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记殷殷，沈三白与《浮生六记》

沈复说：“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我想说：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厚道而不失公允。

人生旅途，与《浮生六记》的真正邂逅，在壬辰肆月，我于兹喜之心，如芸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颇为相近。对《浮生六记》书名，听闻久矣，直到今天，才把它看完，可惜的是，眼福不深，只看得四记，余二记，据传为后人杜撰，是以不载于原著。可是，我还是对名不见经传的沈复，对他的《浮生六记》，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总好似看些无厘头的三三四四。

最有看头的，还是一记，闺房记乐。比较有生活气息，有人情味，读罢合卷后，不知怎么，总有关于“芸”的缥缈身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难怪俞平伯评价：“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更有林语堂评曰“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芸是幸福的女人吗？权当是吧。毕竟沈三白如此爱她。女子一生，得夫婿如此，还有何求？只是，梅逸其人，太过文气，终只是爱之切切，没有物质做保证。而人生，一半是物质的，一半是精神的。虽然，很多人都以清高姿态大言不惭地说：精神重于物质。从如水的文字中，看到少年的芸，藏粥侍君的可爱可笑举动，因之畏嘲多时，传为话柄的轶事，那种生活原汁原味的美，让我感动。及至嫁到沈家，夫妻恩爱，日子也还过得去，不为生计愁，这时的芸，因为婚姻的滋润更显女人的妩媚，在梅逸笔下，她却是医他的药。

唯东坡“事如春梦了无痕”一说，虽无草蛇，但隐灰线，埋下了芸一生福泽不深的引子。慧心，当真不仅在笔墨，更在沈三白一生对芸的文字倾诉中，相信，他是爱她的，而且爱得够深。虽然后来，他与喜儿有过一段不了之情，都不能抹杀对芸的深情厚谊，但喜儿又是姻缘簿中的另一“杯具”了。

相对来说，这一段新婚宴尔，是三白公子与芸一生最为幸福的日子。尤其读到“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真的为他们伉俪情深而觉人生之于婚姻的幸福可意，为一乐意。

风扫云开，深于情者，解之而罢，不解，就是一个情结，而且是死结。今人古人，于此同感。“情之所钟，虽丑不嫌。”但凡两情相悦了，往往“今世不能，期以来世”。察眼意，懂眉语的到底是不是月老？悬姻缘簿的，又是谁呢？

花光树影，转头空。生生死死，总让人惆怅。大雪纷飞的四月伊始，与《浮生六记》中的芸劈面相逢，眼前活生生立着个可人儿，瘦骨支离，神态妩媚，女子风情，最让我觉其慧黠的是，她明知深得夫君恩爱，偏变着法想给夫君纳妾，这是一个太聪明且自信满满的妮子，也正因如此，才导致了她后来的福薄和相公的缘浅。这一点，应该是芸“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物极必反之兆了。也因此，憨园未果，成为芸的心病耶？在我看来，非也。只是，哪怕如此，依然不能减了芸性格可爱之处。她于穷困中，借锅生趣，以酬夫君之友；她在缠绵里，女扮男装与夫同游；她在爱河里，费尽心机为夫物色小妾；她在柴米油盐的羁绊下，亲缝亲补，使夫君在人前以保端严；她更兼与夫谈诗论词，慧敏玲珑……这样的一个“芸”，足矣让人为之一开眼界，也适合让林语堂隔着光阴的河流对其写下“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的不俗评价。

花取参差以为美，文亦然。是以，沈之《浮生六记》，除却“闺房记趣”卷外，其他浮生三记，虽名为“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在我看来，不过是以际遇铺展生活，都没有离开“芸”的存在。三白君对芸的爱，是笃厚的、深重的，这从他的字里行间，分明可见。以其情为伊人写真，亦为伊溢彩。他记述芸为其做衣、补衣的不易，其实也是一种对发妻的爱。芸为生计的不易处，倘有足够的经济后盾，想来芸会更加光彩照人，不知还能增添多少轶闻呢。以至遗失的两卷，我记着它们的名字，辅以想象，天真地想着，梅逸将如何安排“中山记历”“养生之道”，这两卷想来关于芸的刻画，会少许多。而作为一无名文人的沈复，凭着自己的执着写下《浮生六记》，这又是如何坚持的一种精神？也许，生活的穷困漂泊都不能减淡他对文字的钟爱吧！

轮蹄征逐，不以人意为本。芸逝，三白寸心欲碎。果真应验“恩爱夫妻不到头”之说？当镜头回到《浮生六记》首卷某帧画面，三白忆及七夕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两方，朱文白文各执其一，成为来世重逢的契约时，定格了。读到此厢，我忽然爱煞了芸，感觉她是如此纯洁、如此浪漫、如此美好的女子。

如果让我用四个字来形容芸，应该是“雅迷天然”，她善良聪慧，分明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性情女子，无怪乎沈三白说：“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芸，自有让他为之一生不能遣去的离愁别绪和旖旎往事，奢侈的幸福，同时也不失为伤感的回眸。

唯不喜欢三卷之结，芸逝后，芸之子，逢森亦夭亡，使芸不得延甚嗣续，琢堂赠之一妾。“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读来，颇有画蛇添足之感，更有莫名的反感，特别是对“琢堂赠之一妾”句，烦倦得很。好在是，一切无论是对多情公子沈三白也罢，对缘浅情稀的芸也罢，对这个隔着时光徒增伤感的我也罢，都是过眼云烟。

文人的个性，是沈三白的特性。他不屑随人是非，人珍他弃，人弃他取。只是就名胜而言喽。如果名胜所在，贵在心得的话，我赞成他说的——“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笑着隔了时空，轻问沈公子：那么芸呢？该不是吧？

对于名利，从古至今，文人总以清高之说，而求之。求之不得，又作不屑状。这一点，委实有趣。沈三白的一生，如果不为生计愁，又会如何？还会写这些温情的文字吗？

陷于夜的海，登舟解缆，想去觅一处世外桃源，稚绿娇红的地儿，不求他人来渡，我且自去渡我。

眸中风景千秋在——闲读《启功谈中国名画》

人上了年纪，是会怀旧的，更会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些秉性。我便是如此。所以，三十五岁之后，我对书画有了兴趣，渐成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尽管无所成，但这份爱是真，由着它们的牵引，竟也无意间长了知识，开了眼界。看来，物于人的用情，也是有的，而且不比人差。这种双向滋生的情愫，我喜欢。

看书于我，是种愉快的消遣，等同于别人打麻将。择书于我而言，则渐至另一种境地。好在，每每收获，心花怒放，譬如这本《启功谈中国名画》，就是无意间碰上的。书与人的缘，看来也很不可解，有天意在呢。不愧皇族，见多识广，因此，这本书的厚度令我欣喜，纵横捭阖间，中国名画像放电影一样逐个镜头呈现眼前，令人欣喜。辅以启功自身的造诣，自是水到渠成，画与谈相得益彰，没有夹生的感觉。盖因启功本身就是高水平的书画文人，是以他的“谈”中国名画，不是无的放矢，有根有据，读来非但解惑，还能怡情。这书的出版，也算得启功老于世人的一份功德。

于书画，我是外行，虽看了经年，但水平有限，充其量就是外行看热闹的程度，不妨碍我对书画的着迷。书法还好，偶尔得闲写几个毛笔字，不是技痒，是国学的博大精深吸引我的心，至于绘画，我是真正的门外汉，看了几年，一直只是看，不敢动笔。“芥子园画谱”是我喜画的初端，看罢便于画再未收过心，估计一生不成画家，做个爱好美术的人，是定局了。

约前年光景，有新闻播出《富春山居图》拍卖天价的消息，书画热一度成为热闹话题。真正炒画的，当然作画者居少，在我心里，赚钱和从事绘画本身，相融是极难的。真正的画家也好，画师也罢，学者也罢，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从事经济上的交易。潜心于画的人，除有名气者能大富外，一般都是死后作品值钱，这也是个具有讽刺性的问题，譬如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之流，得遇伯乐的，否则，累死画技再高，也不足为当世人所认可也。这是一种艺术界的悲哀了。

扯远了。还说这本启功的著作。该书风格迥异于他书，无赘言无序无后记，开篇便是《谈〈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绘，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是画家顾闳中探访韩熙载与友人的家庭狂欢之后，回来根据记忆默画而成。画卷以时间为序，分为五个片段，各段之间以民风分隔。这幅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大作，经过近千年时间，逃出历史上多少次的沉埋、封闭和损伤，保留至今，不但是国之瑰宝，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画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故事。艺术手法上的高度成就，深而广地反映了历史上的生活现实，因此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史料和宝贵文献。韩熙载其人，唐朝末年登进士第。其父韩光嗣，唐末平卢军乱，他被推为统帅，后来被唐朝所杀。熙载假扮商人往南奔到吴国，虽被收留，却很不受重视。成为辅佐太子李璟的小官。熙载事事消极，与大官僚不和，被排挤，屡次贬官。李璟让位给其子李煜后，熙载任吏部侍郎。李煜因对北方势力忌惮而猜疑迫害朝中北方人，熙载装癫卖傻幸免于难。韩曾为国家出过些保卫疆土和整顿财政的计划，但都不如他最早用“美人计”戏弄敌国使臣这件传奇的故事鼎沸热闹。这快意的胜利，莫不是韩公开“荒”的借口之一？据马令《南唐书》载，韩蓄养女乐四十余人，不加约束。李煜本想让韩做宰相，但厌他养女乐行为，甚至将其贬官外放。韩遣散女乐，乞求君主宽恕，后主收回成命，韩仍做京官。不久，故态复萌，依旧蓄养女乐，昼夜歌舞，屡为时议所讥。韩自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做宰相。当时时局确实如韩所料，中原政权虎视南唐，如南下，南唐宰相作为亡国之臣，自会成为千古笑谈，韩预见时势，韬光养晦自保，也算明智。韩用自己别样的一生，为中国美术史留下这样一幅精彩绝伦之作，也是功德一桩。今天，我们不用看画面上的“韩君轻格”帽，但从整个布局和细微的点缀，也能想象彼时的精彩场面。事实是，借着可知的一部分文字史料作这卷名画的现实意义的旁证，这卷画更用其造形手法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南唐朝史料。名画千古，也是中华一幸！其间多少欲道未道的深意，何妨慢慢挖掘。

之于《龙袖骄民图》，我是怀着好奇欣赏的。作者相传为五代画家董元。这幅画的名字，三百年来，久成悬案。其实，不管它是“龙绣交鸣”，还是“龙宿效民”，或作“笼袖效民”，都不能抹杀它在中国名画史上的地位和辉煌。董其昌题云：“不知所取何义，大都箪壶迎师之意，盖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者，名虽诌，在，而画甚奇古。”考证此图应为“龙袖骄民图”，龙袖，意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此图描绘的就是太平时代首都居民怡然自足的生活，亦即南唐都城金陵的风情。董元是五代时期江南著名的山水画家，被后世奉为山水画宗师。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明清两代，董元地位更高，成为山水画的正宗，舍此则为‘外道’。董其昌赞董元画风多变，董元画几乎没有相同的，可谓画中龙。董元画山的笔法，最著名的是披麻皴。后人赞董元“神品格高，无与比也。”此画有乾隆御题诗跋，以不得命名之故，成谜亦成宝。此图之名，旧为口耳相传，故有音同字异之事，难解。唯阮云所云“笼袖骄民”之名，颇堪注意。按明陈继儒“太平清话”云：钱塘男女尚妩媚，号为笼袖骄民。其语源于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云：“钱塘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元人杂剧，曾有“龙袖骄民”之语。《元曲选•合汗衫》第一折云：俺是凤城中士庶，龙袖里骄民。戏剧中，直到清代，此语尚存，可证，此四字实为民间俗语，是元时方言。毕竟是名画，哪怕无名，也值得我们爱煞，何况还有这谜一样的名字相引呢？

明末书画家董其昌，也算鉴赏家。官高名大，影响到后世的清朝。康熙一朝的己见也都被董派笼罩。但存疑，为什么《容台集》被列为禁书呢？我的孤陋寡闻，另补其后，先悬此。但他的论书画部分却仍然畅行。董其昌姓董，又好画名。董北苑这位南唐画家，就成了董其昌的金字招牌。经他题过的宋代画作，也说法成为清代人对这画的定论。经董其昌鉴定题识的董北苑的画有，《潇湘图》《龙宿骄民图》《寒林重汀图》《溪山行旅图》半幅，《夏景山口待渡图》《洞天山堂图》《山水短卷》有郑孝胥题“北苑真笔”，个中解说，启功老在最后措辞谦，但之于其画的解读，当真是精彩之至。

