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时某地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

彰武与彰武人

国以人为本，

犹如树因地。

地厚树扶疏，

地薄树憔悴。

不得露其根，

枝枯子先坠。

——题记

地名考

虽然在履历表上籍贯一栏填着“辽宁彰武”四个字，但我相信，在外埠的彰武人十之八九并不知道彰武的来历。

历史上的彰武荒无人烟，直到清初这里被置为牧场，才有了人家，有了马群，有了牛群、羊群。此牧场为官牧场，曰：养息牧场。首任牧长叫扎木沙，蒙古族，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养息牧旧称“阳什穆”，又称“杨圣木”，估计是译音，非蒙语就是满语了。此地本是蒙古宾图王的领地，当闻知清“盛京三陵”（即福陵、昭陵、永陵，分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及其先祖的长眠之处）八旗守军要置办牧场养些牛羊以补充祭祀用品和日常开销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的消息，宾图王大喜。宾图王是“讲政治”的人，心说，这块地方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借此机会送个人情，跟大清王朝拉拉关系，于是，就把此地献出去了。大清王朝当然很高兴。没动用一兵一卒得块地方，能不高兴吗？高兴完了就问宾图王，你那块地方在哪儿呀？随手那么一指也不能作数啊！划划界吧。那就划划吧，整清楚了，好事要办好，免得日后起事端。大清这边呢，由驷院派出无拉台、巴拉仁二大臣，宾图王那边呢，派出委员谦德牧，共同组成一个勘界组，“勘分边界，设立封堆”。“封堆”就是永久性的标志，往边界上埋的木桩、石碑，还有水泥柱子啥的。

这里被清政府置为养息牧场后，问题又来了——谁去放牧呢？守陵巡护的八旗兵也不能都去放牧啊！有人就呈上奏折：移民。皇帝说，好啊！这主意不错，让人多的地方也宽敞宽敞。那就移民吧——清政府派员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三十二户（二百三十六人）来到此地，以“苏鲁克”的形式将牛羊分拨给这些牧民放牧。苏鲁克是啥意思呢？苏鲁克就是官方贷给别人放牧的畜群。故此，养息牧场又叫苏鲁克牧场。这里本无“土著”，那三十二户牧民是否可以认定为现今彰武人的祖先呢？

史学家们拿着放大镜整日鼓捣，坛坛罐罐也挖出来不少，但至今这点儿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唉。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那三十二户牧民不会想到的。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这里设县，因地处柳条边彰武台边门外，故取名彰武县，归盛京将军管辖。

彰武，彰显武威之意。柳条边是清朝皇家为保护祖先的发祥地用来圈地的围墙。墙高一米，宽一米，墙上栽有柳树三行。树与树之间用两根柳条横连起来，称为“布柳结绳”。柳树，满族人视为“神树”，有插柳避邪之习俗。柳条边全长千余公里，远远看去，柳枝在墙上编织成一道翠绿的屏障。边内不许汉族人进来居住、放牧、垦荒。而大片土地，成为清代贵族骑射习武之佳地，以振族威。当年，柳条边有许多边门和台口，彰武只是其中之一。每个边门和台口皆有清兵把守，对出入者进行验票盘查，有“边照”者才能入边，否则以“私入禁地”论处。“龙兴之地”哪能说进就进呢？不过，后来，无“边照”者私下里给把门的清兵塞几个铜钱，而入边垦荒也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了。由于“越边沟串地户开垦田地者日隆”，清政府遂谕令“停垦”。边内“停垦”，却准许养息牧场招垦，这一下，大量未能入边的垦荒者便涌入此地，寻找机会，以期实现他们垦荒的梦想。

因招垦，养息牧场人口剧增，且讼事不断，更有俄人（从外蒙那边窜过来的逃兵）滋扰，乘乱为奸，并焚毁边门军器档案，清政府在此不得不实行县治了——“地处边外，民蒙兼理”，定彰武县为“繁、疲、难要缺”。

据史料记载，清政府最初拟在大庙（今大冷蒙古族乡大庙村）建立县城，因当时境内匪患作乱，秩序未稳，遂择横道子村北闲荒，土筑城垣，修葺房屋，暂作衙署。横道子系“要冲之地”，本是哈尔套街通往新民府大路上的一个小屯。宣统《彰武县志》载：“彼时横道子并无集市城垣，仅二三户耳，乃放牧牛羊之区，一片荒野，四无人烟，有东西大道，车辆往东省载运粮货由此经过，故名横道子。”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横道子长出了彰武县城之后，自己却没了。

彰武县城本是有城墙城门的。设县翌年，清政府“拨廉俸工食银五千五百两”，始修筑县城及衙署。哪里有城市，哪里就有商品经济。县城里最早的商号是“亿万增”粮行和“丰盛源”烧锅。初时，“以板筑城，南北长二百四十弓，东西宽均四百八十弓，辟正门西，城中留十字大街，道宽三丈六尺”，“衙署修建偏东北隅，男女学校皆在东南隅，警察所在东门里，邮政局、牛马税局、电报局等均系赁房居住，并无固定地址”。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彰武城墙四周“设炮台，建门楼，以铁包门，以石为垒，形势为之一固”。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公元1929年至1930年）经县长田庆澜“呈准上宪，展放城基，将所有城墙拆毁无存”。后于伪大同元年（公元1932年）又“为预防匪患，重修旧观”。修后的县城，城墙仍为土筑，有垛口及炮台，四面有城门，各门有门额：东为“文治”、西为“进达”、南为“明德”、北为“化远”。解放后，原有旧城墙就拆了。没有城墙的城，与乡村之间也就没有了城门的阻隔，县城向大地敞开着一切。街道通到了苞米地和沙坨子的边缘，通到了不声不响流动着的河流中。

拆就拆了吧，拆了旧城墙，才昭示出彰武与彰武人的“开化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拆比晚拆好——因为城墙已不再有防务的功能，相反还会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不过，我还是隐隐觉得有些遗憾。

告别了旧的一切，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如今的彰武县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年来，我两次出差途经这里，均作短暂停留，徜徉在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街道上，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

章古台

章古台是彰武县北边的一个小镇。

十一岁之前，我家住在前那木嘎土村，距章古台并不很远，一条没头没尾的沙土路通往那里。我常到镇上的供销社买小人书，《雁翎队》《鸡毛信》《带响的弓箭》都是在那里买的。供销社的窗子是用木板子包着的，打开呢，就是“开板”了——正在营业；要是合上呢，就是“关板”了——打烊了或者正在盘点。木板上常常落一层厚厚的沙子。木板的开合，除了告知是否营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抵挡风沙。有了这个木板包着的供销社，我的童年多了一些想头，也多了一些盼头。

章古台，蒙语，意思是长菖子的地方。菖子是什么呢？沙地上生长的一种植物，说白了就是猪特别爱吃的一种野菜，茎上结满带刺的果。不过，事情往往是悖谬的，章古台的闻名不是因为菖子，而是樟子松。

章古台沙地樟子松人工林是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章古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在那里，沙与人相伴相生，相依相存。母亲告诉我，我是在沙子里滚大的——儿时的摇篮里铺的东西，哪有什么“尿不湿”呢，是沙子。湿了，扔掉，再换干的。方便，卫生，没有异味，不起痱子，还省钱。饿了，就往嘴里填一把沙子，嚼一嚼，没什么味道，再吐出来。不哭，也不叫。沙乡的小嘎子（在彰武一带，大人们把小孩子称作小嘎子）命贱，好养。沙地里有沙葱、酸不溜、麻黄草、沙拐枣……还有一丛丛的山里红。对大一点儿的小嘎子来说，到沙地里撵跳兔逮毛腿鸡是最有趣的事。

一方水土一方人。沙地里的童年是别样的童年。我曾跟彰武县县委书记李建潮开玩笑说：“我可是在你管辖的沙地里低成本长大的呀！”书记到底是书记，建潮更有创造性，他说：“这叫生态育人法。哈哈哈！”

大学毕业后做记者，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采访，当地维吾尔族老乡告诉我，他们贮存葡萄和哈密瓜等水果就是用“沙埋法”。时令瓜果用沙子埋上三五个月、一年半载，仍新鲜如初。啧啧，想不到，沙子居然还有保鲜的妙用呢！

然而，终于有一天，村里人发现，当那些沙子一寸一寸逼近房檐和村头的那口水井的时候，却又是那么可怕——沙子正在吞噬着我们的家园。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早晨，人与自然的抗争开始了。同从大兴安岭引来的樟子松种子一样，治沙科研试验站在章古台扎下了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贫瘠的沙地上硬是长出了大片大片的樟子松人工林，足足有十万余亩呢。在科尔沁沙地的南缘，从此筑起了一道闻名世界的绿色屏障。许多大人物，来这里参观考察，有黑皮肤的，也有白皮肤的；有蓝眼睛的，也有黄眼睛的。

有一天，一架直升机在章古台的上空盘旋许久，然后，降落在前那木嘎土东边的沙地上。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往那里跑，想看个究竟——到底来了什么大人物呢？可未到近前，我们就被拦住了。后来，听消息灵通的人说，来的大人物是李德生。还听说，李德生看了樟子松林海后，在试验站只坐了三分钟，说了一个字：好！虽然仅是一个字，但分量可不轻。李德生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员。估计他是以军人的眼光看待这些林子的。林茂草深，绿荫如盖，能潜伏多少兵马、坦克和装甲车呀！

五十余个春秋五十余个年头，治沙种树，章古台人从未歇手。章古台人始终坚守着一种精神。

一茬一茬的人老了，一棵一棵的树大了。针阔叶交错，乔灌草结合，森林生态系统一日日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也开始显现。野鸡野兔多了，狍子野猪多了……一些历史上从未露过面的珍稀野生动物也开始出没于森林中了。

