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弗雷德里克

莫奈的两大悔恨 作者:[法] 米歇尔·贝纳尔 著,黄雅琴 译


弗雷德里克

自画像(弗雷德里克·巴齐耶)

1870年12月6日圣尼古拉节,一个高个男子身心疲惫地走进博恩拉罗朗德镇,身上剪裁精良的外套溅满了泥垢。夜幕降临,大雪纷飞。加斯东·巴齐耶赶了两天的路,他在蒙彼利埃搭上火车,前一天在济安火车站下车,穿越了部队驻地。就在一周前,城头上演了一场大战。经历了色当溃败和皇帝被俘之后,年轻的共和国政府在卢瓦尔河上集结人马,试图就地阻截德国军队的推进,并打开缺口,解除巴黎被围三月之苦。此役还是败了,横尸遍野,阵地又落入了普鲁士军队的手中。

这位旅人从济安出发,经奥尔良森林,穿过在冬天愈发萧索的加蒂奈地区。成群的乌鸦和寒鸦在放羊的牧场和灌木丛之间徘徊,他只碰上了散兵游勇:掉队的士兵,在摸索吃食和值钱东西的小偷和逃兵,负伤的士兵,没有参战、列队整齐的部队,又集结起来的人马,还有巡逻队、哨兵。头一天,他在贝勒加尔德本堂神甫副手的家里借宿了一宿,这个50岁男人的得体打扮令神甫颇有好感,还有,他风尘仆仆身犯险境的举动也令人动容。第二天一大早,他再次踏上旅途前往博恩,留宿的主人告诉他,将要经过的奥尔梅村会有大量法国伤兵被弃之不顾留给了敌军。好心的村民已在尽力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在一个被洗劫过的房间里,有个人躺在谷仓脏兮兮的稻草上。那人在找他的儿子——佐阿夫三团先行官。他问遍了身穿红色灯笼裤、盘花纽扣刺绣短上衣和头戴小圆帽的士兵,终于找到一个认识他儿子的人。这个年轻的中尉告诉他,大个子巴齐耶和指挥部队的阿马尼亚克上尉同一时间负了伤,既然他人不在此处,那或许已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

从战友口中得到的消息坐实了宪兵队捎回蒙彼利埃的口信,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给了他勇气和动力。他向博恩进发,浑身冻僵了,手握旅行袋,大风掀起礼服的下摆,差点吹跑了帽子,还好他和士兵一样用手绢裹住了脑袋。每次遇见普鲁士的巡逻队,加斯东·巴齐耶都会表明他是在找儿子,他的儿子在战斗中受了伤。要让别人听懂他的话很是吃力,但他的忧虑和疲态,他习惯性的命令语气和威严的神态充满了说服力。带头的每次都给他放行。碰上哨卡,他会被带到会说法语的长官那里,给出解释之后便能拿到通行证。当天晚上,他进入了敌军控制的博恩拉罗朗德。他记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1870年12月6日,他该有29岁了。

贝勒加尔德本堂神甫的副手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博恩的神甫奥古斯丁·布达尔,后者热情地接待了他,和他一同分享热汤,并将背靠壁炉的位子让给他。饭前祝祷是在两个宗教中都有的仪式,事关国殇的交流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尽管一个是卢瓦尔河地区的教士,一个是朗格多克的新教徒。他在本堂神甫的家里过夜。第二天一早,神甫将他引荐给了科尔奈修道院院长,院长曾在阿尔萨斯进修,能说一口德语。手握占领者颁发的安全通行证,两人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战场。但暂时关押、等待转押至普鲁士的战俘中没有儿子的身影,救助战俘的救护车里没有儿子的身影,即使是战俘名单上也找不到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的名字。再热切的期盼也是希望渺茫,但就算死了,也要找到尸体。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普鲁士人允许小城居民抬走伤兵,照顾垂死者。他们还征调工人就地掩埋尸体。修道院院长想起来曾为佐阿夫士兵的公共墓地祝圣,遗体中有个少尉,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之所以会留意到他是因为他长得很高,而这个旅人正在寻找一名低级士官。