且说唐末宋初几位山水画家，也是响当当青史留名的。荆浩的《匡庐图》，还有他教给后人的《山水诀》，以及他自负说的：“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自是言己兼二人所长。其实，他并非菲薄老辈，而是有实才。另传其作《崆峒访道图》，也是较古的山水画。此外，大抵是后来的伪作了。荆浩的徒弟关仝，也是中国画坛名家。宋人说他画的山水“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其作品《山溪待渡图》，有绝对的质感和量感。使观者如站在觉大壑之中。关仝的成就，比起荆浩有显著进步，可渭青出于蓝。他一方面学习荆浩，但不受一家所拘，还汲取了毕宏的长处。宋人说他的画“笑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信言不虚。与关仝同时的江南山水画家，首推董源。他的《潇湘图》，名气较大。虽短卷，但有新意。其人作画不仿他人，自出胸臆，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这种高评，也体现了中国山水画的优秀。李成李营丘，史上说他“志尚冲寂，高谢荣进”。王公贵戚请他作画，他全不睬，极有骨气。祖上为唐宗室，五代时为避战乱，游荡到营丘，本以儒学为业，怀才不遇，便寄情山水诗酒，却仍自视儒者，耻与画工同列。他的画本为自娱而作，抒写胸中块垒，被人比作诗中孟郊、书中张旭。他画山水，北宋初期被推为“古今第一”。李成真迹流传绝少，当时已有很多仿品。现在保存宋画中有他和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从中可窥见他画树石之风格。《小寒林图》，也颇具个人特色。范宽最初模仿李成画法，后到大自然中体验，形成自己风格。宋人评其作品，说他不但能写山水面貌，而且“善于与山水传神”，又说李成的画“近视如千里之远”，范宽的画“远望不离坐外”。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山图》和《临流独坐图》，都可证见这位大艺术家如何表现了关中一带山川特点，如何为山水“传神”。这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家中怎样用恰当的形式来表达不同内容，也认识到范宽由于“师自然”所得到的艺术成就。依我目前于书画的境界，对米芾的画，不作点评，书法于兹，我也未曾习得，所以，等日后有所了解再聊大小米也不为晚，暂且留为日后谈资吧。米元章《珊瑚》《复官》二帖，盛名久矣，《快雪堂帖》亦久仰大名。大小混点，他日细品。天水摹《捣练图》之异国，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采薇图》《雪图》《江山小景》《濠梁秋水图》，都是魅力使然的点睛之作。李唐是个有民族思想的画家。有诗云：“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宋高宗在李唐朝的《长夏江寺图》上题道：“李唐朝可比李思训。”马远绰号马一角，与他局部作画有关。他的《深堂琴趣》《梅溪聚禽》《雕台望云》及《雪景》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清初人咏马远《松风水月》图诗云：“由来笔墨宜高简，百顷风潭月一轮。”可大致形容出马远的风格。夏圭的《溪山清远》是其代表作，当然有足够的艺术成就。明代董其昌是排斥马夏一派绘画的，但对夏圭的画作，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因为，有足够的含金量，只要明眼人，不佩服都不行。马远和夏圭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曾产生很大影响，也影响了日本绘画，他所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他如王翚的《浮岚暖翠图》，王石谷临《富春山居图》，董香光的《云山图》、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查士标、王翚合作的《鹤林烟雨图》，乃至“没骨”“双勾”“勾花点叶”“青绿山水”“浅绛山水”等，都以一种弥深的诱惑，让我痴迷和沉醉，还有仰望与向往。

看国学频道时间久了，自然接触不少中国古画和史上有名的画家。其中有一些，与启功先生此书中的人物相重，也足以证明，真正集书画大成的人物，史上自有公论。但，此书中对一些中国古代名画的论述更为详尽丰实，也更公允，对一些名人间的轶事，亦有所交代，有种利于中国古代书画史名人点名簿的感觉，一一罗列而出，脉络井然，他们的成就大小与风格特色，遂了然于胸。

启功其人，书法文章都有所成，当然人家接触的层面和底蕴，都是生活的。关键是启功于婚姻的长情，也令人觉着可敬，爱情是他一生的亮点，哪怕晚年夫人先去，他还是为了情感而守候黄泉相见。痴情于书画的人，对爱情的痴情，竟然如出一辙，这是真文人的可爱之处。蔳情地打着文人幌子的登徒子，于婚姻爱情始乱终弃者，不配“文人”称谓，称了也是虚伪。但愿以后有机缘，能多读一些启功先生著作，亦愿自己于绘画上，有一个明媚的未来。本来还有一愿，在此就不画蛇了。

胸有丘壑大风光——偶读《画禅室随笔》

忙里偷闲，阅罢董其昌撰的《画禅室随笔》。因竖版的原因，看得非常费劲，但总算不虚一赏。

实在话是，我非酷爱书画之人，充其量只是附庸风雅。

一片闲云起处，大自然赐予人视觉的扩张与缩略，都呈出种难言的美来。而这美的诞生，首先要有一颗关于捕捉风物的慧心，其次要有妙悟而生的丹青之手，当然就要有一管适合的笔。渐近自然在我看来，是绘画的“道”，同时也是人生的道。追求太过华而不实的东西，到头来，就算富可敌国，又如何。

通过看书，知道书法有《十七帖》《官奴》《禊帖》等，原一无所知。我没想在书画上有什么造诣和发展，只是闲娱而已。对书画配诗题诗，抑或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蛮感兴趣。尤喜北海言：“似我者俗，学我者死。”想到文章、生活、工作等，其实都有相通处，并不是孤立之语。这，自然有了禅的味道。

至于善用笔者与不善用笔者，与人生中之为善为人与不善为人者，大相似耳。情到处，心眼相印，合缘亦合辙。书画在我看来，似其人。媚者其为影响其诗书画，基本写画不出高格骨的大气象来，而像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胸次高为，又岂是我辈凡夫能写得出来的？

虽说画有画道，人有人道，但两者亦相容。能举一反三，用画道为人道开路，不失为智者所为。千经万论，苦中作乐，探得骊珠之心息而又起。不是“宿世谬词客”，所以，前生应该也不是画师。可为什么，痴心若此，概因文道从来都是魔道耶。

最喜此书中引用的一句话：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我有未歇之狂心，是以永不可成菩提。我知道我的道行深浅，不埋怨，不放弃。而我之骨子中的嚣张，焉知不是应验了东坡的“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浪漫是吾师。”

展卷太息，书学旁支，各有试目，得多益也。读一本书，书画娱赏间，将惑作实成真，云物何心？恍然间，有种后生侍名宿的感觉，妄心消磨尽，清平之乐油然而生，虽未超襟宇，但得了无心，亦为一乐。

无关褒贬之披着文学外衣的他们——漫读《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

伏天读书，也是人生惬意之事。有些书像益友，能消除人内心的燥热，更像清凉的绿豆汤，喝一口沁人心脾。《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于我就是灵犀的挚友，陌生却贴心。

从本性上来说，我对文人，有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偏见。清高不足，软弱有余。真正的魏晋文人风骨，古往今来，并不多。但是，我又固执地没有原因地喜欢文学，所以对文人，也就哪怕不想了解也有了些许了解。

写书的人出名了，就成为“家”，在“家”字前加个定语“作”字，就更有深意了，譬如时下流行的“作女”，至于怎么个“作”法，给您无尽的空间，由您想去。作家的层次与境界，胸襟与行为，当然也有所不同。然，文人不一定都会成大家，有些只能是文人，这涉及“名”的问题。文人的可爱，往往表现为追名逐利却又声称自己不在乎。或许，矛盾才更是文人的生命主题。

近三百年来的学人翰墨，自然有嚼头，品咂回味，这些文人像戏子一样蛮有意思的。似乎他们倾情演绎的人生既自娱又自乐了，只不过戏中人的演技，浑然天成，他们没想到若干年后，成为后人评头论足的谈资。

据说，从文化意义上来看，清末民国不可分，深以为然。世界的进程，就是旧的一切不停地破，新的未必已立。“科学被科技替代，信仰被思想替代，这并非不可避免，或许正是中国的宿命。”说得真好，只是我好疑惑，文人的宿命又是什么呢？

蔡元培是我比较欣赏的民国才子，光绪十八年进士。看，牛吧！还有更牛的呢！民国六年任北大校长，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有人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后来的北大，此言不虚。当初北大腐败不堪，蔡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是以他不赞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百年岁月流逝，人们一谈起北大仿佛在说蔡元培时的北大，胡适之时的北大，概因那时的北大，更值得怀念。蔡当年以北大校长身份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袁世凯时任总统，亲临蔡府拜访，而蔡则只出于礼节送客到书房门口。这样的人，还有胡适之。而今之北大校长，已非蔡胡那一代的学者，他们是部级官员，胸中墨与志向，哪堪与当年的北大校长同日而语？官与学者，从来都不同。北大百年校庆时，央视记者采访陈翰笙教授，陈当年二十七岁时即受蔡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记者请他说句祝贺希望之类的话，老人不语，沉默良久，郑重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听了这话，忽然有想哭的冲动。就好像，我是当年北大的某某重新在轮回中活了一遍一样，那感觉，怎么如此熟悉如此悲凉呢？说点轶事吧，传说蔡参加科试因字不好影响名次，不擅馆阁体，蔡回忆，阅卷人说写的不是馆阁体，主考说是学黄山谷的，总算勉强入围。想笑，人的名气真是好事儿一桩，能换来很多美丽的说法。换成凡夫，我们的字如不好，谁能说我们是学谁谁吗？可笑至极了。好玩的是，时人竟说蔡书有越缦老人遗风，笔意遒劲，力追山谷。不妨称之为笔墨之时代性吧。换成你我，可能吗？这则是名人“书法”趣事了吧。有学问，书法不一定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说到底，我是钦佩蔡先生的学问的。

不想多说章士钊和马一浮，不想多说顾颉刚和郑逸梅，不想多说钱穆和千古存一辣的林散之，不想说缘缘堂的丰子恺和新诗名人汪静之，不想多说宁鸣而死自由生的胡适，想说几句郁达夫。这位“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多情累美人”的郁大才子，风流有余，文采倒不如其情事了。说到底，也是文才虽盛，却愿牡丹花下死的风流鬼，我不喜欢。梁实秋其人呢，于我印象也是一般般。他细算浮生千万绪到最后，得个小娇妻，若泉下有知，定是愿为后人谈资增味的吧，他的本意是：我是文人，我以爱情为给养我有错吗？爱花是他的本性，他的花和他的女人，本来就是一回事儿。简单说说周作人吧，因为我对他有些兴趣，不知是因鲁迅还是什么原因。记不得从某处看过些相关内容，说周作人一生都在学鲁迅，包括他娶的日本女人，都是曾与鲁迅有过瓜葛的。兄弟之爱好，原来如此相近。只是最后的归宿，南辕北辙。周作人的天真正在于，他自称不喜欢谈政治，却不知人生离不开社会，更离不开政治。不谈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这些他早年的发声对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周作人显得遥远而陌生，但我们是不可忘却的。彼时，钱稻孙和周作人双双下水。这是否表明文人的极其软弱？近年来对周作人的文与行，有些分开来看的意思，不那么谴责了，翻案不可能，但我也不主张就这么忘了其行径。大是大非前，总要有所坚持。而周作人后来因文章被人稍有原谅之意，也应验了时光能淹没一切。善的恶的，到最后不以标准相看的话，也就无所谓善恶了。周作人的“汉奸”事实，像个长在脸上的胎记，把他彻底毁容了，他留在民国文学史上的那页，从来都是贬义，因为哪怕他有才学但他不配得到尊敬。虽然，周也曾有过在法庭上保护北大财产的事实，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再闻，周惧内得很，那个日本女人影响了他和鲁迅的兄弟情。人言可畏，道德杀人，周作人若在天有灵，定是肠子都要悔青的，一切哪能重来？兄弟九泉下相见，是见还是避而不见？

黄侃是我比较有兴趣了解的一个人，但于他却相对陌生，以“生平青简飘零惯”为引，到底还不是以文字让我心动到仰望的。跳过柳亚子，因我对我御用文人不感冒。只是一想到他做作着离开南社，无意出山，却自作多情写份《我和南社的关系》，除了笑，还是笑。疑古的钱玄同，与复古也有干系。近代曲学大师吴梅，我是最近才稍微知道一二的。吴梅的书法，我特别喜欢，纯文人的书风，静静涓涓，很有个人风格。梁漱溟其人其文学，亦值得后人敬重。他中学毕业，其后皆自学，这才是过硬之处，是以他成为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努力后的真正收获，并以实际才学赢得世人的认可。他的《人心与人生》，也令我心向往之一读，姑且算是一个缘起吧。

我对寒云，一直有种淡淡的好感。他在我心里，是真文人，但出身太好反倒不能成全他的文学天才使命。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总统的公子，其母为朝鲜人，他的才学自是了得。他的一生富于传奇，又令人唏嘘，死得太惨。他好研究金石古钱，工书，能诗词，堪称杂家。可惜的是，袁公子因病而逝，死后无钱。没落贵族子弟的风雨人生，真令人感慨到无语。这一点，倒是与大儒溥儒相像，还与贾宝玉相似。寒云的毛笔字，写得甚是漂亮。自然而然间，功底可见。今日之书法家们，见之定会汗颜。他楷书《浣溪沙》扇页，令我爱煞，字好，词好，相得益彰，人除了风流之外也不错：一瞥冰花散九衢，夜深深地转经车，骄寒薄醉泥欢娱。泥欢娱？令人多思了。

英年早逝的刘半农，是当年北大“卯字号”人物，他未完成的《赛金花本事》，也成为空谷回音，飘在民国文学史的上空。其《释吃》，更令人甚悦然。文风俗而有深度，其“吃女招待”一语，谓女招待上饭馆吃酒饭。女招待也就是今天餐厅服务小姐。所以呢，“改革开放”后的诸多“新生事物”不过是与民国接轨罢了。他的诗歌据说成就不小，我却没什么太多的欢喜，也未有不喜，于我平平而已。我不喜欢他那民谣似的“大姨走路俏俏的，两个奶子翘翘的”这类的所谓诗，读到这诗，我会不自主想到《金瓶梅》那一类的书籍。野性美，不是这样子的写法，在我心里。虽然，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很是风行一时。

如果说周作人下水成为汉奸是个错误，那么，黄濬的间谍一事，就是文人真正的大耻辱了。我一直没明白，黄秋岳的精与傻，他能忘本到把祖宗都出卖了，就算他文采再好，也不值得原谅。老蒋以汉奸罪处决黄壶舟，也是快事一桩，令人拍手。1947年春，已双目失明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陈寅恪还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秋岳是黄浚的字，这汉奸的才华能让饱学鸿儒陈寅恪不避嫌疑的青睐有加，可见黄浚之才确非寻常之辈能望其项背。黄因其早慧遂有“神童”之誉，因其博学多才，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所赏识。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这些时代巨擘的器重，使黄浚的文化造诣日渐精进，更兼其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缘掌握前清一些政坛文坛掌故趣闻，并可从前人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迹，得以写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该书绝大部分篇幅，所述皆为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七十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皆材料翔实、论述完备，时人赞之“援引广博，论断精确”。只叹黄浚有才无德，终于沦为汉奸、间谍。被拉下水后的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组成一个间谍集团，为日本人窃取机密大开方便之门。最著名的要算是江阴要塞泄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之后，黄与其子终于被正法，也算罪有应得。

