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地域因素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兴盛在小说史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明末清初是一段风云变幻、生动复杂的历史，特殊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西湖小说兴盛的外部宏观环境。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丹纳认为，“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文艺作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时代精神”，而且取决于“周围的风俗”^[2]。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繁荣作为一种令人瞩目的地域文学现象，更直接、深入地扎根于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我们从“东南形胜”称誉下杭州西湖的历史地理发展概况及其引发的梦华怀旧情结，杭州作为运河之城与交通枢纽对小说创作和流通的影响，明末清初杭州书坊的小说刊刻与杭州小说家群的创作情况，以及西湖故事的积累四个方面来讨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地域因素。

第一节 东南形胜与梦华怀旧

宋代著名词人柳永的都市风光词代表作《望海潮》赞叹杭州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在“承平气象，形容曲尽”中歌咏西湖胜景^[3]，为杭州打造了一张光彩夺目的都市文化名片^[4]。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更是自豪地宣称：“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5]“东南形胜”之誉记录了杭州西湖的昔日荣华，也与后世的失落共同催生了一种梦华怀旧情结，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昔日的荣华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兴盛首先扎根于杭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前朝经济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南宋时期的帝都文化使明末清初西湖小说津津乐道唐宋风韵与帝都盛事，洋溢着昔日浓郁的荣华气息。在笔者重点考察的111篇西湖小说作品中，叙说唐宋遗事的多达75篇，比例约占67.6%，其中取材南宋的就有51篇（另有12篇所叙时代不详，见附录一、二），占关于唐宋故事篇目的68%与全部篇目的45.9%。时人谈及杭州，无不参照昔日的帝都风貌。如明代正德三年（1508），西湖实施了南宋之后最大的一次疏浚工程，意欲“复唐宋之旧”^[6]。明清时期的西湖及杭州沐浴在帝都文化的余晖中，造成西湖小说标举“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书”^[7]。《西湖佳话》和《西湖二集》等生动展现了前人艰苦卓绝的杭州创业史，昔日的繁华与荣耀尽显其中。因此，我们在探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兴盛原因时，不能不将目光回溯到唐宋时期绽放于杭州西湖畔的盛世繁华。

杭州见于史载始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8]。“钱唐”是杭州的古称，自秦至两晋，它一直只是会稽郡或吴郡的属县。梁太清三年（549），钱唐县升为临江郡。陈祯明元年（587），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桐庐，属吴州。到了隋代，“开皇中，移州居钱唐城”，“大业三年置余杭郡”^[9]，后改名为杭州。沧海桑田，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凿通江南运河后，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关钥，终于迎来了它腾飞的契机，具备了成为大都市的优越条件。到了中唐时期，杭州遂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10]。白居易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11]《西湖佳话·白堤政迹》讲述唐德宗时期，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入城，“遂致生聚渐繁，居民日富。凋敝人情，转变作繁华境界”^[12]。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筑堤捍钱塘湖，钟泻其水，溉田千顷”^[13]，“钱塘湖”即是西湖。两位先贤的治湖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用水与农田灌溉的难题，为杭州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末五代时期，钱氏家族治杭八十余年，为杭州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14]。一些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作品，如《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西湖佳话·钱塘霸迹》等，对此高度赞扬与精彩演绎。吴越王钱镠曾两次大规模地扩建杭州城，“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15]。以十座城门之一的朝天门为例，“规石为门，上架危楼，楼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东西阅门对辟，名曰武台，夷敞可容兵士百许”^[16]。一座城门就如此雄伟壮观，整座城市的规模也可略窥一二，正所谓“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17]。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被封为吴越王，杭州一跃成为国都，“东南形胜第一州”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钱镠为了“储精气之美、人文之盛”，致力治水，发展农桑，繁荣经济，欧阳修《有美堂记》称赞道：“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8]苏轼也说：“（吴越）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19]在兵燹绵延的军阀时代与入宋鼎革之际，南唐国都金陵（今南京）“颓恒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长安（今西安）、洛阳、扬州等地也沦为战争废墟。杭州因钱氏巧于周旋，“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20]，成了天堂乐土，其繁荣富盛已非其他久经浩劫的城市所能比拟。《西湖佳话·钱塘霸迹》等小说深切缅怀钱镠对杭州的丰功伟绩云：“下仁万姓，保全土地，不遭涂炭……其功与帝王之功自一揆矣，故能生享荣名，死垂懿美于无穷。”^[21]

杭州入宋后，承吴越繁荣之余绪，继续绽放异彩。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为梅挚赴任题送别诗，称赞杭州是“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22]。宋人陶谷说杭州“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23]。曾任职杭州的苏轼说：“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24]据文献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杭州城的商税高达82173贯228文，远远超过苏州的51034贯929文^[25]，仅次于汴京（今河南开封）。

“靖康之变”后，杭州因宋室南渡而获得飞跃发展。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驾幸杭州，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称之“行都”。杭州一跃成为天子之城，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马可·波罗在南宋亡国后游历杭州，仍以“天城”相称，赞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26]。杭州在南宋的帝都繁华及元初的余绪，在“临安三志”、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还有《马可·波罗行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怀旧之作中，我们也能领略到它昔日的风采。《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拼生觅偶》宣称：“至大宋高宗南渡，建都钱塘，改名临安府，称为行在，方始人烟辏集，风俗淳美……”^[27]《西湖二集》第十一卷《寄梅花鬼闹西阁》赞道：“那时宋高宗南渡，已二十年，临安花锦世界，更自不同。且把临安繁华光景表白一回……”^[28]接下来连篇累牍铺叙杭州的“花锦世界”，自豪之情与炫耀之态溢于言表。关于南宋杭州的经济繁荣，史料笔记有大量记载。《梦粱录》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29]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杭州人口已突破百万，马可·波罗称全城有一百六十万户，恐言之过甚，但《梦粱录》说“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当合事实，它又具体描述说：“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30]据马可·波罗所记，临安当时有十二种职业，各业共有一万二千户^[31]，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仅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所属的上百个作坊。这些作坊不仅规模大，而且分工细致、制作精良。据《梦粱录》所列，临安的丝织品有绫、罗、锦、剋丝、杜缂、鹿胎等数十种之多^[32]。

宋代杭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33]，杭州在北宋时已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在南渡后更是独领风骚。时人叶梦得（1077—1148）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34]近人王国维也说：“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书板之所粹集。”^[35]据他的《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在杭州刻印。杭刻书籍精美绝伦，是宋版书中的精品。杭州是南宋的教育中心。朝廷在此设有太学、武学和宗学，合称“三学”。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舍宇壮丽，规模宏大。此外还有府学、县学、乡校、家塾、舍馆、山学、庙学、书院等，遍布杭州的大街小巷与近郊山村，“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36]，可见文风与学风之盛。这些在西湖小说中也都留有生动的印记。如《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就讲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吴秀才来杭州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因为缺乏盘缠，羞归家乡，于是开个学堂谋生，等待下一次考试。

二、后世的失落

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统帅、丞相伯颜以二十万铁骑攻陷杭州。三年后，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在广东崖山跳海殉国，南宋灭亡。盛极必衰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必然规律，帝国的落日余晖终趋暗淡消退。从元朝到清代，曾是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的杭州在各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渐衰落，表现如下：

（一）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南宋灭亡，杭州丧失了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至尊地位，甚至连“东南第一州”的称誉亦不能保。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临安府被改为杭州路，领八县一州，隶属江淮行省。至元二十一年（1284），尽管江淮行省治所自扬州迁至杭州，但又分出福建道另立行省，辖境已大为减缩。到了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66），杭州府隶属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浙江省境还不及元代江浙行省的三分之一。邻近的南京是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的首都、永乐十八年之后的陪都与清代两江总督驻地，杭州已是相形见绌（清代闽浙总督驻地是福州）。政治地位的此消彼长褪尽了杭州的帝都荣耀，随之而来的便是深深的惆怅与失落。如《情史·卫芳华》中，滕生夜泊西湖，在亡宋故宫的废墟中邂逅已化鬼魂的宫人卫芳华。她深情追忆了南宋时杭州的帝都繁华。无论是滕生眼中西湖聚景园废墟上的“颓毁”实景，还是卫芳华所唱西湖诗词中的“前朝旧事”，都饱含着“怅别馆离宫”、荣华一去不复返的无奈与痛惜^[37]，这份“繁华总随流水”的酸楚与失落沉淀在杭州的历史文化深处，成了元明清时期杭州人的集体意识与共同回忆。

（二）经济文化实力的衰退。吴越国与南宋时期，杭州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地位十分突出。到了元明清时期，不但这种比较优势逐渐失去，而且被南京、苏州等其他大城市超越，某些方面还拉开了较大差距。在明代初年，杭州的经济地位被漕运、盐运中枢扬州所超越。随着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工商业城市共有三十三个，其中南方有二十四个，江浙占十一个^[38]。此外，明代中后期倭寇骚扰与政府禁海政策对杭州的影响甚大，加上城内运河日淤日浅，塞为街衢，杭州通商互市之利与漕运交通之便大为逊色，优势地位进一步被削弱。明代成化年间，郎瑛已是如此比较苏州与杭州：“若以钱粮论之，则苏十倍于杭。”^[39]斗转星移，此消彼长，这一状况与前文所引北宋熙宁年间的商税数据形成强烈的反差。