这处平原位于博恩以西,墓地围墙前一派惨淡的景象。炭黑色的苍穹下,东西七零八落地丢在雪地上——折断的武器、破裂的战鼓、染血的军帽、水壶、饭盒——尸横遍野。加斯东·巴齐耶认出了法军的装备,军事杂志和回城休假的军人让驻军城市的居民对此都已很熟悉。大雪掩埋了部分战场,反衬得裸露在外的更显凄凉,铅灰色的大地上是一团团黑色物体。修道院院长找来两个掘墓人,一个叫阿洛,一个叫图森。加斯东·巴齐耶承诺会支付四十法郎,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掘开坟墓,而昨晚他们还被迫埋了尸体。两人用铁锹铲开结了冰花的泥土,院长帮忙拔掉坟头草草制成的木十字架。两个临时拉来的劳力一直往下挖,直到蓝色的军服和红色的军裤重见天日。两人的动作小心翼翼,避免手中的工具会磕伤死去士兵的双手和头颅,尸体未经包裹就就地掩埋了。

终于见到了院长口中那个高大的佐阿夫士兵。严寒倒是让遗体保存完好。掘墓人丢开铁锹,徒手抓住双腿和双肩,抬起尸体,轻轻放在墓边。天色黯淡,少尉簇新的臂章在黑色的身影中折射出异样的金光。身上的两处污迹因为霜冻变得更加显眼,鲜血染透了军服:衣袖上有个弹洞,军帽和衬衫上的纽扣崩掉了,致命伤在腹部。褐色的胡须挂着腐植土。士兵死后没人给他合上眼睛,在这张大理石般的脸上,那无神的双眼望向天空。落上泥土的眼珠和父亲一样蓝。死者和生者的相似显而易见。加斯东·巴齐耶扑通跪在地上,另外三人站在一旁。父亲抓起儿子的右手,俯身吻下去。他强忍住哭泣。两个来帮忙的大老粗在过去一周中虽然见多了这样的场面,此刻也落了泪,他们感到意外,但也释怀了。

尸体被搬上平板车,盖好雨布,拉回博恩。他脚上的袜子穿得乱七八糟,因为靴子被人扒走了,探出平板车的双脚随着路面颠簸晃晃悠悠。父亲一言不发跟在后面,帽子攥在手里。天气寒冷,雪又开始下了。边上的修道院院长不确定是否该为死去的胡格诺信徒念上几段经文,于是时不时地嘀咕几句两种宗教里都有的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救我们脱离凶恶。”弗雷德里克的遗体被安置在本堂神甫的屋内,父亲坚持要守灵,最终在椅子上沉沉睡去,神甫为他盖上毯子,替他守下去。

在此期间,院长成功说服教区中一个善良的木匠,让他赶制出一具棺木,用于运送年轻士官的遗体。普鲁士人搜刮了城中所有的木板,木匠只能用做饼干盒的小木板拼凑出一副。高大的遗体被放进棺材,并用干草填满空隙。加斯东·巴齐耶协助木匠钉上棺材盖。城里一匹马都没有,连拉车的骡子和牛也找不到。院长再次出马,让菜农把平板车卖给父亲:他的儿子,一个年轻的士官,从法国南部来到这里,最后战死在城头。第二天天一放亮,加斯东·巴齐耶推着平板车打南门离开了博恩拉罗朗德,他扶住车把手,用力往前推,木板嘎吱作响,存放遗体的棺材被牢牢固定在车上。

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严冬了。故事总是相似的,战争和大雪,寒冰如影随形,似是为了渲染人类的暴行。身穿礼服、头戴礼帽的男人推着丧车,沿卢瓦雷公路赶了整整五天的路,到了济安才得知,鉴于敌军动向不明,火车不再经过这里。他只得前往伊苏丹镇,那里才有火车运送棺材。这位蒙彼利埃的贵族还要推着平板车多走上一百五十公里。他要穿过索洛涅和贝里,有客栈的话就住上一晚,没有的话只能在谷仓将就,他从没走过这么长的路。那双手因为推车上山,下坡扶车,拉紧棺木的绳结而发红变粗,变得和葡萄园里农夫的手如出一辙,而手上戴着的皮手套也已开裂。偶尔会在村与村之间的路上碰见流浪汉,看在优厚报酬的份上,流浪汉乐意帮他一起推车。路人看见这个有钱人和穷汉的组合并没有流露出多少讶异的神色。战争期间,这种场景并不鲜见。