忽然，我又想起那个货架上摆着许多小人书的供销社，窗子还用木板包着吗？即便包着，想必木板上也不会再落太多的沙子了吧。

最近，彰武县林业局局长张俊成来北京，抱来一堆材料，说是要申报国家级森林公园。我闻知，大喜。想起艾青的那句话：“蚕在吐丝的时候，想不到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我对俊成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弄成。俊成说，那是那是。有了森林公园，森林就不单是森林了。

县城

我头一回进县城是八岁那年。姐姐参加了工作——做民办老师，需要一块手表。爹妈商量了一宿，决定，由爹带我去县城买。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为何偏偏带我进城？不得而知。出村，沿着那条沙土路往东走八里路，到章古台坐火车，过清泉、冯家、兴隆堡，火车刺地出一口长气，然后喷出一股白色的雾，彰武站就到了。

那时的火车是老式的蒸汽机车，一鸣笛，一喷气，嚣张得很。

我兴奋地跳下火车，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大世界。彰武站是一座日式风格的建筑，外形比较简洁，门框、窗框和部分装饰，都有点儿弧度。功能与形式合理统一。候车室是“人”字形的大房子，一律红砖青瓦筑就，比我们村里的土坯房不知要坚固多少倍。大喇叭里的播音员一遍遍地说着来往的车次，声调特别有韵味。站台下的枕木卧在碎石和煤渣之中，缝隙里浸着厚厚的油渍。枕木之上是灰黑的铁轨，纵横交错。一座天桥跨越东西，把因铁轨完全分离的站台连在了一起。我跟着爹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

后来，我读历史才知晓，这个彰武站是很著名的。

辽沈战役期间，林彪的专列在这里停了一天一夜。当时林彪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代号101。在到底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问题上，林彪犹豫不决。他披着狗皮领大衣在彰武站的站台上踱来踱去——“我准备了一桌饭，却来了两桌客人，叫我怎么办呢？”罗荣桓、刘亚楼远远地看着他，不置可否。毛泽东一定有一双神眼，不然他远在太行山的西柏坡小山村里怎么能看破林彪的心思？“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红色电波，在彰武站的站台上落地。林彪手里拿着电报，眉头紧锁。

锦州是东北沟通华北的咽喉，攻克锦州就等于是切断了咽喉。用国民党将领范汉杰的话说：“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正是基于锦州的战略意义非同寻常，毛泽东在电报中果断命令林彪：打锦州！

历史的瞬间在彰武站定格。

林彪的专列缓缓驶出彰武站，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在那个夜晚，林彪一声令下，锦州之战打响了，那注定是一场恶仗——激战三十一小时，全歼守敌十二万人，范汉杰被俘。此间，廖耀湘兵团分三路向彰武发起进攻，一度占领彰武，并炸毁彰武铁路大桥，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的主要补给线，但为时已晚。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攻锦主力迅猛回师，廖耀湘兵团一败涂地。于是，整个东北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彰武是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呢。

走在县城的街道上，我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够用。街道两边店铺林立，酒馆的幌子在风中一摇一摇的，肉香酒香便往鼻子里扑。偶尔，有汽车突突地从身边跑过去，一股汽油的异味就把肉香和酒香狠狠地覆盖了。路上走着许多人，有往东的，有往西的，有往南的，有往北的，照面也不打招呼，只管走。我在想，当年林彪的部队调动时，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跟着爹到县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给姐姐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花了一百二十元。那钱十元一张，一共十二张，是在家时母亲用手绢包好的。爹警惕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从售货员手里接过手表，放进裤兜里，脸上表情似乎很平静。然后，就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压着裤兜，匆匆向火车站走去。

姐姐于去年退休了，在家专门研习书法，常有作品见诸报端。那块上海牌手表，她至今仍珍藏着，有时还拿出来看一看。虽是旧物，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块手表，似乎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或者代表着一种情怀了。

大青沟

前那木嘎土往西走上三十里路就是大青沟了。蒙古语将其称为“冲胡勒”。

大青沟位于内蒙古和辽宁的交界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青色深谷。沟沿森林茂密，沟里水面深阔。在内蒙古一方是自然保护区，在辽宁一方是一座水库。听张俊成说，水库20世纪50年代建成，系中型水库，为粉沙筑坝，目前世界上尚不多见——“大旱不干，大涝不淹，水清如镜，鱼肥肉鲜”，是“沙地上的一颗明珠”。水库为大冷、冯家、前福兴地三个乡镇播种的万余亩稻田提供了充足水源。大青沟渔事很旺，近年捕捞量都在十几万斤以上，有鲤鱼、鲫鱼、草鱼、嘎牙鱼……还有许多，我实在叫不上名字了。大青沟的全鱼宴很有特色，尤其是“清炖胖头”和“香酥鲫鱼”令食客赞叹不已。

张俊成告诉我，将来国家级森林公园建成后，大青沟将成为重要的景区。

大青沟的水有多深？没人能说清楚。不过，听人说大青沟的底下通着海眼，不然，沙地的底怎么能存住水呢？沙子能存水吗？早漏光了。这的确是个谜。

是否通着海眼无从考证，但大青沟的下梢又冒出一条柳河倒是真的。水很旺，鱼呀虾呀蟹呀，也很肥。

我对大青沟的印象至今十分清晰。小的时候，一天，我和一群小嘎子在路边玩耍，见一个壮汉吃力地背着一条大鱼从前那木嘎土的街（彰武人把“街”读作“该”）上路过。那人用草绳子系着鱼鳃，把鱼头背在背上，而鱼尾则在地上拖着。那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大的鱼了。听他跟大人们说，那鱼叫胖头鱼，是从大青沟里捕到的。从那时起，我便记住了大青沟，向往着有一天能够到那个有大胖头鱼的神奇的地方看看。

这一天终于来了——哥哥带着我和几个小嘎子骑着毛驴来到大青沟。先是沙土路上被人遗弃的几个大蚌壳令我们个个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再往前走，隐隐地，一股腥味便往我们的鼻子里涌了。脚下的沙土路突然凹下去了，路没了，一头扎进水里了。大蚌壳和扎进水里的路提醒我们：这儿就是大青沟了。只见东西走向的土堤像一条卧着的巨龙，困顿不堪的样子，似在养神，又似在静思。野鸭子，一群一群的野鸭子，唰啦啦掠过我们头顶，不多会儿，又扑啦啦落进水里，溅起一圈一圈的水波。水波互相冲撞着，就不规则了，就乱了，就慢慢地不见了。而那些水鸭子只是一个一个的小点点。水是碧绿碧绿的，碧绿的水面把一丛一丛的山里红和山里红覆盖着的沙坨子挤到高处去了。

我们傻傻地在水边坐着，不知自己是谁了，不知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大胖头呢？大胖头呢？这才想起，我们是带着网具奔大胖头鱼来的，可在水边坐了半晌，连大胖头鱼的影子也没看到。我们都很沮丧。哥哥说，我们也不能空手回去呀，下水摸蚌吧。于是，我们就脱鞋下水。烈日下，猫腰撅腚摸了小半天，蚌整整摸了两麻袋，最后是用毛驴驮回家的。那蚌个儿大得很，肉抠出来，剁馅，包饺子，却怎么也嚼不动，后来就喂鸭子了。就是那次摸蚌，我丢了一双母亲为我新做的布鞋。

今年国庆长假，我同摄影家王兴国来大青沟考察，在水边又看到了许多大蚌壳。当年那双布鞋会不会在呢？我在水边寻找了好久，终究还是没有找到。

拼酒

白酒一碗舒筋血。在彰武，喝酒之风盛行。

彰武人喝酒喝的是高度白酒。喝啤酒那也叫喝酒吗？彰武人嫌啤酒口淡，味浅，喝着不过瘾。商店里的啤酒几乎销不动。到彰武的地面上办事，你如果能喝酒，那事情就好办多了。酒馆里叫上几个小菜，几荤几素，咣咣，几瓶子白酒摆在身后，就开喝。一仰脖儿一杯，一仰脖儿一杯。杯不是小杯，是大杯，是能盛三两酒的那种。酒喝透，话才能说透；话说透，事情才能办妥。

彰武处在蒙汉杂处地带，与内蒙古的科左后旗和库伦旗接壤，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较深，大概盛行喝酒的风气是从内蒙古那边传过来的吧。

在彰武，乡镇长如果不会喝酒，那工作几乎就没法开展。县里各局办的头头，也都是酒场上的高手。据说，彰武的“酒王”是一位姓刘的司机，酒量在二斤之上，此人酒喝得越多，车开得越稳（这是严重违犯交通法的行为）。他酒后吐口痰，蚊子苍蝇都会醉。

男人能喝，女人也能喝。女人喝酒是很冒险的，其形象要么特别堕落，要么特别美丽。彰武某单位一位女士与爷儿们拼酒，从来没输过。半斤八两，三口两口就进去了。酒量到底有多大，目前尚不知底细。不过，人们从未见她与那位姓刘的司机拼过酒。酒有酒道，何必狭路相逢呢。她的形象，是堕落还是美丽呢？我没有见过。听说，她的下酒菜是蛇肉，吃了蛇肉，她才能进入状态。喝吧，敞开喝！女人咋啦，谁不是女人养的？喝！在场的人都倒下了，她却没事。她的家里经常养着蛇，喝一顿大酒宰一条。笼子空了，便差人去山上抓（属违法行为），往笼子里补充。忽有一日，笼子里的七条蛇，一条也不见了。仔细看看，笼子边边上出现了一个洞，蛇一准是从那洞口溜走了。消息传开，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大为吃惊——找！翻箱倒柜，锅里灶里掏个遍，被里褥里抖了再抖……全楼的人闹腾了一夜，连蛇的影子也没找到。

