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 - 总论

总论

第一章　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和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与唱和诗词源远流长、成就显著。本章拟对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及特点，作一初步研究。

在进入论题之前，我们先应明确，何谓唱和与唱和诗词？

《说文解字》释唱和二字，曰：“唱，导也，从口，昌声。尺亮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户戈切。”“和”字初不读去声。《玉篇》卷五《口部》说：“和，又胡过切。《易》曰：‘其子和之。’”则以去声注之。又，《礼记·乐记》有曰：“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孔颖达疏：“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是古人多以“倡”代“唱”。唱和当然首先是一个音乐概念，然据此我们却可以判断，所谓唱和，就是以诗词为形式进行的引发、应和，称为诗词唱和；原唱与因原唱诱导、触发而创作的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其构成相互照应关系的诗词，称为唱和诗词。

一、唱和诗词的起源和发展

唱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的劳动。《淮南子·道应篇》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呼’，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春秋时期，管子为了快点逃离鲁国，跟拉车人说：“‘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鲁迅先生指出，原始人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显然，原始人劳动中的前呼后应，便可作为唱和的起源；假如把他们的这种劳动号子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唱和诗词的最原始形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的进步，朴素的劳动号子也带着亦诗亦乐的色彩，逐渐提高起来。比如，舜将禅禹，于“时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田间劳作，青年男女此唱彼和：“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孔子时常“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沈约在《宋书·乐志》中也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至于宋玉所讲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故事，霸王别姬时的悲歌唱和，也都是古人生活中唱和的例子。

不过，这些诗乐合流的唱和，“和”往往有声无辞，或不是自作辞，而是随唱以和，同然一辞。属于唱和而各自为辞的，是相传为舜与皋陶的赓歌。宋人朱胜非《绀珠集》引黄鉴《谈苑》说：“唱和联句之起，其来久矣，自舜作歌，皋陶赓载。”这是不错的。

唱和诗词的起源，虽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但真正以诗歌形式唱和的作品，则是到东晋才出现的，至唐而逐渐走向繁荣，宋代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唱和之势依旧不衰。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唱和诗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汉魏西晋，二是东晋南北朝。前一时期是从先秦歌曲唱和到东晋唱和诗正式出现的过渡期，代表作品有可作为唱和诗早期形式的赠答诗和公宴诗。后一时期是唱和诗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时期，代表作是陶渊明为首的“浔阳三隐”以及南北朝君王臣僚的唱和诗。

歌曲赠答，先秦时期民间已有之。较早的文人赠答诗，是古诗中所谓苏武、李陵离别的赠答之作。魏晋时期更有大量内容充实、成就很高的赠答诗涌现出来。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收赠答诗四卷，即多有佳作。突出的例子，是被刘勰称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歌中的赠答之作。如王粲《赠孙文始》、《赠文叔良》，刘桢《赠从弟三首》，曹植《赠王粲》、《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司马彪《赠山涛》，嵇康《赠兄秀才从军》等。其中既有表现建功立业的理想的赠答之作，也有抒发感时伤逝、有志难骋，以及不满统治者内部黑暗和相互倾轧的怨愤的诗作。其后，刘琨、卢谌的赠答诗抒写英雄末路的悲慨，“雅壮而多风”，亦深可称道。

建安时期又有表现夫妇、兄弟、朋友之情的所谓“怊怅切情”、刚健清新的赠答之作。像秦嘉的《赠妇诗》，抒写出一种不及告别、仓促登程时的歉疚、伤感和眷念，而徐淑的答诗更表现出恨无羽翼相随的幽怨之思。陆机、陆云兄弟的赠答诗，在在都流露出“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的手足亲情。王粲的《赠蔡子笃》、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等，叙昔日欢宴，写离别相思，又反映出深挚的友情。

就赠答诗来看，赠方在创作之先便有明确的赠与对象，酬答者则是因赠而答。赠方的创作，多是有为而作、有感而作，酬答者则要针对赠诗的内容，作相应的抒写。比如西晋张华与何劭的诗歌赠答。二人在晋武帝、惠帝时同朝为官，何劭赠诗张华，劝其及时引退，虽然他未必已察觉到将要发生的社会动乱，但他“优游自足，不贪权势”的生活态度，却可以远害避祸。张华答诗认可何劭的看法，并解释说：“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表示要“从容养馀日，取乐于桑榆”。这与何劭的赠诗都是密切照应和一致的。当然，作诗是作诗，张华后来并未及时引退，终为赵王伦所杀。