前一天晚上,他抵达赫伊下辖的伊苏丹,那算是一个重镇了。爱国情绪高涨的农民草木皆兵,带上木棍,冲进他正在用餐的客栈,把他带到镇政府。镇长把他当间谍来盘问。一番抗议之后,他还是打开了棺材。身穿法国军服,满是泥浆和血污的遗体映入热心民众的眼帘,他们能看出生者与死者容貌上的肖似,不由愧疚万分,或表达歉意,或出手相助。加斯东·巴齐耶拒绝了,连同镇长邀请他共进晚餐的提议。

将他带回蒙彼利埃的火车缓慢前行,平民和军人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尽管天寒料峭,还下了雪,乘客多到有人只能站在火车的踏脚板和保险杠上。那都是带上菜篮去赶集的农民和农场主,每周一次,不管打不打仗。火车站站长心生同情,下令将这个巨大的木盒固定在水车车厢后面,这一路的颠簸让棺木有了裂缝。

雪地上的火车(莫奈)

目前的局势,敌军已进犯至诺曼底海岸线,兵临卢瓦尔河沿岸,对首都虎视眈眈。共和国政权只能以图尔为桥头堡,龟缩于波尔多地区,再没有什么事能让人一惊一乍。一边是小市民的畏缩和算计,一边是公民为国捐躯的请愿和爱国者群情激昂的表态。战死士兵的父亲断然分开惺惺作态、虚张声势的人群。在各式各样的军服中,他一眼认出了一名受伤的佐阿夫军官,军帽上标有数字3,那是弗雷德里克所在的团。没法再上战场的阿马尼亚克上尉要返回驻扎在蒙彼利埃的兵站。两人被挤到车厢的角落里,周围挤满了战时的乘客,窗外掠过法国腹地的冬季景色,他终于知道儿子所在军团是在何种情况下加入战斗,儿子是如何受了致命伤。

回到蒙彼利埃两天后,弗雷德里克被安葬在新教徒的墓地中。在教堂举行的葬礼允许天主教徒参加,他们也汇入了送葬的队伍。遗体再次被埋入地下,换成了配有黄铜把手的橡木棺材,光可鉴人。家人齐聚在墓坑前,父亲和母亲身形挺拔,面色平静,沉浸在哀痛中,亲友和市府代表围在身旁。在这场不幸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贵族孩子寥寥可数。大家知道巴齐耶的儿子在普鲁士入侵伊始就应征入伍了,但他先前没服过兵役。他抽到签要服七年兵役,父亲按照有钱家庭的做法,花钱找人替了他。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表示,他是自愿参军的,还要求加入佐阿夫军团,这支精英部队一贯冲锋在前。就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被任命为少尉,奉命带兵突击,也因此送了命。

没人强迫他上战场。所有人都抱有同样的念头,他们眼见棺木缓缓地沉入洞开的长方形墓穴,12月的惨淡阳光反射在棺盖上。作孽啊!在地中海太阳的照耀下,柏树、丧礼的灯笼和墓地围墙上方融为一体。他们特意为画家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种上了加蒂奈平原特有的桤木,佐阿夫第三团的战友们长眠在了那里。过了几天,仆人烧掉了博恩木匠制作的单薄棺材。几个月后,当战事结束,家人寄了一幅弗雷德里克的画作送给小镇上的神甫和教区居民,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圣尼古拉之夜给予加斯东·巴齐耶的帮助,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份温暖的回忆,这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周。画作其实是临摹了委罗内塞的《圣凯瑟琳的神秘婚礼》。青年人想要练练手,趁着假期在蒙彼利埃的法布尔博物馆完成了习作。神甫将这幅色彩鲜艳的油画悬挂在教堂内,并做了一场弥撒,悼念去年冬天死在城下的青年。