杭州作为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轨迹亦是如此。以刻书为例，元军统帅伯颜丞相在攻陷杭州后，将典籍国册洗劫一空，许多刻工与书版也被掳掠北上。明初，朱元璋又将“西湖书院”所藏南宋国子监书版调运南京，王国维称此为“吾浙之宝藏俄空焉”^[40]。如此巨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杭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杭州的刊刻业在宋代被誉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到了明代却被贬斥为“今杭刻不足称矣”^[41]。陆深（1477—1544）甚至宣称“今杭绝无刻”^[42]，毛春翔先生也说：“有明一代，杭州刻书之业，凋敝不堪，无足称述。”^[43]此论虽存偏颇，但深切痛惜杭州的刻书少有精品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杭州刊刻业衰落的趋势。明代胡应麟（1551—1602）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44]此时苏州、南京等地取代了杭州的优势地位，应是事实。到了清代，文化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文字狱汹涌泛滥，文化繁荣的浙江就沦为重灾区，如“庄氏史案”“吕氏文选案”“齐氏游记案”等均因著书、刻书或售书招罪，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两宋时期独占鳌头、绽放异彩的杭州刻书业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地位和辉煌。

（三）兵燹与天灾的破坏。元军攻下杭州后，将南宋所藏典籍图册、礼乐重器尽数北掳，宫中被洗劫一空。时人描绘“陵庙成焦土，宫墙没野蒿”^[45]，“萧条垂柳映枯荷，金碧楼空水鸟过”^[46]，就是真实的写照。西湖遂遭废弃，“有元一代，守令治西湖者无人，湖遂废而不治，故《元史·河渠志》不及西湖……元时不事濬湖，沿边泥淤之处没为茭田荷荡，属于豪民。湖西一带葑草蔓合，侵塞湖面，如野陂然。”^[47]昔日西湖的繁华世界沦为一片废墟，以致《元史·河渠志》都忽略了西湖的存在。为了彻底摧毁宋人的民族尊严与反抗斗志，元军还在福宁殿等处修建白塔，镇压宋帝诸陵遗骨，进行强烈的政治侮辱与民族歧视。这些成了杭州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与伤痛，并映照留存在西湖小说当中，如《西湖二集》第二十六卷《会稽道中义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尽描绘与激烈控诉，“家家无不痛哭流涕，悲愤之极，不能仰视”^[48]。

元至正十九年（1355）十二月，常遇春率师进攻杭州，“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有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聊借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49]。杭州城一度成为人间地狱，惨不忍睹。明清鼎革，清军攻下杭州后，浙江民众抗清斗志高涨。清廷认为杭州乃“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50]，于是从顺治五年（1648）六月开始，在西湖等地建立旗营，强迫百姓迁徙。“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种种为害，所在时有”^[51]，驻防旗人对当地民众的压迫与剥削十分残酷。

除了鼎革战乱给杭州带来的巨大灾难，天灾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火灾一直是杭州城的噩梦。仅南宋建都期间，杭州城就至少发生二十一次大火灾，所毁多在万家以上，但以京师的政治地位与殷盛实力，灾后都能基本恢复。此后频繁的大火灾使杭州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如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四月十九日杭州的一场火灾，“总计烧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六所七披，民房计一万三千一百八间，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间，六所七披，寺观一千一百三十间，功臣祠堂九十三间。被灾人户一万七百九十七户，大小三万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以自赡者一千一十三户，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烧死人口七十四口”^[52]，第二年的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被灾者二万三千户，烧官廨民庐几尽”。据《元史·五行志》记载，从至元二十二年到至正三年（1286—1343）的五十七年中，杭州发生火灾二十余次，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火灾。明末又是一个火灾频发的高峰。据龚嘉儁、李楁修纂的光绪《杭州府志》卷八十三《祥异》载，从嘉靖三十年到崇祯十七年（1552—1644）的约九十年间，杭州发生大火灾十九次，平均不到五年一次。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清初。康熙年间（1662—1772），规模较大的有十余次，平均六年就发生一次大火。频发而又巨大的火灾给杭州城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实基于此”^[53]。本文将在第二章第二节中予以详析，兹不赘述。

三、梦华怀旧情结

杭州在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与南宋两度为都，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一种皇（王）城文化和帝都意识。这种文化意识牢固、鲜明地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在杭州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心理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这是西湖小说家津津乐道“唐宋遗韵”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这座昔日“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留给历史和它的市民太多可以诉说与追忆的奇闻逸事。西湖小说津津乐道的“流风遗韵，古迹奇闻”，确实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它们在太平盛世可以妆点繁华，在黑暗乱世则成了杭州人的精神安慰与理想寄托。

月满则亏，盛极必衰。南宋之后，杭州作为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至高地位一去不返，就连区域性中心的地位也受到邻近的南京、苏州等城市的强大挑战，甚至被取代。前朝与后世对比中强烈的反差和失衡，是杭州人在后南宋时代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与窘迫。正如《情史·卫芳华》慨叹：“繁华总随流水，叹一场春梦杳难圆。”在强烈的失落中，油然而生的是追忆梦华的怀旧情结。怀旧情结在文学艺术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古人爱如班固《西都赋》所说的“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西方文学家认为“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54]。已经失去且无法复得的东西显得越加珍贵，通过抚今追昔，在古与今、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中，怀旧能把最普遍、深刻、敏感的追思和眷恋，沉淀和铭刻在这片土地上某些人群的集体潜意识与记忆深处。当受到眼前风物与现实事件的刺激、触发时，这种梦华怀旧情结便条件反射式地表现出来，小说作者“感到只有沉溺在过去时间的记忆中才能确证自我，而现时的空间则是人产生孤独和无助感的直接原因……”^[55]从而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心理。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也是如此，梦华怀旧情结不仅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审美趋向，而且契合杭州地域文化浸染下的小说读者的接受习惯与审美情趣。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复古思潮中的怀旧情结。明代尚古好古之风盛行，文人竞相以复古为高。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就“悉命复衣冠如唐制”^[56]。尽管此举是为了“去胡化”，但也影响了后世的复古风气。明代文士崇尚复古，如名臣王鏊（1450—1524）上疏求才“必以通经学古为高”^[57]，赵时春（1509—1567）上书请命“复古冠婚、丧祭之礼”^[58]。大儒谢复（1441—1505）因“居家孝友，丧祭冠婚，悉遵古礼”而声名卓著^[59]。有明一代的社会思潮普遍存在一种“厚古薄今”的观念，好将历史上某一繁盛时期的风尚奉为圭臬，加以顶礼膜拜。明代中期，“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倡言“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60]，文学复古思潮盛行。对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而言，萦绕在杭州“黄金时代”的唐风宋韵，自然也是复古怀旧的对象，即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所说：“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书……”^[61]

（二）城市文化与风俗流变中的怀旧情结。明代中后期与清代“康乾盛世”时期，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时过境迁，但一些故物遗风依然执着地留在杭州的市井与湖山之间。明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说：“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62]指出杭州的城市文化与消费习惯还留有南宋的帝都习气。同一时代的杭州人张瀚（1510—1593）也说：“吾杭终有宋余风。”^[63]明代杭州人田汝成还例举“说话”等文化消费活动说：“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64]他又举出明代杭州的许多方言发音“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未之改也”^[65]。昔日梨园市语中的宋人口音与腔调在数百年后，依旧萦绕、回荡在西子湖畔，可见杭州地域文化中的前朝遗风与怀旧情结是何其的鲜明、浓厚。这些又都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将在第三章详析。

（三）鼎革战乱中的怀旧情结。明清鼎革之际，干戈纷扰，先是“甲申之变”，崇祯皇帝自缢，随后中原大片河山沦陷于清军的铁骑之下。江南士绅对此感到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天地忽崩陷，日月并湮沦”^[66]。尤其是对于杭州而言，历史惊人地相似，似乎在重演四百年前同样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铁骑踏进临安的悲剧。清军南下后，江南人民纷纷投入抗清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义士。如被称为“西湖三杰”之一的抗清英雄张煌言在兵败被俘后，于康熙三年（1664）八月被押至杭州，作《入武林二首》（《甲辰八月辞故里》），其二曰：“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67]对葬在西子湖畔的英雄于谦、岳飞表达了深切的缅怀与景仰之情。在被清廷杀害于杭州官巷口之前，张煌言留下绝命诗《忆西湖》：“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再次表达对西湖豪杰于谦、岳飞的景仰，并决意效法先贤舍生取义，魂归西湖。这种情结也隐微寄寓在西湖小说，如《觚賸·布囊焚余》等篇目之中。

