了笑着说，广告词发表时是没署名的，叶老也没和她说起过，现在才算知道了，真感谢他。冰心说，她知道巴金早就看了《先知》的译本。老人当时没有就此多说。1987年，冰心有一次高兴地给我看巴老近日给她的一封来信，巴金在这年3月1日写给冰心的信中说:“您提到纪伯伦的《先知》，可能您还不知道我1943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我引用过您的译文。”

冰心最初翻译出版纪伯伦的《先知》时，黎巴嫩属叙利亚，所以她称纪伯伦是叙利亚诗人。1943年黎巴嫩宣布独立，成了一个主权国家，现在应说纪伯伦是黎巴嫩诗人。泰戈尔和纪伯伦是20世纪东方文学中两位最杰出的诗人，可惜，纪伯伦死得太早，冰心的《先知》中译本1931年出版在他去世的同年。

冰心送书给我的当天上午，和我谈论泰戈尔，更多的是纪伯伦的《先知》，此后她又多次同我断断续续地谈起纪伯伦，谈起《先知》……冰心说：“现在条件好多了，翻译介绍纪伯伦的作品也多起来，只要有心，你会比我最初知道得多。”

纪伯伦1883年出生在黎巴嫩北部山城布舍里，当时，黎巴嫩处在土耳其奥斯曼黑暗统治之下，生活无着。十一岁时，母亲带着他和比他大六岁的哥哥伊德及两个年幼的妹妹，辗转移居美国波士顿，靠母亲和两个妹妹替人家缝缝补补做女红为生。纪伯伦凭着他的绘画天分，为别人设计图书封面和绘插图，补贴家用。十五岁时，母亲执意把他送回黎巴嫩学习母语——阿拉伯语，这也成就了他成为能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作，并达到极高造诣的“双语作家”。他在黎巴嫩时便开始发表诗作。三年后重返波士顿，他的妹妹苏尔妲已死于肺病。次年，母亲与哥哥又相继病故。接二连三的打击，给他留下终身难愈的心灵创伤。这也许正是冰心在《先知》译本新序中所说，他的《先知》“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的缘由。纪伯伦在穷困中支撑，先后发表《音乐书》《草原新娘》《金环》等作品。1908年赴巴黎学习美术，四年后再次回到波士顿，这期间又有《泪与笑》《行列圣歌》等作品问世。1920年他倡导成立文学团体“笔会”，成了“侨民文学”创始人。1923年发表成名作《先知》，后来又发表了《沙与沫》《先知园》等著作。1931年病故后，妹妹玛丽安娜根据他生前遗愿，将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在玛丽·萨尔基斯修道院——后改为纪伯伦博物馆——中。

纪伯伦用阿拉伯母语和英语写作，冰心说，纪伯伦用英语写不是简单地将阿拉伯语转译，而有再创造的成分。冰心自己不懂阿拉伯语，翻译时是选的最好的英语本子。冰心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她翻译《先知》，译笔明丽流畅，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而且保持了原著优美的风格。《先知》中译本从30年代初版起，广为流传。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它同冰心译的另一部纪伯伦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合辑出版后，首印1.5万册，很快就脱销了，第二次又加了1.2万册，也随即被抢购一空。冰心译的《先知》成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中一部长久流传、读者珍爱的经典之作。

遵循冰心老人的希望，我翻看了些有关中文翻译的资料，对纪伯伦，对她译的《先知》等作品增加了些了解和理解。由于经手发表了北大学友彭龄、章谊夫妇为《文艺报》写的两篇稿子，更多知道了黎巴嫩人民对冰心先生的敬重和爱戴，冰心在耕筑中黎人民友谊桥梁中的卓越贡献。