就在一年前,1870年的夏天,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离开了美术街上的画室,告别了巴黎的朋友,返回蒙彼利埃的家中过暑假。自从来到巴黎求学之后每年都如此。他遵从父亲的心愿打算完成医学学业,其实是为了全心全意投入心爱的绘画事业。天刚变热,全家人就离开城中心的宅邸,到东北角数公里之外的梅里克葡萄园避暑,站在露台上可以俯瞰莱兹河谷和周边村庄。弗雷德里克很高兴能回到故乡,百里香的干爽气息、薰衣草的芳香、黄杨木的苦涩,还有震耳欲聋的蝉叫。他细细端详植物的烟灰色和黑色,有植物生长的岩石拥有迷人的褶皱纹理。他端详清晨天空近乎发白的蓝色、晕染了近海的绿色、绵延的葡萄树勾勒出天际线——这些葡萄树是遵照父亲的命令种植的。

弗雷德里克重拾儿时的习惯,早早起床,先是逛了花园,看一看钟爱的草木,花园位于葡萄园尽头,再往后就是平原了。之后回到厨房,接过厨娘加了糖的热乎乎的咖啡。他把手肘搁在碗橱上,站着一边和厨娘聊天,一边小口喝有点烫嘴的咖啡。他走到户外,在栗树树荫下喝完了咖啡。晨曦中的露台栏杆还算凉快,他坐在那里,看到下方的父亲和葡萄园经理,两人正在研究葡萄的长势,制订当天的工作计划。他们身处葡萄园,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游泳。弗雷德里克在餐厅中见到了母亲,和她一同享用早餐,聊一聊家人和朋友,还有蒙彼利埃和巴黎的艺术活动。

这样的气候,这样的景致,他感到可以释放天性,和世界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他最好的作品以及和他本人最相似的作品都是在蒙彼利埃完成的。光线,他在巴黎提过这个词,当他和画室伙伴,和朋友莫奈、雷诺阿、西斯莱谈论绘画时,这两个字表达了他想要抓住并且在画布上体现出来的东西,这是他和伙伴的目的。而在蒙彼利埃,“光线”有了意义,有了实质。他感到自己的血液中似乎融合了南部的阳光。他的皮肤热爱阳光。回到儿时的卧室,整理完行李箱,“咔嗒”两声打开墙上的两扇百叶窗,没过两天,他的皮肤就晒成了褐色。他应该还有其他所爱,或许更别致、更灵动、更细腻,但光线于他而言是熨帖的、精确的、严谨的,如同宗教之于他的祖先。光线不会骗人,它会说出事物的真相。他敢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朗格多克阳光下的此处更让他如鱼得水。

夏潘帝雅夫人和她的孩子们(雷诺阿)

父亲最终妥协了,弗雷德里克可以放弃医学,全身心地追求绘画事业。父亲毕业于国立农学院,祖先都是有口皆碑的手艺人,在他眼中,弗雷德里克前途未卜,但才华有目共睹,他欣赏儿子的勤勉和执着。儿子继承了他的血脉,从儿子身上能看到旺盛的生命力,如同长在石头地里的葡萄树。树根必须深入粗砺的泥土,寻找水源和养分,这样结出的葡萄颗颗都是精华——健康、浓郁,酿造出的葡萄酒拥有令人惊艳的复杂口感,果香甚至能盖过酒香。幼子初试身手,媒体就对他的画作一番赞扬,加斯东·巴齐耶不用看这些也知道儿子是个有天分、有前途的艺术家。完成于1867年夏天的《家庭聚会》得到了画上所有人——父母亲、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和表亲的喜爱。画家捕捉到了每个人的神韵,因为这些都是他从孩提时代就爱着的亲友。就像家乡那些熟悉的草木,亲人的关爱伴随他成长,并且在这幅浑然天成的画作中铺展蔓延。

马尔利港口的洪水(西斯莱)

加斯东·巴齐耶侧坐画布中央,衣着老派,瘦长的脸冷峻严肃,但他是最生动的。只有他的双眼没有看向画家,就好像儿子在表达爱意之际也在刻意逃避父亲的目光。弗雷德里克细致描绘出了父亲的脸、上身和双腿,他看向田野、葡萄园,那是他的心血,这片肥沃的土地在他井井有条的管理之下滋养并确保了家族和家乡的未来。土地烙上了他所思所想的印记,承载了他长久以来的记忆。