之于夏承焘，值得青眼的词学家，我于兹词很是乐于跨越时空的受教，亦因他晚年与我的老师颇有些渊源，是以我潜意识里对夏老有着师祖般的尊敬，夏的书法也很有文人风味，但不是他擅长。胡兰成这人呢，我很想说几句，替张爱玲说有些没意思，替我自己说吧。才子其才，于胡，是个标签，是个对外展示的平台，这家伙愧戴文人的帽子，德有不足，看上他实在是张爱玲的不幸，因为他是张的生死劫。尤其他的《今生今世》，大有借张之名宣扬自己的无耻之意，这种伎俩，我讨厌还来不及呢。身为小女人的张爱玲，实在是有些看上了胡的才，还有财，若落魄的胡，岂有机会接近当时的张？所以呀，人生如果有健康之后，于德人们看重的不多，更多看重的社会地位，当然钱权皆在其间。文艺女青年张爱玲，看似心高气傲，可被胡几句甜言一骗，就不知东西南北了，还鹊桥相会呢，她哪知，她想见胡相公，早有其他之鹊相伴，才子身边从来不乏美人，那厢有另外弥补寂寞的鹊儿，她这只鹊，就挂单了。不过，胡的书法，较之今人的那些个什么什么家啊，还是值得认可的。人言其书法以“尚碑”为格，结体行笔或自康南海，而更瘦更规矩些，大撇大捺，透出才子风流的不羁情趣。人说胡的字里透着股汉奸气，鬼鬼祟祟，我倒没觉着，相反，对他楷书诗经句，觉着还好。说来说去，汉奸文人胡兰成，真个令人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慨了。忽地想笑，因这本书中的黄濬和胡兰成，我倒是记起贰臣钱谦益的诗句：“修竹便娟调鹤地，春风蕴藉养花天。”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藉的五花八门的文人，真是太多了。

忍不住想说说余觉，原因不是他如何如何，而是我对他的妻子沈寿比较有兴趣。因妻而注重其夫，也是我的一种与年纪不相称的好奇心使然吧。沈寿被后人称为绣圣针神，可见其名气之大。沈寿初名云芝，号雪宦。曾因绣佛像等八幅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太后祝寿而得赏，慈禧赐“寿”字，遂易名为“沈寿”。这是一桩妻名大胜夫名的婚姻，也自然注定了余觉内心深处的不能比肩。余觉本与沈寿情投意合，沈寿是刺绣名家，夫妻曾办刺绣学校。后来沈寿赴南通，余未随行，于是沈因日久生情，与张謇有染，给余冰臣戴了绿帽子，这下余不乐意了。本来呢，金玉良缘，花好月圆，结果呢，成为破镜，有了第三者。这就是婚姻的意外吧。后人说沈与张的情事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也算公允。事实呢，张的状元身份，自是胜过举人余觉，而张对沈的爱情之深，帮她完成“绣谱”等轶事，也是情到深久无怨的表现。相比之下，余因沈身弱不能满足于他，纳妾两枚，显然是对沈的伤害了。可是，余在知沈与张的感情后，搜集他们间的诗词，编成书稿声讨，我觉得失去风度。真爱，是成全，不是伤害。话虽如此说，余之一生，一直为自己的这顶绿帽而懊恼。他也怀念当年夫妻俩一个以笔代针，一个以针代笔，画绣相辅，相得益彰，两情相悦的神仙日子。善缘耶？孽缘耶？谁能说得清呢！多事的后人写了“沈寿的病史，余觉得痛史和张謇的情史”的文章，估计也是好事如我辈拿别人的悲欢挠自己的痒吧！

与本书作者许宏泉缘悭一面。许说：“中国文人天生软弱，这种软弱背后正是缺失信仰的支撑，也便难以坚持独立的文化信念，出现所谓‘人格的分裂’。”然也。

呈红谁读花谱——怅读《民国四公子》

旧时风物，已成尘土。那些风流事，风流笔下，谁淡相顾？为记公子多情累，一世红尘贻误。荏苒墨迹，留些许遗憾我且替君陈诉。只可惜，当年倜傥难驻。

一、两溥传奇

其一，红豆馆主票界王，溥侗

一个天潢贵胄，一个生于乱世的才子，更有人说他是，红氍毹上佳公子。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一段传奇。让后人，每每记起感叹。

溥侗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其父为载治。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因他行五，人们喜称他为侗五爷。七岁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几年后因才华横溢被授予一等镇国将军，前引大臣。如果不是慈禧，傅侗可能会成为亲王，但，命运有时就因为某一个人而改写。机会与溥伦、傅侗兄弟两次擦肩后，一可一否之间，一切成为定局。

傅侗曾说：“四十岁之前，许多事业待我而成，乃游手好闲的蹉跎过去了，四十岁之后，有心自立，而又苦无机会！”古来总有人把人生比为戏。这比喻对于溥侗来说，更是有趣。因为傅侗一生，最好度曲，也好演戏。

溥侗是个才子。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长于度曲。这样一个人，公正地说，一生大多寄情声色了，但他为大清国国歌的作曲一事，一般少有人知。宣统三年，清政府“谕旨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严复作词，溥侗作曲。歌词为文言文：巩金瓯，承天帱，民物铁凫藻。喜同胞，清时兴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据说当时的曲家曹心泉听后，对人说大清国气数将尽矣，因国歌中含亡国之音。果不其然，国歌颁布不久，清亡，《巩金瓯》于是成为大清国的葬歌。

如果说溥侗是将军，则他为戏的痴迷，实在难配将军称号，他在戏界却是出类拔萃的。这倒与历史上的有些皇帝相似，比如那个喜欢做木匠活儿的鲁班天子元顺帝，再如喜欢词曲歌赋的南唐后主。傅侗亦是一个不谙政事的戏迷，看戏还不过瘾，亲身当戏子，只不过他这样的戏子不拿报酬，只过戏瘾罢了。所以就赚个票界王的称号来。

看来，一个人的一生，真是有天意的，哪怕你出身如何，却终有上天安排你到你注定的位置上来，适合的身份，后天想改也难，如傅侗之一生。

溥侗去世后，当时著名画家唐云以一画并题识记傅，曰：“灯如红豆相思曲，茗逐青烟化古人。”再后，冒叔于其上题七绝：“灯花送喜可怜红，煮酒煎茶火有功。音律只今谁独步，苍髯卓尔老侗风。”也算是对溥侗一生，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才子呼？生不逢时呼？士与非士，分清又如何？历史长烟一瞬，侗五爷，哪怕当年辉煌过，如今少为后人道也。

其二，大儒溥儒

溥儒与溥侗，是同族兄弟。溥儒祖父为道光弟六子恭亲王奕。其父为载滢。溥儒幼时祖父授字仲衡，成年后自拟字“心畲”。初号松巢，后自号羲皇上人、西山居士、西山逸士、旧王孙等别号。

溥儒为慈禧赐名。溥儒七岁能诗，令当时大儒耆宿惊诧。溥儒之才，与其母家教有关。其母项夫人出身广东世家大族，诗书皆擅，这对溥儒的学问和人品，都有很大影响。

另，清朝皇家子弟习书，皆从理学开始，这是据“先入为主”之理，先树立一个是非标准，以后再读其他书就会有定力。这个道理，我想今天应该也有着它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于孩子的教育上，应该先让其名理，既先做人，后习事。

溥儒合了他的名字中的儒字，没有什么富贵之心，只是求学问更切。溥儒夫人是清末甘陕总督蒙古族升允的女儿多罗特•清媛，汉姓为罗，夫妻志同道合，非常美满。

溥儒在西山一住二十年，不问世事，潜心学问，有人说他是“三绝漫道诗书画”，可见，他当得起一代大儒之称。彼时在画界，他和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说。溥儒喜经史国学，以画为消遣，不喜他人说他擅画，更喜诗书，曾以杜甫自比。

有人说，书画艺术中，“诗难于书，书难于画”，上品就是“意在笔先”。诗书画皆以意境为主，溥儒因其文化底蕴，是以书画亦佳。

溥儒还是个提携后进的人，他对年少时的启功，经常鼓励，启功问他请教读谁的诗好，他举四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他告诉启功，画不用多学，诗作好了，画自然好。

溥儒自言其画不如诗，诗不如字，大字不如小字，堪称书法大家。然溥儒之画，意境高远，在当时相当有影响，笔法清心淡雅为主，不喜着色，淡而又淡才罢手。有人说这是“写山川草木晦明燥湿，云烟离合，与墨色浑然而无迹者”的作协原则，是标准的文人画。画画当分南北两宗，当时南宗盛行，北宗消沉，溥儒独起而振之。

溥儒之才，尚在其次，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更值推崇。九一八事变后，溥儒被掳去伪满政权，却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他说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做儿皇帝愧对列祖列宗。

溥儒也与李宗仁有交往。因李虽行伍出身，却是个极儒雅风流的人物，逸闻有当时才子云集李家共画一幅画。溥儒后定居台湾寒玉堂。著书立说，非但学问出色，身体亦好，这是因他一身骑射功夫。盖因满八旗子弟总是有些武功的。

溥儒因其特殊身世，常有李后主之慨叹。身在台湾多年，更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悲情。那“我生之初蒙召见，拜舞曾上排云殿”的光影，早就没有了。人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现实生活中，溥儒却是对生活水平的低落秉持“曾经沧海，满足滴水”。

溥儒好吃有名，但不误事。并设帐交徒传国学亦有善举。要是说溥儒似魏晋人物生今世，倒也相得。处世上，其“外虽潇洒旷达，内实悒郁寡欢”。晚年定居台北的溥儒因后续墨云为妻，诸多不快，这也算得风月之不足为外人道之家事了。

西山大儒旧王孙，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用自己的淡定，勾勒出生动的一幅画卷。我们重展开来欣赏的时候，看到的，会是什么呢？铁马兵戈还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傲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二皇子袁克文

多才的袁克文，因其特殊的身份，带给他传奇的一生。他是袁世凯的次子，其母为朝鲜国金氏，他出生在朝鲜汉城，字豹岑，也作抱存，号寒云。

豹岑之由来，据说袁母分娩时，袁世凯曾做一梦，梦见朝鲜王李熙用金链子牵着一头斑斓大豹而来，恰此时金氏生下袁克文。巧在产前金氏也梦见一头巨豹入怀。袁克文之所以名在民国四公子之列，主要还是他的家世背景和他的才气。他的风流成性远胜于他的才华，他借助于财势的潇洒，也让更多的风月女子为他用情。而他被后人称道的文人秉性，是因他对官场并不热衷，甚至以与父为敌的人为友。这样的品性，是单纯还是不谙世事，谁又能说得清。

袁克文一生女人甚多，原配刘梅真非常贤淑，后有于佩文、苏眉云、大姑、小桃红等等。骨子里，袁是个爱好女色、爱好中华古文化、不好政治的公子哥。这些爱好，因为他的家世，有了滋生的环境和优势。

关于袁克文，有段逸闻，那就是糊涂公子乱问正。在1906年袁世凯被慈禧霸免兵权时，袁克文曾气胜地要老子以汉代满，被其父软禁。之后几年，袁家举家回到河南老家，看似安然田园生活。袁克文是辛亥革命后，袁家最先剪掉辫子的人。但不代表袁克文就是有着进步的思想，他虽然与进步文人往来，可是他依旧身为袁家子，只是站在文人的队伍中，对政治并不关心而已。哪怕他的朋友，各类人士都有。他也曾有意帮过进步人士，以文人相惜为由。袁克文与当时的才女吕碧城有文字来往，吕也是袁克文深佩服的奇女子，因吕，袁认识了女革命党人郑毓秀、张以保等人，惹下又一段逸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提及袁克文的风流，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才子，他就是袁克文的老师方地山。这一老一少从最初的师生到最后成为儿女亲家，都是一样的爱好女色，一样的风流韵事不断，一样地有才华。当然，方地山是个真才子，同为真才子的袁克文，才华虽有目共睹，但也和他的家世背景之吹捧有关，虽然他也确实有些文化底蕴，称得上满腹诗书，如果没有老子这棵大树，以他的文采，想要出名也不大尽然。

有诗有酒不羡仙。袁克文在其父当了大总统之后，整天和一群名士诗酒风流，不问政事。结诗社于南海流水音，时称“寒庐七子”。真个是流水音如天上琴，兰亭独有管弦心。祗应内史多尘事，不及五云深处深。诗在心，书法也是袁克文的强项。其书法自成一体，风流潇洒，不拘一格。

如果这些，也就罢了，身为当朝二公子的袁克文，不但逐酒选色，还入了青帮，位列“大”字辈，成为当时一大新闻。当然，这是袁克文花银子买来的辈分。与其因局势行事相益的一步棋。

袁克文的家庭，因为袁世凯的称帝，也为储位之争埋了下祸根。克文之兄克定，对克文百般猜忌，欲害之而后快，袁克文常以曹植曹丕隐喻。聪明克文，在克定设宴时，以银筷子相试，结果发现有毒，从此不相往来。实质上，袁克文并不赞成其父称帝，但也无法相阻，这一点，有诗为证。

感遇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同样因为这首诗，袁克文被其父软禁北海，后居于“燕翅楼”，始有《寒云日记》问世。

旧时文人官宦子弟，最爱的除了才华与美色，还有一大偏爱，就是捧戏子，这大概和当今的艺界名伶相似吧。看来，有些东西，还真就是古今同出一辙呢。有着如此家世背景的袁克文，自然也不例外。即使袁克文身为当时的二皇子，也从票友发展到下了艺海，演出过不少戏份。只不过克文演戏，是义演，不要出场费，全当是爱好，而且大派的很。就算到了最后穷困，也不掩其文人本色，不肯放下架子为谋生而求财。

袁克文一生的风流韵事甚多，最后终于死于女色。因得猩红热未愈，去会女人喝花酒，结果被阎王带走，享年四十二岁。当时徐世昌题挽联为：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如此，倒也应了袁克文的一生。

三、名缰利锁一笑哉，丛碧馆主张伯驹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中我比较欣赏的一位。本名家骐，别号丛碧，斋名“平复堂”“丛碧山房”。论才华，张伯驹自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列。

张伯驹之父并不是张镇芳，因张镇芳无子，张伯驹过继为嗣子。张伯驹自小聪明伶俐，九岁能诗，有神童之喻。载张伯驹小时受过正规的教育，和袁克文等一同学习，天津耆宿严范孙先生对其影响很大。