1983年，为纪念纪伯伦百年诞辰，黎巴嫩政府协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彭龄夫妇时在黎巴嫩工作，彭龄是中国驻黎使馆武官，章谊是新华社驻黎巴嫩记者。他们都是学阿拉伯语的，在大学时又同爱好文学。可惜他们未能赶上参加纪伯伦的纪念活动，但他们执意想去纪伯伦的故乡，瞻仰这位文学巨擘出生和安息的地方。由于他们受父亲曹靖华当年冒着圣彼得堡冬夜零下几十度的酷寒，翻译《铁流》《第四十一》，配合鲁迅先生“为起义了的奴隶们偷运军火”和他一贯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将它比作“友谊树上的花蕾”的影响，想着或许也能趁工作之便，为中黎两国文化交流，略尽绵薄之力。彭龄在做出国准备时，设法寻找冰心译的《先知》，准备带到黎巴嫩，送给纪伯伦博物馆。他跑了不少书店，却空手而归。　　友人建议“何不直接找冰心试试。”于是，他便给冰心老人写信，并附上自己的散文集《西亚风情》，请她指教。三四天后，彭龄收到冰心老人的回信，信是1983年8月29日写的:信拜读，《西亚风情》在半天内看完，您写得很有情趣，甚佩。《先知》我这里早没有了，昨天湖南出版社有人来，我已请他们再版，不知有效否。如有时，一定寄上两册。

1986年初，彭龄、章谊回国休假，为纪伯伦事，他们又主动写信和冰心老人联系上了。他们后来在一篇怀念冰心的文章中说:“我们写信陈述了原委，并附上宣纸，建议她题一幅字，我们返回黎巴嫩时，一并转赠博物馆。同时还寄去了我们新出的散文集《异域走马》和《而今百龄正童年》。”彭龄很快收到冰心2月19日写的回信:“信及赐书两本均拜读，甚谢!我手边只有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先知·沙与沫》，附上请代寄纪伯伦博物馆，至于题词和写字，请容缓。”

几天后，冰心老人打电话给彭龄，告诉他字已写好，怕邮寄不便，叫他去家里取。她取出为纪伯伦博物馆题的字，那是她用清秀的字体抄录的纪伯伦《先知》中论友谊的一段。

冰心听彭龄介绍纪伯伦博物馆的情况，听得很仔细，不时提一些问题。说纪伯伦既是作家、诗人，又是画家。当年在巴黎深造时，他曾得到罗丹大师的指点。他的油画《秋》还在巴黎美展上得过奖。在观赏彭龄和章谊带去的纪伯伦的绘画时，她说《先知》早先的译本曾有插画，后来却没有了，她感到很遗憾。彭龄问下次增印能否补进插画，她说:“可惜手头已经没有带插图的英文原版书了。”英文原版书怕难寻觅，但带插图的英文本却不难找，彭龄和章谊允诺回黎巴嫩后，一定为她找一本。她笑说:“谢谢。”

彭龄夫妇到黎巴嫩后，再次访问了纪伯伦博物馆，转送了冰心的礼物，并急忙写信将去纪伯伦博物馆的事禀告冰心老人，将馆长库鲁兹先生在赠给冰心先生书的扉页题签译成中文，连同复印件一并附上。

1986年8月12日冰心在回信中说:“你们的信和附来的纪伯伦博物馆馆长的信和印件，均拜读。请代向馆长先生致意。你们回国时请到舍下一述。”收到冰心复信后，彭龄又将去博物馆时拍摄的照片寄给冰心，老人在9月9日的复信中又说:“信和照片两张均拜领，感谢之至。《世界文学》上大文出版时，一定拜读。黎巴嫩总在矛盾冲突之中，是人民之大不幸。中国幸处盛世，作为中国人应当欣慰。”

彭龄回国休假期间，写了一篇重访纪伯伦博物馆的文章寄给我，希望《文艺报》能发表。彭龄在文章中回忆说:“报到后，单位领导让我们先休息，等待新的任命。我们一面整理有关黎巴嫩的文章，一面同冰心老人联系。3月6日，我们北大的学友吴泰昌打来电话，说我们寄给《文艺报》的文章《天涯尽知音》将在明天重要版面刊出。原来，编辑部收到稿件后，特意做了研究，还就某些内容向冰心老人进行了核实。3月7日《文艺报》将标题改作《重访黎巴嫩纪伯伦博物馆》在第一版上刊出，并冠以‘本报专稿’。”

《文艺报》收到彭龄、章谊《天涯尽知音》文章后，认为文章中涉及冰心许多谈话内容，须送老人过目确认。冰心看了，说文章写得可以，她的所谈也属实，同意发表。但她说文章题目空泛了些，可改一个更直接明白的，并当场建议改为《重访纪伯伦博物馆》，并加个“通讯”为题头。冰心说，彭龄他们的文章写得有情趣，也简洁，但题目拟得虚了些。彭龄是曹靖华的公子，他没同我说过，我是看了他送我的一本书中有一篇怀念他父亲的文章《而今百龄正童年》后才知道的，那篇文章题目我建议他不如改作《我的父亲曹靖华》，让人一目了然，看了题目就知道作者和被怀念者的关系。冰心提醒我，　做好文章标题也是一门学问，编发稿件时在这方面要多下功夫。

