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闲话（一）

《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

中华书局1985年版

此书包括《戊戌变法侧记》《谭鑫培的艺术道路》和《梅边琐记》三部分。纪事体例并不整饬，讲戊戌变法时而穿插梨园旧事。谭鑫培那部分故事甚多，都是前辈口传的段子，好在记述很生动。譬如说到老谭《战太平》表现链子的身段，左摔右摔再是直愣愣朝上一摔，三下绝活一亮，“台下炸窝般的叫好”，这情形宛似亲眼所见。许姬传先生从三十年代起为梅兰芳侍弄文墨，但书里记梅先生只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段，唯独这部分是他亲身见闻。

一九四九年九月，梅兰芳由沪至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会后应长安戏院盛邀在京演出十天，这是《梅边琐记》记述的重头。梅先生对那回的演出热情很高，一再跟剧院方面强调票价一定不能太贵，他是诚意回报北京观众。可是说到要投入演出排练，有一事颇伤脑筋，就是选择哪些剧目的问题，书中有一节专门讲到此事——

梅先生演过的戏，约莫在二百出左右，大家研究了半天，这一出有点封建，那一出内容意识不大正确，又一阕犯了迷信，还有些戏，多年不动，无法演出，搞了两天，毫无结果。

许先生文字里挟带着一股政治热情，当时尚无有关部门审查一说，自己先就有了把关意识。事到临头，许姬传和王少卿各自开了一个戏单，梅先生身边一班人便急忙商量如何改戏，有人认为要动大手术，有人觉得时间紧迫只能小修小补。最后是梅先生自己在单子上圈定了《女起解》《贩马记》《宇宙锋》《霸王别姬》和《凤还巢》五出戏，因为觉得这几出还没有大毛病，局部修改比较容易。

其实麻烦也还不小。譬如《宇宙锋》一剧，原本是表现纲常舛错中的拨乱反正，却要借以建构“反封建”主题，这就颇费斟酌。梅兰芳自己还琢磨着要配合新政府禁娼政策，在《女起解》中如何突出“娼妓在旧社会里面所受的压迫痛苦蹂躏”的旨意，于是要修改崇公道的唱词和道白。许姬传他们忙乎了一夜，写了新词，赶着拿给配演崇公道的萧长华去排练。许先生文章里有一个细节，萧长华在台上还有“现抓哏”的一手：崇公道替苏三把枷锁卸下，对苏三说：“这解放了，你觉得轻松多了吧!”

这当儿苏三若用快二六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台下还不“炸窝般的叫好”？

“这解放了”，艺术家们的担子可不轻松，如何将旧戏融入新话语境已是刻不容缓。

《齐如山回忆录》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近世以来，梨园文人名声最大的就是齐如山，对京剧贡献最大的也是他。可齐先生最初并不喜欢京剧。他早年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年轻时游历欧洲，钟情于洋人的话剧与歌剧。那时他以为京剧技术上简陋，内容又多猥亵、龌龊。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了梅兰芳的戏，发现了一个难得的天才，“由此就又看了几次其他角色，乃引起我一种特别的心思来”。从最初的排斥，到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京剧研究，乃至替梅兰芳编排新剧，几乎一辈子的精力都掷于其中……何以有这样的转折，这部回忆录里没有讲得很清楚。

齐如山做研究之前，还没有人对京剧做过学理性探究，而明清以前的戏曲著作关注的只是曲目曲调，几乎不涉及表演艺术。所以，他的研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只能从“田野调查”开始做起。办法就是两条：一是不断听戏，观摩比较各类角儿的一招一式；二是找戏界中人聊天，从人家嘴里掏弄舞台表演的原始资料。他不光找名角，也找一般演员，还找乐师和化妆师，甚至逮着后台杂役、戏班里管箱包的也问长问短。几十年间，他接触的戏界中人竟有四千余人，这数字现在听着让人发晕。

一九一二年，有一次看梅兰芳演《汾河湾》，他觉得窑门一段大有问题。薛仁贵在窑外唱了半天，柳迎春一直在窑内发怔，这从剧情上说不合理，从表演上说更不合乎“戏的原则”（他后来总结京剧原理，提出“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以为圭臬）。当时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信，阐述自己的意见，还捋着唱词逐句点拨，譬如“柳家庄上招了亲”一句如何做表情，“破瓦寒窑暂存身”一句如何做身段；生角在唱，旦角不能闲着……用现在的话说，角色之间须时时见诸互动。写这封信原本没指望有所回应（梅兰芳那时尚十七八岁，俨然已是名角），不料下次再看此戏，人家照他的意思全改过来了。这下齐先生兴趣大增，以后两年间每看梅兰芳一出戏，就给他写一封信，写了一百多封这样的信。