对宗教的虔敬和对家族的责任也经由画作体现出来,这是画家刻意而为,显然讨得了加斯东·巴齐耶的欢心。不过,比起画中的人物形象,那棵栗树更是击中了他的心,茂盛的枝干为大家带来树荫和凉爽,是他在弗雷德里克出生那年亲手种下的,还算是棵小树呢!他还中意那棵雪松,枝干探向远方,融入青色的天空。这两棵树画得心思巧妙,它们连接起了土地和天空,低声颂扬自然的善意、自然和人类的友谊。上帝就在那里。

家庭聚会(弗雷德里克)

加斯东·巴齐耶在蒙彼利埃的公寓中吃完丧礼的晚饭,返回梅里克的房子,想再看一看挂在客厅墙上的《家庭聚会》。羞怯的大男孩低调地出现在了画布最左侧,叔叔欧仁抽着雪茄站在他前面。一米八四的侄子至少比叔叔高过了一个头。那是他:浅褐色的胡子,宽阔的脑门,犹疑的脸部线条几乎模糊了,更加反衬出灼热的目光。画作完成已有三年,弗雷德里克是唯一的缺席者。然而,正是他将这一切,将男男女女和树木联结起来,定格在某个瞬间,就像保存在琥珀中的动物印记和蕨类植物。色彩鲜明的画布上,情感的轨迹会延续下去,即使所有人都不在了。还有花园、精心打理得如同花园的田野,加斯东·巴齐耶毕生的心血都凝结在了战死的儿子的作品中。他为画盖上罩布,关好客厅的百叶窗,锁上门。夏天之前他不会再回来了。想到明年的夏天没有了弗雷德里克,想到这是没有他的第一个夏天,似乎有根针扎进了心脏。他刚刚惦记起了妻子。

1870年的夏季是他和弗雷德里克在葡萄园度过的最后时光,堪称灾难。7月19日,那个腐朽自大的政权对普鲁士宣战,希冀用青年人的血换得返老还童,却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噩耗很快传来。法军在阿尔萨斯、洛林、维桑堡、沃埃尔、福尔巴克出师不利,普鲁士军队进犯法国,长驱直入巴黎。这促使弗雷德里克——温柔又爱做梦的弗雷德里克——决定投笔从戎。他也觉得这场战争愚蠢之极,同样愚蠢的还有这苟延残喘的政权、野心勃勃还眷恋着帝国辉煌的将军们。战败和入侵改变了一切。法国受伤了,他的故土在受苦受难,他有必须履行的义务。

8月10日,弗罗埃斯克维莱失守四天后,来到蒙彼利埃征兵办,同意在战争期间加入佐阿夫第三团。母亲哀求儿子不要参军,在她口中这就是一种疯狂,但无济于事,他什么都不想知道。父亲没有真正反对过。他的行为举止要符合他的地位和年龄,但父亲建议儿子可以加入护理队,因为他学过医;可既然他执意参战,那也可以成为骑兵或炮兵,或加入技术部队,他在那里能更好地发挥才能。加斯东·巴齐耶指望着等新兵接受完训练,一纸停战协议能终结战争,这样既保全了儿子的性命也维护了他的声誉。没有用,弗雷德里克坚持加入佐阿夫团,他要手握长枪尽快奔赴前线。

8月20日,他来到阿尔及利亚——部队驻地。头顶非洲的烈日,他学会了军人这份职业的入门技能,五周后返回蒙彼利埃。部队将在那里整装待发,开赴冬季战场。两周前成立的共和国政府仓皇凑出一支军队,想要支援和解放巴黎。他可以再见见双亲,最后品味一次梅里克秋季的韵味。佐阿夫团的军服与众不同:蓬蓬的短裤、肋形胸饰的背心、饰有绒球的小圆帽、大量使用红蓝两色的面料。在梅里克葡萄园的露台上,这一身装扮在男士的黑衣和女士鲜嫩的裙装之间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蒙彼利埃城里,他步履坚定地分开人流,戴上别致帽子的脑袋在南部民众中鹤立鸡群。人们议论纷纷:“看见了吧,那是巴齐耶的儿子,搞画画的,他跑去巴黎学医没成,做父亲的可失望了。现在怎么说!”过去的弗雷德里克蜕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脸庞和过完夏天的农夫一样晒成了古铜色,充满东方情调的圆帽缀了小绒球,随着青年的步伐微微摆动。清瘦的脸颊,棱角分明,赋予了他坚毅甚至凶悍的神情,可见到熟人时露出的笑容又让他显得铁汉柔情。人们对他又爱又怜,怜惜他、他的双亲、法国,还有这个时代。

