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对于这样一种习见的文学现象，却是历来毁多誉少。比如宋人严羽就说：“和韵最害人诗。”明王世贞则说：“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清人袁枚也说：“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不过，倒是唱和者自己并不以为然。如白居易就自称其诗中“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当然不应忽视诗人自己的意见。

在现当代学者中，较早对唱和诗给予关注的，是日本学者安藤孝行、花房英树和前川幸雄诸先生，然他们对唱和诗既多以游戏视之，便不能充分认识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意义；而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逐渐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往往有些很有见地的论述，但又多是就一些具体的唱和作品来进行讨论，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来看待。

本书的研究，拟将综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就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与特点，唱和诗词的总体评价以及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唱和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等宏观性课题，以及韩愈和孟郊的联句、元稹和白居易的唱和诗、苏轼的《和陶诗》和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和清真词》等唱和诗词的比较重要的个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我们的看法是，唱和与唱和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值得深入研究。诗词唱和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交往的形式之一，对文学创作的提高、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唱和诗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取得过很高的成就，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定的地位。

1. [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93。
2.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页962。
3. [清]袁枚撰、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3。
4.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与刘苏州书》，中华书局，1979年，页1445。
5.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十五《偶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713。
6. [日]安藤孝行有《唐诗唱和》、《唱和的游戏》等文(参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页10)，前川幸雄有《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马歌东译，译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7. 如阴法鲁先生《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唱和形式》(文载《词刊》1980年第1、2两期。此文从音乐唱和的角度分析了一些古代诗歌作品，颇富启发意义)、张志烈先生《苏王唱和管窥》(文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5年。是文对王安石与苏轼唱和的几首雪诗作了细致的讨论，并由此入手对苏、王的交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卞孝萱先生《元白次韵诗新探》(文载《汉唐文史漫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是文认为，唐代次韵诗是元稹所始创，也是元稹所擅长的。在次韵方面，元稹优于白居易)、赵以武先生《唱和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是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为魏晋南北朝唱和诗。书中对魏晋南北朝唱和诗的类型、特点和成就，进行了具体的讨论)、莫砺锋先生《论苏轼苏辙的唱和诗》(文载《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文章对苏氏兄弟诗歌唱和的异同作了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