（四）在清王朝严酷统治下的怀旧情结。清代杭州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咏史》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王朝加强文化专制，在意识形态控制上十分严苛。汹涌泛滥的文学狱潮与禁书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了牢狱之灾和刀斧之祸，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杭州小说家创作、杭州书坊刊刻的一些反映明末清初变乱的时事小说纷纷遭到禁毁，如杭州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刊刻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陆人龙创作、杭州翠娱阁刊刻的《辽海丹忠录》等作品就曾多次被列入禁毁书目。西湖小说作家多不敢言及近世人事，多借唐宋遗事来隐晦述怀。

总之，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与失衡。由此产生的梦华怀旧情结浸染了西湖小说作者的审美情趣与创作动机，并渗透到读者的审美心理与接受习惯之中。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第二节 运河之城与交通枢纽

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具有非常重要的航运、灌溉、分洪、排涝与供水等功能。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运河建设史，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杭州就是这条运河上的南端关钥与交通枢纽。杭州作为运河之城，对西湖小说的兴起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运河之城与西湖小说兴盛的地理基础

如果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那么杭州之有运河，如人之有血脉。杭州可谓一座运河之城，其具体表现在：

其一，杭州拥有源远流长的运河开凿与疏浚历史。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置钱唐县，即杭州的前身。钱唐在置县之前已进入了运河时代。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始皇造通陵……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68]。此后，从东晋开凿西兴运河，到隋炀帝凿通江南运河，唐中宗和懿宗开凿外沙、中沙、里沙三河，吴越国开挖菜市河与龙山河，再到宋代淳祐年间开凿新运河，元末张士诚开挖新运河，明清多次疏浚城区运河等等，杭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运河开凿与疏浚的创业史。

其二，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关钥。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69]，加上之前凿通的古邗沟、广通渠、通济渠与永济渠等，形成了一个多枝树状运河水系。不管北段的京城随鼎革如何变成长安、洛阳、汴京、大都等，“杭”一直都是大运河的南端关钥——杭州。

其三，杭州是浙东运河的西部起点。浙东运河又称杭甬运河，始于春秋开凿的山阴故水道，贯通富饶的宁绍平原，连通杭州与宁波海港，是浙江境内最重要的水运干线之一。

其四，杭州拥有非常发达的城内运河网络。俄国沙皇的使节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于1675年出使中国，他描述杭州道：“城市位于河川密布地区，还挖掘了许多运河，河上可通行大船。”^[70]杭州历史上曾有上塘河、下塘河、菜市河、盐桥河、茆山河、北关河、清湖河、新开运河等多条城内运河，纵横交错，交通便利，是构成杭州城“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的生活空间与物流体系的重要脉络。

可见，杭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运河之城。它因运河而兴，运河滋养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西湖小说兴起的基础条件，具体表现为：

首先，运河奠定了杭州作为水运枢纽与江海门户的重要地位，促进了杭州的交通与经济飞速发展，提高了杭州的城市地位。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与“黄金水道”，成为一条保障王朝物质供给的生命线。浙东运河是岭南、福建等地经海路转道宁波，到达杭州及北上的重要途径，也是日本、朝鲜与东南亚使者和商人经“海上丝绸之路”出入我国的重要通道。因此，杭州“引江为河支流于城之内外，交错而相通，舟楫往来，为利甚博”^[71]。前文述及杭州在中唐时期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白居易颂扬“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宋仁宗称誉杭州为“东南第一州”，北宋杭州商税名列前茅，杭州在南宋时更是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后来被马可·波罗赞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其实都离不开运河的巨大贡献。西湖小说的兴起离不开杭州的商业繁荣与经济发展，运河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运河重塑、扩大了杭州的城市空间。杭州城南为丘陵地带，东南濒临钱塘江，交通条件非常不利。秦始皇巡视此地，“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72]。而且，钱塘江岸的地形限制了城市的空间拓展。这是杭州城在隋唐之前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隋唐之后，运河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轴。“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楫及人力耳”^[73]，航运便利吸引商业和居住沿运河两岸扩张，将杭州城从逼仄的城南江干地带解放出来。由此，杭州城以运河为骨架和经络呈南北延伸，码头、工商业区沿运河水道呈带状布局，构建城市的基本空间形态^[74]。例如，吴越国在子城的基础上修筑夹城、罗城，拓展东南城垣，都直接受到运河导向的巨大影响。杭州城的南部和西部城垣因受到钱塘江、西湖的限制，几无变动，城区主要沿盐桥河和茆山河延伸，形成了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城”。因此，运河重塑、扩大了杭州的城市空间，是杭州城市发展的主推动力。《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西湖小说津津乐道的市井社会、精彩呈现的文学空间就建立在运河塑成的“腰鼓城”的基础上。

最后，运河丰富了杭州的地域文化精神。运河让杭州成为江海门户和商业中心，赋予了这座城市以海洋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大量吸引外来人才，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各色人等，四方辏集。北方战乱，大量难民经大运河来此避乱。和平年代，大量的外地商人和文士也纷至沓来，如凤凰山被称为“客山”，“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75]。元代萨都剌、贯云石和迈里古思等西北少数民族诗人曲家都曾寓居杭州，所谓“朔方奇俊之士风致，自必乐居之”^[76]。不仅如此，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使者、商人与僧侣很多就通过浙东运河中转杭州，再经大运河赴京这条路线出入中国，如唐宋时期的日本遣唐副使津吉祥、高丽僧人义天，明朝时的朝鲜人崔溥、日本使者策彦周良等，后两者的杭州旅程分别记载在《漂海录》与《初渡集》《再渡集》中。运河带来了多元文化因素，丰富了杭州的地域文化精神。西湖小说就是扎根于这种文化土壤而兴，它的种子经运河流布到这里，也因此被赋予了流寓文学的特质。

二、交通枢纽与西湖小说兴盛的优越条件

我们接下来探讨杭州作为运河之城和交通枢纽，如何造就西湖小说在南宋至元代的初兴。

说话伎艺曾兴盛于北宋汴京，《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了当时的瓦舍盛况。不过，“靖康之变”导致大批说话艺人纷纷南渡。由于京杭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77]，成了南渡最重要的路线^[78]。建炎元年（1127）冬，宋高宗面对金兵继续南下的严峻局势，经汴河退守扬州，又经江南运河逃到杭州。后来为躲避金兵的追击，高宗经浙东运河辗转于绍兴、宁波等地，最终定都杭州。“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79]，北方难民纷纷“自汴泛舟至京口”，再经江南运河逃到杭州，几经辗转，也最终定居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80]，以皇室贵族、军人与汴京百姓为代表的北方难民成为杭州人口的主体，“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81]，数量竟然是本地人的数倍，因而迅速改变了杭州的文化生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说话伎艺也经运河迁至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就是在“靖康之变”后经大运河逃至杭州的汴京人，他在该书中记载了北宋汴京的勾栏瓦舍和说话艺人。京华烟云，繁华飘零，昔日喧闹的瓦舍与光鲜的说话艺人也被迫像孟元老那样，纷纷流落杭州。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82]《咸淳临安志》卷十九亦载：“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召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83]为了满足南渡移民的娱乐生活和精神需求，南迁的说话艺人也需要重操旧业来谋取生计，瓦舍于是在杭州应运而兴。《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等南宋至元初的文献详细记载了杭州的瓦舍盛况、说话艺人与具体名目，其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瓦舍数量多，且多靠近运河。《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记载杭州瓦舍十七处，《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条载有二十三处，《西湖老人繁胜录》载有二十五座。而且很多就建在运河畔，如菜市桥畔的菜市瓦子、行春桥畔的行春瓦子、清泠桥畔的南瓦子、众安桥畔的下瓦子、米市桥瓦子等。瓦舍文化经运河南来，自然先在岸边开花结果。

（二）经营场所丰富多样。除了专门的瓦舍，杭州的很多茶肆酒楼也成了表演说话的多功能场所，如《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了一座王妈妈家“一窟鬼茶坊”，《西山一窟鬼》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说话名目，该茶馆用来招徕顾客，树立品牌。此外还有很多临时场所表演说话，《武林旧事》记载：“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84]“打野呵”就是在游人密集区临时设场表演。

（三）说话艺人的专业性与文化层次大有提高，小说话本脱颖而出。据《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等统计，南宋杭州有名号的说话艺人不下一百一十人，这支庞大的专业队伍远远超过《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汴京十四位有名号者。而且，南宋杭州说话伎艺分类不断细化，专业性不断加强，如《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将“小说”分为三类，《梦粱录·小说讲经史》分为六类，《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分为八类。杭州的说话艺人与底层文人还成立了行会组织，如古杭书会、武林书会、雄辩社等，相互切磋，提高伎艺。南宋罗烨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85]可见南宋说话艺人尤其是小说艺人博学多才，文化素养很高。所以，《梦粱录》感叹：“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86]上述文献所载南宋杭州有名号的小说艺人就有六十位，而《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汴京有名号的小说艺人仅有六位。

