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社的开场

有一天听说青年会开什么赈灾游艺会，我和几个同学去玩，末了一个节目是《茶花女》，共两幕。那演亚猛的是学政治的唐肯君（常州人），演亚猛父亲的是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曾延年君（曾君字孝谷，号存吴，成都人，诗文字画都有可观。目下还在成都办市政报），饰配唐的姓孙，北平人，是个很漂亮而英文说得很流利的小伙子，至于那饰茶花女的，是早年在西湖师范学校教授美术和音乐的先生，以后在C寺出家的弘一大师。大师天津人，姓李名岸，又名哀，号叔同，小字息霜，他和曾君是好朋友，又是同学。关于他的事且按下不表，只就《茶花女》而言，他的扮相并不好，他的声音也不甚美，表情动作也难免生硬些。他本来留着胡子的，那天还有王正廷君因为他牺牲了胡子，特意在台上报告给大众知道，我还记得他那天穿的是一件粉红的西装。

那一次评判最好的是曾孝谷。他住在北平多年，会唱些京二黄，旧戏当然看得多，日本的新派戏他算接近得最早。他和新派名优籐泽浅二郎是朋友，这回的《茶花女》，籐泽君还到场指导的。

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平时本曾读过《茶花女》的译本，这戏虽然只演亚猛的父去访马克和马克临终的两幕，内容曲折，我非常的明白。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可是我心里想倘若叫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李先生。我又想他们都是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演戏受人家的欢迎，我又何尝不能演？于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戏的人，我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个社，名叫春柳。

看过戏不几天，遇见了一个上海相识的朋友。此人姓吴，名楠，字伯乔，一字我尊，常州人氏，他的父亲本在湖北做官，所以他也随宦到那里，曾经和管亦仲、程诗南、程君谋、瞿世英、唐长风诸氏，组织票房。他会唱老生，以后他到日本留学，在取缔规则发布以后，我和他在上海遇见。因为同席闹酒，他听见我猜拳的声音，就极力怂恿我学青衣，又介绍我去听过几回戏，可是我没有能够深入。那时我和死友刘道一君同住，他是个戏迷，一天到晚哼《定军山》气坏黄汉声的一段，我丝毫唱不出，不免很佩服他，而他的师父又是吴伯乔，所以我格外佩服伯乔。那天我与伯乔在东京不期而遇，实在高兴得很，连带又遇着他的同乡同学谢君康白（又称抗白，名祖元）。抗白是湖北自强学堂学生，他也是汉口票友。他声音很响，会唱好几出戏。我见着他们深相结纳，来往渐渐稠密。

三眼一板的二黄，是抗白头一个教给我的。

我谈起春柳社的人，可巧他们都认识，但始终没有机会为我介绍。过了一向，才知道我有一个四川同学和曾孝谷最接近，我便因他得识曾君，只见一次面，我就入了春柳社。当时孝谷问我会唱不会唱，我答说会唱，他便叫我试试，谁知我一开口，他便笑得合不拢嘴来！

春柳第二次又要公演了。第一次的试演颇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社员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日本学生、印度学生，有好几个加入的。其余还有些，现在都不记得了。中坚分子当然首推曾、李，重要的演员有李文权、庄云石、黄二难诸君。李文权字涛痕，宛平人，他那时正当商业学校的中文教员。黄二难在美术学校习洋画。庄云石是游历官，在法政速成班读书。他嗜好音乐，吹弹打唱虽不彻底，可是样样都会，我的《梅花三弄》是他教的。他那时住在听涛馆；我和伯乔、抗白常常去玩，他那里每日高朋满座，管弦杂沓，春柳第二次公演，就借他那里排戏的。