从此，这座楼里的人就难有安宁的日子了。今天搬走一户，明天搬走一户……未出一个月的时间，整楼的人都搬走了。

乡下人喝酒喜欢喝小烧。小烧是用纯高粱酿的，散装，劲儿猛，实惠，价钱不贵，喝得起。每逢年节，家家都买上几塑料壶。乡下人喝酒不讲究菜不菜的，有块咸萝卜、半碟咸豆，照样能喝上半天。我印象中，爹就是这样。

老家人来北京，我一般都请他们到地坛附近的一个酒家吃饭，不但因为那里的菜是东北风味，更主要的是那里有小烧。可能全北京有小烧的，独此一家。叫上一壶小烧，用开水温一温，啃骨头，吃肉，美美地喝一口，似乎还真找到点儿在老家那样的感觉。

在彰武，有人可能不知道县长是谁，但没有不知道章古台的刘歪脖子的。刘歪脖子是一家酒作坊的老板，他酿的小烧不掺假，喝了不上头。这是老家人跟我说的，我从来没见过刘歪脖子，也没喝过他酿的小烧。但我相信老家人说的话。

当然，县城里的人在讲究一点儿的场合，还是喝瓶装酒。彰武清沟酒厂是县上唯一一家瓶装酒酒厂，这个厂生产的“清沟老窖”远近闻名。“清沟老窖”是浓香型，味美，甘醇，回味绵长。县城里的宾馆饭店几乎都喝“清沟老窖”。前不久，我刚刚知晓这个酒厂的厂长居然是我的小学同学，名叫周辉。宾馆房间里有一张小报，上面恰好登着他的事迹。晚上，另一位同学刘凤友和周辉来看我，我指着那张小报说：“行啊！周辉，你成了彰武县的名人啦！”周辉不言语，只是笑。我们聊到很晚。

后来，两人又拉我出去吃烤鸽子。喝的酒还用说吗？当然是“清沟老窖”啦。

哈尔套

先有哈尔套，后有彰武县。哈尔套的历史比彰武县的历史要久远得多。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几乎没有不知道哈尔套的。啥？哈尔套，不就是“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那个哈尔套嘛！与大寨、小靳庄齐名的哈尔套，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那个年月，我只有十几岁，对赶集的理解就是卖鸡蛋买酱油。可卖鸡蛋买酱油去章古台的供销社就可以了，还用把装鸡蛋的篮子底部垫得高高的，口里背诵着毛主席的语录，跑那么远的路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几乎就是一场闹剧，而在当时却又是那么真实。

哈尔套原名是蒙语“哈日陶勒盖”，意为“黑山头”，得名于镇北边的一座小山。哈尔套镇是一座古老的小镇，距今已有二百年的历史。清代，这里是北通内蒙古、南去锦州、东去盛京的驿道。由于地处要冲，交通十分方便，蒙、汉、满、回等商贾便云集于此，进行皮货、鞍具、布匹、粮食、盐、茶和酒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交易。后来，这里就逐渐成了农牧产品交易的集散中心。有了哈尔套，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商品经济日渐活跃起来。北部蒙古牧民沿着蜿蜒的沙土路，骑着马，驱着牛车，来到这里，卖掉牛羊、羊毛、皮张，买回粮食、酒、茶砖及其他生活用品。彰武县衙署在此地设县丞，专司征税。

哈尔套注定要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个人就是毛远新，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东的晚年，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这位毛远新。在毛泽东卧在病榻上的那些日子里，是由毛远新来向中共中央传递最高指示的。他不该是个悲剧性的人物，然而，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

1974年12月，毛远新来到彰武县，先后到两家子、哈尔套、章古台、东六家子，大搞“揭猫冬盖子”“开刀病除”，并炮制了“哈尔套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强迫农民向供销社交售原本可以自由交易的黄烟、鸡蛋等农副产品。“狠斗私心一闪念”，要求干部“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带头，群众不空手”。“哈尔套经验”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莺歌燕舞》，在全国一遍一遍地放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会主义大集好》。一时间，各地到哈尔套取经的人趋之若鹜。

实际上，哈尔套大集最红火的年代，正是中国生产力严重下降、商品严重短缺的时期。购物须凭票证，花花绿绿的票证连同那些苦涩的日子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往事如烟，从那个荒唐年代走过来的人，几乎个个都有段酸楚的故事。值得庆幸的是，那段苦涩的岁月早已成了历史。老百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踏实地生活。

岁月能消磨一切，哈尔套逐渐愈合了创伤。

1984年8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看了《哈尔套的新面貌》一文后批示：“应该把这个镇积极建设好。”在中国，一件事情如果有高层人物的关注，往往就好办了。

梁漱溟说，改造乡村最终还是“要靠上面的力量或外面的力量”，能够组织起多少“外面的力量”是改造乡村的关键因素。这些年，哈尔套都借助了哪些“外面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我不得而知。这种事情不好问，也不便问。

也许，哈尔套人根本没有借助任何“外面的力量”，就改变了自己——只要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尊重农民，只要别再上演那些闹剧，别再胡折腾他们。

哈尔套到底是哈尔套，那尴尬而难堪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哈尔套已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蔬菜贸易批发基地，农贸市场的规模和日交易额可能在东北三省也是名列前茅的。茄子、辣椒、大葱、大蒜、大白菜等蔬菜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长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辛苦之后吃得香”——哈尔套人追赶时间的脚步，一点儿都不含糊。

从彰武县城返北京途经哈尔套时，我看到集贸市场上那兴隆火爆的场景，不禁感慨万端。

白鹅

嘎嘎嘎，彰武的乡村到处都是白鹅的叫声。

白鹅让彰武人找到了当“老大”的感觉。李建潮脸上挂着笑，见面就同我谈鹅论鹅。连续举办的两届白鹅节，更让彰武人尝到了甜头。乘着白鹅的翅膀，彰武名扬天下了。

彰武人当然有扬眉吐气的理由——论数量、论产业化程度，彰武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白鹅养殖县，年存栏四百六十万只。人口多少呢？四十二万人呀！彰武的白鹅比人要多得多。仅白鹅养殖一项就为农民增加了可观的收入。

每年冬天，老家人都会给我捎来熏鹅和一些咸鹅蛋，让我也分享白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喜悦和快乐。那鹅蛋个头儿特别大，一个鹅蛋相当于四个鸡蛋吧。蛋皮是青色的，硬得很。佐餐，下酒，咸鹅蛋是上等的好菜。

外国的白鹅同中国的白鹅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俄罗斯作家叶·诺索夫在《白鹅》中是这样描写的：

要是把军衔授给飞禽的话，那理当是鹅了。它的一本正经的姿态啦，与其他动物攀谈时的腔调啦，全是海军将军的派头。它走起路来一丝不苟，前后掂量着每一步。落步以前，白鹅总要先把脚掌朝雪白制服上抬抬，再合上掌蹼，就像收起张开的扇面一样。然后，再不慌不忙地把脚掌插进泥淖里去。它踏过车辙凌乱的最泥泞的路时，也那么有办法，身上的任何一根细翎都沾不上一点儿污泥。它看上去好像没有脑袋。头的位置上，直接嵌在脖子上的是一个硕大的、蒙着一层橙黄色硬壳的喙，上面一团东西不知是个松球还是鼻子上的角质物。这颗松球酷似军人的帽徽。

漫画家丰子恺喜欢鹅，他在一篇小文里写道：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这在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京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性格的表现。

丰子恺说得不错。在家禽中，也许最傲慢的就是鹅了。人走近鸡鸭，鸡鸭一定让步逃走。鹅就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生人走来，也不轻易让开，甚至会伸长颈子狠狠咬你一口。在我的记忆中，乡下人养鹅，不光是为了吃肉吃蛋，还有利用它傲慢的本性，为主人看家护院的意思在里边。当然，这是不便直说的了。

我家养过一群鹅，据我观察，鹅主要吃三样东西：一样是草，一样是泥，一样是水。吃草吃水是自然的了，而吃泥是为何呢？也许泥里有好多它需要补充的东西吧，比如钙啦锌啦什么的。

有个叫丁美中的人，是彰武鹅业的头号人物。此人相当精明，本是做鹅毛生意的，后来就做卤鹅熏鹅，销往广东、福建、上海……俏得很。粤人闽人上海人，嘴贪，爱吃，鹅肉味美，再加上东西做得好，没法不俏。高峰时，他一天能屠宰两万只鹅，就这样产品还供不应求呢，订单像雪片一样。靠做鹅生意，丁老板发了大财。

彰武的白鹅肉和蛋好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里的鹅不是在笼中养，而是在林中散放。这几年，退耕还林扩大了林地空间，林中草茂，正好可以为白鹅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林中的鹅，东一嘴，西一嘴，吃饱了蹭蹭喙，抖抖翅，嘎嘎叫几声，蹓一蹓，强身健体，也很舒服。而鹅粪排在树下，就等于是给树木施了肥了。鹅粪劲儿猛，树呢，欢天喜地，像吃了补药一样疯长。

啧啧，林下养鹅，鹅肥树壮，彰武人的腰包就鼓了，日子就丰实了。

张三炮

20世纪70年代，由于生态状况严重恶化，饥肠辘辘的狼便常常窜进村里惹是生非，刘家王家韩家的羊啦猪啦时不时就被狼叼走一个。家家户户的羊圈猪圈的墙上便被涂上一个一个的白圈圈，那是村民利用狼多疑的心理，用白灰涂的。即便这样也防不胜防，前那木嘎土的村民没有一个不恨狼的。