至于公宴诗，是宴席上为娱乐宾主而唱的赞美诗，内容多为歌舞升平、称美功业、劝酒祝寿之类，虽曹植、刘桢等有作，也并不见佳。其特点较为明显，它属于应令而作，且数人同题，不分先后。

从赠答诗和公宴诗的特点看，如一赠一答的形式，赠诗有明确对象，答诗针对赠诗内容构思，应对性强，以及宴会上的应令同题共作等，都已经跟唱和诗很接近了。所以，我们把这两类诗看作唱和诗出现以前的前奏和序幕，看作唱和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看作唱和诗发展史上颇富光彩的第一页(主要指赠答诗)。

当然，严格地说，赠答诗还不等于唱和诗(二者的区别，下文将谈到)。真正的唱和诗始见于东晋陶渊明、刘程之、释慧远等人的诗作中，但并不多。较好的是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写村居夏景和琴书娱性的闲情逸趣，真淳自然。

此外，更多的流传到今天的唱和诗，是南北朝君王与臣僚之间的唱和之作。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较窄，内容基本集中在宴饮、出游、咏物、怀古等方面，有些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如梁简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等。不过，这一时期唱和诗的发展迅速，作品很多，可取的作品还是有不少。如竟陵王萧子良、谢朓、沈约、柳恽等人唱和的《过刘墓下诗》，谢朓《和刘中书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矶》，何逊《春夕早泊和刘咨议落日望水》，庾信《奉和赵王隐士诗》、《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以及王褒、梁元帝、庾信等人唱和的《燕歌行》等等，或发思古人之幽情而能深切感人，或写景纪游而以清新流丽见长，或抒去国离乡的眷念悲切之情，或为“妙尽塞北苦寒之状”的“凄切之辞”，都有可取。

从唱和诗的发展上看，这一时期的唱和诗还处在初创与逐渐扩展的阶段。其特点表现为：原唱与和作之间创作动因上的非自觉唱和，题材、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大致相同或相近，构思过程中的既相照应，又可各抒情意，各写所得所见，少受拘束。如梁简文帝萧纲首唱，庾肩吾、庾信和徐陵奉和的四首《山池》诗，即是例子。

日暮芙蓉水，聊登鸣鹤舟。飞舻饰羽毦，长幔覆缇。停舆依柳息，住盖影空留。古树横临沼，新藤上挂楼。鱼游向暗集，戏鸟逗楂流。

——萧纲《山池》

画舸图仙兽，飞艎挂采斿。榜人事金桨，钓女饰银钩。细萍时带檝，低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晩，蝉咽觉山秋。

——徐陵《山池应令》

阆苑秋光暮，金塘收潦清。荷低芝盖出，浪涌燕舟轻。逆湍流棹唱，带谷聚笳声。野竹交临浦，山桐迥出城。水逐云峰暗，寒随殿影生。

——庾肩吾《山池应令》

乐官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

——庾信《奉和山池》

萧纲原作记乘车出游，驻辇登舟，描绘舟行所见之景：古树新藤，鱼戏鸟飞。悠游自得，妍丽工整。徐陵所和随着原作写船写人，写细萍、啼猿，纪游与写景交替，风格华丽，与原作相同的成分也更多，更多地带有早期唱和诗板滞和较少变化的特点。庾肩吾和作以舟行所见之景为主，诗境较开阔，风格宏丽。庾信的和作较为灵活，前四句纪游，照应原作，后四句写景细致工巧之外，又不乏宏阔浑成，手法上多用对偶，声韵谐婉，风格清丽。可见庾信早期诗作的另一面。这四首诗或称“山池应令”，或作“奉和山池”，同纪夏末秋初日暮登舟的一次游幸，同写一时所见，同用讲究词藻、对偶、声韵的新体诗，构思也相同，半纪游半写景，风格上比较接近，尤其是前三首写得工巧艳丽，所不同者，只是诗意表达上的孰轻孰重。

可见，唐代以前的唱和诗，虽然成就并不显著，但其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却已经形成，这就为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至于唐宋以后，唱和之风依然盛行，作品更多，但正如元明清各代诗歌的总成就逊于唐宋诗词一样，唱和诗词的总绩也不能与唐宋唱和诗词相比。