巴黎被围,炮火纷飞,居民在忍饥挨饿,这突如其来的爱国热情搅动了整个国家,带来了骚动和激情。局势堪忧。接受了新兵速成培训的战士回家讲述了兵营糟糕的环境,还有歪瓜裂枣的战友——大多数人都是惯犯、坏小子——家人听了忧心忡忡。父亲打算动用人脉将他调往其他部队,但弗雷德里克宣称要和战友共同进退。他还表示,在这些可怜可恨的家伙中间,也有人意志坚强,比起躲在家中等待事态发展的有钱人,他们好多了。没人提议在他出发前去次照相馆,或许是忌讳吧!可这终将成为一个遗憾。

在梅里克度过的假期,那是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崭新的清晨如同掉落在露台上的新鲜栗子。它们挣脱了壳斗,连同叶子落到地上,光洁的外表宛如珠宝,熠熠生辉,搅动了画家内心的波澜。他尝试画下这些栗子,想象了所需的色彩,还有坚实的白色笔触。肯定很难做到。莫奈知道秘诀。弗雷德里克细细端详掌心的金棕色小球,在指尖来回滚动。完美无缺的果实,讨喜的外观,柔滑的触感,可到了圣诞节就变得又黑又干,来年会化为尘土,又结出新的果实。

周六晚上,弗雷德里克从兵营回到家中,袖子上的臂章金灿灿的。他晋升为中士了。10月的炉火烧的是葡萄藤和栗木,站在壁炉前,臂章在上衣海蓝色的映衬下绚烂得如同火焰。战友亲切地把这位高个子唤作“巴佐什”,穿上军装的他令人肃然起敬。若是莫奈或雷诺阿看见了,准会让他当模特。莫奈就为他的表兄弟做过,在非洲轻骑兵军团服役的他当时正好在勒阿弗尔休假。莫奈一直随身带着这幅小画,巴齐耶记得。他也画过穿军装的亲戚,那是嫂嫂的兄弟,阿尔丰斯·蒂斯埃,一名重骑兵。8月,他所在的兵团在雷克索方,在阿尔萨斯的啤酒花田中发起进攻。他现今如何?弗雷德里克觉得自己无坚不摧,是有价值的。理性碰上这份信念不堪一击,在他眼中,信念和阿尔丰斯·蒂斯埃的盔甲一样有用。

回到卧室,弗雷德里克拉掉画上的盖布,8月离家前,他为没完成的画作盖上了罩布。《路得和波阿斯》是为雨果的诗歌配的插图,充满张力、出人意表的画面令大作家爱不释手。老人打盹的雪松惟妙惟肖,原型就是露台前的那棵。画面的其余部分还需润色。去年夏天,他身在法国向往的东方景致,在去过阿尔及利亚之后就不一样了。假如战争会在他投入战斗之前结束,那参军的经历至少有点作用:让这幅画作更加真实。他要重现阿尔及利亚乡间夜色的线条和色彩,斯基克达的夜空就差不多,每日的持枪操练结束后,他会漫步在乡野,而其他人则去喝咖啡或者逛窑子。这幅画参考了塞文山,又借鉴了弗罗芒坦和德拉克洛瓦笔下的沙漠。他画了水,就在那边,大量的水,还有成片的麦田,新月当空。他设想了油画背景需要做的修改,颜料的挑选,色彩的混合。他要使用大量的白色,而描绘朗格多克的景色则偏爱灰色。待到战争结束,他会继续的。罩布下面,这幅伟大的草图在等着他。

路得和波阿斯(弗雷德里克)