这一次演的《黑奴吁天录》，角色的分配，大体如左：

我除小海雷之外，还扮过一个舞队里的舞女。我们一共同舞的四个人一般儿高，不相上下的年纪，穿的是一色的浅绯衣，头上披着头发，舞得也颇为整齐。现在这些舞伴，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是新派戏第二次的表演，是我头一次的登台。欢喜，高兴，自不用说，尤其是化好了装穿好了衣服，上过一场下来，屋子里开着饭来，我们几个舞伴挨得紧紧的一同吃饭，大家相视而笑的那种情景，实在是毕生不能忘的！

《黑奴吁天录》当然含着很深的民族的意义。戏本是曾孝谷编的，共分五幕呢，不记得还是七幕——好像是七幕。其中舞会一幕，客人最多，日本那样宽阔的舞台都坐满了：日本人也有，印度人也有，朝鲜人也有，各国的装束都照原样装扮起来，真是热闹，不过于戏的本身是毫无关系，而且跳舞用的音乐，弹的是中国调子，在当时确是当一种特色。留学生忽然听见中乐合奏，不管在戏里调和不调和，总是很兴奋的。

涛痕饰海留，描写奸恶很对劲。他的举动的滑稽，我还记得他穿对女人鞋。

曾孝谷的黑奴妻分别一场，评判最好。息霜除爱米柳夫人之外，另饰一个男角，都说不错。可是他专喜欢演女角，他为爱米柳夫人做了百余元的女西装。那时我们的朋友里头唯有他最阔，他家里头是做盐生意的，他名下有三十万元以上的财产，以后天津盐商大失败的那一次，他哥哥完全破产，他的一份也完了。可是他的确是个爱好艺术的人，对于这些事，不甚在意，他破了产也从来没有和朋友们谈及过，这是后话，且按下缓表。

平心而论，《黑奴吁天录》这出戏，虽有少数演员由着自己出些格外的花样，大体还算不错：第一、台词是句句按照戏本的；至于编制形式，当然取材于当时的日本新派戏，多少带着些志士剧的色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许多志士借戏剧以为宣传之资，所谓浪人芝居，（戏）即是此类。在那个时期，我们模仿这种戏剧，是当然的事，以后上海流行的文明新戏，确是发源于此。

任君天知本和黄、李两君认识，他也是春柳社的一个社员。当《黑奴吁天录》演过之后，他就建议要春柳全体回到上海演戏，息霜、抗白都反对，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天知见主张不行，他便一个人回了上海，可巧遇着个王钟声便组织了个春阳社。他们第一个便演的是《黑奴吁天录》，大得上海人的同情。他在上海也一步一步地大活跃。春阳社渐由钟声主政，他便组织开明社，招收学生，排演新戏，以社会教育相号召。汪优游、查天影二位都出他的门下。钟声和他都是新剧有名的人物，在当时他们也确有其精神。尤其钟声，往往自己连夜画布景，写广告，到天亮不睡，略打一个盹他又起来化装上台。我不知道他是何处人，他也是天一句地一句地随便说，听他的话，似乎是安徽人。他说他到过许多国，尤其是在德国多年，但是有人又说他没去过。他在湖南当过教习，那时他叫王希甫，听说有两个女学生跟了他走了，因此被两女的亲属告他拐带，行文捉拿，他便到了广西，在法政大学教书。我结婚那年到桂林，听见过他一次很长的演说；以后听说湖南的案子发了，又有人放他逃走，才到了上海，便一变而做了演新戏的花旦。到辛亥反正的时候，他到天津去运动独立，事发就义。他和任天知、汪笑侬、夏月珊氏兄弟都合作过。他又自己组织剧团，旅行过南北各处。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志行坚强，能任劳苦，若问他的来历和性情怎么样，我和他没有深交，不甚知道。至于天知，也可以说是个无籍者，他生长在北边，却又入过日本籍，名叫籐塘调梅。他说他是光绪皇帝的哥哥，却也无从证实。他在上海，的确开了一派，到他全盛时期，春柳的面目已经丝毫不存了。