张伯驹在袁世凯时期，曾于模范团骑兵科学习过，年纪不大，毕业后就在盐业银行任监事。虽然没有多少理财观念，但正是这样的秉性，让他把毕生精力放在他爱好的事情上去。

提到张伯驹，一般人可能印象最深的是他捐赠毕生收藏，全部给了国家一事。这样的风骨，自是人人敬仰。张公伯驹的收藏，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计有：五代关潼的《秋山平远图》、宋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诸上座贴》、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文徵明的《三友图》、王的《观梅图》，最有价值的藏品是张伯驹得之于溥儒的《平复帖》。这些珍品，新中国成立后全都献给国家。

如果说收藏是张伯驹的一大爱好，那么对戏曲的热爱则是张伯驹的僻好了，伴之一生，亦不介意自己的大家公子哥身份，上台演出。也算在当时的戏曲界，出尽风头。张伯驹登台常以：“冻云楼主”为名。张伯驹戏从余叔岩，二人交情甚深。建国初期，就算张伯驹把全部收藏都捐献给国家，也没逃脱反右的洗礼。几经周折，有段时间，张伯驹因《海慧寺》一戏，被划为右派。曾以诗为记：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亦曾饰过《打渔杀家》中的萧恩。

对张伯驹的一生，鲜为人知的还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因张伯驹收藏而起。那就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夫妻的双砚合璧逸事。名人名砚，两名人还为夫妻，于是，钱牧斋的玉凤朱砚和柳如是的蘼芜砚，经张伯驹之手，在几百年后璧合一处，怎不是收藏界的一段美谈。还有《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石头记》中的脂砚，原来明末名妓薛素素所有，质地细腻，略有脂晕，上有篆文“红颜素心”，也曾经张伯驹法眼而定后藏于吉林博物馆。

提到张伯驹，一般人自然会想到收藏、字画、戏曲，其实，张伯驹的婚姻也有一段插曲。风流才子自有美人垂青。张伯驹的夫人潘素，也算得一代才女。这个“怪”女子，身在烟花巷，却有些怪僻，曾在沪上高张艳帜，有潘妃之誉。张伯驹对潘素自是一见钟情。为潘写下：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如琵琶。为了潘美人，张伯驹不惜横刀夺爱，原来潘在识张伯驹前，已名花有主。几经辗转，有情人终成眷属，圆了一段佳话。而潘素这样的佳人，陪张伯驹风雨同舟到老，也是患难夫妻了。张潘二人伉俪情深，携手百年。

张伯驹不喜政治。这也是文人的通病。大凡文人，没几个会攻于心计的。让他们玩人，他们也于玩不来，看来，人之一世，入哪行，爱好什么，还真就有天赋在起作用。文人如张伯驹者，不喜官场，只喜诗词曲赋，也亦是文人所在。

多才多艺的张伯驹，一生为文学发展做出不少贡献。1950年，他和溥雪斋、管平湖等人在京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后创建“北京书法研究会”等，用行动诠释了文人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的张伯驹，对收藏亦好。因为收藏，和潘素又有故事发生。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张家，家境平平，偏张伯驹看好一幅古画，潘素为家计着想不允，张伯驹一求再求无效，竟躺倒在地耍赖。终遂意。

丛碧馆主曾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圭，世传有绪”。但就算把所有珍品捐出，也因收藏惹了些麻烦，于是，自以词为记，其中有“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少年，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见骑鹤扬州。”

张伯驹与陈毅是好友，二人常围棋手谈，诗歌唱和。陈去世后，张正于政治潦倒，陈夫人张茜把张伯驹赠陈的挽联挂于堂，也算无意帮了张伯驹解决一些生活问题。晚年的张伯驹，整理修订《京剧音韵》，出结集自己一生撰《红毹纪梦诗注》。

著名画家刘海粟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伯老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他人如何评价，似乎并不重要。无论怎样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为后人留下的记忆之花，带着寒香，带着被人知或不被人知的感慨，也只能说是尘埃落定了。且以张伯驹自作诗钟为结吧。魂、象六唱：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

四、大是大非大手笔，传奇人生张学良

其实，谈到民国四才子，最先知道的，就是少帅张学良。还在我小时候，就听长辈们提及。多年后，陆续知道另外三位才子。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1901年生人。叱咜风云一生，当可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少帅。

虽说有“英雄不论出身低”之论，但如果没有老子张作霖，想来张学良又怎成得了气候。这个世界上，自古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沿袭的优势，让后代之人可以为之少奋斗多年或一辈子这样久，如果没有后台，想成为人中龙凤，当真难于上青天。

年未而立的张学良，在丧父后，就职挂帅，开始与国民党合作。这在张学良身上，也是悉听其父遗训，更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着想，张学良公然不与日本人联手，放弃当东北皇帝的现实，与蒋合作，这步棋，下得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叹服。他不惧日本威胁，宣布易帜，奉吉黑热四省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完成了全国统一。这在当时，需要怎样的不以私利？这份大义，后人能及者，鲜无。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的大才，但他的私生活，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却成为至今为人乐道的佳话。原配于凤至是张学良“大姐”叫出来的一种亲情，而爱情，张学良把它给了赵四。赵四小姐原名赵绮霞，因英文名Edith，音译为一荻。十四岁与张学良相识，此后一生。又是谁能料想得到的？而且赵四最初是私奔投张学良的，这片深情，也足以让少帅结环相报了。一个人风光时，有女人趋之若鹜很自然，难得的是张学良落魄后，赵四还是不离左右，悉心相伴。日后，张与于凤至离婚，给了赵四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终于正式结为夫妻。有贺联曰：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张学良年轻时风流韵事颇多，什么谷瑞玉啊、溥杰妻唐怡莹啊、但他从不与部下妻女有染，这一点，相当明智。身为名家子弟，张学良更爱收藏字画等。张学良与张大千早年订交，曾以画为谊。

作为风流才子，张学良也有诗作留传。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军次游赵故城邯郸宫感怀》二首：一、“沽酒邯郸大道旁，村人都说武灵王。英雄应有笙歌地，不比吴宫响屟廊。”二、“光武艰难定洛中，滹沱一饭困英雄。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还有《丛台怀古》：“武灵按剑却强胡，朝罢讨个且自娱。当日将才皆颇牧，君王歌舞有功夫。”

身为仕家子，身为少帅，张学良不但有才华，也极会玩儿。他喜欢听京剧，时而哼几句“奉韵”大鼓，年轻时还喜欢张寿臣的相声，极爱才俊，曾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培养许多文人名士。并对作家张恨水垂青有加，许以官职，成为又一段爱才的佳话。犹以东北大学，时至今日仍是全国名校，这份为文化事业而做的贡献，作为东北人，自该铭记。

国学经典的魅力——虔读《老子道德经注》

四书五经到底是什么，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那《道德经》的内容呢？想来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

传说老子活了二百余岁，后出了函谷关，修道成仙。确实，从古至今，老子的大名是耳熟能详了，但《道德经》的详细内容，我还真没系统地读过。利用陪孩子学习的间隙，看完这本书。

发现，不愧是经典，确乃文学上乘值得研读的经书，有思想有底蕴有内涵更有深度。简单一句话，你就思考吧，怎么说怎么有理，让你心生佩服的感觉。老子真是有才，竟然能写出如此精辟的《道德经》来，对后人的教益真是太大了。

这本书看得比较慢，一章一章地看，一句话一句话的领悟。想来做人，德的范畴真是一张无形的网了，善恶交织，人情世故交融，所有的酝酿都带着看似未知其实已知的漫延。包括做人，如何以柔克刚。

做人是一门没有边延和说不清的大学问，老子的《道德经》则是一种诠释和包容。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典范，确实是朵奇葩，就在于该书的魅力。

转而说说老子吧，看过野史，说老子是位姑娘怀孕一辈子才在晚年临死前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是一副小老样。这传说，无疑给老子聪明睿智拢上神秘的色彩，而一个于中国文学万古流芳的人，有这样一段让人听来玄奇的故事，也表达了国人对老子千百年来一直心甘情愿当其粉丝的心意吧。

古文对于今人，需要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学功底，否则读来一知半解，不知所以然。是以，《老子道德经注》成为人们对《道德经》理解的一把钥匙。通过经注的解读，大致明白书中的意思，丰富自己的思想，从而更好地指导人生，这就是《道德经》彰显出来的正能量。

一部道德经，内容的涵盖是多层面的，读一遍远远不够，一边读一边对照注释，这种读法对于消化理解当然有所限制。因此，有闲会重读，不求读透读懂，但求能指导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能在社会上生存得游刃有余的人。假使未来有那么一天，我成为一个还算成功的人，《道德经》一定功不可没。

情溯古今思接千载——乍读《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趁着周末，趁着浮生闲日，借眼睛满足精神的盛宴，借他人的梳理完成一小段自己思想的漫步和攀升，不亦乐乎？这快乐，来源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读后。这本书之博大精深与玄奥，令后人仰望。

读一本书，很意外的缘起。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我极感兴趣。读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喜欢这种享受。多年来一直浮浅地以为洛书河图即河指黄河，洛指洛水，从未深究探讨过内质如何如之何。今读阿城此书，始知眼界之窄，实为星象，亦知中华文化之精深，抱愧之余，幸有所获。

《易经》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少时看武则天连续剧时，应该是第一次对河图洛书有点印象，占卜奇人袁天纲知未来的特异，都令我对河图洛书有所好奇，也仅是好奇而已，过去了就过去了。具体的意涵，成为虚影，并无所解。传说中的河图，即后来的阴阳图，又叫四方五位图。洛书，即八方九宫图。关于河图洛书，商代有载，后无载，到宋代，朱熹弟子蔡季通找到了河图洛书两图，交给朱熹，实际上，蔡找到三张图，另一张“天地自然河图”，他私藏了。

俗话说“距离多远”的“距”，它是伏羲手中的器物，也就是神话中的那个杖。用杖来测日影，也就是后来的日晷原型。与星象观察有关。话题扯远了，继续回来说与这本书有关的。河图原型，据说保存在苗族的鬼师服饰图案和商代青铜器盘的图案中。洛书异形保存在苗族鬼师服饰图中，商代青铜器中罕见存有。天极即北极星，是上帝神。阿城说，中国造型文明的肇始是星象系统的配置。这就证明，我前面所说非虚言无用，而是一衣带水了。造型解读证明，苗族服饰图案直接传承自新石器时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的活化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问题很重要，搞清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清楚了。说来说去，苗族鬼师和服饰，竟然成为民族学资料，这一类还活着的活生生的证据，也是中华瑰宝。

有说黄帝是北方人，炎帝是南方人，我没考证过南北方的正确与否，但我们却是以谓炎黄子孙。而蚩尤部战败后，从东南退居西南，即今苗族祖先，这个我没考证过，应在《山海经》中载有。但之前，共同的文化，则有循可察，研究起来，颇有点意思。这个我没考证过，有趣的是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中麒麟之外的“北”，最初是玄武吗？答案是否定的。原来最初的“北”所对应的，竟然是鱼。因此，北玄武，即龟蛇是很晚的替换了，大概在战国时代，西周还是以鱼为北象。《庄子•逍遥游》有“北冥之鱼，其名为鲲”就是佐证。

中国传统有紫微斗数。紫微是北极星，天极。后来，以北极星为中心划了一个区域，有边缘有内里。北京的故宫叫紫禁城，就是这么来的，意为北京如同天上的北极区域一般神圣，借紫为名以禁约束百姓。河图是表达围绕北极旋转的星象，也就是理清东方苍龙七宿与银河的关系后，会明白《周易•乾卦》爻辞在说什么。否则，有些混乱。河图七宿中最重要的是心宿。更有趣的是，中国的哲学和历史，都是一生做不完的学问。人家搞美术的，可以说我画得不像是因这不像是我的风格，哲学历史能行吗？能言者，我不喜之。巧舌不如少言多做。

至于天极与先秦哲学，也是件富有意味的谈资。孔子于春秋晚期毕竟是述而不作，《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出来的，非自作。战国开始有私人著作，即天极神符形彻底没有的时候，私人著作大量出现了。令人啧啧的是，孔子祖先是宋国人，墨子庄子皆是宋人，老子虽是楚人，却近宋。而宋是殷的遗族集居地，宋影响了春秋时期的新思想，那么殷呢？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殷的作用是什么？

赞同阿城所言，屈原的《离骚》与《九歌》一直被当作传统的诗歌文学教材，这一点即可惜又浪费，它们是多性综合的，“例如文学”，这样说还将就，我们如看到并体味到它的多性综合一面，不受限于意味，这才是接近圆满的一步。

因这本书，我还对德国雅斯贝的著作感兴趣了，对萨特称赞“中国文化大革命”起了好奇心。这些是我以后有缘欲做的一个念想。一桩趣事，像孔子这种轴心时代的成名人物，他竟然数次说天杀我，孔圣再强大，到底也是凡夫。倒是他说的“祭神如神在”，令我十分感慨。因为，心里不信的事儿如去做了，自己会舒服吗？还不如说羞涩是一种抑制呢。以孔圣著称，自有大优点，所以，孔子不是腐儒。公元前五百年的孔子，因为高文化，所以大寂寞，没有能与他精神对话者，这也是种旷世的孤独和遗憾吧。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后人关于孔子最记得的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然也。

关于“蠢”，也随时代不同而异化了。宋襄公与敌国战。有时机不利用，而是等敌方渡完河，列好队，再开战。结果战败，被后人笑谈至今。事实呢？时下有多少人肯见义勇为？某些礼教的变更与缺失，到底谁的责任？宋襄公的“蠢”，真的可笑吗？宋是商国后裔，周承殷礼，连战争规矩都承袭下来了，无奈的是，当时礼制开始崩坏，我们是该责备宋襄公的不能与时俱进？还是称道敌国的狡诈机智？再如纣王四项大罪第一条的牝鸡司晨。当时男权社会情况下，女子没有任何地位，时下，女人已能顶半边天，持政也不是为过，更不是什么罪了。这些问题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也是值得审视并思考的。审美与审丑，一念之间，两种天地。看来，人的对错，与当时的社会道德约束有关。