（四）涌现出众多技艺精湛的女性说话艺人。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和元代夏庭芝《青楼集》记载，南宋到元代的杭州女性说话艺人众多，著名者如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史惠英、陆妙静、陆妙慧、陈郎妇、时小童母女、胡仲彬之妹、朱桂英等。元代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云：“钱唐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若棋待诏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皆中一时慧黠之选也。”^[87]可见，杭州的女性说话艺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技艺精湛，得到了皇室的高度赞赏。这对丰富说话队伍的成分，提高行业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说话伎艺在杭州茁壮成长，根深叶茂，到了明代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88]。正是一代代的说话艺人，尤其是“京师老郎”薪火相传，培育了西湖小说，将其发扬光大。如源于宋人旧篇的《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称“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称：“原系京师老郎流传。”《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说：“此本话文叫做《积善阴骘》，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也说：“这一回书乃京师老郎传留，原名为《灵狐三束草》。”这些京师老郎主要是当年汴京的说话艺人，很多说话故事就是他们传至杭州的。他们在杭州也培养了不少传人，后世的戏曲行业流行“老郎”崇拜，将戏神附会到杭州铁板桥头的田老郎身上^[89]，依稀可见其中的影响。

明末清初是西湖小说的兴盛期，除了周清原、陆云龙、陆人龙等杭州人，外来小说家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很多就是经运河来往杭州。自号“湖上笠翁”的李渔就是一个典型，他在顺治七年（1650）举家从兰溪经钱塘江、贴沙运河移居西湖畔。顺治十三年（1656），《无声戏一集》问世。第二年，他开始经江南运河来往于杭州与南京，《无声戏二集》问世。顺治十五年（1658），他数次经运河往来杭州与南京，《无声戏合集》与《十二楼》问世。康熙元年（1662），李渔移居南京。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又迁回杭州，直至终老西湖。他的《无声戏》《十二楼》和诸多戏曲作品就创作于运河畔。另如自号“西湖鸥吏（史）”的丁耀亢于顺治十七年（1660）因赴任惠安（今属福建）县令，经江南运河来到杭州，在此最终完成了《续金瓶梅》的创作并作自序。凌濛初曾从湖州（后寓居南京）经大运河赴杭州乡试，屡次不第后开始创作“二拍”。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具有鲜明的商业消费性质，“通俗小说由于本身的特点，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商品生产，交换环节后才能成为广大读者欣赏的读物”^[90]。西湖小说的兴起也离不开传播的力量。宋代杭州的刊刻业非常发达，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91]王国维也说：“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书板之所粹集。”^[92]杭州只是北宋数个刻书重镇之一，朝廷将监本大半交由杭州刊印，汴京到杭州的运河交通便利是一个重要原因。“靖康之变”后，汴京的书坊与工匠纷纷经运河南渡，杭州刻书如虎添翼，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如“中瓦子张家”就是南渡后在杭州瓦舍旁重开的旧京老店，刊印了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此书已初具唐僧取经故事的雏形，对后世《西游记》小说及戏曲影响颇大，王国维还认为它是章回小说分回标目之祖^[93]，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如标记“临安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的《续幽怪录》四卷，十分精美，《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

明清时期，杭州的小说传播继续受益于运河水系。徽州刻工技艺精湛，杭、徽两地毗邻，经新安江与贴沙、龙山运河往来非常便利，所以徽州刻工汇集杭州，如《续金瓶梅》是在杭州刻板的，主要刻工黄顺吉来自徽州，他还为《无声戏》刻过插图。他的老乡黄应光、吴凤台曾为杭州容与堂本《水浒传》刻板，打造了小说刊刻史上的精品。寓居杭州的徽州人汪象旭创办了蜩寄、还读斋等书坊，刻有《西游记证道书》《吕祖全传》等小说。杭州刻书还可以通过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与贴沙运河获得江西永丰绵纸、本省常山柬纸与福建顺昌纸等优质材料。由于杭州交通便利和刊刻发达，吸引很多外地人来贩书谋生，如徽州人鲍雯“不得已脱儒冠往武林运策以为门户计”^[94]，绍兴人徐北溟“家酷贫，无以自给，乃赴杭州贩书为业”^[95]。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种书船，“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南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96]，他们通过江南运河，南到杭州，北达京口（今镇江）、松江，通过浙东运河可以到达宁波及福建沿海港口，由此远播海外，如《西湖佳话》《西湖二集》等许多西湖小说传至日本和朝鲜，在日本文化二年（1805）还出现了日文刊本《通俗西湖佳话》。这些都离不开运河的巨大作用。

第三节 杭州书坊主与小说家群

明清小说的繁荣离不开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密切合作和良性互动，这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也有突出表现^[97]。早在宋代，杭州就已成为全国的刊刻出版中心之一。到了明末清初，杭州的小说刊刻与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新的典型特征。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就是兴起于这片沃土之中。

一、数量：刊刻逐步复兴与创作始终繁荣

我们首先来考察杭州的小说刊刻。明代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将杭州西湖书院所藏二十余万片宋元书籍雕版悉数调运南京，使得杭州的刊刻业蒙受巨大损失。明代前期，杭州的刊刻地位已被南京、苏州等地取代。明人胡应麟指出：“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又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98]可见从明初到万历年间，以杭州为中心的越地刊刻不仅在数量上被福建、江苏等地超越，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如苏州、南京等刊刻重镇，原有的优势地位已被大幅削弱。小说刊刻也是如此，据程国赋先生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附录一《明代坊刻小说目录》统计，明代福建建宁（下辖建阳）有52家书坊，刊刻小说113种；苏州有31家书坊，刊刻小说50种；南京有22家书坊，刊刻小说42种；杭州仅有18家书坊，刊刻小说仅27种^[99]，书坊数量只有建宁的约三分之一，刊刻小说数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差距甚大。

不过，杭州的小说刊刻并未长久陷入沉寂的泥潭，而是在明末清初走向复兴，经历了一段逆风飞扬的发展轨迹。为了完整展示这种“杭州特色”，本文有必要梳理杭州在明代至清初小说刊刻的发展情况，以寻找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起的出版因素。笔者根据《古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孙楷第编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杜信孚编辑《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杜信孚等编撰《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版）、王清原等编《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等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宁稼雨编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程国赋撰《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陈大康撰《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与文革红撰《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诸书，将明代至清初杭州书坊所刻小说辑录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杭州的小说刊刻在嘉靖、万历年间开始起步，但由于遭受曾经伤筋动骨的后遗症影响，步履维艰，蹒跚不稳。在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时期，杭州的书坊仅仅刊刻了五部小说，占其在明代所刻小说约五分之一。而同一时期，建阳与南京等地的小说刊刻已是如火似荼。据程国赋先生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附录一《明代坊刻小说目录》统计，建阳的坊刻小说在万历年间明确可考者多达六十四部（尚不包括可能刻于这一时期的十多部），超过明代建阳坊刻小说总数的一半。南京的坊刻小说在万历年间明确可考者也有二十四部，同样超过明代南京坊刻小说总数的一半。在小说刊刻热火朝天的万历时期，杭州的书坊还在冬眠中缓慢复苏。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杭州的小说刊刻终于起飞，尤其是崇祯年间至少刊刻了十三部小说，而此时建阳的坊刻小说已经急剧衰落，崇祯年间仅刊刻了七部小说，对比反差非常鲜明。到了清初，杭州的小说刊刻出现井喷，终成气候。从顺治年间到康熙中期，杭州刊刻了近三十部小说，尚不包括西泠狂者、镜湖惜春痴士、西陵如如居士、钱江拗生等疑似杭州的刊刻者。据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较为宽泛的统计，从顺治到雍正的九十二年间，杭州地区有三十二家小说出版者，共刻小说四十四部，数量仅次于苏州。而同一时期的南京有十六家小说出版者，共刻小说二十部。建阳仅刻小说一部^[100]。杭州的小说刊刻后来居上，后劲十足。杭州与建阳的小说刊刻在数量上的兴衰变化正好形成一个反比，上行与下行的对照非常强烈。

杭州的小说刊刻在天启、崇祯年间走向兴盛，到了清初继续飞速发展，这条轨迹刚好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繁荣路径相互吻合。一方面，杭州的小说刊刻繁荣发展为西湖小说的兴盛准备好了出版条件与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杭州小说家尤其是一些西湖小说家的努力与创新为本地的书坊提供了优质稿源，反过来又促进了杭州小说刊刻业的进一步发展。杭州的小说刊刻与创作相互促进，关系密切，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接下来探讨杭州的小说创作情况。早在元代及明初，杭州就是小说戏曲的创作中心，积淀深厚。大德末年以后，元杂剧的创作中心逐渐由大都移至杭州，产生了“古杭书会”与“武林书会”等专业创作团体，郑光祖、钟嗣成、秦简夫等著名的北方剧作家曾长期寓居杭州，创作颇丰，一时称盛。小说亦是如此，《三国志通俗演义》被称为章回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作者罗贯中的相关情况至今在学界仍有争议。关于他的籍贯有太原、东平、杭州、庐陵等多种说法。尽管最早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郎瑛《七修类稿》，还有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称罗贯中是杭州钱塘人尚无实据，但他曾寓居杭州，并在此创作小说应是事实。与罗贯中有密切关系的另一部小说《水浒传》的杭州情缘就更确凿、深厚了。《水浒传》的语言留有杭州方言的不少痕迹^[101]，一些水浒故事诞生于杭州的勾栏瓦肆。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嘉靖年间的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102]郎瑛《七修类稿》也称此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钱塘施耐庵的本”^[103]。万历年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104]崇祯年间，雄飞馆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也署为“钱塘施耐庵编辑”。施耐庵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有待确证，但上述材料显示他们曾长期在杭州从事与小说创作有关的活动。还有一位影响深远的杭州小说家瞿佑值得一提，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吟堂等，杭州钱塘人。他的《剪灯新话》被认为是唐传奇和清代《聊斋志异》这两座文言小说高峰之间的桥梁，是明代成就最高的文言小说作品，后流传到朝鲜、日本与越南等地，影响深远。《剪灯新话》作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瞿佑时任仁和（今属杭州）县学训导。总之，杭州是一座小说传统特别深厚、小说创作非常繁荣的城市，很多影响了小说发展史的经典名著就诞生于此。