从一九一四年开始，他给梅兰芳打本子。当时梅兰芳已经意识到“不排新戏，不能与人竞争”。最先编的是一出神话剧《嫦娥奔月》，一上演就很叫座。后来接连编了《黛玉葬花》《天女散花》《洛神》《霸王别姬》《凤还巢》等二十几出，还有《宇宙锋》《游龙戏凤》等改编剧目。齐如山编的这些戏多以角色表情和歌舞见长，所以连扮相（包括化妆和服装）、身段都是他亲自设计。齐如山自己总是说，他是要帮梅兰芳，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天才。当时有人说他是拿梅兰芳当作试验品，其实这话也没错，只是这种试验极为成功。后来梅兰芳领戏班访问日本、美国、苏联，皆由齐氏一手打理。当年此公亦是琢磨着“文化走出去”，远比现在的官员们做得漂亮。

七七事变后，齐如山留在北平，梅兰芳去了上海，二人的合作由此而终结。一九四八年冬天北平围城，许多人都想往南方走，正好航空公司有疏散职员眷属的航班，齐氏顶着别人名字上了飞机。在上海，他跟梅兰芳有过几次长谈，十几年不见，谈的还是京剧。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他上船去了台湾。这一走就是永诀，他倒并未竭力撺掇梅兰芳离开大陆。

《勒·柯布西耶书信集》

[法]让·让热编，牛燕芳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此书中译本有五百七十多页，虽按普通规格出版，但编辑体例和版面设计做得十分用心，还有详尽的注释，书中插入的图片（柯布的建筑草图、书信手迹和素描等）也很有意思。

柯布的信函，在柯布西耶基金会编目归档的有四千多封，这部书信集只选用了其中的三百二十九封。法文版的序言中说明了遴选的两个原则：一是选录的书信篇幅不宜过长，二是要保证“对其中涉及的第三者的尊重”。用中国人的说法，柯布显然是所谓“性情中人”，这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九一〇年，这位未来的建筑大师还是刚入行的实习生，每天从事着枯燥的画图作业。在给德国艺术家威廉·怀特的一封信中，他大肆抱怨——“在贝伦斯事务所实践了两个月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蠢货。我承认，并且已经开始接受这种状态了：一个熟练工，一个无脑的绘图员；在办公室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傻子，被安排去完成无关紧要的工作……”接下来便开始大骂贝伦斯。在那个年代，彼得·贝伦斯是闻名于世的大师，在柯布之前，日后大名鼎鼎的密斯也在那个事务所实习。可是专制而难以接近的贝伦斯让柯布感到心碎，他需要怀特这位忘年交抚慰自己绝望的心灵，他流露出很想马上就跳槽的想法，还说自己“打算继续我那非常规的野路子的学习”。柯布在贝伦斯事务所的一幕，是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的职场经历。不过，他好歹在那儿坚持了五个月，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并非毫无收获。

有人说，建筑师的才华一半在于处理公共关系。可是在柯布的事业中，他只用了另一半才华就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事实上，他是用为数不多的中小型建筑将自己推向大师的宝座，譬如弗吕日小区和萨伏伊别墅。可是，他孜孜以求的那些大型项目多半是从未实现的纸上方案。一九二七年的国联总部大厦竞标方案一度被认为最有可能被选中，最后还是铩羽而归。柯布给母亲的信中大骂捣鬼的学院派同盟。在很长的时间里，柯布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叫好不叫座”的主儿。即便成名之后，他在法国也很难拿到政府委托项目。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巴黎还是沉默不语，将我拒之千里。”他将目光投向印度、南美和苏联，带着愤怒和希望走南闯北。他走到哪儿都会给母亲写信，向老妈倾诉事业的进展与坎坷，他始终需要母亲的抚慰。

直至一九五二年，柯布在给他的朋友艾莫瑞的信中还抱怨命运的不公。这回将矛头指向法国战后重建及城市规划部部长克劳迪斯，信中写道：“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克劳迪斯，四年前担任部长一职，距我不到五十米的邻居，浸透着我的思想，自称是我思想的捍卫者，并以我的思想为名义展开实践的……行动，等等，我惊诧于他担任部长期间，竟一次未与我交谈。以讨论行为的准则问题的实质为内容的交谈。是的，问题！人的问题，城市规划的问题，居住单元及工业化生产的问题，以及其他众多问题……我们的交流为零。”其实，克劳迪斯也算是柯布的朋友，当了部长就躲着柯布了。柯布当然有理由抱怨——“另一件足以令我感到难过的事。我六十五岁了，我只获得过一项国家的委托：一栋出租公寓，集合住宅。那是一九四五年，从多迪先生手中接过的委托。”他说的多迪是克劳迪斯的前任，战后第一任重建及城市规划部部长。

