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巍

这是一本值得向古希腊罗马文学爱好者推荐的“通识读本”。作者威廉·艾伦（1970年出生于苏格兰，现任牛津大学大学学院古典语言与文学副教授，学术专长为希腊古风与古典时期的文学与思想史，尤长于史诗与悲剧）在原著区区120余页（中译本140余页）里，上起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下迄公元2世纪的罗马小说，对最为经典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作品做了一番整体性的概览。要完成这一任务，套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看似疯人之举”（第1页）。摆在作者面前的首要难题，是在力求言简意赅又不失要领的同时，能够让普通读者领略古典文学的经典意义，甚至还能随之感到兴味盎然。

针对这一难题，古典文学简史诉诸不同的写法，最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传统的写法，即按照历史时期的时间顺序来展开文学史叙事，通常把希腊文学分作古风、古典、希腊化和帝国四个时期，把罗马文学分作早期共和国、晚期共和国、奥古斯都时期、早期帝国和晚期帝国五个时期，然后再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按样式归类，专注于每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及最重要的作品，以此勾勒出古典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以牛津大学出版社近几十年来向普通读者推出的古典文学简史为例，1980年初版（1997年第二版）的《古希腊文学》，由四位英国古典学名家多佛（Kenneth Dover）、韦斯特（Martin L. West）、格里芬（Jasper Griffin）和鲍伊（Ewen Bowie）合撰，采取的便是较为传统的写法，意在突出古希腊经典作家在文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这些文学作品所奠定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而2000年面世的《古希腊罗马世界里的文学：一种新视角》，由牛津大学古典学者塔普林（Oliver Taplin）主编、多位英美古典学者共同执笔，力图偏离传统文学史以作家为重心的视角，转而以文学作品的原初受众为叙述视角，这些受众包括听众、观众和读者，每一种又可根据文学活动与表演的具体场景分为许多不同类型，由此构成文学交流的许多不同模式。该著本着此种“新视角”而另辟蹊径，从文本所属的时代出发，着重考察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多样性，探索这些互动关系的宏观模式与历史嬗变，当属于第三种写法。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二种写法，是以文学样式或文类为线索，围绕不同的文类展开叙述，关注每一种文类的形成与发展、兴盛与衰亡、成规与创新、典型风格与风格差异，以及文类之间的竞比与高低分判，这本2014年新镌的“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便采用了这种写法。作者以文类为纲，列出史诗、抒情诗和个人诗、戏剧、撰史、演说、田园诗、讽刺文学和小说这八大文类，构成全书最主要的八章内容。在导论性质的第一章里，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古典文学最非凡的一面，也就是它高度发达的文类意识”（第13页），因为“一切古代文学文本都是某一文类的作品，即便它们也跟其他文类交互融合”（第14页），所以“若论古典文学的影响，意义最为深远的当属主要文类及其规范的发明”（同上），这几条根本性的原则贯串成全书最关键的线索。此后，作者在每一章里按时间顺序从古希腊讲到古罗马，着力贯通这两种文学传统，突出不同时期里同类文学样式的延续性。因此，这本《古典文学》大致可以视作一部“分类文学简史”，对读者掌握古典文学里极为重要的“文类”概念颇有助益。

作为“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的理想读者自然是西方的普通读者，但对于今日中国的普通读者而言，此书的译介也有其价值。纵观国内的同类书籍，以文类为纲的古希腊罗马文学简史可谓罕见。这不禁使人遥想起百年前（1917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周作人受聘于北京大学，奉命为学生讲授“希腊罗马文学史”，因事属草创，没有合适的教材，便自编起讲义来。他慧眼独具地以文类为纲，将古希腊文学分作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等文学样式，将古罗马文学分作戏曲、文（细分作撰史文、学术文、演说文、小说文等）、诗（细分作哲学诗、叙事诗、哀歌、牧歌、讽刺诗等等）和杂诗文四大类文学样式，并据此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做了规模初具、钩玄提要的概述。这位最早系统性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先行者，眼光犀利地察觉到，强烈的文类意识正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真正精髓，也是其经典性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对于百年后艾伦的这本面貌一新却又似曾相识的古典文学“分类简史”，他应该会引为同道，报以赞许的微笑吧。

2019年11月20日于复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