彭龄、章谊在《重访纪伯伦博物馆》中详细地回忆说:

上一次我们参观纪伯伦博物馆时，博物馆馆长库鲁兹先生听说中国著名女作家冰心，早在30年代就将纪伯伦的《先知》译成中文时，又惊又喜。临走，他一再恳求我们设法为博物馆弄一本《先知》的中译本。这次回国休假，我们不仅带来了冰心老人签赠的《先知》，还有别的礼物。但是，怎么才能把这些礼物送给库鲁兹先生呢?博物馆所在纪伯伦的家乡布舍里，位于黎巴嫩北方卡迪斯山谷（圣谷）的尽头。说远，也不算远，我们自己又会开车，如果时局正常，举足就可以前往。但现在，沿途要穿过贝鲁特的“绿线”和数不清的政府军、叙利亚士兵及黎巴嫩各派民兵设置的重重哨卡，变得十分不便。

一天，当我们试着向黎巴嫩朋友穆罕默德谈起，他仔细听着，而后微笑着说:“这样吧，你们做好准备，我来替你们安排，待局势许可时，我通知你们，先到我家里，我陪你们去。”他的家在特里波利南边的卡拉蒙，从那里去布舍里，只需一个小时。

由于穆罕默德事先同库鲁兹先生进行了联系，所以，当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布舍里时，库鲁兹先生和助手早已等候在市中心的小广场上了。

库鲁兹先生穿一套蓝色的“猎人装”，更显得神采奕奕。只是，一年不见，两鬓似乎更白了。

他紧握住我们的手说:“一接到穆罕默德先生的电报，我就想到一定是你们。在这样的时候，还赶到我们这里来，实在太感谢了……”他们陪同我们穿过市区，来到城外山坡上的纪伯伦博物馆。

我们怀着对纪伯伦深深的敬意，把带来的礼物，一一转赠给库鲁兹先生。

这是冰心老人签赠的《先知·沙与沫》。

我们告诉他:冰心女士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先知》经她翻译，译笔明丽流畅，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而且还保持了原著的美的风格。从30年代初版起，就为中国广大读者视为瑰宝。1981年，它同冰心女士译的另一本纪伯伦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合辑重版后，很快就脱销了。再版发到书店，也被抢购一空。这一本，是冰心女士自己留存的唯一的一本。

库鲁兹先生接过去，打开扉页，上面有冰心老人用她清秀的字体亲笔题签:赠给黎巴嫩纪伯伦博物馆。

“请告诉我，冰心女士是哪一年翻译出版《先知》的?”库鲁兹先生问。

“1931年。”我们指给他看冰心老人写的短序。

“啊，那是纪伯伦逝世的同一年!”库鲁兹先生说，“这大概是纪伯伦著作的最早的译本了。请你们谢谢冰心女士，谢谢她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不仅自己是纪伯伦的知音，而且，通过她的译笔，又把纪伯伦介绍给千千万万中国读者，让他拥有千千万万个知音……”

这是冰心老人按照中国习惯亲笔题赠的卷轴。我们解开卷轴的丝带，慢慢展开。卷轴上是冰心老人特意抄录的《先知》里《论友谊》中的一段:

让你的最美好的事物，都给你的朋友。

假如他必须知道你潮水的退落，也让他知道你潮水的高涨。

你找他只为消磨光阴的人，还能算你的朋友吗?

