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味集》

止庵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周作人日记云：“编选旧文廿一篇，拟付刊。”十月三十一日云：“安藤来，以文稿廿一篇付之，拟令名为《药味集》。”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云：“校阅《药味集》稿。”一九四二年三月该书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日本之再认识》（作者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此文“乃是将‘管窥’之二的关于日本衣食住与之四的后半接合”，“题云‘再认识’，即言前此的认识都是错的”），一九四一年曾由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单行本。除序外，《药味集》收文二十二篇，计一九三七年四篇，一九三八年二篇，一九三九年三篇，一九四〇年十二篇，一九四一年一篇。一九三九年四月，作者在《玄同纪念》中说：“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此前一年多里，除若干短篇笔记（后收入《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外，文章写得极少。《玄同纪念》又说：“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开始了短暂的一段写作较多时间（除收集于此处者之外，还有《药堂杂文》中的十数篇，但是二者风格迥异，一是此前之延续，一是此后之萌芽；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至一九四一年又绝少有作品问世。《药味集》实为《秉烛谈》之后文章的一个精选本，即《序》所谓“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篇目之选取，似更多从文章本身考虑，故以艺术论，周氏散文中期之后半段几种集子中，以《药味集》最为整齐。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也说：“昨奉书问拙作几种是否已有，其中似忘说及《药味集》，此书市上极难得，而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如尊处未有即当奉上也。”（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风雨后谈序》有云：“文字意趣似甚闲适。”《药味集》有四篇写作与《秉烛后谈》同时，此后诸文风格亦大致相近，故《序》中说：“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然而一云“似甚”，一云“近于”，似乎提示我们不宜简单地以“闲适”二字打发了事。《序》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觉苦闷，鄙人甚感其言。”《风雨后谈序》也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这里系指其中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而欲说还休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苦味”。也就是说，“苦味”首先是情感意义上的，同时也与表现方式有关，应该被纳入散文美学的范畴。情感受到抑制，不能畅快表达，然而终于又有所流露，这造成文章的一种内在张力，可以产生相反相成的效果，较之畅快表达可能更具感染力。“苦味”来自内容的“苦闷”或“忧郁”，也来自“闲适”与“苦闷”或“忧郁”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作者从前在《自己的文章》（收《瓜豆集》）中把闲适分为两种，一是“小闲适”，即“流连光景”，“欣然有会”，此类文章此前此后的确写过一些；一是“大闲适”：“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苦闷”或“忧郁”的“闲适”。这本是周氏中期散文的主要风格，而现在此种味道就更重了。作者曾致信梁实秋说：“看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约略可见此时他的心境。集中一九三九年以后所作，多有麦秀之思，黍离之感，写人如《玄同纪念》，叙事如《上坟船》，记名物如《炒栗子》，均是“读之颇感苦闷”者也。几篇读书之作，无论是以人为题的《关于朱舜水》，还是以书为题的《春在堂杂文》，除关注思想外亦留心性情，也蕴藉不少感慨。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二年三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精装，前有“著者照影”一帧，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二百五十四页。“序”原作“药味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