二、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与繁荣

这里，我们要着重考察一下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等问题。

首先，唐宋两代唱和的作家作品甚多。不管是君王臣僚、文人学士，还是僧道隐逸、歌妓才女，都有唱和；不仅有一时唱和，而且更有长期不断的唱和；不仅唱和总集大量出现，而且别集中唱和诗的数量，已有超过自作之诗数量的情况(如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中存诗六百二十首左右，唱和诗就多达三百四十多首，皮日休的唱和诗更数倍于其他诗)。

其次，唱和的时间和空间都打破了。同居共处易于唱和，异居别处也可以唱和；朝堂秘阁之上有唱和，江湖山野之中也有唱和；同时代的人有唱和，不同时代的人也能构成唱和。

再次，唱和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常见的是两三位诗人唱和，但又有数人、数十人的同时唱和；可以一题一次性唱和，也可数题、数次反复唱和；可以和某人一首诗，也可以遍和其集中诗词；可与他人唱和，也可自我唱和。

又次，唱和作品本身的形式，也丰富多彩。有唱和的诗词，也有唱和辞赋(如欧阳修和刘敞的《病暑赋》，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辞》、《和子瞻沉香山子赋》)；有五七言近体、古体唱和诗，也有杂体、联句诗；有不和韵的唱和诗词，更有用韵、依韵、次韵的唱和诗词。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唐宋唱和诗词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愈益高妙，相当多的唱和诗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突出成就。

下面，我们且列一唐宋唱和诗词总集要览表，以窥其当时盛况。

续表

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唱和诗词与诗歌总体发展的关系看，它们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就其一般形式讲，唱和诗词与其他诗歌并无二致。所以，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始终与整个诗歌的发展繁荣同步。这是一条很简单明显但又非常重要的规律。我们不能想象，当人们连五言诗也做不好的时候，能够写出什么好的唱和作品。因而，当整个唐宋诗词空前繁荣的时候，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唱和诗词也发展繁荣起来，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此其一。

但总体又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唱和诗词这个“部分”的性质，也不会与诗歌总体的性质完全等同。因此，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必定还有其更为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历代君王的提倡。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历代君王对文学的爱好，尤其是对唱和诗的爱好、提倡，以致身体力行，不但直接导致大量奉和、应制诗的产生，而且流风所及，遍布士林，有力地推动了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

建安时期，曹丕与诸文士“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真可谓风流之极。而这种邺下风流的产物之一，就是大量赠答诗的涌现。六朝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梁武帝每所临会，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其结果之一也是奉和应制诗的剧增。入唐，“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稍后，唐玄宗与张说、张九龄等唱和，德宗、文宗、宣宗与臣下唱和，也相当多。至宋，君臣唱和有增无减。除了边防吃紧的时候以外，宋太宗及其以下的几位皇帝，总少不了与大臣赏花钓鱼，诗酒唱和。宋太宗还喜欢押险韵，难为得大家只好上表乞求免和。即使南宋朝廷到了不得不偏安一隅的地步，也还是不断地让臣下作了应制词送上去。真是国家不亡，唱和不止。

君臣唱和之作本身的价值如何，这里先不说，但可以肯定，它确是推动了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所谓“一闻天乐唱，恭逐万人和”，虽是夸饰，可也并非无据。明显的例子，是被胡震亨称为“其诗亦应教之绪篇”的一方府主与臣僚的唱和，这正是君臣唱和的扩大化。如开元初张说在岳州与赵冬曦、尹懋等文士的唱和，天宝初北海太守李邕与李白、杜甫、高适等人的唱和。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春，河南尹李珏邀裴度、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修褉于洛水，以为“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宋仁宗天圣末年，西昆派主将钱惟演留守西京，与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时相游乐，唱酬不绝。宋孝宗淳熙初年，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与府中参议官陆游多有唱和。如此上行下效，唱和之风何得不盛？如此诗坛巨子往返酬唱，唱和诗词岂能不发展繁荣？此其二。

其三，文人才士在社会生活中交往的日益广泛、频繁，是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又一重要原因。

本来，“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唐宋两代又恰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诗歌作用不断提高的时代，那文人之间的交往，也就少不了诗文唱和，少不了诗歌的交流。

在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招揽人才，为文人交往从而也为诗歌唱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建安时代，曹氏父子将大批文人悉集邺下，并反对文人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曾促进过文人的交往，产生了许多赠答诗。唐代，太宗开文学馆，中宗办修文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都集中了大批文士。这不仅使君臣唱和诗增多了，而且这种交往的产物之一就是唱和诗。