张三炮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妈拉巴子！那年冬天，他在自家的羊圈里反披着羊皮袄潜伏了三个夜晚，终于摸清了狼的活动规律。

我曾在几篇文章中写过张三炮。张三炮是我们村里的猎手，腿脚不太灵便，光棍一条，整天背杆老枪在村里村外一拐一拐地转来转去。我们这帮小嘎子有时跟在他的屁股后起哄，他赶也不走，便把老枪对着天空，嗵！一家伙，吓得我们立刻作鸟兽散。而张三炮呢，则噗地吹一口枪口冒出的硝烟，嘴里骂一句：妈拉巴子！舒心地笑了。那杆老枪与法国电影《老枪》里的老枪可不一样，《老枪》里的老枪太过考究，太过奢华了，且是用来对付德国鬼子的。张三炮的老枪太土气了，糙得很，跟人家的老枪没法比。先用一根细铁丝把枪机探透，然后装火药，装铁砂，再将兔子粪末灌进去，啪啪，拍拍枪筒，让兔粪末把铁砂压实，最后将纸炮子压在枪机上，机头一叫，就可以随时搂火了。

是日夜里，狼又来了。狼先是在羊圈周围绕来绕去，见没有什么危险，就向圈门靠近，圈里的羊叫着乱作一团，狼愈加大胆地翻越圈门跳入圈内。说时迟，那时快，张三炮用力一拉早就架设在两个木桩间的绳套，狼嗷的一声，被吊在空中。妈拉巴子！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张三炮从黑影处抱着那杆老枪站起身来，嘴里骂着。

狼拼命地嗥叫，那声音异常沉闷，带着凄惨的颤音。张三炮的老枪对着黑夜，嗵！又是一家伙——好嘛，前那木嘎土的夜晚被一团火光炸开了！村民们闻讯赶来，几个愣头抡起棍棒就要把那狼结果了。张三炮说，且慢，整都整住了，让它死还不容易吗？它吃了那么多的羊猪，咱们得出口恶气！有人赶紧把马灯递过来照亮，张三炮慢悠悠地点燃一支用报纸边边卷成的旱烟后，吩咐人找根雷管来。不多会儿，有人把雷管递到张三炮的手上，张三炮拿在手里反复把玩着，一口一口地把那支老旱烟吸完，另一只手在嘴角抹了抹，嘴角的烟叶末子就被抹掉了。张三炮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围着的人看在眼里。那个夜晚，张三炮真是威风八面。

张三炮把一根导火索接在雷管上，嘴里骂着：妈拉巴子！老张三（彰武人把狼称作张三）这回就看你的本事了。说着，张三炮一咬牙把雷管插进狼的肛门，狼惨叫一声，四肢在空中乱蹬并滋出一股尿，弄得张三炮手上尽是尿臊味。嗬！这东西死到临头还有这一手。张三炮用一张破报纸擦了擦手上的狼尿，然后又点上一支老旱烟，他深深吸了一口，半天才把吸进去的烟吐出来。这时，大家看见张三炮用烟头往导火索上那么一挨，导火索就嘶嘶地燃起来。接着张三炮把绳套一抖，狼就从空中落了地。张三炮大吼一声：闪开！众人唰地就让出一条道。狼的四脚一用力，箭一样向远处射去，几秒钟后，轰的一声巨响，狼被炸倒在血泊中。到近前一看，狼的屁股早被雷管炸碎了。作恶多端的狼无力地眨了几下眼睛，便一命呜呼了。

这是一个残忍的故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都已经失去了平衡。自然生态的失衡会导致狼失去狼性；而社会生态的失衡则必然导致人失去人性。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定律了。

去张三炮家吃过狼肉的爹说，狼肉是酸的，很难吃。过了些天，张三炮跟爹说，炖狼肉的锅总有一股腥味，用什么办法除都除不掉，恐怕这口用半口袋小米换来的锅是不能再用了。爹说，不碍事，锅里加满水，放进锯末子，火烧得狠一些，煮上两个时辰，腥味就没了。

爹说，张三炮他爹在张大帅（张作霖）的“绺子”（黑话，指那股匪帮）上当过响马，打过“响窑”（富人家有炮手护院的土堡）。张三炮胆大，心狠，有血性，像他爹哩……1948年，林彪的部队打这儿经过，张三炮就投奔了队伍，打彰武高山台阻击战时，他因为腿部负了伤，被部队落下了。唉，腿伤了赶路不利索呢。

张三炮的心里憋着一股无名的东西，一憋就是几十年。啥？说不清呢！

故乡的人们再也看不到狼了。后来，我听说张三炮不再打猎了，而是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背着那杆老枪，看山，护林子，整天在沙坨里樟子松林带里一拐一拐地转悠，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然而，通直通直的樟子松，让贼嘎子们看着眼馋啊，月黑天，弄一棵到城里，少说也值几十元。但不知是畏惧张三炮和他的那杆老枪，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贼嘎子们谁都没有下手。

那些高大的樟子松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长着。偶尔，有松鼠在枝干上跳来跳去，不小心，碰落一颗松果，也是常有的事。

在故乡的土地上，善的魂灵正在醒来。

爹

说完了张三炮，接着说爹。其实，张三炮的很多事情也是爹跟我说的。

爹是木匠。旧时，彰武火车站和彰武县城里的头一座楼房是爹带徒弟们盖的——那是爹木匠从业史上的标志性工程，就像20世纪50年代李瑞环带领突击队建造人民大会堂一样。那年，我回故乡省亲，老辈人跟我说：“你爹是彰武以北、甘旗卡以南第一掌桌人。”我听后一点儿都不吃惊。

爹的身上有一股刚刚锯过的木头味，常常是人未进屋，那股木头味先进来了。爹有一手好活，就说凿眼吧，他凿过的眼像铸的一样方正而整齐。凿眼时，左手握凿，右手抡斧，稳、准、狠，左臂上站个人都不抖动。“前打后跟，越凿越深”，这是他教徒弟熟记的口诀。彰武地面上有他的徒弟二十余个，个个都是把好手。

木匠的技艺比较复杂，既能建造出楼宇宫室，也能制作出车、船、犁、家具和乐器等各种物品。爹说：“技艺的最高境界是道。技艺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不可言传的了。不可言传的东西就是道了，道是无法说清楚的，只能悟。”

在彰武县的农村，盖房是件大事。不论谁家盖房，在上梁那天都要搞得特别隆重，宰鸡宰鹅，置办酒席，放鞭放炮，全村人都来贺喜。梁上系着两条红色的绸布，图个日后红火吉祥。而那天的主角当然是“走梁”的木匠了。木匠“走梁”是个硬功夫，爹空中“走梁”如履平地。他的《上梁歌》唱得也好：

大梁好比一条龙，

两头拴上红绒绳。

四大金刚往上拽，

摇头摆尾往上行。

拽到高空等一等，

亲戚朋友来挂红。

在我的记忆中，爹总是穿一件灰色的土布衣服，裤子的裆有些大，松松垮垮，走路的时候，背着的工具箱，一颠一颠地拍打着屁股。耳朵上夹一根铅笔，可能是左边，也可能是右边。他左手拿尺，右手拿锯，有条不紊，从来不乱。身后的工具箱中装着其他工具，在他干活时，箱子便当凳子坐了。

木匠是天天与木头打交道的人，而与木头打交道的人是最知晓一棵树的价值的。爹除了做木匠活之外，最愿做的事就是种树了。老宅子的四周让爹种满了树。他种树很有讲究：柳树种房前，杨树榆树种房后——此乃“前不种杨，后不插柳”。大门口两边各种一棵棠杞树，说是叫拴马树。树底下置两块大青石，说是上马石，不准我们随便挪动。他说：有了树，房子才稳固。房子稳固了，日子才会兴旺。

“家有千棵树，不愁吃穿住。有地方，就多种点儿树，老了没什么依靠的，还可以依靠树。”他说，“树比人可靠。”当时爹说的这些话，我还不完全听得懂。虽说他是木匠，但他从不轻易伐树，除非树老了，到龄了，不伐不行了。酷暑难耐的六月天，院子里那些早年种下的树，便撑起一片阴凉。阴凉里，爹在不紧不慢地干着木匠活。掌尺，放线，刨锛，拉锯。吐着舌头的狗不知啥时候也躲到阴凉里，舌头翘几翘之后，就不翘了，有闪亮的东西往下滴，一会儿看看爹，一会儿看看树。现在，走过前那木嘎土村的人是不会再见到爹了，但他一定能见到爹当年种下的那些树。那些蓊蓊郁郁的树至今还在那里站着，为村庄守望四季的变化，为村庄遮风挡雨，为村庄引来无数的鸟，栖在枝上，喳喳地，叫个没完。那些树成了村庄的标志。

正是因为爱树，所以他才更加珍惜木头。他能够通过合理精巧的设计制作，使木头材尽其用，做完家具，就剩一堆碎末，连根牙签都找不出来。这种“善待自然，物尽其用”的用材理念对我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爹做家具不用钉不用胶，而是靠卯和榫咬合在一起。他做的家具，即便木料朽烂，主体结构仍然不松不散，仰仗的就是自身结构的严谨。在爹的眼里，木头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木有木理，通木理，做出的活才有感觉，曲线曲面才是流动的，不僵，不硬，有灵性。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不同的木材造就不同风格的家具。通常，人们往往爱把家具的珍贵与否与木料的珍贵程度等同起来。其实，家具的艺术水准，就像书法作品水平的高低不会以纸的贵贱而论定一样。