春柳自从演过《黑奴吁天录》以后，许多社员有的毕业，有的归国，有的恐妨学业不来了。只有孝谷、息霜、涛痕、我尊、抗白，我们这几个人，始终还是干着。在演《吁天录》那年的冬天，又借常磐馆演过一次，什么戏名我忘记了，只记得息霜参考西洋古画，制了一个连鬈而长的头套，一套白缎子衣裙。他扮女儿，孝谷扮父亲，还有个会拉梵铃的广东同学扮情人。谁知台下看不懂——息霜本来瘦，就有人评量他的扮相，说了些应肥，应什么的话，他便很不高兴。那回我演的是头一出孝谷编的独幕戏，涛痕饰画家，我扮他的妹妹，站在旁边吹箫，如今还有相片，可是戏名记不起了。自后涛痕每一见面，必然很亲密地叫声妹妹，我因为这事曾和他闹过，如今想起，倒觉得很有趣呢！

老实说，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他于中国辞章很有根底，会画，会弹钢琴，字也写得好。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约定的时间以外，绝不会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黑田清辉是他的先生，也很称赞他的画。他对于戏剧很热心，但对于文学却没有什么研究。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的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我住在牛迅区，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他和曾孝谷来往很密，无论在诗画上，在社交上，都是好友。又因为合奏的关系，和那拉梵铃的广东人天天在一处，他有什么新曲，必定要那个广东先生听着替他批评，那少年要什么他就给他。他极力想训练那少年成一个好小生和他配戏，可是在常磐馆那回却失败了。他自从那回没有得到好评，而社中又有些人与他意见不能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下去。加之那广东少年不知为什么又和他决裂了，他格外不高兴，便专门弹琴画画，懒得登台了！

息霜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前面提过的黄君二难。他这个人非常有趣，可是在留学生里头却不免有当他是怪人的。他平常爱着欧洲的古装，头发留长，胡子拧得往上，非常之整齐。上衣用薄天鹅绒制，白绒短裤，长筒白袜，有结子的漆皮鞋，大领结，其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他那定做的高硬领——其高异乎寻常，又故意把前头两只角伸长，格外显得高，配着头上的软绒大扁帽颇为有致；在路上走上电车，许多人争着看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疯子，有的说他是西班牙的贵族，他却若无其事，处之泰然。他力劝我学他，又教给我许多化妆品的用法。他说：“粉纸不可不带，香水不可不搽，胡子不可不留，衣裳不可不做。少年本应当漂亮，得漂亮时何妨漂亮？”他又力劝我买顶和他一样的帽子，我没买，他就送我一顶灰色的。我戴了两回，以后人家都说是女人戴的。他说：“只要好看合头，何妨戴戴？”他和息霜很密，息霜有时笑着骂他，说他不是二难，简直是万难。二难回国之后，听说在河南做了官，还托一个唱花旦的——忘了是谁——带过一个口信给我，以后便没有消息了。

像息霜这种人，虽然性情孤僻些，他律己很严，责备人也严，我倒和他交得来。我们虽好久不见面，常常总不会忘记。他出家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送我，以后我便只在玉泉寺见过他一次。至于孝谷，说话很滑稽，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他是个矮个儿，常爱偏着头愣着眼，对于时事时人，做一种很锋利而又不甚负责任的批评，非常有趣，也有时候正颜厉色若不可犯。我见过他的画不多，诗却不少，琢句甚工，流丽清新，颇为侪辈中所传颂。他世故似乎很深，待人也很谦抑和霭，而傲骨天生有孤芳自赏之概，听说他很不得意，或者于他的脾气也不无关系吧。

他在日本的时候，始终和我们演戏，回国后很想组织剧团，没有成功；在上海新新舞台（目下的天蟾）和任天知混过几天，当然不会合适——那时候所谓文明新戏，完全不用戏本，他如何跟得上？他一气就回四川去了。回到四川以后，仍然不能忘情，办了一个旬刊，并常常和我通信，可是没有机会再干舞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