比较向往当时的齐下稷门。那种氛围，那种“不治而议论”的惬意，忽然起念，原来古时的君王，有道行有德懿的，还真不少呢。荀子身为轴心时代的终结者，却有幸成为当时名重一时，三次聘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齐国稷下学宫很有来头。当时，齐国都城临淄西北城门叫稷门，很有名气。因齐国官方在稷门左近建学宫，后称稷下学宫，养些上大夫或受上大夫之禄的雅士文人，相互争辩、诘难，言论高度自由，正是百家争鸣的气象，荀子的被重视程度，最甚，也最牛。他本人的成就已经够炫的了，没想到，他的两个学生更有名气。李斯和韩非，都是人中龙凤。然李斯怕被韩非抢了名利，置同学韩非于死地，太不仁义了，与孔子的仁道，竟差了不止千万里。荀子是孔子原始儒学的异化者，后人斥责他的帝王术，认为他是王霸兼用，造成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也公平，也不公平。

最令我有所思忖的是，阿城说他曾在广西小镇，见一以坤卦领卦的中年人，实为一奇。殷易称为“归藏”，也值得玩味。殷易与周易不同在于卦序，一个坤在前，一个乾在前。而孔子，最后应是归于殷道了。老子的道，也来源于殷。青年时期对易经小有所好，后来不了了之。现在因读河洛而重新唤醒旧时的记忆，着实欣然。

因缘际遇，读过一本书，总要留点什么才好，是为记。

闲情每为诗经醉——再读《诗经别裁》

对“扬之水”三字，知之不多，最初只以为是《诗经》中篇，后来才知是个女人。不久前曾读她一本札记，感觉很是一般，没想到，对一个人的印象，凭着一本书来说，往往是偏颇的，这对当事人不公。待我读了她的第二本书《诗经别裁》，忽然改变了看法，原来这个扬之水的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她的古文功底深厚，不是徒有虚名之辈。万事莫要先定论，因此，我愿意改观自己原来对她的短视，还她应有的水平，即便她不介意，但我介意自己心头文字的秤是否公允，哪怕这公允只是我自设的呢。

初读《诗经别裁》真是不奈，读着读着总觉高深，不是字不识，便是意不知，我的文化根基与《诗经》的距离，令我汗颜。终于静下心来，能读进去，成瘾，忽然发现思想进入了另一种境地，天开地阔，风轻云淡，诗经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清新隽永，尤其平实中的深度，令人爱煞。

检讨完了我对扬之水的误解，还她一个公道的同时，我也反思自己于人于事上轻易定论的毛病。今后得改。不能妄自菲薄他人，更不能以偏概全，这不仅是文学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的态度。这时读《诗经别裁》，恍如看到扬之水冲着我笑，很温和的样子。如今，在我心里，她已然成为一个宽襟的女先生了。

书归正传，说说《诗三百》，而今多数人把它看作纯文学，其实当时不然。《论语•先进》中说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易》，大致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经》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说到底，《诗经》不是庶人作的，而是贵族的产物。有云“礼不下庶人”，依我看，《诗经》同样不下庶人，这个论断，怕是今古皆然。物质生活太差，不能温饱，根本没有精力创造精神生活的闲情逸致。

这本书读后，重新明确了风雅颂的意思。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也就是说，风多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前者抒写情意，后者讲道理。至两汉，才有诗经学的建立，把诗经连起来说，是诗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对《诗经》总的看法，就是“美”，感觉一种诗意和文学的辐射，从千年前到现在，这条光阴的河流，将《诗经》催生成跨越时代的经典，这是当初于《诗经》编撰过程的人根本没想到的。如今难道不是吗？今天的农民，给他本小说估计能看得津津有味，你要是给他本《诗经》，他不是束之高阁，就是转手送人，因为不实用，他也看不懂。这如同送礼，给别人送礼，一定要拿准对方的心思，给的无用，即便万金，也无价值，给的合意，即便一朵花，也等同于一个世界。

《诗经》中我最爱《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伏哉游哉，辗转反侧。”扬之水在别裁中对“关雎”的情感投入，也是见了偏爱的，很讨人喜。她说，旨酒思柔，《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她还说，这诗第一好在音乐。我说，这诗第一好在意境。爱情的味道，弥漫了千古，谁能不心向往之？“求之不得”衍生出诗中波澜，“窈窕淑女”成为一个心仪的影儿，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句式重叠，有种波折感，沉至有味极了。说它即目也好，说它浮想也罢，期待之情跃然而生，含英咀华的心，跟着享受了一次情感的起浮，也是人性的一种本真回归，栩栩然翩翩然，美成一朵文学的绝葩。

网络曾有个朋友，叫“采采卷耳”，文笔不错。今由《诗经别裁》中的《卷耳》，又想到此人。心中升腾起一种温润的情感。“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采卷耳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以此抛饵，逗出下文。这种诗意的写法，很值得后世借鉴。联想到网络中那个叫卷耳的女子，定是如我这般喜欢《诗经》的吧。息之弥以繁？夺之弥以生？怀人之思的深浅，由着岁月做主好了。

不艳羡俗情，别具只眼的《樛木》，是天意的支撑和拷问或祝福吗？”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透过反复迭唱的诗行，很容易使人恍然置身于这场热闹的婚礼宴席上。攀缘的葛藟呢？相依附的和谐，在所有待嫁女子心中几时可得？你问《樛木》，它不理你。“形而下”或“形而上”，对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的蜜意深情要说给谁听才好？体物之心未尝不深细，不过总是就自然万物本业之象而言之，道德的内核是谁定的标尺？你的问题太多了，红尘就会笑你太过天真，不够成熟。怎样的时代，在光阴的流逝中，不是一去不返呢？

如果你不懂《诗经》中的“情”，你就不是个感性的人，你也不会静下心来读它。缘是一朵花，相遇邂逅都有个冥冥中的牵引。薄言采之？倒是怕读送别诗，怕读弃妇词了。还是《泉水》好些，那些个“诗经”中的好女孩，她们成为志士君子心中的朗然皎月，于是《诗经》的流传成为载悲载喜的旁证。

扬之水的这个别裁，其实是成功的，她以自己温婉的女人的心情笔触，不是还原，而是重新勾勒了一幅图，成为当时场景的重现，个中的出入，也就由着读者和当事人自行编经织纬揣度了。尤其她录用了朱熹对《诗经》的某些观点，不管她是褒是贬，朱夫子之言，我非常“感冒”。朱熹说，《诗经》中的女子，多作淫奔。朱熹的话，有些偏执，有失公允。淫奔一词在朱子的《诗集传》中仿佛是个代号，看着硌眼。或者是因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到可原谅。但实际上，《诗经》中的女子，不论是幸福还是忧伤，不论是弃妇还是新娘，她们都是美丽的化身，幸福的美和忧伤的美，成全了诗三百的鲜活灵动。如此说来，倒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我没有灵心慧舌，在现实社会中是个沉默居多的懒言者，遇到心仪的文字，我就像一朵干旱中被浇了水的花儿，忽然就生动起来，我深知，《诗经》就是浇我的水。扬之水说，“不以所见而移，反以所见而验。”我笑，“移”或“验”，都是个因过程而滋生的“果”，并无不妥，而我分明是以所见而移验了，我的试金石，有我的特色和鉴定标准。

心平气和地读，把自己镶在《诗经》里，这种效果相当地完善，或者红着脸，夸自己“女子善怀”吧。雅人深致的《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我攀爬而上，似懂非懂，我瞪大眼睛看那么多的经典诗作滑落成历史的分子，与自己的追求却隔着可惊的距离！

止庵的跋，倒显得有些不够干净利落了，如他自己所言，说着说着就说到他自己的文学观上去了。这也是文人的通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都说人经历多了苦难会所见者深。问你，你会因此主动要求命运给你安排一些心痛的经历而成为“见深达人”吗？“戒”与“自戒”，你能平衡吗？贤者皆佯愚，别冲动，想想再回答，你算不算是贤者？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个对《诗经》的定论，早已被认可。读之心境若是，也属难得。偷着笑，有种偏得的侥幸，原因不外，这本《诗经别裁》的好，在我很是意外。

情从诗话小欢颜——《清诗话考》读后

开卷有益，这四个字，对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永远是金玉良言。

朋友推荐我看一系列的书，我抽闲看完了《清诗话考》。发现，书中真的有颜如玉，亦有黄金屋，更有千钟粟。这让我，惊喜异常。

不爱诗词的人，这类书是看不进去的，因为枯燥没有什么艺术性，学术性占了上风。但即便是雅好诗词的人，也不一定就爱看此类书，在我看来，诗词写得多了，看些此类的书，是明智之举，更是受益之举，如登山者，到了一定程度，自然会选择怎样高度的山峰来攀，诗词，亦然。

书是好书，上编清诗话目录，无论见存书目，还是待访书目，我都没细看，浏览而已。下编，看得比较细致，虽然看也是过眼就忘，不能深记，这却是年纪故，非我本意为之。

许多作诗的观点，其实自己摸索了这么多年，也有通感的，不过从没系统地梳理过自己学诗的思想心得而已。现在，看古人的诗考，心里有时是有共鸣的，有时又如同被人点醒一般，原来，书也是人的朋友，它用沉默和睿智，让懂它的人更懂人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魅力与爱的温度。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了不少新词。恩师的教诲，犹在耳畔，这书却是从去秋至今，只读完此一本，实在汗颜。上年纪的人，行事之法度，与年轻人迥异，我便如此。哪怕再深爱什么事物，也能在合适不合适的时间里，放得下，不若年轻时，一气呵成的淋漓快意了。

不是沽名，亦不钓誉，就这么安然地沉醉于诗词的国度里，做一个酷爱诗词的小民，赏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这惬意的时刻，镌刻了流年的温度与热情。偏向于诗词的人生章节里，什么是能成全美丽心情的永恒？

之于《清诗话考》的受益，着实难以尽言。将来有暇，欲再看一遍，那时自会与今日之读后感，有不同的领悟。我期待着，重读的温情时光，在岁月的光影里，早日重来。

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秋读《前朝梦忆》

以三月余读一本书，可笑尔，懒人尔。

第一次看到张岱的名字，第一次认真地看外国人写中国历史人物，这个外国人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的中文名字叫史景迁，意思很清楚，向往做一个司马迁样的能写出史记般作品的人来。

怎么说呢？在我看来，不大算正统的文学作品，实在要归类的话，权作随笔吧。语言表述没问题，只是读来读去，没什么勾头，读来能使人生睡意，至少我是读悃了。缺少情感，叙述居多。应是外国人表情达意与国人的区别吧。

这本书的好处是，所述比较真实，没有野史味，相反有很重的补缺之意。这在作者的文字中，可见。通过这本书，我不但知道了明朝有个张岱，还知道一些收藏癖好的人，特性在哪儿。

文章要是想感染人，需要作者的慧心。否则，再好的文字，读来也吸引不了人。这不是文字的错，是作者驾驭文字能力的表现。学术是个让人深思的存在，学术之外，文字则摇身一变，是有情感有生命力的了。性情中人对文字的领悟，更深刻。

前朝梦忆的主要内容，就是张岱的家族中人的经历。这些与张岱有血亲的族人，留给张岱的回忆太深了，他们身上，同时也有时代的烙印。从荣到衰的何止是张家李家？一个国家的荣辱史，不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吗？

对陶渊明的羡慕，让张岱的为人与诗风，都受到陶的影响。这在他的诗中，有非常形象的再现。效仿的不仅是五柳先生的人品，更主要的是心性与文风。

前面提及这本书对我来说，读来无趣，但我竟也断续着读完，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无论好坏与否，我都习惯从一而终，不喜欢半路变戏。因此，展卷便要个结果。这在我，是弊病，因为人生，有因无果的事儿，多着去了，何苦强求那个“果”字呢？

倒是愿意多些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的历史，感慨在于，一个外国人，都能把中国历史人物写得如此逼真，身为中国人，竟始知明末有张岱，为自己寡闻一笑。文学的路，乃至人生，看来真是艺无止境了。

简记此，为读后感之一则。留念。

天地一幅画，会心向林泉——细读《林泉高致》

有意思的很，书越读门路越杂，像人生因年长而阅历丰富一样，沟壑纵横的脸与同样的心，禁受和经历得越来越多，但绝不乏味。这是初读《林泉高致》后的第一感觉。

宋代郭思编的林泉一书，是本关于绘画的书籍。我于绘画是门外汉，但相对读书而言，没趣的时候，只要是带字的，我都会翻一翻。而且因喜书法，也想看看绘画关方面的，增长点儿阅历、扩充一下视野而已。以此心读林泉，确实受益。

说到“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形诗”，亦有小感。眼前一亮的图画，绝对是视觉盛宴。辅之以“雪意未成云着地，秋声不断雁连天”的诗句，谁能不为之拍案叫绝呢！艺术的魅力，让人的心豁然开朗，这就是一种看得见的功德。清篇秀句是精神家园的一种诗意栖息，绘画则是令人思闲想逸的一种恬淡。古之绘画与今之绘画，所重已然不同，今人绘画更重功利，古人有纯粹爱好使然者。绘画的技法养，快乐从容的心态亦需要养。一个养字，承担了一种底蕴的滋润。

至于绘画是否达到“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功效，在我看来，它最初是种唯美其后是种入世，既然入了世，自与原来有所不同。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绘画成了宗教和道德的婢女”一说。绘画与书法相通，书法与文字相通，文字与社会相通，转来转去，绘画自然与人心意相通了。

如果说优秀作品必须具备“景外意”与“意外妙”是种对绘画的追求，那么对人的品格、工作、志趣等来说，何尝不是一种通理呢。做人，要有深度，要有内涵，要有张力，要有潜力，更要有创造力。阅千剑而后识器。阅千剑只是准备，识器才是目的所在。然也？然也！

当然，绘画中的模山范水，只是个范本，真正的用笔，要胸中有物。只要深爱绘画的人，才会因执念而达到艺术的高峰。做人无这份痴，必将一事无成。你是附着于他人的磁场周围做瞻仰状，还是你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吸引众人的注意而围拢到你身边来，看你的造诣高低。

涉入一个陌生的领域，说些内行人失笑地外行话，庸人本色尔，但虽未娱人，总算娱己了。人生永远不要围于寸眸，要借咫尺之图，尽千里之观，这才是种做人的大境界。林泉一书，让我懂得些绘画的知识，虽于我不是布衣之旧，但我于它的喜欢，哪怕尚不敢说“初知山水之仿佛也”，亦堪称一见如故了。