在一般人眼里，有疤瘌节子、有开裂口子的木料，几乎就是废料了。而在爹的眼里就没有废的东西。他用手中的工具赋予那些疤痕、节子以及裂口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于是，疤痕就不再是疤痕，节子不再是节子，裂口也不再是裂口，而恰恰是一种魅力的所在了。有个叫刘亮程的作家是这样描写木匠的：

他抡一把斧子，干得卖力又专心。不知他能不能听到他的敲打声。整个村子在这个声音里睡着了。我猜想他已经叮叮当当地敲打了多少年。他的敲打声和狗吠鸡鸣一样，已经成为村子的一部分。他砍这根木头时，村子里其他木头在听。他敲那个卯时，他早年敲紧现已松懈的一个卯在村子的某个角落里微微颤动。

这个刘亮程很有想象力，“敲打”两个字，用得再准确不过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爹的锛、凿、斧等铁件都不是从商店里买的，而是请章古台铁匠铺的高手“铁匠董”专门打造的，每个锻件上都有“董”的字号。“铁匠董”名叫董喜，绰号“董黑子”。脸黑，不是晒的，是打铁时炉火烤的。“长木匠，短铁匠。”虽说隔行如隔山，但匠人与匠人的心是相通的。“铁匠董”与爹是好朋友，他给爹打制的铁件与商店里买的铁件相比，成色就是不一样。

爹告诫自己的徒弟，学会了制作和使用工具，也就掌握了木工的基本技法。他的徒弟出师，他往往不是考核制作家具，而是让徒弟自己设计制作一个木工画线用的墨斗，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无所不能的信念和创造精神。

姐姐出嫁那年，爹背着工具箱专程去赤峰为姐姐制作了一套家具。那套家具格调雅致，工艺考究，样式亦脱俗，令挑剔的赤峰人很是吃惊。他深谙木理，巧妙运用榫卯之间凸与凹的关系，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杰作。中国家具不仅榫卯是凸凹两种基本要素的变化与组合，装饰线角也不外是“鼓”与“凹”，实质上还是凸与凹两种要素的变化。凸凹之乐，也是爹的人生之乐呢。

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让爹在姐姐的陪同下，到北京转了几天。他特别高兴，故宫、北海、颐和园转了个遍。颐和园有一棵老松树，他跳起来去摸，与老松树像是阔别多年的老友。临回老家前，爹说，将来我成家的时候，他再来北京给我也制作一套家具。可惜，回老家不久，他就去世了。

爹喜爱木头，也喜欢艺术。他拉板胡拉得特别好，劳作之余，常拉上几段，有时边拉边唱，成本成本的《蓝桥》《小王打鸟》《西厢记》几乎一句不落地唱下来。爹是快乐的。

也许因为爹是木匠的缘故，我喜欢闻木头味。木头味能够激发激情与幻想，能够刹那间唤醒我对某一天，某一件事，某一个特殊场景、氛围或情感的回忆。也许，嗅觉能获得的东西比我能够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我还喜欢看爹手执凿斧、躬身操作的侧影，就像一幅泼墨画。

荒务

彰武最大优势是什么？耕地面积广阔。

脚下有地，仓里有粮。仓里有粮，心中不慌。地是什么？地是命根子，地是财富，是农人安身立命之本。我知道，那块土地上的乡亲们若是没了地，也就没了一切。

我在读一些史料时发现，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祖父，居然在彰武置过地，二百余亩。我不解的是，陈老先生家在安徽，为何千里迢迢来彰武置地呢？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这儿地广，二是地价便宜，三是打粮多。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那就不得而知了。

早年间，彰武的土地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彰武的耕地都是怎么来的呢？

举凡彰武的事情，如果从头说，那必是要从养息牧场说起的。养息牧场设置的初期，只有很少的蒙古族牧民放牧。到嘉庆年间，由于牧民人口增长，加之靠近柳条边的彰武台边门和台口，未能入边而滞留下的移民亦越来越多。人多，吃什么？于是，在牧场私自开荒种地的现象便陆续出现了。这一情况，最初是在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被当时的盛京将军富俊发觉的，他很是吃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快便查出居住在当地的“蒙古牧民已有三千五百三十人，私自在牧场开垦荒地达二十四万零六百四十亩”。他认为，开荒种田，“势必占去丰旺草地，有误三陵祭品”，遂下禁令，将已垦耕地除给牧民和翼长、牧长、牧丁留下养赡地外，将多开之荒地平毁，恢复草地。

然而，养息牧场毕竟被撕开了一道道长长的口子。

作为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富俊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退耕还草”的人。不过，他的本意不是担心养息牧场的生态遭到破坏，而是怕误了“三陵祭品”的供给。同那位宾图王一样，富俊也是“讲政治”的人。

养息牧场恢复了平静，那些“口子”也渐渐愈合了。蓝天白云下，马群牛群羊群悠闲地吃着草。这样优哉游哉的日子，在养息牧场晃荡了十余年的光景。

终于，富俊告老还乡了。

隔届的继任者和宁却是个喜欢折腾事的人。实际上，和宁早就开始打养息牧场的主意了，只不过当初因手中没有权力又慑于富俊的威严而未敢多言。这下好了，“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皇上一道谕旨，他成了盛京将军。这个和宁很有一手，心说，荒务之事非同小可，万一皇上怪罪下来，自己不就没有退路了吗？得找个皇帝身边的人推行这件事，找来找去找到了尚书松筠。松筠在紫禁城里闲得发慌，正想折腾点儿事，有点儿作为呢！和宁把这事跟他一说，他满口答应下来。松筠是个急性子，在未得到皇上允准的情况下，就开始推行和宁早就为他设计好的垦荒计划了。他心说，我是皇上身边的人，谁能把我咋着呢！于是，便“拨锦、宁、广等邑旗丁来此垦种”了。松筠也有自己的考虑，不能让养息牧场成了蒙古族人和汉人的天下，要掺点儿“沙子”进来——他拨来的人都是满族旗人。各地误以为禁令既除，“蒙汉满垦民风踵至”。一时间，养息牧场好不热闹。哪知就在垦荒如火如荼之时，跳出一个叫润祥的人，一道密奏，快马送进紫禁城。润祥向皇上举报了松筠。润祥是干什么的呢？盛京户部侍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呢！盛京将军和宁闻知，一身冷汗，星夜兼程赶往京城，向皇上当面奏明：“该试垦地原为马群放牧所在，后全部荒芜，丝毫无碍牛羊牧地，如遗弃之，一任牧丁私占，恐有助长刁风之虞。”和宁又如此这般地为松筠说了一番好话，朝廷这才减轻了对松筠的处罚。

虽未重罚，但松筠从此一蹶不振。

可和宁并未就此死心。待皇上气消之后，和宁又向清政府请奏：“养息牧旷地，初年试种卓有成效。养息牧河一处垦成熟地一百六十八顷，计五年加垦，可得熟地八百四十顷。”这一组数字帮了和宁的大忙，皇上这回看了奏折，龙颜大悦，好好好，一连三个好，此事“既不靡费国家经费，又可增加租谷”，岂不是好事嘛！便谕令：“和宁办理此事一年，已有成效，着即循照办理。”这下皇上的积极性也上来了，垦荒一事谁想挡也挡不住了。清政府很快派员到养息牧场确定开垦区域，划界定亩。为便于管理和征租，在此地专门设立总管衙署——由“盛京兵部派佐领一员任养息牧总管，派防御二员为东西两界界官。设兵马二十四名，步兵九十五名，另有帖写办事，专管催征地租粮事”。

总管衙署“挂牌出荒”，垦荒者“纳价领照，择肥而噬”。蒙、汉、满说着不同语言的垦荒者，纷纷涌入养息牧场，抡开膀子大干起来。

自此，养息牧场就再也没有平静过。有一人在偷偷地乐。那个人就是和宁。能不乐吗？开垦荒地越多，盛京征到的地租亩税也就越厚，和宁的日子也就越好过。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荒地开垦已达五十八万亩，而垦荒还在继续，养息牧场终于被彻底吞噬了。如今，养息牧场的名字恐怕只有在史书中才能找到了。

应该说，彰武的开发始于和宁。没有和宁，彰武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耕地。而没有那么多耕地的彰武，该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吧。其实，也未必，没有和宁，也会有这个宁，那个宁的。这片“丰旺的草地”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耕地的越种越薄，沙化也日甚一日。有顺口溜为证：

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

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

每人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怎么办？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彰武人正在甩开膀子大干着呢。我想，用不了几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恢复和重建起来吧。章古台不就是个例子吗？

牛与牛粪

彰武是中国北方的商品牛基地。

在农村，家家都养几头牛，一般养的品种都是蒙古牛。蒙古牛耐劳，耐使役，是农田耕作和短途运输的主要畜力，还可以挤奶，吃肉。冬天，牛贩子们便长途跋涉到科尔沁草原，一次赶来三五头牛，卖给来年春天耕地需要畜力的人家。卖不了的呢，就再走些路，赶到哈尔套的集市上，屠宰厂的人就当肉牛收购了。我的二大伯就是这样的牛贩子。一头牛他一搭眼就能判定几岁，根本不用费劲巴力地掰开嘴，看牙口。