另外，士人们都想做一番事业，或应考进士，或干谒求通，很容易走到一起来。于是彼此交往之中，唱和便大为增加。如唐玄宗开元中，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等“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联唱迭和，名动一时”。又如元稹、白居易应制科考试前，在长安与李绅等多有交往，每有唱和。所谓“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从中可以想见诸人相互切磋、诗酒唱和的情景。再如，从刘禹锡在送别王建的诗中所说的：“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也可知文人交往既多，唱和诗便必不可少。

在日常生活中，唐宋以来师友交往的广泛化，也促进了唱和诗词的繁荣。因为这种交往的内容之一就是诗歌唱和、文字切磋，典型的例子是苏轼与黄庭坚等门下学士的交往唱和。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改官吉州太和县，自开封乘船南下经过高邮，时秦观应试不中家居，两人因得以欢会数日。别后黄有诗书寄秦，秦观回信说：

昨扬州所寄书中，得《次韵莘老斗野亭诗》，殊妙绝。……比又得真州所寄书及手写乐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讽味久之，窃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后公十数日遂过此，南如晋陵，为留两日，《斗野亭诗》、《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诗皆和了。今录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诗》并某所属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韵斗野亭》，《(次韵)黄子理忆梅花诗》，凡四首，亦随以呈，聊发一笑耳。由此可见文人交往对唱和诗词创作和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文人们宴饮、游乐之时，写下的唱和诗词就更多。刘禹锡所谓“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是一点不假的。如胡震亨曾指出：“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宴群公于宅，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并吟流之佳赏，承平之盛事。”“肃代而后，勋绩富贵称郭令公；元和以来，裴令公尤为烜赫。……钱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诗出入其(指郭子仪子暧)门。每宴集赋诗，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裴居守洛郡，筑园，名绿野堂，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宴联句，缠绵既奢，笺霞犹丽。”其实文人们这种诗酒唱和与交往活动，举不胜举，可见此种场合唱和诗之不可无。

当然，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不止于此，但其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却离不开上述几点。

三、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性质与特点

唱和与唱和诗词具备哪些性质和特点呢？

综观东晋以来的诗词唱和，不管是同时同地的唱和，还是异时异地的唱和；不管是君臣之际的唱和，还是山野之人的唱和，几乎无例外地是在同一题目下作文章。显然，唱和的性质就是同题共作。如最早标明唱和字样的东晋刘程之、王乔之、张野与释慧远的唱和诗，即是如此。慧远先作一首，题作《庐山东林杂诗》，写其山游即目和超世远俗的怡然自乐以及领悟佛理的旨趣。于是几位佛教徒也各作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题材、体裁、主题、构思、手法、语言及全诗的风格，几乎都相同。又如白居易有《燕子楼三首》七绝，次韵和张仲素的《燕子楼三首》，都咏关盼盼事。其诗《序》曰：“予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再如很多和诗的题目之上要冠以“同”字，都告诉人们，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至于唱和诗词中的联句，更不折不扣地属于同题共作。

如果我们对唱和性质的上述判断大致不差的话，那么唱和诗词的基本特点也就可以确定为：

题材相同。如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云：“因君讥史氏，我亦能具陈。”

体裁相同。如白居易和张仲素《燕子楼三首》，皆七绝。

思想感情接近。如白居易《酬集贤刘郎中对月见寄兼怀元浙东》云：“眇然三处心，相去各千里。”说彼此相思相念之情相同。

内容相互照应。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一首诗，题作《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与原唱内容正相合。

用韵多相同。如有用韵、依韵、次韵，都表示韵脚使用上的相同，只是相同的程度有别。

风格趋近。如元稹《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云“律吕同声我尔身，文章君是一伶伦”，元白唱和诗的风格尤为接近。

总之，唱和诗词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彼此间的“同”。但是，如果仅仅是同的话，也许唱和诗词的价值就大为减低了。事实是和作与原唱往往同中有异，既同又异，有时异的成分更多，唱和诗词正是在这种同异并存、交叉、融合的关系上构成的统一体。其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人人都可同题共作，但人与人却各不相同，不论是其社会政治地位、生活处境、情感体验，还是文学修养、性格才干、审美爱好以及习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等等，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那么，表现在彼此的唱和作品上，也势必不能完全等同，从而使唱和诗词在“同”的基本特点之上，又往往显示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在“同”的基调上，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异彩。