与明代出版史上的杭州小说刊刻缓慢预热、逐步复兴的发展轨迹不同，杭州的小说创作始终引领潮流，一直处于明代小说史的发展高位，诞生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以中长篇小说为例，笔者根据孙楷第编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等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李忠明撰《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诸书，将明代万历四十年至清代康熙三十年（1612-1691），创作地点与时间可考的中长篇通俗小说辑录如下：

由于明清小说中普遍存在托名匿名现象，加上小说文本亡佚失考情况，以上所列可能难以反映当时的实际全景，只能是一个缩影，但管中窥豹，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各地通俗小说的创作概况。在上表二十九名小说作家的三十六部作品中，创作于杭州的有十五人的十八部小说，所占比例高达一半。我们再来考察这一时期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情况。明末清初一些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如陆人龙的《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西泠狂者的《载花船》、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质》、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鹫林斗山学者的《跨天虹》等等，都是杭州籍或寓居杭州的小说家创作的。尤其是被认为代表清代拟话本小说最高成就的《十二楼》与《无声戏》^[105]，也是号为“湖上笠翁”的李渔在杭州西湖畔创作的。明末清初杭州地区小说创作的繁荣状况由此略见一斑。

二、质量：走精品创新路线

明代杭州小说刊刻和创作尽管在数量上的发展轨迹大不相同，但在质量上都勇于创新，打造精品，注重走精品创新路线。就刊刻而言，其有两个优越条件：

首先是优良的历史传统。早在五代时，吴越王就在杭州大量刻印佛经。到了北宋，杭州已成为全国的刊刻中心之一，宋人叶梦得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106]现存杭刻宋版书精美绝伦，成为传世瑰宝。由于杭州经济文化繁荣，刻工技艺精良，国子监的很多重要典籍被送至杭州刻版印刷。王国维说：“及宋有天下，南并吴越，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107]宋室南渡后，中原尤其是汴京幸存的书坊与雕版良工纷纷迁移杭州，“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书板之所萃集”^[108]，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大量文士也纷纷汇聚新都。在原有雄厚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工匠队伍的壮大和书籍消费的增加，杭州刻书如虎添翼，作为全国刊刻出版中心的地位愈加突出。以坊刻为例，杭州的棚北大街睦亲坊中瓦南街和众安桥一带，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经坊和书籍铺，其中陈姓就有四家，尤以陈起父子最负盛名。这些书坊刊刻精良，如荣六郎所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牌记：“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六月旦日。”^[109]由此可见书坊主严谨负责的态度。这些书坊也刊刻小说，如署名“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西游取经故事最早的刻本，在《西游记》小说与宋元话本的发展演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如标记“临安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的《续幽怪录》四卷，字用柳体，十分精美，《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到了元代，杭州的刊刻业尽管遭受较大打击，如朝廷在至元十五年（1278）将大量刻版搬运大都，但承宋代之余绪，杭州仍不失全国刊刻中心之一的地位。王国维说：“元代官书若宋、辽、金三史，私书若《文献通考》《国朝文类》，亦皆于杭州刊刻，盖良工之所萃，故锓板必于是也……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110]可见元代的杭州刊刻还是可圈可点。元代的杭州书坊已经较多地刻印戏曲小说，如《关大王单刀会》《尉迟恭三夺槊》《风月紫云庭》《李太白贬夜郎》《霍光鬼谏》《小张屠焚儿救母》等。后世很多的刊本喜好冠以“古杭新刻”的名字，杭刻成了一个被书坊大力宣传的金字招牌。尽管杭州刊刻业绩后来在数量上被苏州、南京、建阳等地赶超，但在质量上的优良传统一直薪火相传。

其次是优质的刻工资源与优越的用纸条件。杭州书坊有技艺高超的刻工，如项南洲是明末清初杭州最负盛名的刻工，技艺精湛，现存所刻《醋葫芦》《西厢记》等十余种小说戏曲，雕刻精美。徽州刻工名扬天下，由于徽州与杭州两地为毗邻州府，往来非常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徽州刻工汇集杭州，如为容与堂刊本《水浒传》刻板的黄应光、吴凤台等人就是徽州人。技艺精湛的刻工为杭州刊刻业走精品路线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浙江的造纸也很发达，质地精良，杭州刊刻还有用纸方面的优势。胡应麟记载明人刻书用纸时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111]常山属于浙江，杭州刻书能就近取材，大受其利。杭州的小说刊刻能做到“取梨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抡高手”^[112]，离不开优质的刻工资源与优越的用纸条件。

大力继承优良的刊刻传统，充分利用优质的刻工资源与优越的用纸条件，杭州书坊刊刻的小说质量精良，主要表现在：

（一）插图精美，刻画细腻。明末清初的书坊十分重视插图对书籍的促销作用，杭州书坊尤其如此。从天启五年（1625）武林刻本《牡丹亭还魂记·凡例》就能看出杭州刻书界在这方面的经营理念，其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113]小说亦是如此。杭州书坊拥有丰富、精良的刻工资源，加上陈洪绶（绘过《水浒叶子》等）、吴熹、何英等许多知名画家积极参与绘稿，杭州书坊利用精美的插图刊本等比较优势，来与苏州、南京书坊的优质稿源，建阳书坊的灵活多变及低价倾销进行竞争，以打开市场、扩大销路。杭州刊刻的小说插图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生动展现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武林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可谓古代小说插图中的精品，其每回正文前配有单面整页大图两幅，共二百幅，“线条也疏朗，人物形象简捷有力，生龙活虎，跃然纸上”^[114]。众多英雄好汉神形兼备，呼之欲出。以李逵的形象刻画为例，《黑旋风沂岭杀四虎》《黑旋风打死殷天锡》等图展现出他疾恶如仇和武艺高强；《黑旋风扯诏谤徽宗》显示出他的至真性情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李逵斧劈罗真人》则绘出李逵的鲁莽、天真；《李逵寿昌乔坐衙》突出其风趣、幽默的性格。这些插图成为小说文本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115]。另如夷白堂刊本《海内奇观》的插图，“精美绝伦，世人争相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一部，视若拱璧”^[116]。这些与早先流行的建阳刊本小说插图版面较小，线条粗疏，几乎看不清人物表情的粗糙状况形成强烈反差。

2.刀法细腻，注重景、人、情三者结合，追求画中有诗的韵味。如杭州峥霄馆刊《型世言》原有插图八十幅，现存二十八幅，刀法细腻，精美可观，具有较浓的文人画气息。爽阁刊本《禅真逸史》中的插图更是让人拍案称绝，“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俾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不一览而尽。其间仿景必真，传神必肖，可称写照妙手，奚徒铅錾为工”^[117]。小说插图将景物环境、人物神态与故事情境三者融为一体，不仅契合故事情节，且能展现小说文字难以言说的妙处，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补充，富含诗意情韵与叙事张力，足见杭州书坊对小说插图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

3.勇于创新，引领精品时尚。建阳地区刊刻的小说插图起步较早，曾经风靡一时。其主要特点是上图下文，每页一图，数量众多，追求“全像”，构图简单，人物微小，刀法粗糙，带有明显的民间版画痕迹。如余象斗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共有一千二百多幅插图，是明代小说插图最多的一部。但画面粗糙，人物的脸庞大多模糊不清，甚至是空白或者大花脸。而杭州刊刻的小说插图勇于创新，较早突破了元刊平话与明代前期上图下文的刊刻形态，创造了在小说正文回前以单页布局整幅插图、双面相连为主的大图版面，起到了“导图”与“导读”的作用。在苏州、南京等地兴起这种形式后，杭州的书坊主又不断翻新，如山水邻刊《欢喜冤家》采用了别具一格的上下两层楼式的刊刻形态。杭州的书坊主非常注重小说插图的质量，开拓创新，打造精品，引领时尚。如前文所述容与堂万历三十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的精美插图，很快就受到了业界的瞩目，被当作仿效的榜样，苏州袁无涯书种堂万历四十二年所刊《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传》就多处借鉴它，如第九回中的《棒打洪教头》、第十二回中的《青面兽被劫》、第十三回中的《急先锋争功》等插图即是如此。