晚上，一般把牛圈在牛壕里，主要是防止夜里狼偷袭。这是二大伯从蒙古族人那里学来的方法。在蒙古语中，把牛壕称作“玛林高”。实际上，牛壕就是在沙坨子的高处挖设的牛圈。沙坨的土质松软，挖牛壕是很容易的事情——先选块地方，然后沿设定的位置挖一圈一米深、一米半宽的壕沟，再在壕沟两边用木头或土立起壕楞即成。牛壕的一面安设一个木门栏，这是进入牛壕的唯一通道。牛赶进牛壕后，扔进去几捆草，数一数数，过一遍眼睛，完后用锁头咔嚓把木门栏一锁，就哼着小曲回家睡觉了。为何选择沙坨的高处挖牛壕呢？为这事，我曾特意问过二大伯。他说，主要有三点考虑：一则冬季里牛在高处不至于被风雪埋住；二则狼从下坡往上坡跳有难度，一般很难跳进牛壕；三则夏季里牛壕里的牛群可以迎风而立，较大的风可以吹走蚊虫，使牛群免遭蚊虫叮咬之苦。瞧瞧，这种看似简单的牛壕，还真是透着许多道理呢。不过，现在这种牛壕在故乡几乎绝迹了。因为政府颁布了封山禁牧令，沙坨里不准放牧，更不准随便挖壕了。

乡亲们不无抱怨。

实际上，这种牛壕不但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反而会促进植被的恢复和生长——牛壕都是临时性的，一般两三年就换一个地方，旧址便让出来，平整如初后让草自由地生长。那旧址上的草长得特别好，比别的地方的草要高出许多，茂盛许多。什么原因呢？牛在那里拉过粪撒过尿，肥着呢！它把取之于自然的东西还给了自然。

法国动物学家布封说：“牛甚至改善草地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不像马与其他动物那样，短短几年就使丰饶的草地变得贫瘠不堪。”鲁迅先生也最敬佩牛了——“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并说自己甘愿做一头牛。毛泽东好像不太喜欢牛，他对牛的评价是：只顾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然而，无论怎样，无论谁怎么说，我都固执地认为，牛是我们的忠实而善良的朋友。自有农耕史以来，牛帮我们犁地、拉车，从来就没停歇过，乡间的农活全靠有了牛而得以运转，牛真是出了大力气。

牛的个性很隐蔽。它有一种拼争的精神，但从来都是沉默着的，很少外露。倘若这种拼争的个性一旦显露，那是任哪一种牲畜也比不了的。那年冬天的积雪特别深，已经到了牛的膝盖。我们赶着牛车去章古台供销社拉几口缸，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处雪窝子，前边有三辆牛车都在那里抛了锚。天冷，雪深，牛乏，前边几辆车的牛全都累垮了——大声吆喝，鞭子打，拽着缰绳牵，都无济于事。而我家的那头蒙古牛却闷着头，瞪着眼睛，喘着粗气，硬是把装着几口大缸的车拉过了雪窝子，拉上坡。那几辆抛锚的牛车也不能不管啊，乡里乡亲的，于是我们停住车，把蒙古牛卸下来，把他们那些不中用的牛牵到一边看着，用我们的蒙古牛依次一个一个又帮助把那几辆车拉出雪窝子。蒙古牛真争气，不声不响干大活，给我们的脸上添了光彩。

待我们重新套上蒙古牛拉上自己的车，吆喝着，把那些大缸拉回了家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它浑身是汗。喂它草吃，它连理都不理。我想，它的脾气一准是上来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也可能是因为那些不中用的牛——它喘着粗气，且瞪圆的眼睛里满是怒火。

20世纪70年代，彰武县的农村，冬天里主要是烧牛粪、秸秆、茬子和在沙坨子搂的干枯的蒿草。储备足够的燃料，是冬天来临之前家家户户要做的一项重要的事情。因为冬天的严寒需要大量的燃料才能克服。经过一个秋天，旷野里的牛粪都干透了，正好可以捡回家做燃料。干透了的牛粪是发白的，有股干草味，分量很轻，像北京街头煎饼摊上的脆饼。捡牛粪，是我小时候常干的活——先用木筐把牛粪集中到一起，攒成一个堆，再用牛车拉回去。每年秋天，当最后一车苞米棒子收回家之后，沙坨里就开始有隐隐约约的身影晃动了，那多半是捡牛粪的人。拉回家的干牛粪垛成垛，冬天就可以放心地猫在家里，守着牛粪火，享受温暖了。

牛圈里一摊一摊的新鲜牛粪也是不能扔掉的。新鲜牛粪，如果不及时捡出来，牛蹄子一踩踏就很容易成泥，所以要在牛没踩之前把它捡出来，做成粪饼贴在木栅上，稍硬实一点儿的穿在一根一根的木杆上，任日晒风吹，根本不用管它，只消一两周就干透了。用牛粪做燃料是蒙古族人的智慧。牛粪的燃烧很文静，不像木柴那样噼噼啪啪作响，火苗乱窜，特别嚣张。但牛粪烧出的火呢并不软，通红通红的，少烟，炖菜煮饭香着呢！我想，可能要优于城里人烧的蜂窝煤吧。至少，它不污染环境。

活着的根

养息牧场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彰武的魂还在那片土地的深处睁着眼睛。

在一定意义上说，彰武人都是牧人的后代。彰武现有蒙古族人近四万，主要分布在大冷蒙古族乡、苇子沟蒙古族乡、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东六家子满族蒙古族镇。而章古台、冯家等几个乡镇也有一定的数量，只不过没有那么扎堆、那么集中罢了。在彰武，政府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考虑“民族问题”这一因素。在其他地方，是先考虑共性的问题，后考虑特殊性的问题。而在彰武必须先考虑特殊性的问题，后考虑共性的问题。别的地方是别的地方，彰武是彰武。

在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有些事情用常理是解释不通的。它需要我们投去真诚的目光，慢慢去认识。彰武籍作家李树一在他的散文《故乡的蒙族人》中写道：“那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地方。蒙古族人是特别好客的。家里来了客人总要热情款待。小桌往炕上一放，奶豆腐、炒米、奶茶和点心什么的就都端出来了。先吃着喝着，再说事由。假如客人留宿，全家人便欢喜异常，准备酒菜，动手宰羊。蒙古人杀羊贼利落：手攥犄角，没犄角攥嘴巴，一翻个儿，把羊撂倒，四蹄朝上，刀扎进脖腔用力一拧个儿，行了。一袋烟的工夫，羊皮剥掉，内脏掏空，大剁八块，下清水锅里煮至肉味飘香，捞出，即可以吃了。不用什么佐料，只需一碗盐水蘸蘸。当然，还要有一碟蒜泥，解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手把肉。吃手把肉一定要有一把蒙古刀，剔骨、割肉，才像那么回事。”

蒙古刀是蒙古族人的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的东西。那年我回故乡，北京的朋友嘱托我带回几把蒙古刀，说是那东西有收藏价值，且送人也很讲究。我跟我的蒙古族朋友巴根那说了，巴根那说，这事好办。他到一家刀铺，请老师傅连夜打制了两把，次日清晨我刚一起床，他就骑着摩托送过来了。那两把刀成色绝对好，谁见谁喜欢。蒙古刀本是蒙古人日常所用的餐具，这几年随着彰武旅游的升温，作为旅游纪念品，蒙古刀倍受青睐。蒙古刀包括刀、刀鞘和骨筷（象牙骨）或银筷三部分。刀鞘、刀柄多用檀木或兽骨做成，考究一些的还饰有刻着二龙戏珠、蝙蝠捧日、奔马、梅花鹿等图案的银片或铜片。蒙古刀既是蒙古壮年男子防身或宰杀牛羊、吃手把肉的必备用具，又是显示蒙古男人风采的艺术品。同马头琴一样，蒙古刀已成为蒙古族文化的一种象征物了。

李树一的散文充满浓郁的乡情和怀旧情结。在那篇作品中，他还写到他的蒙古族小伙伴绑柱：

绑柱特爱吃大米肉粥。每逢喜庆之日，我家吃饺子，他家就煮大米肉粥。他说蒙古族人都喜欢吃这口。把整块的羊肉（不去骨）剁成小块，清水下锅煮至半熟，下盐、葱花、姜蒜末、五香粉等，搅匀，放入大米煮成粥即可吃了。朋友好心喊我去吃，我开始有些踌躇，望着那满锅油亮汪汪、热气腾腾、膻味扑鼻的大米肉粥，心想：这腻乎乎的还有个吃？没想到吃一口，不禁脱口而出：好吃！真香！

早年间，如果会说蒙古话，同蒙古族朋友交往就方便多了。说蒙古话舌头要利索，要会打卷儿，“啦——”“啰——”“噜——”几个音要分得很清楚，说出的话才中听。蒙古话一词多义，所以对一句话的解释，一定要看当时的具体的语言环境。比如，“努特格”就是牲畜夜晚卧下的地方。这个词的引申含义是：地盘、领地、故乡和祖国，而其中最主要的含义是故乡。在上小学时，我们班上有几位蒙古族同学，课间玩耍的时候，我跟他们学过几句，现在还没忘，不妨说两句。酒是“艾力合”，抽烟是“搭木乌”，吃饭是“巴大一地斯”，美丽的姑娘是“阿克塔玛克”，跑是“亚不亚”，快跑是“呼日都亚不亚”，钱是“照司”。数数就更有意思了，“一、二、三、四”就是“讷个、好意唠、邹了巴、都勒波”。没数惯的人还觉得有点儿别嘴，可一旦学会了就感觉特别有韵味，特别好听。

成片的草场虽都已经开垦成了耕地，但养马养牛养羊的习俗仍然没变，只不过，由放养变成了圈养。秋天，庄稼收进场之后，他们的眉梢舒展了，因为这时就可以把牛羊赶到田野里放牧了。收获自然是喜悦的。走进牧民的家里，常会闻到一股发酵的酸奶的味道。屋檐下的木板上晒着一片片雪白的奶豆腐，蒙古族人通常把白色的奶制食品叫作“查干依德”。他们似乎对这种白色的食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纯洁的白色（查干）是他们心中美的象征物。立秋那天，蒙古族人家里一般都要宰羊，牧人们在难得的快乐的晚餐中，享受着人生旅程中的幸福时刻。牧民的人生随着草的枯荣，一季接一季地飞快地流逝着。在外人看来，他们的生活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实际上，是相当有秩序。马牛羊与牧人在周而复始的一天天的生活中取得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是浪漫而奇异的——那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啊！