不过，半年之后这股怨气已烟消云散。当柯布的杰作马赛公寓落成时，他兴高采烈地向母亲报告：“非常美好。1）——对象，房子（按，即马赛公寓）本身是一件建筑的杰作（无论什么时候）。它白天是动人的，夜晚是奇妙的。2）——完美的仪式，庄严，热烈，在激动、感人、骄傲、庄严的气氛中举行。部长先生作了慷慨的演讲……当庆功酒打开的时候，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我拥抱……”马赛公寓就是他在多迪任部长时拿到的唯一的委托项目。信中提到的“部长先生”正是克劳迪斯，部长借此机会代表政府授予柯布法兰西三等荣誉勋位——他信中没提这一茬，却欣喜地告诉母亲：“一位怀孕八个半月的年轻女子请我做她孩子的教父，那是一位空军指挥官的太太……”

《吏学指南》

[元]徐元瑞撰，杨讷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这是中国古代罕有的一种蒙学读物，原称“习吏幼学指南”，是“习吏”之人的初级读本。编撰者开列所谓“吏用之字及古法之名”，皆属历代官场名物事类，分九十一门，凡二千一百余条。如职官、郡邑、仪制、户计，乃至刑名律法、公文用语、衙署行话等。其编写方式有如简单的类书，基本上只用一两句话加以诠解，或有释读，却并无示例。试举册籍类之案牍、卷宗二条：

案牍 考察文验曰案，书字之版曰牍。卷宗 事始所出，谓之卷宗。宋曰案祖。

又如署事类之判署、押字二条：

判署 判谓掌判之官，署为同署官吏。

押字 古者书名，破真从草，便于书记，难以模仿。唐韦陟始以押字为记。

检视全书，体例比较杂乱，各类目之间缺少明晰的界定，编次亦不尽合理。譬如五刑、肉刑、杂刑、加刑这几类刑罚，名目粘连不清，杂沓重合之例比比皆是。另外，最后《诸箴》《诸说》以下条目及《为政九要》各章，系辑述前人故事作为学习资料，其中有名人笔墨，亦有不知出处的摘记。从内容上看，此书应该属于扫盲性质的“干部必读手册”，而不像是一种“幼学读物”。当然，如果说官场人才须从娃娃抓起，蒙童操习吏学自是必然，此书虽显窳陋，作为提前培训干部队伍三梯队四梯队的应急教材亦凑合可用。

其实古人并无“吏学”一说。自汉代以后，作为官员统称之“吏”字，已更多用来指向普通公务员（主要指低级官员和办事人员），往往联系着衙署事务之技术层面。本书所谓“吏学”，顾名思义，是从簿书案牍中发展而来的一门学问，按说应该是一套行政管理的章法与规程，可是书中罗列的只是零零落落的知识皮屑，不见学问之躯干。在科举时代，为官者从闱战中杀出，自然谙熟四书五经——儒家先哲讲修齐治平，讲维稳大同，颇有一套莅政牧民的指导方针，实无须另辟一途。至于入幕的刀笔师爷和一般胥吏，亦多由落第士子和粗通文墨者充任，那班人并不缺乏通常的官场知识。只是元代的情况不同于各朝各代，在蒙古铁骑践踏之下士大夫文化几乎荡然无存。元朝前期废除科举，汉人官员多由吏员擢进，而一般胥吏杂役则纳自民间闾巷。大老粗入衙署之前，诵记这些官场名物事类自是速成的课业。这部《吏学指南》撰于大德五年（1301），其时朝廷尚未恢复科举，满天下找不出几个读书人，能操官场术语就算是预备干部了。

《五灯会元》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黄子平应吴亮邀请来上海思南公馆讲学，讲沈从文与左翼文学的一段往事。那日由于时间关系，会后没有安排听众提问，子平说这样也好，因为有些话题他不想涉及。隔日到杭州，在西湖郭庄小憩，闲聊中有人问起，如果当时听众提及某个煞风景话题，当作何回答？子平说这也好办，他问他的，我讲我的。他说，早年读《五灯会元》，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如何答非所问。话音甫落，满座大笑。