（二）评点认真、精细，多有创新。小说评点带有浓厚的商业性，书商自评与假冒名人评点的现象十分常见，大多质量不高^[118]。但明末清初杭州所刻小说出现了一些评点杰作，多有创新之处。如杭州峥霄馆刊《型世言》每一回前都有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写的“叙”“引”和“题词”等回前评，阐述本回故事的思想价值，将形象塑造与品评阐释紧密结合，将小说叙事与评点议论融为一体，且有许多眉批文字，深刻独到，是评点中的精品。另有杭州爽阁刊本《禅真逸史》的评点更是独到，创造性的区别使用诸多符号标记，其《凡例》强调说：“史中圈点岂曰饰观？特为阐奥。其关目照应、血脉联络、过接印征、典核要害之处，则用O，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华奇幻、摹写有趣之处，则用O，或明醒警拔、恰适条妥、有致动人处，则用﹚，至于品题揭旁通之妙，批评总月旦之精，乃理窟抽灵，非寻常剿袭。”^[119]评点符号丰富多样，符号使用规范、严谨、系统化，区分细致，内涵丰富，并且注重圈点与回评文字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前后照应，这在随意性很强的小说评点中难能可贵。杭州刊刻的评点本小说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精品力作多被外地书坊效法、翻刻。如建阳熊清波的诚德堂在万历二十四年所刊《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卷首有《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可见杭州出产的经过评点的“考证”本《三国志传》成了翻刻、效仿的对象。

杭州的小说刊刻能多出精品，关键在于书坊主的经营态度。与建阳刊本饱受批评的粗制滥造、鲁鱼亥豕相比，杭州的坊刻态度要严谨得多，所谓“雠勘必悉虎鱼”^[120]。以各地书坊争相刊刻的《水浒传》为例，杭州容与堂本“刊刻精雅”^[121]，态度非常严谨，力求一丝不苟，广受推崇。而闽本《水浒传》，胡应麟评价说：“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122]明代郎瑛也批评福建等地的刻书说：“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123]此类现象在闽本中十分常见。相比之下，足见杭刻的态度之严谨、质量之精良。

杭州书坊主为小说刊刻的精品化做出了不懈努力，杭州的小说作家在创作精品上也是不遗余力，呈现以下特色：

（一）对小说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杭州乃人文荟萃之地，聚集了大量文人士子，其中有许多下层文人以创作通俗文学为生。“湖上笠翁”李渔就是一例典型，他曾两次赴试杭州，又于顺治七年（1650）移居杭州，开始他“卖赋以糊口，吮毫挥洒怡如也”的生涯^[124]。到康熙元年（1662）移居南京，李渔这次在西子湖畔居住了长达十余年之久。在此，他创作了代表清代拟话本小说最高成就的《无声戏》和《十二楼》，其中就有西湖小说的名篇佳作。此外，李渔还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七岁的李渔在困顿中怀着浓厚的西湖情结又迁回杭州，住在湖畔吴山东北麓，制联“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表达了在西子湖畔安享晚年的强烈愿望。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李渔病逝湖畔，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可见，李渔与西湖结有不解之缘，终身怀有浓厚的西湖情结。在西子湖畔，他尽享创作的黄金岁月，而且晚年归根于此，逝后长眠于此。西湖成为李渔的人生归宿与精神家园。

除了“湖上笠翁”李渔，西子湖畔还活跃着一个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作家群。笔者初步统计了明末清初以“西湖”为名号，与小说创作或评论有关的文人，涉及28人的30个名号（详见附录三）。尽管其真实姓名与生平多已失考，但都以“西湖”或相关称呼为名号（有些还有多个西湖名号），应该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与兴趣爱好。他们或是挚友，或是同乡，常常会去西湖上悠游吟唱，正如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所说：“水光盈眸，山色接牖……可搜隐迹，寻幽或以竟日，耽胜乃以忘年。”^[125]湖海士记载“予揽胜西湖而得交周子”，他就是因为游览西湖而结识《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原。杭州的小说家常会在西湖上一起交流切磋，讨论小说创作的相关问题。美丽的湖光山色、动人的胜迹传说与深厚的西湖文化都会反映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西湖故事信笔拈来，西湖小说应运而生。明末清初诞生了《西湖一集》《西湖二集》和《西湖佳话》等一系列以西湖为文化背景与故事场景的小说集，小说家们表现出对西湖小说与西湖文化的强烈认同，对杭州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

（二）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以话本小说为例，从说话、话本到拟话本，小说艺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杭州的小说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与大胆探索。李渔认为“文字莫不求新”，“不新可以不作”^[126]，正是有了这种创新意识，明末清初的杭州小说家在艺术探索中敢为人先，刻意求新，具体表现如下：

1.回目精致。以周清原的《西湖二集》为例，其回目相邻两则形成工整的对偶，全书三十四卷形成十七组，如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与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第三卷“巧书生金銮失对”与第四卷“愚郡守玉殿生春”，第十一卷“寄梅花鬼闹西阁”与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即是，显然是精心设计的结果。李渔的《无声戏》也是如此，在日本尊经阁文库藏伪斋主人序刊本中，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与第二回“美男子避惑反生疑”，第三回“改八字苦尽甘来”与第四回“失千金福因祸至”，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与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等等，十二则回目中紧邻的两则形成非常工整的对偶，都是精心雕琢与苦心经营的结果。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的回目也是紧邻的两则形成精致的对偶^[127]，如第一则“介之推火封妒妇”与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与第四则“藩伯子破产兴家”，第五则“小乞儿真心孝义”与第六则“大和尚假意超升”等等，十二则回目形成六组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可谓用心良苦。上述杭州小说家在回目的经营上显然表现出共同的爱好，尤其是对相邻单句回目的对偶设置上颇为用心。尽管冯梦龙在“三言”中也是有意识地将相邻的单句回目做成对偶，但不如他们做得精致工整，如《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与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与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等诸多例子，对仗不甚工整。杭州的小说家在双句回目设计上也有创意，如日本佐伯文库所藏《连城璧》内编十二回与外编六卷的回目对仗都非常工整，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第二回“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随发万金”等，两两对偶，音韵谐婉，富有文采，不仅简要概括了本回的情节梗概，而且提炼出故事的内涵与立意，已经初具《红楼梦》回目的雏形。另如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四十回统一为七言双句回目，陆人龙的《型世言》《辽海丹忠录》也均为双句回目，对仗工整。

2.结构精巧，独具匠心。杭州小说家在小说结构上也是匠心独运，如李渔《十二楼》巧妙地以“楼”串联十二个故事，构思巧妙。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用“豆棚”把十二个独立的故事巧妙连缀，乡老们在豆棚下的十二次聚会上轮流讲说故事，配合以季节的转换与景物的变化，构成整部小说的基本框架，别具一格，比《十二楼》更加自然生动，贴切紧凑。另如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质》与《弁而钗》，体例结构颇有讲究，两书各有四集（纪），《宜春香质》分为风、花、雪、月四集，《弁而钗》分为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四纪。每集都是五回，各叙四个男风故事。而且两部小说都紧扣一个“情”字，分置“美善”与“丑恶”两个板块，形成正反对应与互联互补。《宜春香质》四集严厉谴责见利忘义、朝秦暮楚之人，让他们死于非命以示惩戒；《弁而钗》则热情赞颂贞、侠、烈、奇之人，为每对有情人安排了升仙善终的完美结局。两组故事一正一反，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两部小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照应，在结构上可以看作一个有机整体。

3.情节奇中出奇，因巧释巧，波澜起伏，变幻莫测。杭州小说家在情节设计上也是大胆尝试。如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的情节构思上，“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莾将二十一史掀翻”^[128]，将圣贤人物和经典故事进行大胆解构，然后再根据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加以翻案重构，把小说情节敷演得“苍茫花簇，像新闻不像旧本”，达到了“绝新绝奇”的独特效果^[129]。李渔则善于设置悬念，让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巧中出巧，出人意料。评点家杜濬认为李渔的小说“极人情之诡变，天道渺微。从巧心慧舌，笔笔钩出”^[130]，让读者惊叹不已，不忍释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又不脱离现实生活，不以“怪力乱神”取胜，而是在符合现实情理与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制造连环意外，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却又合情合理，不显荒诞，“妙在事事在人意想之外，又事事在人意想之中，所以从来为小说冠”^[131]，在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两者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如《十二楼·闻过楼》中，呆叟在搬家后经历“三桩横祸、几次奇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读来让人瞠目结舌、心有余悸，最终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朋友故意设局来考验他。故事离奇但符合逻辑常理。李渔自称：“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132]此话固然有自诩的成分，但他在小说情节上出奇弄巧的创新能力确实让人佩服。