但是现在，这一切听起来，已经越来越像是遥远年代里的事情了。时光老矣，今天彰武的蒙古人与百余年前从察哈尔草原深处迁徙而来的先人已经完全不同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几乎都成了农民而不再是牧人了，不要说穿蒙古袍，即便会说蒙古话的也已经不是很多了。他们的表情有些无奈，有些迷茫。

在激变的现代生活中，每个人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民族意识似乎越来越淡了。然而，历史的根在这片土地里还活着，虽然我们看不到它，却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活在彰武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里，活在彰武人对事物做出判断时的那不经意的眼神间，活在彰武人说话时的粗声大嗓和行为举止中，活在彰武人庸常的自得其乐的每一个日子里。

尽管养息牧场早已成为记忆，尽管彰武人再也倾听不到祖先的脚步声了。

彰武人

直到今天，彰武人中的佼佼者仍主要集中在政界、军界和体育界，鲜有科学家、作家、诗人、导演、歌唱家等科学界、艺术界的名流，金融界、商界的大鳄更是少之又少了，甚至几乎没有。

彰武人有一种统领全局的强悍和拼死搏击的精神，说话粗声大嗓，笑是高声朗笑。与彰武人接触，强烈的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会深深感染你，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浩荡勃发的生机、蒸腾烫人的力量。

然而，就地域而言，彰武人又常常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他们既是在辽宁的边缘，更是在东北的边缘了。他们脚下的土地似乎离白山黑水太远，区位不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的轴心线上，与能够左右“辽老大”经济和文化命脉的那些气宇轩昂的城市也有一段距离。莫名其妙的疏离心理常使他们很茫然，倒是与那片茫茫无际的沙地进行某种联系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更踏实。仅此，我们还是可以触摸到一息蒙古族文化与彰武历史的渊源的。我常常在想，彰武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蒙汉满交错的地域文化有关联吧。彰武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掩掩？为什么没有丰厚的历史却也大步进入一种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那片沙地，来自蒙汉满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对彰武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彰武人的性格、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用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相书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鲁迅说的一段话。鲁迅看事情一向很准。该怎样说彰武人的面相呢？鲁迅没有到过彰武，接触的人中，写《八月的乡村》的萧军、写《呼兰河传》的萧红是东北人，但不是彰武人，先生对彰武人自然不会有什么评价了。不过，彰武人的面相如何彰武人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大体说来，彰武人的形象特征是：颧骨突出，面部扁平，额头宽阔。有人认为，彰武人拥有某些“外族”的血统，我看是不需要考证的了。

最早的三十二户蒙古牧民，与后来的满族贵族和招垦的汉族垦荒者以及流落到此的俄人，重新组合在一起，长期杂居，通婚联姻，使得彰武人的性格、素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既有开拓的精神，又有强韧的品格，他们胸襟开阔，率真而自信，坚强与刚毅中带有几分豪放的气质。

孟德斯鸠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于战争；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如果这种说法不排除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话，自然不无道理。由于蒙汉满长期杂居，语言相互影响，彰武人说话幽默、俏皮，双关语较多。现代彰武话中仍能找到蒙语或满语的词汇。细琢磨彰武话，能看出彰武人的智慧，说出的话，仿佛看得见，摸得着，形象生动，十分给劲儿。比如：别喜外（不要客气）、不值个儿（划不来，不上算）、不旅户（没注意）、抽冷子（突然）、硌硬人（招人烦）、隔路（性格古怪）、咯叽（拌嘴，吵架）、嘎巴溜丢脆（办事果断）、扎筏子（拿别人出气）、嘎巴叶掌（肮脏不堪）、特儿它的（盛气凌人）等等。再比如：拉虎（做事不用心）、瞎咧咧（乱说话）、大嘎拉达（当大官或有权势。早年养息牧场翼长叫嘎拉达）、那来乌都（不清不白）等等。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语言。彰武话，让彰武有了色彩，有了历史和现实光影交错的感觉。

也许是受满族贵族及八旗遗风的影响吧，就整体而言，彰武人爱面子，常因顾及面子而把事情闹僵，失去很多本应得到的东西或机会。彰武人太厚道，不会算计，不会迂回、绕弯弯，细碎的费脑子的麻烦事情，往往做不了。彰武出不了谈判的高手，他们不太会讨价还价，要么一根筋咬到底，要么全部放弃，就是不能折中一下，做点儿有原则的让步，把事情谈成。这些年，招商引资的项目也谈了不少，可真正谈成的不多。我想，这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与彰武人的性格恐怕不无关系吧。“尔虞我诈”“机关算尽”这些字眼几乎与彰武人无缘。在彰武的地面上，丁美中算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了，但丁老板并非彰武人，人家是安徽人，李鸿章的老乡。

有人分析说，由于汉人与蒙古人或满族人的通婚及杂居，彰武人都成了混血儿，所以才有了特殊的个性。如果把混血儿的概念放大，除了通婚，移民和不同肤色人种杂居的后代也算混血儿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美国人是混血儿，欧洲人是混血儿，澳洲人是混血儿了。这个世界的走向，几乎就是混血儿在引领着。他们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强者，而且还是语言和文化的强者，这还不够，他们还占据着一切能够占据的资源，强迫所有的国家围着他们转。彰武人怎么了？我禁不住发出这样的呼喊。或许，爱的最高境界是批判的态度。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太想触及（我不忍心去碰故土上那个柔软的部位），但看来是无法绕开的了——那就是，彰武目前尚欠发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所惠及的地域，是包括彰武在内的，没说彰武除外，往政策因素上解释，恐怕有些牵强；地方官员不可谓不努力，甚至相当努力，人民不可谓不勤奋，甚至吃苦耐劳，往人的因素上解释，恐怕解释不通；土地算不上膏腴，但耕地面积广大，天公也未吝雨水，种什么得什么，往自然的因素上解释，恐怕也解释不过去。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使然。理解了彰武，也就理解了中国。

我对中国的认识，是从故乡的那片土地开始的。那些旧年的时光和故事已经刻进了我的灵魂。而一个人对故乡的情感，往往又是很复杂的，电视上每一条有关故乡的消息，都会牵动他的心。对故乡的那份情感可能是永远深埋心底的一个秘密，像陈年的老酒，越久越醇香；也可能是某个早晨，站在阳台上向着故乡的方向，深情地翘首眺望；也可能是读书读到某个段落，一个句子触动了他，让他想起故乡土地上发生的辛酸往事而潸然泪下；也可能是，他有某种权力或财力，光耀一方，正好可以报答故土，为故乡修条路，架座桥，盖一所学校。

总之，情感是最难以说清的东西。

一片土地总有独特的文化，辨迹寻踪，把思维的触角探向纵深，不仅仅是为了追忆往事，更是为了思考和探求如何使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们更好地生活。也许，历史和文化的使命是最为沉重的，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中沉积了一切。

这片土地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然而，有时我又想，所谓“发达”与“欠发达”都是相对的，那“发达”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也许，发达就是毁灭的代名词呢！高速公路、水泥楼房、钢筋、塑料、立交桥、电脑网络、手机、汽车、磁悬浮列车固然不错，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更快地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如果废气弥漫，污水滚滚，沙尘肆虐，怪病频发，整天令我们提心吊胆、充满恐惧和恐慌的话，我们要这样的发达干什么？当万物俱灭只剩下人和钞票的时候，我们还要钞票干什么？

人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和怎样生活的问题，是最需要搞清楚的了。不要被现代化过程中的虚张声势所迷惑，彰武没有必要去跟珠江三角洲或江浙沿海的一些所谓财政收入多少多少亿的县市去比，着急上火睡不着觉。人生的意义在于安心，在一定意义上说，和谐比发达还要重要。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没说要构建发达社会。总书记到底是总书记，他深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因发展而失去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秩序、诚信、友爱、亲情、健康、快乐，而这一切都如同绿色的植被一样生长在大地之上，只要我们善待大地，大地就会给予我们一切。

大地的自然法则不受任何革命及其变乱的影响而动摇，生长是不可压制的力量，季节一到，即便荒漠也会开花。大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是活的生态系统，是生命和万物以之为归属的“神”。万万不可把自己的根连同泥土一起拔出来去换取什么可恶的“发达”呀，因为我们的根是与大地的骨肉及其血脉紧紧相连的啊！

彰武就是彰武。

彰武人的日子有自己的过法，只要仓廪实、身体健、活得开心，只要觉得安稳、踏实、舒坦和幸福就好。

这就是我对彰武与彰武人的祈盼和祝愿！

在林区某加油站

从根河到满归。

那天，老林子里风雪弥漫，离目的地尚有很远的路，汽车便没油了。老霍抱怨司机出门为啥不把油加满，司机说：“第一次跑这么远的路，谁知要耗多少油？”

“别说了别说了，赶紧找加油站吧。”老霍生出一股无名火。终于找到一家，却是一个废弃的，有几个油桶横躺着，地面上到处是斑斑的油渍。再找！找了半天在一处大板障后面总算又找到一家。车一停，再也无法发动了，因为油箱内一点儿油也没有了。

加油站窗口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向外看了看，便隐了。司机跳下去后，那张脸便又露出来了。