翻翻《五灯会元》，这样的段子比比皆是——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砖头瓦片。”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十个指头八个丫。”

僧问：“学人不问西来意，乞师方便指迷情。”师曰：“霹雳过顶犹瞌睡。”

郭庄吃茶，借禅打趣。从学人雅事糗事说到学术八卦，从昂山素季说到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吴亮大呼“庆祝无意义”。这处园林在杨公堤上，马路对面是一所部队疗养院，三十年前南北文学同人的“杭州会议”就在那所疗养院里举行，子平、吴亮等人都是那次会议的参与者。有人记得，当年的会议上，阿城讲青原惟信禅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只是山”的三般见解，子平讲俱胝和尚悟道的故事，皆出《五灯会元》。

俱胝和尚初住庵时不得道法，学者参问，无言以对。杭州天龙和尚教其一指头禅，却让侍奉童子学去，“每见人问事，亦竖指只对”。一日，俱胝问童子：“如何是佛？”童子竖起指头，和尚挥刀斩去，童子惨痛不忍，扭头便跑。和尚大声喝住，又问：“如何是佛？”童子举手不见指头，于是“豁然大悟”。

三十年前人心思变，文学之社会功用，作家之社会责任，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问题，前后左右皆入话语迷径。人人执念于一指头，子平禅师挥刀斩去，有道是“寂寞忘机者沉慧”。

说到如何求道，大珠慧海禅师有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行住坐卧，无非是道。

《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

[英]苏文瑜著，康凌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在许多学者心目中，周作人不仅是文学史人物，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当然，五四文学的启蒙意义着实重要，这使得那一代文学家几乎都戴上了思想者的面具。但这不等于他们真的都具有建构新思想的能力。其实，周作人就是一个被附加了许多“意义”的人物。英国学者苏文瑜（Susan Daruvala）特意为这位注重生活情调的美文作家写了一本书，将其作为中华文明发生现代性蜕变的一个标本（尽管称之“另类”），俨然向世人推出一位大思想家。

也许，作者看重的是周作人那种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不左不右的文化站位。这一百年来的历史表明，革命话语和反革命话语都大有闪失，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同样不合中国国情。那么，应该从哪里去找寻个人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联结呢？或者说，在世纪末轮番上阵的各种理论面前，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斫伤呢？这样找下来就发现了一种另类存在，那就是所谓从传统文化脉络中导出的“逆传统”，作者在书中试图归纳为“过去的在场”。本书的论述方式照例带有欧美学院派著作的含混与晦涩，还夹杂着大量言不及义的引述。然而，书中提出的问题却相当重要，那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究竟是否具有自我改良的内在机制，而在现代性语境中陷入焦灼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怎样设置文化复兴的大目标？作者以周作人作为一个具体的范本，试图阐述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一个历史插曲。显然，晚明心性之学被视为周作人式基于个人情感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于是从《吃茶》《雨天》之类小品文的写法推导出“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宏大旨意，爬梳剔抉，微言大义，这里边似乎有着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相似的逻辑递进关系。知识，情感，信仰，乃至地域文化色彩，一切都被放大了，终于“超越了文化与历史的边界”。所以，作者的结论是：周作人通过使用传统美学范畴的自我表达显示了具有现代性的主体认同，这也是针对被“民族国家”所宰制的现代性的回应。

这里还触及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宋明理学的内在分裂究竟意味着儒学复兴，还是这种统摄性的思想体系已开始走向解体？不过，作者并未耽于此中论证，而是相信一种古老文明必然有其自我更新的机制（援引Ashis Nandy的理论），干脆将晚明“性灵”之说作为人性觉醒之起点，从而铺展具有启蒙意义的历史叙事。本书还将周作人的现代性话语建构联系到京派作家（如汪曾祺）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派”作家，试图描绘出一幅抗衡所谓中国文化劣等性预设的美学自救图景。所有这些富于目的论设计意图的阐释，在当下中国知识界都可能会引起极大兴趣和争议。事实上，本书已经成为诸多争议性话语来源之一（其英文原著出版于二〇〇〇年），从国内某些学者探讨中国现代性思想来源的若干著述中亦可看到本书的影响。

作者思路好像过于开阔，涉及的话题比较散漫，以致学理上难免失于粗疏。譬如，将“寻根派”望文生义地扯到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显然是不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语境。在第四章的论述中，从蔼理斯一下子跳到了李贽和“公安派”，“性”与“心性”似亦夹缠不清。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原刊《书城》201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