唱和诗词的这种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题材相同，但题材去取的角度和方式可不同；体裁相同，但又可增韵以加大篇幅；思想情感相近，但又各有特点和深浅轻重；诗意表达一般要彼此照应，但又可补可续可借题发挥，甚至完全不同；用韵多有始终不差者，但也有完全可以不受原韵束缚者；诗歌风格较为接近，但也时时自露本色，各有不同。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唱和诗词与联句、赠答和拟作的关系上，来进一步认识其特点。

联句诗与唱和诗词同源，它属于唱和诗词的一部分。舜与皋陶相与赓歌，既是联句又是唱和。汉柏梁台联句，群臣围绕汉武帝各述其职的粗直诗句，也可分别与武帝的诗构成唱和。晋贾充与其夫人的联句，亦近于唱和。谢朓等人更有《阻雪联句遥赠和》的名堂。宋人章樵说它既“各赋绝句，音韵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来酬答，题以联句，盖宋齐间体也”。因此，我们说联句诗是唱和诗词中的一个部类，大致没有问题。只是由于联句是两人或数人共作一诗，要特别讲究对应、赓续的一面，难度更大，约束更多，所以除了韩孟、皮陆等人的联句还有些成功之作以外(如韩孟《斗鸡联句》、《莎栅联句》，皮陆《开元寺看雨联句》等)，其他好的恐怕不多。因为难，实际意义又不大，后来便没了发展前途。不过，受联句影响，和作往往要补续原作诗意，发原唱未发之蕴，倒是很显然的，所谓“赓和”、“继和”云云即指此。

赠答诗词与唱和诗词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赠答诗词的特点是一赠一答，赠与答的对象十分明确，内容密切相关，赠答双方所处的时代相同。唱和诗词不一样。诗人们作诗，往往并非先有一个赠答对象在心里，只有和作才有明确的和作对象，而且，你不赠我也可以和，更不受什么时间空间的限制(如和古人诗)。再说，和作中同的成分也比答诗要多。但是，赠答的性质近于同题共作，而和作往往也是“因君投赠还相和”的，这样，二者有时就不易区分。受赠答诗影响，一些唱和诗中常有赠答成分，如所谓“唱酬”、“和答”、“酬和”云云，就是这个意思。谢灵运有自赠自答诗，后来有自唱自和诗，也是受其影响。

拟作本是古人用功之法，是诗人们自创风格前大都要经历的一个摹拟学习的阶段。朱熹说：“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的‘灼灼园中花’，自家也作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作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这就是拟作。受其影响，许多和古人之作明显带有学习的意味，同的成分比一般唱和之作更多，如部分《和陶诗》、方千里等人的《和清真词》等。不过拟作而次韵，又是反过来受唱和诗影响的结果。

四、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方式

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有关问题，前人论之甚多，这里亦有必要作些澄清和说明。宋人先后解释和韵问题的有刘攽、张表臣、阮阅、程大昌、严羽、赵与时等，但只有陆游讲得比较清楚。他说：“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之，而不尽同。有用韵者，谓同用此韵者。后乃有依韵者，谓如首倡之韵，然不以次也。最后始有次韵，则一皆如其韵之次。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这里，他解释了唐宋唱和诗和韵的三种情况：用韵、依韵、次韵，并指出了三者起始、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时间，不过，还应补充、修正。

和诗用韵始见于唐代宗大历年间。戴叔伦有《酬别刘九郎评事传经同泉字》，所谓“同泉字”，即唱和双方同用泉字所在的“先”韵。稍后唐德宗李适贞元四年(788)重阳日大宴群臣，诏群臣和其诗曰：“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检《全唐书》卷一百九，李泌《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正与德宗同用清字所在的“庚韵”(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君王提倡对唱和诗发展的作用)。

和诗次韵的起始可以推得较早。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古诗分韵”条指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赠诗曰：‘本为簿上蚕，今为机上丝，得茧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先谢，正次用‘丝、时’两韵。则亦以唱和为次矣。”但这个例子实属偶然。真正的次韵唱和始于大历十才子，而不是元白。如李益《赠内兄卢纶》曰：“世故中年别，馀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来对朗陵翁。”卢纶和作《酬李益端公夜宴见赠》：“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歌酒夜，相对两衰翁。”依次用“同、翁”两字。又如稍早一点的李端的《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与卢纶和作《酬李端野寺病居见寄》，两诗韵脚字依次用“深、林、心、寻”，完全符合次韵唱和的规矩。可见，次韵唱和并不始于元白，元白只不过是较早大量次韵唱和的诗人而已。并且，就现存元白诗看，元稹次韵和白居易的诗较早、较多。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元稹在江陵作《酬乐天书怀见寄》，题下自注：“此后五章，并次用本韵。”这是元白次韵唱和之始。以后元稹次韵和作越来越多，到元和十年元稹与卢拱唱和时，“其次用本韵”，已“习然也”。