4.尚情与说教的极端化，剑走偏锋，引人注目。杭州与苏州都是著名的小说创作和刊刻中心，诞生了许多经典名著，但两地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差异明显。如成于苏州的“三言”，尽管有道德说教与色欲描绘，但基本上能与故事情节紧密结合，态度持平^[133]。但杭州的小说名著爱走偏锋，极端化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

其一，尚情者则以情色为上，淫秽不堪，过犹不及。如西湖渔隐主人撰、杭州山水邻刊《欢喜冤家》充斥了大量的性描写，尤其是第四回“香菜根乔装奸命妇”、第八回“铁念三激怒诛淫妇”等，大肆渲染女性在婚外恋中的疯狂情态，甚至表现出对色相肉欲的欣赏与迷醉。醉西湖心月主人撰、杭州笔耕山房刊《宜春香质》与《弁而钗》更是津津乐道于肉欲描写，甚至理直气壮地为男风、淫乱辩护，宣称“始以情合，终以情全，大为南风增色”^[134]。

其二，说教者则生搬硬套伦理教条，空洞枯燥，令人生厌。如陆人龙撰、峥霄馆刊《型世言》中，“一死行吾是，芳规良可钦”之类的说教比比皆是^[135]。陆云龙《清夜钟》更是“将以明忠孝之铎，唤省奸回”^[136]，如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对忠臣与烈妇的推崇无以复加。第二回《村犊浪占双桥洁流竟沉二璧》赞扬童养媳钮氏与顾氏的愚孝，她们竟然为掩盖婆婆的肮脏丑闻而双双自尽，委曲求全到丧失了自己最基本的人格尊严。明末清初杭州小说界这种极端化倾向，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王学左派与程朱理学的交叉影响，社会风尚急剧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而产生的逆反失序以外，还与书坊主与小说家对市民审美趣味的刻意迎合不无关系。极端化的剑走偏锋自然需要虚构许多奇人奇事奇情，以吸引更多的市井民众，扩大小说的销路。

5.小说语言的创新。以李渔为代表的杭州小说家在语言艺术上颇为用功。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评价李渔的小说为“造意纫词，皆极尖新”^[137]，赞赏他的小说语言极富创新创意。孙楷第也说：“观笠翁诸作，篇篇竞异，字字出奇，莫不摆落陈诠，自矜创作。”^[138]他又指出：“以文而论，差不多都是戛戛独造，不拾他人牙慧的。”“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139]赞誉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因素是李渔在小说语言上刻意追求创新。韩愈《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慨叹语言创新之艰难不易。李渔的小说却能不拾他人牙慧，力求字字出奇，其好友包璿指出：“笠翁游历遍天下，其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140]古人在道德与经术面前常常是正襟危坐，显得刻板拘谨，遣词造句讲究雅正古奥。而李渔的小说语言大异其趣，篇篇追求风趣幽默，表现出难得的探索与创新，如《十二楼·拂云楼》渲染“丑妇”出场，幽默诙谐，形象风趣，富有艺术表现力。另如《豆棚闲话》“文笔雅洁丰赡，却是话本中少有的”^[141]，深为后世称道。

此外，鹫林斗山学者《跨天虹》、西泠狂者《载花船》和醉西湖心月主人《宜春香质》等杭州小说家的作品，大都表现出类似的艺术探索与创新努力，如在形式上讲究分卷分则，成组叙说故事等。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艺术特色，打下了杭州小说家们互相影响、共同努力的集体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在创作上的整体风貌。尽管杭州小说家的一些努力探索，如“尚情”鼓吹与道德说教的极端化具有争议，但他们的探索勇气与创新精神是其他地方的小说家有所不及的，他们对小说艺术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这也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大量涌现并取得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

三、典范：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密切合作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与传播史上，苏州叶敬池、天许斋书坊等与小说家冯梦龙合作推出“三言”，苏州安少云的尚友堂与凌濛初合作推出“二拍”被奉为合作的典范。明末清初杭州的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且别具特色，其主要表现为：

（一）集精明的书商与多才的小说家两种角色于一身，成为文士型的书坊主。早在明代嘉靖年间，钱塘文士洪楩就为杭州的小说刊刻做出了榜样。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洪钟是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善诗能文，官至刑部尚书。父亲洪澄为正德五年（1510）举人，官至中书舍人、翰林院待制。洪楩在祖父洪钟的“两峰书院”的基础上购书藏书，扩大规模，构筑了“清平山堂”，刊有《夷坚志》《唐诗纪事》等多种书籍。洪楩博学多才，眼光独到，是一位典型的文士型书坊主。清代藏书家丁申《武林藏书录·洪氏列代藏书》称赞洪楩说：“承先世之遗，缥缃积益。馀事校刊，既精且多。迄今流传者，如《路史》见于《天禄琳琅》，称其校印颇佳，深于嗜古；《文选》见于《平津馆鉴赏记》，田叔禾序称其得宋本重刊，校雠精致，逾于他刻，且文雅有足称者。”^[142]赞誉颇高。洪楩编刊的《六十家小说》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卷，共六十卷，勤搜宋元旧篇，分类合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话本小说选集，在小说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典型的范例还有杨尔曾、陆云龙等人，他们既经营书坊，又自编自撰，商业头脑与文化意识兼备。杨尔曾（约1575—？），杭州钱塘人，号雉衡山人、雉衡逸史、卧游道人、六桥三竺主人等。他是一位典型的文士兼书商，产量颇丰，曾以“草玄居”为名，编撰刊行了《新镌仙媛纪事》《许真君净明宗教录》《吴越春秋注》等，另有小说《狐媚丛谈》；以“夷白堂”为名，编撰刊行了《图绘宗彝》《文子缵义》《许真君净明宗教录》等，另有《海内奇观》《新镌通俗三国演义便览》等小说；以“武林人文聚”和“泰和堂”为名，编撰刊行了《韩湘子全传》和《新镌东西晋演义》等小说^[143]。可见杨尔曾是一位文人、学者型书坊主，自撰自刊，能为自己的书坊提供充足、优质的稿源，不像建阳等地的书坊受稿源的掣肘，只得求助所谓“京本”、“杭本”，或者雇人捉刀代笔，粗制滥造。另如钱塘人陆云龙，其书坊号为“峥霄馆”与“翠娱阁”。他因家贫而放弃科举，转营书坊，文化修养较高，经济意识很强，编刊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十六家小品》等在通俗小说与小品文流行的晚明时期非常畅销，商业效益大获成功。与大多唯利是图的书商不同，陆云龙兼具文人的多才手笔，能创作深受读者喜爱又颇具艺术成就的作品。如他创作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就因为满足读者对魏忠贤传奇人生的强烈兴趣而一举成功。其刊刻的质量也属上乘，“原刻本有图与旁批、眉批、回评，文字清晰，刻印精美，属明版小说中的上品”^[144]。杭州众多文士型的书坊主集书商与小说家于一身，使小说创作与刊刻既有经济效益，又不失文学价值，能较好地将二者结合。这是同时代建阳等地的商贩型书坊主唯利是图，为了满足稿源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现象所远远不及的。

（二）一些书坊主与小说作家具有兄弟、挚友与同乡关系，亲情、友情与乡情的纽带使书坊主与小说作家容易沟通，互相理解，从而减少因酬金多少与审美差异而造成的摩擦和冲突，形成一个共同体，更具凝聚力与团结协作精神。如此，小说刊刻与创作能更好地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会针对某一时期市场需求的热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掀起一股小说创作与刊刻的高潮。如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刊刻的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大获成功。由于时事小说注重时效性与新闻性，时间紧迫，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他将弟弟陆人龙拉入创作队伍，很快就创作、出版了反映新近辽东战事的《辽海丹忠录》，同样成绩斐然。陆氏兄弟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与《辽海丹忠录》大获成功，肯定会带动一批小说家与书坊主朝这个方向努力，在杭州小说界掀起一股时事小说创作与刊刻的热潮。这既是书坊主竞争逐利的本性，又是小说家共同的创作兴趣与热情使然。现存《皇明中兴圣烈传》《镇海春秋》等一批时事小说的作者与原刊者已经失考，但从其署名“西湖义士”“西湖野臣”来看，它们的诞生应该与杭州小说家、书坊主有密切的关系。此后，陆氏兄弟真诚合作，又创作、评点、刊刻了《型世言》，成为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典型代表之一，留下了小说创作与刊刻的一段佳话。另如笔耕山房的周围也聚集着西湖渔隐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等一批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作家，其真实姓名与生平已经失考，但应该属于一个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沙龙”式群体，并与一些文人出身的书坊主或是挚友，或是同乡，交往密切。

四、“生意经”：杭州书坊主的新气象

明末清初的杭州书坊除了上述特点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念起别具特色的“生意经”，具体表现如下：