备战间隙,不在军营的时候,弗雷德里克享受自由时光,漫步在梅里克葡萄园周围的小径上。他又去了孩提时代常去的地方,那记忆层层叠叠的累积如同密不透风的石墙。夜晚降临,渐渐逼近葡萄园,他看见蒙彼利埃的灯火渐次点亮。眺望更远处,在池塘和大海的那边,他的目光流连于灯塔散发的光亮、落日的余晖还有初升月亮的银光。他沿着两边种植了法国梧桐的小径向上攀爬,最后,眼前出现了别墅的窗户,一个人影落在了厨房的灯光中。他在楼梯平台上擦干净高帮鞋,把小圆帽还有红蓝两色的斗篷挂上衣帽架,走到客厅角落,在母亲边上落座。他等待着晚餐开饭,耳边传来家人熙熙攘攘的喧闹声。他暗下承诺,以后要把这一切画下来。就像是一个洞穴,投射出黄铜色的光晕,而四周一片漆黑。

弗雷德里克在此期间收到了巴黎朋友的音讯,年轻画家们因为战争流落各地。加入重骑兵团的雷诺阿被派到波尔多训练战马。雷诺阿在应征入伍前还写信给弗雷德里克,让这位朋友别做参军的傻事。他在信里把弗雷德里克称作“天真汉”和“大老粗”。收信人看得直乐呵,弗雷德里克理解好友的热情还有生硬的柔情,似乎能听见雷诺阿劝解的话语。现在,雷诺阿也成了军人,还是骑兵呢。库尔贝、德加和马奈加入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莫奈离开诺曼底,前往英国,想要逃避兵役。至于塞尚,这人一向神神秘秘、冷冷淡淡的,没人知道他的确切消息。他应该也是躲了起来,可能是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家里,距离蒙彼利埃并不远。还有西斯莱,他本是英国公民,能置身事外,他为自己的法国同学难过,也为法国伤心,他对于法国的爱至少和对祖国的相当,这份热爱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法国女人。

得知莫奈流亡在外,弗雷德里克并不感到惊讶。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挠他画画,这个固执的家伙,色彩的疯子,骄傲、执着,坚信自己的双手还有命运。战争、他人的意见都不能阻挠他。弗雷德里克想象着他的朋友坐在泰晤士河边,在画布上面尽力复原出伦敦那不见天日、重重迷雾下的昏暗的波光。他或许从来没用过这么多的灰色颜料,这是英伦灰。弗雷德里克寻思着他是否会带上妻子卡米耶,还有教子小让,孩子今年有三岁了吧。在英国要如何生活呢?纷乱的战火在制造荒诞和悖论。

舞蹈课(德加)

这群年轻画家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抛弃了学院派教习的束缚,抛弃了细腻、昏暗的乡间景色,不愿成为历史和神话题材的绘画机器。这个团体中只有莫奈参过军。那年他二十岁,在阿尔及利亚的骑兵部队服役了两年。那里的天气还有饮食让结实强壮的他也叫苦连天,他天生的诺曼底胃实在无法适应当地食物。一场来势汹汹的伤寒最终迫使他离开了军队。军营的艰苦生涯虽然不长,却在莫奈温柔的脾性中注入了罕有的镇定和耐力。弗雷德里克犹记得朋友的勇气和坚持,那是在临近巴比尔宗的夏耶,他们在枫丹白露森林里作画,莫奈为了保护一群孩子,被正在训练掷铁饼的英国学生误伤了。铁饼在腿上划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弗雷德里克立马给予悉心照料。他惊讶于莫奈的忍痛能力,这一方面是因为莫奈身强体健,另一方面也是高傲在作祟。被砸得晕头转向的莫奈鲜血淋漓,他也想把英国学生打趴在地上。这位退役骑兵性格中铁汉的一面促使他成了这群年轻艺术家的领袖。1860年,莫奈在勒阿弗尔市政厅抽中服兵役的签,父亲奉劝他放弃:“我出钱找人替你服兵役,既然你一心想当个画家,不要只在心里想想,找个好老师,然后考进美术学校。要不然,你就待在勒阿弗尔接手我的香料生意。”执拗而孤僻的儿子选择了拒绝,他不愿忍受学院派的教条和约束。为了和父亲作对,他还提前应征入伍,选择去了更远的驻扎地,成了非洲轻骑兵一团的一员。他现在和家人远隔重洋,用七年兵役让父亲碰了壁,资产阶级循规蹈矩的生活固然舒适安稳,但他宁愿面对海外执行任务可能带来的风险。至少,他想到,非洲的天空是画家的天空。他会变得更强,就像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