湖山此地曾埋玉——读苏小小诗有感

一个旷世的才女兼美女，想要不留芳千古，怕是都不成。因为，她太美了，亦有才华。

想来，老天也真是不公，把美和才华都给了一个女子，其他的女子怎么不嫉妒呢？

别，如果你看了苏小小的爱情故事，了解她的一生，你就不会嫉妒她了，而是，同情。

苏小小，大约南齐时钱塘名妓，十九岁咯血而死，葬于西泠桥畔。今有苏小小之墓。

小小墓在杭州的知名度可谓家喻户晓，传说苏小小死后，芳魂不散，常常出没于花丛林间。史书记载，宋朝有个叫司马槱的书生，在洛下梦一美人搴帷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也。”问：“歌何曲？”苏小小曰：“《黄金缕》。”后五年，才仲以东坡荐举，为秦少章幕下官，因道其事。少章异之，曰：“苏小之墓，今在西泠，何不酹酒吊之。”才仲往寻其墓拜之。是夜，梦与同寝，曰：“妾愿酬矣。”自是幽昏三载，才仲亦卒于杭，葬小小墓侧。这是轶事，不可当真，更增小小的名罢了。

曾看过关于苏小小的记载，这是个不甘寂寞的美女。她的妓，有人说介于文学沙龙女主人的身份，这样说来也似乎合情合理。因为她不是卖身为主，而重于以文会友。是当时钱塘一带有名的诗妓。苏小小是那个时代，可说当今时代，让人不得不佩服的一个女子，因为她不介意为自己扬艳名，有其诗曰：“燕引莺招柳夹途，章台直接到西湖。春花秋月如相访，家住西传妾姓苏。”

但是，苏小小人生最失败处在于托错了终身。许情给阮籍。其父为当朝宰相。那样的家世岂容妓做媳妇？亦有诗为证：“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这是一段一开始就不被看好的爱情。可惜，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没有自知之明罢了。莫说当年的社会，要是当今社会就好了，政界名人都爱娶演艺圈里的美女，这些美女，有几个不是艺妓身份？

人生难得知音。其实确实如此。喜欢苏小小的闺房镜阁窗旁的一副对联：“闭阁藏新月，开窗放野云。”更喜“水痕不动秋容净，花影斜垂春色拖”之意境，也是种唯美的空灵。

谁都知道，男女之情往往薄似烟云，短似朝露，可是谁历身其中，又真的能看得开放得下呢？

小小说，她的心是干净的！我想，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大多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干净的。

最动容最堪怜的是小小谢世前，近侍问她：“你交广甚多，不知可有什么未了的事？”小小感慨道：“交际似浮云，欢情如流水。我的心迹又有谁知？小小别无所求，只愿埋骨于西泠，不负我对山水的一片痴情。”小小含恨逝去。

佳人薄命，苏小小在第二年春天因病而逝。她曾资助过的鲍仁已金榜题名，为报恩，在她墓前立碑曰：钱塘苏小小之墓。墓上覆六角攒尖顶亭，叫“慕才亭”，据说是苏小小资助过的书生鲍仁所建。

有人说：苏小小之所以留芳，因为她的意义在于，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这话说得甚是，无意让我想起了当今的歌星王菲来。她们，性格上倒是很相像的。不过，王菲更看得开一些。这个不好，我就再换一个。谁拿谁星期天啊？动的是不是感情，唯自己心知。

附苏小词作一首：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于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

累于一世情缘无所寄，怎会在韶华时真的修到止水存心？无非是没有可意的男子罢了。无论怎样，我们都该去爱或者原谅一个无父无母十九岁就离开人世的美丽女子。她这短暂的一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

苏小小是个才情美女。死去的时候，正是一朵最美的花开放的时候。因此，后世独对她青眼有加。就这么简单。苏小小的芳名与西湖并传，西泠因小小故居而闻名。

是该一叹呢？还是一赞？或者默言？

“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

翻作两相思，春风知不知——低眉读才女薛涛诗有感

自古有训，女子无才便是德。细思来，德不德倒不相干，但无才女子的幸福，一定胜过有才女子的幸福，这是世人公认的。

话说大唐盛世的诗伎薛涛，自是才貌双绝，却偏红颜薄命，沦落于诗伎。在这里我之所以不用女字旁的妓，因我心中对薛才女，向不以花柳之姿相待，她是我心中一位聪颖多情、美丽而又才华出众的女子。据说剑南节度使韦皋上任伊始，就慕薛涛才名召至府中侍宴赋诗。

中国唐代，男女间的关系较为开放，因此，女诗人薛涛为追求爱情也有佳话传世。无可厚非，一个有才情的女子，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优秀，不然也不会被薛姑娘慧眼相中。真是这样吗？

司空严绶撮合下，薛涛与才子元稹相识，并爱上这位小自己十一岁的男人。这样的女人，在现在的我眼中，也是不可思议的泼辣型才女，敢爱得很，视我等这样的小女子，怎敢有此想法？呵，也当刮目相看了。

一组春望，春天却终于迟迟未来，那个迟暮的风中遥待的弱倦女子，尽管她的心如此炽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爱的回报。想来，风流才子元稹，就算再博爱，也不会爱上长他十一岁的才女吧。男人自古爱红颜，不一定爱若姨辈分的女子，这一点，聪明如薛才女，太高估自己，没预见得不到。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女人一旦用情，真是让人叹息。爱上的那个人，值得与否也不重要，重要的“爱”的这个过程和自己的心境，唉！自古痴心女子，负心的汉子，可怜哦！既不能与心上人赏花，又不能与心上人携手看花落，最无奈的是，人家根本对你付出的真情，不屑一顾。爱可以，爱到没有尊严，就不大好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换成是我，无论我如何欣赏一个人，倘若他对我无意，我也会淡淡相顾，把这份感情埋在心中，根本不会对那个人言及。

薛涛笺上的泪水，透过千年的历史，依旧让字迹斑驳中藏着轻易感受得到的忧伤。“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一个于情修不成正果的情痴怨女形象，跃然诗中。爱情的爱，少了一方的应和，便不是爱，而是单相思。这道理，身处爱中的人，难道不知？还是被情蒙上了眼睛？

虽然我对元稹这厮并无好感，但在婚姻上，我还是可以理解他不娶薛涛为妻的。一个才子，不论品行如何，总是自负些吧，那些漂亮入眼的年轻女子对男人永远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何况他个小小的元稹，自是爱鲜花不会爱徐娘半老的薛涛姨妈级女人。是以，元稹因得罪宦官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原配死后，元稹纳安仙嫔为妾，后又续娶裴淑为妻，之于薛涛，元稹并无联姻之意，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薛才女年纪大了，二是身为诗妓，娶个烟花女子，怎么也是好说不好听。

不娶也就罢了，偏偏还要惹上一段是非孽缘来，爱与不爱之间，真正动感情的那个人，注定失败。薛涛终生未嫁。她在对春天的失望中，轻轻诉说着：“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可能因我是个女人吧，看到这里，明知无望的爱情还是让我为薛涛黯然，当年的风华时，有多少公子王孙，也可将她赎出烟花地，可是她没有看得上的，或是有了入眼人家对她无情的，今番这姓元的小子，惹了她，却不娶她，是何道理？

那时的薛涛，不知看没看过《风筝误》这出戏，如若看过，是否会明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道理呢？

值得不值得，爱一个人是对是错，都有定数。或许这就是命吧。薛涛的眼泪和绝望，让她的“春望”成为千古一叹。爱情破灭后，心中的梦也就随之破灭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可以没有才华，也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爱情，这，就是女人。

元稹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薛涛这一腔深情？元稹的文采其实在当时非常出众，诗作很多，尤其是《离思五首》之四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微之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今编诗二十八卷。轩元稹家贫，历载他有趋炎附势之态，这缺点，当今人也同样很多，就算瑕不掩瑜了吧。

薛涛用自己的才华为自己赢得了“女校书”之名，虽未得钦封，但被诗史公认。如果说四十二岁的薛涛爱上元稹，是人生中意外的插曲，那么元稹到底是爱薛涛其人还是恋其才，则不得而知了，思忖之下还是后者占了上风。元稹曾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人生的好时光，易逝。相逢若是相适时，才叫缘分。否则，只能说有缘无分了。再续前缘，终成泡影。一张薄薄的桃色纸笺，终留不住情场中是是非非的情感。“佳期犹渺渺”，是的。她之于他，不过是段小小的插曲，不是主旋律。“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问的时候，就是犯傻了，如果心有灵犀，何劳相问，就会有默契的。不是吗？

暮年薛涛穿起道袍，隐居楼中，不再参与诗酒花韵之事，直到辞世。古迹薛涛井还有传说中的薛涛笺，都成为人们回忆一代才女时的见证，那些繁华与萧凉，都过去了，连同当年女诗人对爱情的绝望。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是女人一生最大的错误，爱上不回头，是致命伤。这抑郁，又如何消遣？好在，我们的薛才女没太过苛刻对自己，没像朱淑真那样写下让人心碎的《断肠集》。心里有泪，问就问吧，问天问地问自己，没有答案也无妨：翻作两相思，春风知不知？

杀妻求将，名垂青史的吴起——读史小慨史上无情将

自古以来，名利为人生之诱饵也。大凡雅士，在真正的利益面前，一点不动心者，也怕是为数不多矣。而为求名利，做得最狠但也因此获得成功的一个史上名人，是谁呢？吴起也。

吴起，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卫国左氏人。后世把他和孙子连称“孙吴”，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说吴起年轻时家道因他游历而中落，被人耻笑，他便杀死诽谤他的三十多人而逃，逃前对其母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此后，吴起在孔子弟子曾子门下学习儒术。后，其母去世，依诺未归。曾子嫌之不忠不孝，遣之。吴起在此之后，弃儒道而求兵法，到鲁国谋职。适逢齐国攻鲁，鲁王因吴起妻是齐人而不予重用，吴起杀妻求位，遂立战功。但吴起为人种种，被人当成话柄传与鲁王，吴起因人格缺欠而被辞退，复辗转于魏文侯帐下。

吴起在魏文侯这里得以施展韬略。作为一个丈夫，他没有小爱于妻，作为一个儿子，他没有孝道于母，但是作为一个将帅，他却爱兵如子。因此深得民心，士卒中有人伤口发炎化脓，吴起为他吮脓血。亦因此，吴起得到兵士拥戴，为将清廉，办事公平，深得军心民意。魏国后来选用田文为相国，引起吴起不满。与田方论攻。指挥作战田不如吴，治理百官，田不如吴。保卫疆土，外族不敢犯，田不如吴。但，君主年少，国民有疑虑，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服，却是吴不如田。因此，吴起也算有自知之明，甘愿不为相国。

从这一点看来，身为社稷重臣，能看清自己的位置而不居功自傲，也是大英雄所为。这，就是吴起的英明之处。田文死后，公叔为相，欲加害吴起。吴起只得离魏赴楚。在楚国，吴起被任命为相国，实行了留传后世的改革。却得罪了不少旧贵族。楚悼王死，旧贵族发动叛乱，吴起被杀。吴起被射杀并车裂尸体。吴起之死，是一种社会变革的过度中的基石，也说明新旧势力斗争之剧，古往今来，大体如是，悲剧在所难免。

至于吴起为求名利而行家之事，对母不尽孝、杀妻为仕，和中国历代有所为的大人物相比，和其霸业相比，也就不为过了。李世民为得权位演绎了玄武门政变，武则天为达帝位害死亲生儿女。可见，史之大手笔的大人物，都是冷血无情居多，可能正是因为其没有人情味，才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如此看来，吴起的过，终是可掩，功更为推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起继承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他在任西河守期间，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著了《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我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并列的古代军事著作。从《吴起兵法》中，充分反映了他的杰出的军事思想。

就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吴起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就如何统一中国，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兵法•见威王》）这一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另外，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料敌篇中，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吴起进步的战争观，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结吴起的一生，出将入相，历仕三国。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战平，《史记》载有《孙子吴起列传》。《吴子兵法》历来被我国帝王和兵家视为必读之书，为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英、法等国亦有《吴子兵法》的译本被习研和借鉴。吴起是继孙武之后，即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泛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的兵书和思想，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并治军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部众之心。其过有二，一是不行孝道于母，一是杀妻求将，这两点被后人所不耻。一代将相，功过间，孰是孰非，任人评说罢了。概因大丈夫所为，庸人不可视也。

燕将乐毅——读史有绪

提到乐毅，首先就会提及他的那篇名扬后世的《乐毅报遗燕惠王书》。这是乐毅一生因真情而无意流芳，却成全其名节的佐证。

乐毅者，生卒年不详，中山灵寿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燕国著名将领。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报了强齐伐燕之仇，辅佐燕数十载。后燕惠王中齐将田单反间计，乐毅被迫降赵。但其对燕之忠心，依报遗燕惠王书，受到后世盛赞。

此书开篇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乐毅本赵国人，后被燕昭王礼遇为亚卿，委身于燕臣，与燕昭王明君贤臣，演绎史上佳话。连破齐国七十余城，助燕成其大业。

乐毅返燕，燕昭王任命派乐毅为上将军，将昌国城封给乐毅，号昌国君。乐毅率燕军半年连下齐国七十余城，仅剩莒城、即墨两城久攻不下。其余全部并入燕的版图，燕前所未有的强盛起来。乐毅认为单靠武力，破其城而不能服其心，民心不服，就是全部占领了齐国，也无法巩固。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方针，对已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的固有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收服人心的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

不幸，燕昭王死，太子即位，即燕惠王。燕惠王做太子时，与乐毅有隙。他即位后，对乐毅用而不信。中齐将田单反间计，下令派骑劫为大将去齐接替乐毅。乐毅深知燕惠王欲害己之意，认为“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决定拒绝回燕而西向去赵。赵惠王见乐毅归赵，隆重地接待，受到极大尊重。骑劫被田单战败而亡。齐国收复失地，从莒迎齐襄王归临淄。燕惠王悔，但不思己过，把责乐毅不忠侍君。因此，乐毅倾情而回书于燕惠王。

