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1907年底，朱德以优异的成绩从四川通省师范大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此时，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时的老师刘寿川回到了仪陇，在县里任视学。刘老师一直十分欣赏和器重朱德，得知朱德毕业后，便推荐他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1908年，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怀着“强身救国”的愿望，从成都返回仪陇，来到县立高等小学堂，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

青年时期的朱德

此时，社会正处于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守旧山区的县城里，情况更甚。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建在原来官办的金粟书院里。书院之前为一班举人、秀才所把持，虽然改建成为新学，他们仍然想维持旧的教育制度，因此便千方百计进行破坏。而朱德是农民的儿子，本来属于很下层的人，现在居然做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他们如何能吞下这口气？于是，他们更极力排挤和反对朱德等一批新来的教师。

1908年，朱德任教的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今金城小学）

新学期开始了，朱德“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满怀激动地踏入学堂大门，希望迎接那些对新学如饥似渴的学生。孰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是如此巨大。学堂里冷冷清清，老师们费尽心思，最终才招来了12个学生。

原来，那些守旧的老举人、老秀才早早地在外散播新学堂的各种低劣。他们说，新学堂竟然要开体育课，而所谓的体育课就是要让学生脱掉长衫，穿着短衣短衫蹦来蹦去，这哪里是教人上进？这哪里是大道坦途？这分明是“有损国粹”“有伤风化”，是“猥亵的课程”。这些流言蜚语让家长们对新学堂望而却步。

对此，朱德并没有灰心丧气。尽管上体育课的学生很少，但他仍然坚持认真地教下去。

不久，学堂门口张贴了一首打油诗，上面写着：“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朱张刘李田，就是新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朱德、张四维、刘寿川、李绍沆和田玉如。一个学校，5名教职工，12名学生。处境艰难，成为守旧势力嘲笑的对象。

纵是如此艰难，守旧势力仍然不肯罢休。他们联名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有伤风化，破坏了学堂的教学秩序。他们要求县里下令取消体育课，查封新学堂。

这一天，县衙派人到新学堂传唤朱德等到公堂听审。对此，朱德等教员早有准备。因此，接到传唤后，便随着衙役径直来到了县衙，“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

一进县衙，朱德他们就看见县里的几个豪绅趾高气扬地站在大堂外，鼻孔朝天，目中无人。而就在朱德他们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知县老爷劈头就喝道：“朱建德，有人告你教授猥亵课程，果有其事？”

朱德瞅了知县一眼，不慌不忙地答道：“没有这事。”

“没有？你教唆学生脱去长衫，跳来跳去，岂不是伤风败俗之举？”

“皇上废科举，办新学。县府听令后，主动将书院改为学堂。我等正是响应号召，才来此新学教书。于情、于理、于法，都公正合理，我们何罪之有？体育，体育，身体解放了才能更好地锻炼。不穿短衣短裤，难道还穿着长袍运动不成？这怎么能说伤风败俗呢？”朱德据理力争，毫无惧色。

“不管你怎么狡辩，你们的这种做法都纯属误人子弟！必须停止！”知县气急败坏。

“知县大人，”朱德反驳道，“数十年来，我们国家深受外国列强欺侮，就是因为国民体质孱弱，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所以说，强壮身体是国家强盛的需要，而兴办体育就是为了强壮国民体魄，怎么会是误人子弟呢？”

知县被朱德反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众目睽睽之下进退失据。

看此情形，刘寿川走到知县身边，小声地说：“兴办体育是朝廷旨意，并不是他朱建德独出心裁。此事倘若闹大了，怕是不好收场啊！”

知县在乡绅的挟持下，明知理亏，更怕事态扩大影响前程，只好顺坡下驴。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地说：“既然有刘先生出面担保，那就看在他的面子上，可以继续开办体育课。不过，本知县有言在先，如果有学生走上邪路，一定要严惩教唆者！”

就这样，一场官司不了了之。朱德等老师当堂释放，学堂即刻复课。守旧势力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场官司打消了很多家长的疑虑，让他们敢于不顾别人的反对而坚持送孩子来新学堂上学。所以，当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增加到70多人。

见此情形，守旧势力怒火中烧。他们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能忍受。他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

守旧势力一看武力不行，他们对朱德更加忌恨了，开始琢磨采用新的方式来骚扰朱德。这一次，他们将目光瞄准了朱德的家人。他们将谣言散布到了几十里外的马鞍场。家里听到这些情况后，立刻托人捎话，让朱德回家一趟。

朱德满腹疑问地赶回家。一进家门，生父朱世林就怒气冲冲，对他大发脾气。朱德这才知道原来家人也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努力向老人家解释，让他明白自己是在走正道，并非谣言所说的那样胡作非为。但思想狭隘的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并且一气之下抬腿回到了老家。养父朱世连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虽然也坚持着自己的老观念、老传统，对朱德的体育教学也存在着不理解的地方，但在听了朱德的解释后也觉得并非没有道理。另外，他也了解朱德，知道朱德不会搞歪门邪道。所以，他叮嘱朱德在外面要小心谨慎，要珍惜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不能惹是生非，别和那些老爷们对抗。安抚住了家人，也意味着守旧势力的这一招又落空了。

守旧势力疯狂了，他们采用了下三滥的手法，开始了赤裸裸地羞辱。当时，地方官家、士绅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朱德往往接不到请帖，即使偶尔被请去，入座时也不能在上席。那年孔子诞辰，学堂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按惯例要给教师每人分一两斤祭祀用的猪肉、牛肉，叫作“胙肉”。可是朱德却连一两也没有分到。这在当时，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朱德对这些却毫不在意，认为“不吃那点肉，我倒觉畅快些”。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对朱德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头一回投身社会实际，却备尝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也因此，他懂得许多世事，也更加明白了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认识到新旧社会力量的矛盾与斗争是无法避免的。而此时，小学堂的同事里也有人排挤他。他果断地认定：“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他毅然辞去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投身革命，走新的救国救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