勒阿弗尔的旧外港(莫奈)

勒阿弗尔码头(莫奈)

弗雷德里克在他选择加入佐阿夫团时想起了这一切。他做了和莫奈一样的事,他要去非洲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还要丰富自己的眼界。在巴黎灰蒙蒙的四壁间,莫奈常常和他还有雷诺阿提起非洲大地上那无与伦比的耀眼光线。他是个追求轰轰烈烈的青年,同样也是爱国青年和画家,这三重身份都会做出同一个选择。如同先前的莫奈,现在的他要代替莫奈前往非洲。这一次,是他,是弗雷德里克·巴齐耶这个替代者将要离开父辈的庇护、海边、石灰质土地,套上红色灯笼裤和白色护腿套、腰间围上羊毛腰带、穿上蓝色外套、戴上茜红色的圆帽,奔赴战场。

巴齐耶中士和他的部队在10月底被派往法国东北部。部队沿罗讷河河谷而上,接着取道索恩河河谷,行军至贝藏松。他们在弗朗什-孔泰停留了一个月,在当地来回扫荡,没有碰上敌军。之后,巴赞元帅投降,围困在梅斯的五万士兵被擒,10月27日,敌军包围巴黎,想要一举夺下首都,尽快结束战斗。诸圣瞻礼节过后数天,佐阿夫三团急行奔赴勃艮第南部,共和国政权觉得剩余的兵力相当可观,要在那里集结起打散的兵力。沙尼镇边上,成百上千的帐篷散布在索恩河畔沙隆以北的平原和高原上。载满了士兵的列车从东、南、西各方向汇聚到此处的铁路枢纽站。运来的部队没有大炮,没有战马,没有武器,帝国早在倒霉的夏季战役中就把家底糟蹋得所剩无几,根本来不及补给装备。弗雷德里克所在的佐阿夫军团人员齐整,还配备了鼓手和短笛手,士兵四人一行,由军官和士官分别打头阵和压队,弗雷德里克感觉自己就像是共和2年的老兵,誓要把敌人赶出法国。他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斗,他和所在的部队登上列车,连夜穿过莫尔万高原,沿卢瓦尔河行驶,11月20日到达了济安火车站。他的生命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驻扎在卢瓦尔河畔的共和国军队将领利用拿破仑三世一手缔建的铁路网络,仅仅三天时间就在加蒂奈地区集结起十万大军,准备向北部的巴黎进军。普鲁士军队也在该地区集中了几个师的兵力,但现在为了避开法国军队的进攻,退避到巴黎公路沿线的村镇内,坚守阵地。巡逻小分队和零星的小规模冲突已让敌我双方知道了对方的确切位置。两军就等着一声令下,投入战斗。

弗雷德里克生平第一次感到初生牛犊不怕虎。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在这种情绪的刺激下变得更加鲜活。身处乱哄哄的军队,他看到了成批的战士在衣衫褴褛之下爆发出原始的力量。勃艮第的农民、铁路工人和炼钢工人,老人和妇女,都在鼓舞他们,给他们送去自家菜地里的蔬菜、自己过冬储备的蔬菜,有韭菜、白菜、土豆,还有鸡蛋和红酒。每天都有少年和老人自告奋勇,要求参军。敌人的侵略行径搅动了人们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怀,那些最朴实的人,他们不会算计,也几乎一无所有,却是最早行动起来表明自己爱国之情的人。人们从谷仓里面找出蹩脚的步枪,还有锈迹斑斑的马刀,这些都是拿破仑时代的遗物了。风烛残年的身躯又焕发出年富力强的生机,几乎洋溢着喜气。鉴于弗雷德里克的上司是名骁勇的职业军人,他对战争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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