（一）广纳人才，广搜善本与稿源。杭州由于交通便利与商业发达，书籍经营与收藏风气浓厚，成了全国最大的图书贸易集散地之一，吸引了很多人前往杭州以贩书为业，如徐北溟“补县学生，家酷贫，无以自给，乃赴杭州贩书为业”^[145]，另有鲍雯“急欲以功名自奋。既而连试有司，不得志……脱儒冠往武林运策以为门户计”^[146]。杭州发达的书籍贸易招徕大量优秀人才，有利于书坊业的繁荣发展。杭州的书商为搜集善本与图书货源不遗余力。胡应麟说：“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瞷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楚蜀交广，便道所携，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携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147]杭州书商为了获得优质稿源与善本，可谓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引诱藏书世家中的败家子弟出让珍藏。本地满足不了需求，他们就去福建、江苏、河南等地大力搜集优质稿源与精品货源，触角甚至伸到千里之外的四川、陕西等地。

（二）广布销售网络，利用不同时令节日打造黄金消费期。杭州的图书贸易网络十分发达，据胡应麟记载：“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148]杭州的书坊书铺遍布全城，镇海楼与清河坊等处已经毗邻西湖，岳坟、昭庆寺、涌金门等地正处在西湖景区范围之内。众多固定或流动的书铺书摊组成了一张张密集的销售网络，覆盖全城，甚至利用舟船远销苏州等地^[149]。他们还善于利用时令进行节日营销，如农历二月份的花朝节、观音诞辰日，三月份的上巳节、清明节等等，成了杭州图书销售的黄金期与嘉年华。

（三）大力开发书籍细分市场。杭州书坊主已经敏锐注意到书籍消费的市场差异化现象，开发细分市场，努力满足不同时节、场合与读者群体的需求，不断增加利润增长点。胡应麟记载杭州的书市说：“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150]书摊在不同时节的不同活动中流徙于贡院、天竺、岳坟、昭庆寺等处，针对不同的人群兜售他们喜好的书籍。科举考试期间，贡院书市兴起，书商云集贡院门前，推销八股文选本等科举用书，当然还有包括西湖小说在内的小说作品。因为以秀才为主的科举士子是明清小说的主要读者群之一^[151]。前文所引徐北溟、鲍雯等书贩曾是科举士子，他们对科举用书的市场需求当然十分了解。如昭庆寺内的宗教书市卖的主要是针对香客与僧人的佛经。西湖小说的繁荣当然离不开这些书商的灵敏嗅觉。西湖是旅游胜地，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序》云：“宇内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骛，思天下若渴者，独杭之西湖。”^[152]针对纷至沓来的天下游客，还有本土的众多消费群体，创作、刊刻与销售西湖小说是一本不错的“生意经”。

（四）各家书坊合作刊刻、发行，组成松散的商业联盟。杭州的商业非常发达，书坊主整合行业资源，各自发挥分工合作的比较优势，如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的《关尹子》封面上印有“读书坊藏版，杭城段景亭发行”，《鬼谷子》印有“横秋阁藏版，虎林嘉橱里张衙发行”，大连图书馆藏会敬堂刻本小说《西湖佳话》的封面印有“杭城清河坊下首文翰楼书坊发兑”字样，自愧轩刊本《西湖拾遗》内封钤有“杭城十五奎巷内玄妙观间壁青墙门内本衙发兑”。此前一般只标明某家书坊，笼统地使用“梓行”“刊行”“印行”等词。而明确标示由另一家书坊发行，并不多见。清河坊和十五奎巷都靠近西湖，由此可见西湖小说、杭州书坊与西湖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杭州书坊的版权维护意识较强，如静常斋刊本《月露音》四卷，每卷印有编者的姓名，四卷各不相同。封面上严正声明“不许翻刻”，“如有翻刻，千里究治”^[153]。这些都是杭州书坊颇具特色之处。

明末清初杭州的小说刊刻与创作，在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就刊刻而言，杭州的小说刊刻具有承上启下的典型意义，既是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再度繁荣之前小说刊刻史的一个小结，又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兴盛准备了物质基础。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杭州书坊主注重以品质取胜，大胆尝试多种经营策略，且带有“行业自律”的因素，这无疑会对后世的小说刊刻产生积极影响。在创作上，杭州小说家用心良苦，不断探索，追求创新，给日趋僵化的拟话本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尽管没能挽救其江河日下的颓势，但他们的探索和创新已为清代章回小说的某些艺术技巧积累了经验。从上文所辑录的明末清初中长篇小说作家的分布情况，以及他们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可以看出，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作家已经成为推动小说艺术发展、形成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色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都有助于西湖小说的兴盛。

第四节 杭州史志与西湖故事

西湖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名胜古迹、卓越的创业历史和深厚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片富有传说的土地，无论是书面记载，还是口头流传，都生动记录了这里的春夏秋冬与兴衰荣辱。这些西湖故事为西湖小说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其主要来源有方志、史料笔记、宋元小说与民间故事等。

一、方志与史料笔记

“江浙人文繁盛，修志撰史之风蔚然”^[154]。以杭州与毗邻的绍兴等地为中心的浙江具有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澄城县志序》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东汉会稽（今绍兴）人袁康与吴平辑录的《越绝书》记述春秋战国时期越地的山川、风土、物产、人物与历史沿革等内容，与后世方志的体例、内容很近，被誉为“方志鼻祖”。秉承这种修志传统，杭州具有悠久的修志历史，藏有大量的史志文献，它们详细记载了历代的人物掌故与轶闻遗事。其中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取材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以下几种：

1.“临安三志”，即南宋乾道、淳祐、咸淳年间先后三次修纂的《临安志》，记载详赡，征引赅洽，为我国古代方志的上乘之作，成为后世修志的圭臬。其中，周淙修纂的《乾道临安志》原书十五卷，到了清代残存三卷，卷三“牧守”介绍了自三国至宋乾道初年杭州历任地方官一百八十三人的生平和宦绩，《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是“南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书称首焉”^[155]。陈仁玉修纂的《淳祐临安志》征引完备，叙述简雅，特别是“山川门”的记述甚为详尽^[156]。潜说友修纂的《咸淳临安志》分山川、文事、人物、祥异、纪遗等二十门，颇有条理，记载丰富，被誉为方志中的“上驷”。三志体例完备，叙述精详，征考详覆，许多内容为明代田汝成修纂《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清代翟灏、翟瀚修纂《湖山便览》，李卫、傅王露修纂《西湖志》等广泛征引，从而影响了后世西湖小说的创作题材。

2.《都城纪胜》一卷，宋耐得翁撰，详记南宋临安的都市生活，分市井、诸行、三教外地等十四门，记录作者目睹耳闻的实况。其中“瓦舍众伎”条记述当时的民间文艺，尤其是说话伎艺。“说话有四家”列举了小说、说公案、说经、讲史书和合生等条目。

3.《梦粱录》二十卷，宋末元初吴自牧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157]。卷一至卷六，按季节详记南宋朝廷的礼仪活动；卷七以下分别记载临安的地理、宫殿、湖山、祠庙、店肆等，十分详尽；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记述当时临安说话伎艺的情况。

4.《西湖老人繁胜录》一卷，南宋西湖老人撰，其姓名事迹无考。该书详载南宋京城临安的都市生活，“大抵嬉游之事，以繁华靡丽相夸”^[158]。“瓦市”条记录杭州勾栏的说话活动。

5.《武林旧事》十卷，宋末元初人周密撰，记载南宋都城临安遗事，“目睹耳闻，最为真确”^[159]，寄寓了作者追念故国的情怀。卷一“圣节”条记载理宗朝寿筵乐次；卷四记载故都宫殿名目及乾淳教坊乐部；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列举书会、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诸宫调等；卷九记高宗幸张府节次等。其对后世西湖小说的取材有一定影响，如《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的头回部分取材于该书卷三所记“湖中土宜”“赶趁人”，以及高宗游酒肆改诗词和宋五嫂善作鱼羹等事迹。

6.《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编撰者田汝成（1503—1557），字叔禾，杭州钱塘人，为嘉靖五年（1526）进士，擅长文词，熟悉杭州掌故。该书详载西湖胜迹，《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是书虽以游览为名，多记湖山之胜，实则关于宋史者为多，故于高宋而后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钜细，一一兼核，非唯可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160]

7.《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田汝成编撰，漫记西湖名胜来历及传说，侧重掌故逸闻，文学色彩较浓。本书初刻于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又有翻刻本，版本较多，影响广泛，许多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直接取材于此。笔者结合阿英《〈西湖二集〉取材的来源》（载《小说闲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与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修订本），将《西湖游览志余》的主要内容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题材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制表如下：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题材与《西湖游览志余》对应关系简表

明末清初至少有五十二篇西湖小说的取材与《西湖游览志余》相关，约占本文研究对象的一半。可见，《西湖游览志余》对西湖小说的题材影响甚大，可以说是上承宋元方志笔记，下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是西湖小说题材的宝库。此外，该书卷十七至十八《艺文鉴赏》记书画家故事，卷十九《技术名家》记医卜星相诸术，卷二十《熙朝乐事》记杭州民间节日之盛和四季游杭之趣，也对西湖小说多有影响。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风土、民俗描写也多借鉴与参照该书，如《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麴头陀传》第一、二则，《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拼生觅偶》等诸多篇目津津乐道的游湖、祭扫等风俗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