和诗依韵始见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元白唱和，时间晚于次韵唱和。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是首句入韵的七律，押平声侵韵，韵脚字依次为“沉、林、心、深、阴”。元稹和诗《酬乐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玩月见寄》，也是首句入韵的七律，其韵脚依次为“深、心、沉、林、阴”，韵脚用字相同而次序不同，正合依韵唱和之式。依韵唱和的作品在唱和诗中数量很少，其难度决不下于次韵唱和。

[汉]许慎撰、[宋]徐铉增释：《说文解字》卷二上，中华书局，1963年，页32。
[南朝梁]顾野王撰、[宋]陈彭年重修：《玉篇》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224册，页4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简称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页1536。
[汉]刘安撰、[汉]高诱注、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页380—381。
[秦]吕不韦编、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十五《慎大览·顺说》，学林出版社，1984年，页906。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96。
[汉]伏胜撰、[汉]郑玄注、[清]孙之辑：《尚书大传》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8册，页6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郑风·萚兮》，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342。
[三国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2484。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页603。
按《尚书·益稷》，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则“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五，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44)不管这种赓歌的形式如何朴拙直白，已足以示后世唱和赠答之无数法门，影响甚大。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十一引黄鉴《谈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72册，页502。
[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二《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96。
《文心雕龙义证》卷十《才略》，页1821。
《文心雕龙义证》卷二《明诗》，页196。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李培南等校点：《文选》卷二十五陆云《答兄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三《何劭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999。
[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二十四[晋]张华《答何劭二首》其二、其一，页1133。
关于这一时期的赠答诗，梅家玲教授有《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可以参阅。
[晋]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页60。
[唐]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王褒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279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页1933。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五，页2531。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三，页1986。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二，页2354。
这里不包括已佚失的唱和诗词集。
[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52。
[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南朝梁]萧统：《文选》卷四十二，页1896—1897。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页1762。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13—114。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其事，中华书局，1984年，页117。
[唐]王丘：《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鼠雀谷之作》，《全唐诗》卷一百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页1136。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285。又“应教”，汉魏六朝诸王之令称“教”，应令而作诗文常称“应教”，如《文选》卷二十二[南朝梁]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白居易集》卷三十三《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奉十二韵以献。座上作》，页757。
[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三《超奇》，中华书局，1990年，页606。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五十二，页2270。
[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页10。
《白居易集》卷四十二《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序》，页923。
《白居易集》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页245。
[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八《送王司马之陕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882。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与黄鲁直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000。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相公》，页1223。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页285—286。
《白居易集》卷十五，页312。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页18。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页491。
[唐]皮日休、[唐]陆龟蒙等：《松陵集》卷一，陶湘涉园影宋本，1932年，页5。
《元稹集》卷二十二，页247。
[唐]佚名编、[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32册，页649。
《元稹集》卷二十《和乐天赠杨秘书》，页232。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页3301。
参刘攽《中山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阮阅《诗话总龟》卷六、程大昌《考古编》卷七、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赵与时《宾退录》卷九等。
[宋]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九三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3册，页46。
武后时，高正臣与陈子昂等人宴集作诗，以某字为韵，其式与唱和诗用韵已相同，尤其是高绍与郎馀令诗的韵脚已构成次韵(请参《高氏三宴诗集》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32册，页4)。但这种数十人不分先后地同题共作一诗，严格说不属唱和。
《全唐诗》卷四，唐德宗诗注引，页45。
[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52册，页42。原诗及陈留长公主代答诗，请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正觉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页124)，“簿”作“箔”，“茧”作“络”，“腾”作“胜”。
两诗分别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二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页3222、3134。又，李益是否算十才子有不同说法，但这里并不重要。
两诗分别见《全唐诗》卷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页3270、3180。
《元稹集》卷六，页63。
《元稹集》卷十二《酬卢秘书序》，页133。
《白居易集》卷十四，页275。
《元稹集》卷十七，页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