你要在生长的时间中去找他。

因为他的时间是满足你的需要，不是填满你的空虚。

在友谊的温柔中，要有欢笑和共同的欢乐。

因为在那微末事物的甘露中，你的心能找到他的清晓而焕发的精神。

我们把这段话，根据库鲁兹先生上次赠给我们的纪伯伦两卷集的阿拉伯文版，事先用打字机打出来，和卷轴一起交给库鲁兹先生。

库鲁兹先生说:“冰心女士从纪伯伦的著作中，偏偏选出《论友谊》中的这一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恰恰证明，黎中两国作家和人民彼此是息息相通的。”

他拿起冰心老人的卷轴，细细地看那木轴，看那绢。他说纪伯伦生前珍藏着一对中国的如意，说明他十分喜爱中国的手工艺品。这么精致的卷轴，他也一定会喜爱的。

他看着冰心老人清秀的字迹和红色的印章，开玩笑说:“我会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看来，还得学学中文，那样，便可以直接看懂这些书信和冰心女士的珍贵的手迹了。”

库鲁兹先生的助手煮好了红茶，他一边招呼大家喝茶，一边指着桌上的礼物说:“这是纪伯伦博物馆建立以来，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他让助手找来英文版的《先知》。书为黑面，白脊，封面上有一个圆形的贴金图案。书的一边是半毛边的，书中收有纪伯伦自己画的十余幅插图。书外面有一个黑色硬纸的封套。这是专为馈赠印制、装帧的“豪华版”，古朴、素雅。他提起笔，在书的扉页上为冰心等人一一书写了赠言。库鲁兹先生在扉页上为冰心先生的题签是:

尊敬的冰心女士:

您给纪伯伦博物馆的赠礼，是最有价值和最宝贵的。我们将把它陈列在纪伯伦文物旁。

在您的手迹前，我看着它，感到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深邃和您眼中闪烁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的光辉。我热爱中国古老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您对纪伯伦的《先知》的重视，在他逝世不久的同一年里，就将它译出，正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价值和您的深邃的智慧的明证。

我毫不怀疑，您对我和博物馆的赠品，将是由最深刻、最根本的人类共有的文化联系着我们大家的最好的纪念。只有深刻的、人类共有的文化，才能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促进他们的团结。

向您表示由衷的敬意!

　　布舍里 纪伯伦博物馆

　　馆长 瓦希布·库鲁兹

　　1986年7月12日

《重访纪伯伦博物馆》在《文艺报》发表后，引起了黎政府的关视。彭龄、章谊在一篇怀念冰心的文章中说:

1988年元月，仲跻昆夫妇来家串门，谈及我们访问纪伯伦博物馆的文章发表后，黎巴嫩驻华大使萨马哈博士非常重视，曾打听作者，并根据文章中提到的跻昆的名字，通过单位，找到他。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彭龄是军人，不能与外国使馆接触，不像跻昆是北大教授，限制少一些。其实，在萨马哈大使来华之前，章谊作为新华社分社记者，就曾在贝鲁特采访过他。跻昆还谈到他译的纪伯伦散文诗集《泪与笑》的责编来北京出差时，将那份《文艺报》和库鲁兹先生送他的《先知》一并带走，争取增印时附上插图。但是出版社对纪伯伦的插图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插图多是象征意味的人体，似有宗教色彩。更有人认为它“庸俗”“低调”“不健康”，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文革”已经过去十多年，这种用“左”的眼光看待艺术的情况应当改变。我们写信征询冰心老人的意见，她在1988年1月26日的复信中写道:

“信拜读，因忙未即复为歉。我初版的译本《先知》是给新月出版社出的（张禹九要的稿），那上面就有纪伯伦的画。再版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却没有了。这是编辑审美能力的高低，纪伯伦的画如其文，绝不低调，也不庸俗，这是我的意见。”

冰心老人毫不含糊地陈述了她的意见，令我们更加敬重。我们想，她对纪伯伦插图的意见或更有深意，便征询泰昌同志意见，想通过《文艺报》转达出去。同时也为《先知》再版时附入插图呼吁一下。在他赞同下，便写了《纪伯伦的〈先知〉与插图》。短文刊出后，作家王汶石致函《文艺报》，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曾出版过带插图的《先知》。经过“文革”，冰心老人手中大概早已没有这个版本，所以未曾听她提起。

1993年纪念纪伯伦诞辰1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召开。冰心老人写了贺信，而且还欣然接受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同人恳请，出任该会名誉会长。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纪伯伦全集》，《先知》本中恢复了插图。冰心在病中为“全集”写了书名，在扉页上还亲笔题词:

我最喜欢的纪伯伦的一句话:“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

为表彰冰心在黎中文化交流事业上的卓越贡献，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冰心黎巴嫩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1995年3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