乐毅在信中另言：“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并云：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彊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

离燕赴赵，其情其理皆为所迫，因此乐毅书道：“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可见，乐毅之离燕，不是背信弃义，当为燕惠王之制也。乐毅慨之以情，回书燕惠王：“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好在，燕惠王并非昏君，虽有错，但知思己过。看过乐毅书信后，尤其看到并以伍子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的历史教训申明人家不为昏主效愚忠，不学冤鬼屈死，故而出走的抗争精神。燕惠王打消对乐毅的偏见，封乐毅之子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赵燕为客卿。

可笑的是，后来，燕喜王继位，依旧不听乐毅之子乐闲之见，败赵，重演当年燕惠王与乐毅之故事。乐闲亦是因其小肚鸡肠而未归，但因燕为父与子之故国，也不助赵破燕。

史评乐毅，虽没有留下军事著作，但其连破齐国七十余城，可见其军事才能，而其忠主又不愚鲁之风，一代名将之旷世奇才，为后世所仰。

季布丁公的命运——刘邦用人之道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时代不同，但每一个国家于政治思想的掌控，都有着大致略同的取向，以本国利益为重，培养子民为本国利益舍生取义，不计个人得失。这种精神，宏观上来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义。然则其本质，许多人不过是为君主效命的一种政治工具或手段罢了。比如古今有名的美人计的主角西施，自始至终都是越王勾践的政治工具。

话说汉高明祖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对于季布和丁公这对同母异父的兄弟当年对自己态度的处理，真是让人不得不反思的深邃玄奥。也更加见证了身为君主和身为平民，角色不同，扮演的戏份不同。

刘邦的用人之道，和季布丁公的遭遇，让我们明白，忠节自古以来为人的美德，而背信弃义，则是小人之行，为世人所不耻。也更让许多淡泊的人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豁达。也让我们懂得，“法”是古人早就悟出的关于治世的一种内在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先把故事说完整。话说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两人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刘邦最后放过了他。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后，季布和丁公看着大局已定，自是无法可想，无力扭转乾坤。

对于季布，刘邦并不是不记恨，但他高瞻远瞩，想到自己需要季布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丁公心下以为，自己帮过刘邦的忙，一定能够在汉朝讨个官职，就去投奔刘邦。谁知刘邦并不领情，大是大非面前，衡量恩怨的尺码，对于当政的人来说，和百姓自有不同。刘邦把丁公抓起来。刘邦的意思很明显，丁公在霸王手下为臣时放了自己是对项羽的不忠，在战场上放跑敌人，这样的人当然不能重用。史载，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羽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据此，刘邦下令处死丁公，并军中示众，以此例要大家做忠臣，不要学丁公做贰臣。

其实，天下之道，正恶对错，有时是相对的。为臣的忠孝，是一种义，但如果效命的是昏君，则此忠义就有所不值。比如岳飞，侍君如此，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为天下苍生造福，也得选对君王。领路人都没选好，何谈事业？

身为人，名利心或多或少，总是有些的。毕竟圣人不多。凡夫俗子，有七情六欲也在所难免。能成大事者，也基本具备了“无毒不丈夫”的人生格言。纵观古代帝王，成其霸业者，几乎很少没有踩着亲友人和朋友的鲜血通往辉煌的帝位的。孰是孰非呢？

如此说来，刘邦还算是人中龙凤，称得上人杰。他的用人之道和对忠臣理解与张良一样，受法家思想影响很深。我们呢？一个国家如何，他的子民素质非常重要，我们的爱国，还需不需要法家某些思想为支撑呢？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下也有一个前提，本国必须有忠义之士，不能临危变节。这是一个国家稳固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成果这些要素本身，又是种怎样的理解呢？

所以，有人说：历史有时会在瞬间改变它原来的面目，这瞬间突变的背后，且不知暗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权谋。这权谋之间的是是非非，也不是平常人所能理解的。

比之古代女子不事二夫的贞节之说，忠诚之士，也是向来为人所乐道并赞颂的。这可能是国家的一种政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本着诚信，反对朝秦暮楚，见异思迁。这与其说是国家对人才的需要，不若说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用法可依的“法”，并不单指法律，还包括所有为人接纳的规矩和方圆。从刘邦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上，我们应该体会得更加深刻。

点黛轻愁春不允——愤读《窦娥冤》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概率碰到被别人冤枉，只是事件大小不同而已。天大的冤枉事，那只能是窦娥了。用一小段时间，重温一本少年时曾看过的书——《窦娥冤》，竟然心中再度起了波澜。

一个秉性如玉的美丽女子的不幸生涯，清晰浮现眼前。

窦娥原名端去，其父家贫。为还债，并取功名，把女儿端去卖给蔡婆做童养媳。后被蔡婆改名窦娥，并与蔡婆之子成亲。或许，在关才子笔下，这段时光，才是窦娥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吧。其后，夫死，窦娥随婆婆寡居。

蔡婆为讨债，险些遇害，被张驴父子相救，却出了虎口，又入狼窝。张驴父子欲强行霸占这婆媳俩，刚烈的窦娥，誓死不从。被张驴隐害，弄巧成拙，本想毒死蔡婆，却毒死了其父。再逼窦娥，如从他则不经官，然窦娥不为所迫，却被贪官下令斩首。

窦娥死后，一腔热血飞上白绢，六月下雪，楚州大旱三年。其冤情若说是感天撼地，却为何当时不能避过此劫？哪怕雪染白绢，哪怕六月飞雪，哪怕楚州干旱，都救不回善良坚贞的窦娥了。苍天不肯睁眼吗？

故事的结局还算可以，用窦娥的鲜血和窦天章的秉公执法，把一切看似的不幸，暂且平息。然，这样的事情平得了一时，平得了一世吗？正如窦娥以魂对其父言：八字衙门朝南开，其中无人不冤哉！像我这样屈死的弱女子，太多了！

一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如何，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之说，因为故事发生后，它所代表或蕴含的意义，定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思考，包括好人和坏人。好人学故事的好，坏人学故事的坏，然后再轮回演绎类似的情节。

如果说人生的悲欢离合，具有宿命性，可能也无不可。窦娥是命中注定受苦的女子，她的苦，想避也避不过，所以，正是因为她命运的凄惨，才会以悲剧性的斩首被后人永远记住。代价是什么？是忠贞还是节义？是邪不压恶还是善不抵邪？

自古就有人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可惜的是，历史真实的内容，往往是坏人活千载，好人无长寿。何解？怨天有用吗？我们究竟该做怎样的人？好坏舍去，求得中庸吗？其实中庸的路，更难。

窦娥的冤，被后人铭记，有多少和窦娥类似的冤情，永远没有见天之日？

每个时代，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发生，这才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味道。让正义永存，让邪恶死亡，不知到几时才会实现。生活更本真的含义，就是痛并快乐着，而且永远痛多于快乐。

少年看《窦娥冤》，心绪难平。此际再看，心情平静多了，虽然我还算是个善良的女子，可是我对生活所见，似乎多了些，于是感动逐渐减少，那颗敏感的心不知何时麻木起来。我的爱，成为压在心底的积蓄，不到不得已，它是不会被激活的。

窦娥之冤，让成年的我，明白生活的真与虚伪，还有做好人的不易和坏人得逞的可悲，但生活的路该如何走，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我在好人和坏人的中界线上，不再疾恶如仇了，也不肯与小人为伍，我想做怎样的人呢？悄然回顾后展望，竟在瞬间产生困惑，不敢深思了。然，做一个好人，分明是行于世的大多数人的追求。

岂可同日而语——从胡蓝之狱议人的地位不同心性不同

人一生总会经历许多，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人的心性是有所不同的。就算再谦和的君子，也不会在各种境遇下都镇定从容。宠辱不惊，不过是人们对自己的一种希望，其实，就算看破红尘的出家之人，也不一定能做得到真正的宠辱不惊。

让人改变的，一个是权，一个是钱。权钱轻易就会让人失了本性，云山雾罩起来。试想啊，有钱都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又有言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更有人说“财大气粗”，种种说法，都是源于人的劣根性，每个人，无论他再高尚，骨子里也会有自私的思想，哪怕行为上有所约束，但这些贪念都是本性，如果不危害到他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权就更诱人了，自古不是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功名利禄无意就害得人为此而努力，如果不想出人头地，试想还有几人心甘情愿读书呢？对于大多平民来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年少气盛时，谁没想过光宗耀祖、辅佐社稷呢？

生活让人越来越现实，等到明白一切不过是生活的一种假象，也就对生活的追求淡了。这也是自古文人最后归隐的无奈，大凡归隐，都是不得志之士，没见哪个因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的。触了功利之网，如果没有外因相迫，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回头归隐的。这，就是生活。

话说朱元璋，从一个穷要饭的，一个和尚，马上得天下，靠着一群义气哥们捧和南征北战，朱重八再靠天时地利人和，终于当上皇帝，而当初与他共患难的那些生死之交与他的亲密，他现在甚是反感。他的皇帝地位，需要他高高在上，不想被人太过亲近，可是那些为他朱氏江山卖过命的哥们，哪一个又能真的拿他当皇帝一样捧着供着呢？无意的多年亲近，有些习惯并没有因身份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有两方面的原因可追溯了。一是朱元璋自己心里不舒服了，今非昔比，凭什么你们不尊重我？另一方面，他的兄弟们没有自知之明，以为同打江山，你朱元璋当了皇帝，没我们哥们拼死拼活卖命，你能当上皇帝吗？于是说话没深没浅，行动没大没小，犯了官场大戒。上级下级，官场是非常讲究的，何况九五之尊的皇帝呢！

于是，朱元璋为了帝位，巩固皇权，大刀阔斧，实行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胡蓝狱。一是清君侧的功臣，免得尔等居功自傲，将来不把寡人放在眼里。二是为了朱家天下长治久安。免得他这样的百姓出身的皇帝被功臣所害，坐不稳江山。

朱就因此，对属下开国功臣大开杀戒。太子朱标曾就此劝谏父皇朱元璋不要滥杀无辜，以伤君臣和气。朱拿一棘棒让太子捡，太子见上面皆刺，无法动手。朱用利剑削去上面刺后递给朱标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把内部整顿好了，你才能当这个家。

此话虽有偏颇与争议，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在残酷的封建统治时期，皇权的维系，稍有闪失，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残忍的代价，是想帝位长治久安。虽然做法不值得称道。

话说回来，当年的生死交铁哥们，如果识时务功成身退，又怎会惹来杀身之祸呢。开国功臣中的淮西帮李善长和胡惟庸，胡为宰相后飞扬跋扈，对朱元璋大有不敬，于是，皇权与相机产生冲突。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后几兴大狱，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交通谋反”被杀，此案延续十多年之久，共杀王公贵族三万多人。蓝玉是常遇春妻弟，因当年平定天下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为人骄横，仗势欺人，朱元璋曾多次对其申斥，后以“谋反”罪被杀，受此案株连的人达一万五千人。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与朱元璋曾是生死患难之交，洪武十八年徐生背疽时，朱明知此病最忌吃蒸鹅，偏赐食之，徐达病重而死。

可叹，这些曾为朱家天下出生入死的功臣，最后竟不能自保，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不懂一个人身份不同时，不但做不成朋友，更会担心他们的存在对那个人是种威胁，如果早有先见，退隐岂不最好？人之一生，为名利所累，名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辈为之苦苦追求、悟寐思服、辗转难安，为的就是受其所害吗？

做朋友，能做到任何环境下都是朋友的人，太少了。当年的布衣之交，如今一个得道，一个依旧布衣，仍可成知己的，太少太少。人之环境不同，人心也会变的。古今皆此理。无端听画角，怎会总同声？做人如果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死不足惜！今昔两字，又岂可同日而语？

秋波流慧，亦不过“另舍舍之”的青凤——聊斋闲娱

狐与人之间的感情，或者冠以“爱情”的名义，有时也是种自我沉醉的感觉吗？这世间的真爱，其实是恍惚与真实混淆的吗？有趣亦可叹，无奈亦甜蜜参半。

如果有一天，我得到了想要的自以为是的爱情，或者某一天，我失去了它，我还会不会一如既往的信奉它的存在？若我还对生活持有爱心，我想，我就是一个生性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得到快乐的人了。问题是，需要为此而努力吗?

闲看聊斋，看到“青凤”这一段。于是有了些浮思若影的想法，百般心绪凝结于心，思而再三，竟不知若何。

狐人之恋，本并不是爱存在的阻碍，可我不懂的是，青凤也算有修为，为了一个狂生，付出后得到的外室之欢，就是她想要的幸福吗？一汀烟雨心犹醉，可能那样的时代，三妻四妾也是种天经地义？这样解来，倒是可以想得通、行得过的思想。

一个狂妄男子，轻薄有加，和当今社会可能相似吧，这样的男人，往往会得到许多女子的爱吗？他的说轻些是试爱，说重些算是调戏，哪怕真有爱的成分，不过是爱与欲的结合罢了，可是情窦初开的青凤，还是心甘情愿掉了进来。

之初，青凤与耿去病，好事无常，自当分离。青凤叔父这条老狐狸，其实并没错。不管他是封建卫道士，还是作为家长，都不想自己的侄女有任何瑕疵。所以，对青凤私下与去病相见的“夙分”，严加管教。这样是对还是错呢？放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哪一个家长会为了孩子们的一时冲动而放纵孩子胡为?

自然，我不是说蒲公故事不好，是看了后我的想法太多。蒲公究竟想要表达的是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是反封建吗？还是歌颂爱情?然，生性看似懦弱的青凤，却还是为了婚姻而离开了叔父，甘愿不甘愿地做了耿去病的外室，也算是金屋藏娇了吧！

故事如单就青凤来说，不算悲剧，因为最后她始终得到去病的眷顾，爱意缱绻，因耿大公子有钱有资本可以藏娇，还能救赎她的叔父于猎户中，青凤就是幸运的了吗？男子之朝三暮四，这样说也不确切，应说成男子之周旋于多个女人之间，哪一个是他真爱?哪一个又是他的敷衍？青凤就是耿去病的真爱吗？

说来，青凤是守大家闺训的狐女，但最后爱的归宿，不过妾尔！她的哪怕如意生活，也是种对命运的认可和顺从吗？用生活的安稳来成合自己所谓看重的“爱情”？是耿去病的真爱无形中负了青凤？还是青凤用现世安稳求得一种生活的庇护？身为涂山外传之后的灵狐，真有通灵，亦避不开命运的牵绊和注定吗？

当然，耿去病不是坏人。因为他虽博爱，但对青凤也是有真爱的。这一点，可能会让当今的男子，妒忌万分。因旧时男子可以妻妾成群而不失为过，爱了这花爱那花，都是种审美，如今可不敢了，哪怕明修栈道，也只能暗度陈仓。

总是在看了青凤的故事后，胡乱思来，青凤知耿去病对自己有意，也就不计较旁室侧室，只要能登堂入室也就是了。是这样吗？至于爱一个女人还是爱多个女人，那倒无须多虑了。若不遇犬，又怎能接受天意与去病“坚永约”呢？

本有婚姻，却依旧不妨另爱姣姣，身兼二美三美乃至数美，也是种成功男人的表象呼？自古女子，皆为情累。只要你给，她就会不计后果的跟随。呵，亦此为幸抑或不幸？

连人间无其丽的青凤，都难逃情劫，况后世痴心女子若干，又怎能逃脱红颜薄命之宿命？只要有爱在，旖旎深情不妨相知，亦不介意君对其他女人是何爱耶？分享的爱，也是真爱吗？怕是，难以说清楚了。

兰心蕙质，亦不过外室的青凤，用一个大家闺范的美好形象，告诉女子，想要幸福，应该敛眉垂首，安然顺从地让生活继续，也无意告诉所有想要生活“幸福”的女子，遇到爱情和婚姻时，究竟应该怎样做！

笑说瑞云——欢颜读聊斋

收拾整理旧书，翻出聊斋来，本想给人，可是闲着无事之时，翻了翻，倒翻出看的意兴来。虽彼时曾读过，许多故事只有浅痕没多少记忆了。

无意翻到“瑞云”这一段。故事大意是，杭州明妓瑞云才艺容貌双绝。沦落风尘遇到姓贺的一个她自己喜欢的书生，可是书生穷无法为她赎身。后有一客，在瑞云额前一指轻按，结果瑞云渐渐满脸黑迹似墨，玉容尽毁，再无人相看。难能可贵的是，当初的穷书生贺生，竟为此时的瑞云卖房卖地倾家荡产，不过是赎她这无人肯要的丑女子。瑞云跟了贺生后，不敢以夫妇关系自居，甘愿为妾。看，女人的颜值就是女人的本钱吧，长得漂亮时，谁想一夜情，天价！变丑了，连妻的位置都不敢坐，怕是坐妾也心存忐忑呢。瑞云是想把主妇的位置留给别的女子，在她心里，自己已经不配了。贺生说：“人生所重是知己。娘子当初春风得意时竟能倾心于我，我难道就会因你相貌改变时运衰败而忘掉你瞧不起你吗？”遂不再娶妻。

后来，贺生外出遇一姓和的书生，问及杭州名妓瑞云的境况，贺生一一道来。最后，当姓和的书生知道贺生是瑞云的丈夫时，高兴道：“天下只有真正有才德的人才能够多情，不因为美丑变化而改变情义。”于是，姓和的书生随贺生回家，用法术还其原来的花容月貌。原来，当初点了瑞云额头的，便是此人。他只是想用这种法术，保全一个不甘沦为风尘女子的清白。

关于这个和生是人是仙，暂且不论。看了如此轻描淡写的一个爱情故事，心里真的有些波动。为瑞云在万千男人中，一眼相中贫寒书生的慧眼，为贺生对瑞云不以丑俊不离不弃真心相爱的情感。试问如今之社会，可曾还有一二？就算有，也是凤毛麟角太少了吧！瑞云之所以得到最终的幸福，原因有三：一是自己慧眼认人，没有用错情；二是贺生对瑞云确实真心相爱，不只爱她的容貌，更爱她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三是得到和生的帮助。这三点成就了瑞云的幸福，缺一不可。

说到聊斋，旧时看过的心境，与今日迥异了。当年只看内容，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在其中。如今重看，多了份自己的看法。我以为，蒲松龄先生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调，勾勒一个爱情故事。所以有的编著说聊斋是“白话聊斋”，它是一种通俗文学。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也许并不锦笔妙言，可是从人性、从社会、从情感上，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尤其书中写的多是鬼神，少有恶鬼，这些鬼神都是另一种情境下的人，是蒲公想要彰显与隐藏的活生生的人。那些妩媚多情的女鬼，懂情晓义，较之现实生活中的人不知强了多少倍。这才是聊斋这本书能够真正流传下来的原因吧！它借鬼借神对当时社会的调整，用一种唱反调的说法，诉说了现实中的人竟然不如妖或鬼真情隽永，何以温柔地嘲讽和慨叹在其间呢？

我个人更倾向于蒲老的《聊斋》本意，其实是对生活的一种真实控诉，一种再创作，不过这种真实用这种虚幻的手法掩饰起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或者现实中的好人，现实中的坏人，妖仙中的好人，妖仙中的坏人，都不是绝对的吧。哪个层次里，都有好有坏，这才是蒲老先写作的初衷，人性的善恶是个多角度的映象与隐藏。

无论怎么说，我还是羡慕瑞云的。遇到贺生这样的良人，真心相爱，美哉！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更复何求！要知道，不是每个人一生都会得到如此可意的婚姻的，遇人不淑的女子多的去了，也不是每个人的际遇里都会遇到贵人相助。红颜薄命的难道还少吗？相对于此，瑞云倒是个幸福的女子了。有谁愿意经历苦难成就一生的命运呢？哪怕平俗的生活，也是种难得的索求，更可能一辈子都求不来。

再者，对于瑞云的老化，我倒是从她给贺生的诗中窥其一二。婉约中透着大胆追求爱情的意念，这种于婚姻的向往，羰的是比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都敢言呢。这一点，与她生在花街柳巷有关吧。记得瑞云赠贺生的诗：“何事求浆者，蓝桥叩晓关？有心寻玉杵，端只在人间。”这首诗的后两句，我觉着有些俗，还怕有人想歪了。前两句，倒是引经据典，颇有味道。当然了，这诗无论怎么看，也只能算得一种明目张胆的情诗，只是从中看出瑞云还是精通诗词格律的。

古代女子的文才，大都只两个来源渠道。一是大家闺秀有机会接触诗词曲赋；一是倚门卖笑的青楼女子能有条件学习琴棋书画。幸与不幸，也难定论。

由此，不禁想起另一个古代的妓女来，谁呢？大刀梁红玉！她是韩世忠的夫人。这个女子，本身就是部传奇。她巾帼不让须眉，陪着韩世忠战场厮杀，在她身上，曾经的妓女烙印被她对当时社会的贡献悄然淹没，提起这个女汉子，更多的是为人称道，少有贬义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女人先娼后从良，后世往往赞成。如果是良家妇女后成娼妓，多被后世所不耻。看来，做事情的顺序，对一个人的人品的影响，还真是难解了。

那么，我真的有些不解。何为世相？何为标准？难道都不是固定的吗？只是愿美好长存世间，愿幸福与世人长相伴！不止瑞云得到幸福，我们凡间每个平凡的男女，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伴侣，选对人生方向！正如瑞云的名字那样可意——吉瑞的祥云！

勤虑害树，烦令扰民——读《种树郭橐驼传》有感

从古到今，哪朝哪代的君王，只要不是昏庸无能之辈，无论怎样的制度为主，本意上都希望自己能够仁政施民，有所建树。但做来几何，就不得而知了。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被属下蒙蔽了眼睛，看不到事情的本相；一是所为与现实情况不符，与爱心初衷相违，即所谓的“好心办坏事”。

闲读《种树郭橐驼传》，心下甚是感慨。颇为柳宗元能以橐驼种树为文，警示后人的深意所动。文章短小精悍，却内涵深刻，让为官者深省，想必是柳河东最期望的意愿了吧。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一篇小小的讽刺寓言小传，不仅让他所处的唐朝统治者深思，更让其后各朝各代的为官者警醒。

一个精于种树、深谙种树之道的稍残老人，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这一点当真难能可贵。树的天性是舒展其根部，培土均匀，原土宜生，筑土紧密。这些做到后，不再去动它，也不必担心它的生死，自会取得良好长势。栽种时就像对子女一样尽心，栽好后就不要再牵牵念念放心不下了，随它长去。唯如此它的天性得到保全才会得到最好的成长。说到底，也就是橐驼不妨害树的生长。其他种树人呢？则不是粗心大意于树就是过分溺爱于树的成长其程。疏忽导致树死亡，溺爱亦会有损于树的正常生长。

橐驼种树之道，比照于官亦然。做官治民，该放手时就放手，大方向大政策定好后，就要给百姓一个施展的自由空间，而不是万事束缚，左不放心右不放手，用所谓的大会小会抑或发号施令来折腾百姓无暇致力于正常的生活生产，这样岂是民心所向呢？与其打着爱民、忧民、恤民的幌子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莫如在大准则下放手让其自主择行，才是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正道。倘借行政命令使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令百姓匆忙于送往迎来、应酬官吏之事，劳神伤财以应付官家摊派的各种任务，怎能使社会真正达到和谐和繁荣发展呢？

橐驼种树让人欣羡原因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管理的善与不善是树木存活的根源所在，一如治民的官者，能否让百姓平和幸福生活的前提。“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收放之“度”的掌握，才是避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现象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养树与养人，种树和治民，本无相关，但究其内里，又如此类似。我们的官者，如果多像橐驼种树一样来治民，何愁百姓不安居乐业？爱是放手，爱更是不可或缺的历练，收放自如，也是为官者需要修炼的上境。从种树中得治民法，亘古皆适，不妨将其视为颠扑不破之真理。此文涵煦之深，愿时下有心人思之，以为鉴戒。

用情深处孤独，任性切勿放肆——《小窗幽记》捡读

午读《小窗幽记》，读至其间一则为“用情深处孤独，任性切勿放肆”，特别心动，百感莫能言焉。

至此忆及少年曾恍然学过诗句——“情到深处人孤独”。应该就是从此间化用而来的。想要表达的无非是，一个以情植心的人，灵魂深处的那种孤独之切之深。偏就是这为情而生的孤独，让人动容，让人拿得起放不下。

天真淳朴是常人之本性，待到为爱成痴，便不免“用情深处孤独，任性切勿放肆”了。说得再直白些，就是情最难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终不失性。

一个终于于嚣喧中纵情声色的人，绝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真正的情，不是繁华中的世俗烟火表演，而是大幕落下后的安宁淡泊。孤独，在更多的意义上，成为用情的深浅参照。最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通常是呆呆凝神，或者无意和他人提及这个被自己牵念的人，这种提及，不是说给你听，是说给自己听成分更多。因为爱，因为心心念念，情愿享受孤独，好在这看似的孤独里，得到关于所爱之人心灵上的丰盈。

诚然，用情深处孤独是种凄美的存在。它通常以爱情的情为基调，亲情的情没有这样让人魂不守舍的魅力。爱情的情字，是排他的，只一个人、一份深意，除了深爱之人，断不可与他人共享这份爱，是以，它因为真挚，没有共存性。哪怕孤独，分明是种让人感到踏实的拥有。古今为爱行走情城的男男女女，都恪守“用情深处人孤独”之说。比如贵为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她为了爱情的爱，死死捍卫着她的皇帝丈夫，不许其他女人染指，极尽低眉又极尽霸道，不过千古难逃一个“情”字。她的孤独，想必除了她自己，除了同样为情所扰的女人，再无人能懂得。

只是千百年来，历史长河中，这用情深处孤独的“情”，除了爱情，真的没有其他意义了吗？非也。在今天已然不再年轻的我看来，爱情的情可以令人孤独，感觉生活的美好，但爱情之外，专情于毕生一种爱好，也是可与爱情的情相提并论的另一种唯美之“情”。譬如，以事业为信念的操守，这操守，就是底蕴为情的另类表现；亦如梅妻鹤子，自也有种化外高人的风骨，说来自是非同于爱情的痴情了。

无论哪一种爱好，痴了、真了，深了、迷了，太过，就成为“情”劫，而不是幸福了，当称之为不幸。情深情浅，便是宿命的缘劫。若以情到深处情转薄来稀释这浓郁的情字，还需要些文火和其他物什的熬煮才是。百味情汤，何异于饮鸩止渴？

人因为个情字孤独了，还在情理之中，但说到“任性切勿放肆”，不知天下人解得几何。轻哂，也不敢说就明白什么情味，但任性为情的初衷，看似率性而为，其实依然有着天性的真，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为情所困，执着于情的人。

青史留名的帝王将相，在我眼中，常多为无情之人，因为这份无情，才得以成其天下。而有情之人，因为世间俗情所累，才会视功名为粪土。所以，看通透些，名利不过是种主宰人远离情关的解药，为名利所诱的人，自不会以情绑缚自己，做作茧自缚的傻事了。易耶？难耶？

以情任性的人，能做到不放肆，还真就挺难的。因为情会无意蒙蔽了被情牵绊之人的心志，所以，劳心牵神，痛苦滋生。真正抵达任性切勿放肆境界的人，是用现实的隐忍来成全爱的最高境界。无论是爱情的情，还是痴于某种世事的情，用它看似的平和诠释，把内心深处的某些珍视情感，升华提炼，恒久温润，不失为正道。

古往今来，情之一字，写来易，做来难。纵有怎样的旧盟，也不堪时间的无意一击，所以世人有云：情最难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情，让苍天落泪，是情中至美。情是罂粟，是最美最毒的红尘蛊，是一个千古难解的谜。

情毕竟是种难以捉摸的虚妄之托。来去自如的情，是不可能的，它有时不为我们心思所控。情爱的真，让它似风雨中摇曳之花难持久，所以情感丰富的人终会因生活磨砺日渐少情寡义，最后守着无可寄的情，空洞自向；天性本有其常，为情而纵意也是约束不住的一种佻达，是以率性而为人的人终不失其天性。

平常心是道。说来说去，多情反被无情恼。俗世牵累的我们，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很难做到的，不迷失自我，清醒地行走，又怎一个“情”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