司机在那个窗口比比画画地说了半天，也未见那个女加油员出来。怎么，加个油还这样费劲儿吗？我和老霍也从车上下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加油站不对外营业，只给林区车辆凭油票加油，油票是林业局统一印制的。“我们是外地车，没有林区油票，给钱还不行吗？”

“不行，只能凭油票加油。”那位女加油员表情冷淡。

老霍说：“我们的车是送一位北京的记者到敖鲁古雅采访，到你这儿就没油了，你学雷锋也得帮帮忙吧。”女加油员连眼都不抬，手里在织着一件毛衣。老霍说：“给双倍的钱行不行？”女加油员翻动了一下毛衣，低头不语。老霍说：“三倍行不行？”半晌，女加油员把织了半截的毛衣放在一个小木桌上，站起来说：“不行，但如果有领导的批条行。”

“这冰天雪地的，上哪儿整批条啊！”老霍说，“让你们领导给你打个电话行不行？”

“行。”老霍赶紧掏出小本子找熟人的电话号码。我突然想起报社一位同事曾在林区工作过，没准儿与这个林业局的局长认识，用手机与北京的同事取得联系，同事说，认识，并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把写有林业局局长电话号码的纸条递给老霍，老霍又递给加油员，说：“我们把你们局长的电话拨通后，让他跟你讲话。”

女加油员说：“不行，我不跟他讲。”

老霍瞪大眼睛：“为啥？”

“你们找的官太大，我的工资是供销科科长给我，谁给我工资，我听谁的。”

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无奈，老霍又掏出小本子继续找熟人继续打电话。三找两找，三打两打，通过关系的关系终于搞到了供销科科长的电话。“这回行了吧，我们拨通后，让科长跟你说。”

“不行，得他打给我。这件事是他求我，不是我求他。”

不多会儿，加油站桌子上寂寞的电话响了。女加油员故意先不接，等响了六七声之后，才慢悠悠地拿起来。

接完电话，又织了两针毛衣，才出来加油。司机说：“加三十公升，够到满归就行。”女加油员说：“不行，必须加满油箱。刚才科长电话中说了。”于是，就呼呼猛加。

加完油，司机去结账，问：“多少钱？”

“不要钱，科长电话里说了，不要钱，打个条就行。”

司机乐颠颠地说了一句：“那就谢谢了。”

汽车启动后，我们接着赶路。在车上我对老霍说：“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待林区的一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在林区，关系似乎比金钱还要重要。”

老霍说：“没错，用不了几天，那位科长肯定有事情要找我。”司机不敢把车开得太快，因为老林子里依然弥漫着风雪。我想，这可能是残冬的最后一场雪了。

山里人

我到某山区县采访，县长给我讲述了一则故事。说是一则，实际上是两则，不过，后则是我经历的——但也与前则有关。当时，我们正在看一个造林现场。

为了鼓励山民植树造林，尽快完成造林任务，县里出台了一项政策：谁挖一个坑（树穴），就奖励谁一元钱。此政策一出台，山民的反应淡淡，蹲墙脚该晒太阳晒太阳，该睡大觉睡大觉，没人把那一元钱当回事。眼看着上级下达的造林任务就要泡汤，无奈，县里便紧急调整政策，任务下达到各家各户，并规定：谁少挖一个坑，就罚谁一元钱。调整后的政策一出台，山民的反响强烈，造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家家门户紧闭，涌向荒山，挖坑植树，好不热闹，未出几日就完成了任务。

听完那位县长讲的故事，我说：“你这不是整老百姓吗？”县长嘻嘻笑着说：“咋叫整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户挨罚的。造上林就是目的嘛。啊，哈哈哈。”

同样是挖坑植树，奖，没人理睬，因为，不挖坑至少可以保持现状；罚，从自己兜里往外掏钱，那就要掂量掂量了。不挖坑则意味着不但不能保持现状，而且还要失去许多。

看完造林现场，中午在一家路边餐馆吃饭。六个人六个菜：鹅肉炖土豆，小鸡炖蘑菇，鸡蛋炒香椿，泥鳅炖豆腐，干煸苦瓜，黄瓜小葱曲麻菜蘸酱。荤素都很可口。酒呢？酒是啤酒，一人一瓶，不用杯子，嘴对嘴，一仰脖儿一口，一仰脖儿一口，约半个时辰，身后就摆了一排空瓶子——瓶子里的酒换了一个地儿，全进六个人的肚子了。喝完吃饭，吃啥？有人说这儿的玉米面菜团子不错。好，就吃菜团子。酒保问：“几盘？”答：“六个，一人一个。”酒保说：“好，那就是一盘。”

端上来，却是八个。“要六个，给八个干吗？”酒保说：“我们这儿论盘，不论个，一盘就是八个。”“一盘少放两个不就完了吗？我们又吃不了。”酒保说：“不行，一盘就是八个，这是我们餐馆的规矩，不能破。”

这个固执的酒保令我们哭笑不得，可仔细想想，这事与酒保何干？餐馆的规矩就是这样定的，他不过照章办事罢了。虽然在一般人看来，餐馆的规矩定得有些愚和傻，但却透着山里人的诚信和厚道。对山里人来说，重义高于重利。

学院路41号

许许多多的往事像阳光下的水珠渐渐无影无踪，学院路41号的事情，我们如今能说出几件呢？

然而，那天，政法大学校刊编辑打来电话叫我写写“我与校刊”的时候，一下子，七年前的一切，仿佛通过话筒涌到了我的眼前，是那么清晰。

学院路41号，生长过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放下电话，我打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那本已经发黄的校刊作品剪报集。那时，校刊的投稿箱挂在教学楼最显著的位置，而我却从未往里投过稿，因为我们的宿舍与校刊编辑部仅一墙之隔。说是墙，实际上只是一块纤维板挡在楼道中。板子中间有一个洞，刚好拳头能通过。

我们常打交道的校刊编辑是吴霖和海子。投稿时，就先敲几下墙板，那边有了声音就把稿子从洞里递过去。

稿子发表后的事情当然是领取稿酬。不过，有一笔稿酬却叫我很尴尬。那天，正在上法制史课，校刊的编辑托一位同学把稿酬捎到课堂上。因我坐在最后一排座位，那位同学便请前排的同学一个一个向后传。那堂课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了：李青松得了六元五角六分的稿酬。

难堪归难堪，但对靠母亲攒鸡蛋和亲朋资助才上得起大学的我来说，这毕竟也是一笔收入。何况，那时的六元五角六分钱还真能解决不少问题哩。

稿酬得多了，“哥们儿”就开始逼你请客，用现在的话就是“撮一顿”。每每这时，我就用“过几天”这个词对付他们，几个“过几天”过去，“哥们儿”也就没了兴致。

我不是有意扫“哥们儿”的兴，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豪饮大啖的时候，远在北方的母亲正吃力地戴着老花镜在磨坊里拾起一粒一粒的玉米。

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并且该怎样做。校刊的《青橄榄》栏目中曾发过我写的一句话：对待生活，我从来不用假设。

当时吴霖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回答：“我没有假设的资本。”或许，这也是我走上社会之后的生活态度。

那本发黄的校刊作品剪报集，我将永远珍藏着。看到它，我就会想到学院路41号，想起那里许许多多的人和许许多多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才隐隐感到，有些东西是可以找回来的，并非一切都是太阳下的水珠。

龙窝学车记

未进驾校之前，我在燕山深处一个叫龙窝的地方学过五天车。那段时间恰好休假。

龙窝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三十几户人家，东一户，西一户，高一处，低一处，稀稀落落的，抻出足有七八公里。一条乡级砂石公路蜿蜒着从村中穿过，路两边是青翠的玉米地和大片的西瓜地。龙窝是个寂静的山村，少有外人干扰。公路既不平坦又不笔直，有弯，有坡，有大直角，有水洼，有泥地，有木桥，变化多端。啧啧，真是个练车的好地方——这是我的朋友董文才亲自踏查后选定的。文才是位摄影家，有关雾灵山的经典照片几乎都出自他手。我驾驶的车是一辆老式北京吉普，已经退役，墨绿色，帆布盖，车门老是关不严，一颠，吱吱嘎嘎直响。手刹在方向盘的左侧下端，操作时需咬牙用力拉才能拉到位。据说，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元帅就是坐这种车指挥作战的。

文才说：“你用这部车练会了，天下就没有你不能开的车了。”

我的师傅有两位，一位叫马金成，一位叫小高。小高只教了一天就另有任务去承德了。金成是一家宾馆的老板，每天早晨草草安排一下宾馆的事情，就带着我驾着老吉普吱吱嘎嘎地上路了。一出县城，金成就把车交给我，让我开，他则换到副驾驶的位置，不断发出口令。金成说：“不怕慢，就怕乱——这是学车的要义。”

“扳灯，挂挡，松手刹，轻抬离合，把油加。”这套学车起步的口诀，金成要求我必须烂熟于心。“超车看头，会车看尾。”重要的是要感觉准，判断准，动作不能拖泥带水。头几天我学的都是一些基本要领，金成给我纠正了许多毛病。开始，我们这辆老吉普并没有引起龙窝人的注意。待第三天的时候，龙窝人感到奇怪了——这家伙在村里拐来拐去的，搞什么名堂？莫非龙窝地下有矿脉？是石油还是金子？村头有一家食杂店，经营的都是一些小食品和山货。我们每天练累的时候，都把车停在食杂店的门口，进食杂店里买几根雪糕。“找矿呢？你们来龙窝好几天了吧。”店主是一位村姑，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水亮水亮的。

“借你们一方宝地练练车。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小打小闹，还算可以吧。”

“将来这里的旅游开发搞起来，你的生意就兴隆了！”

“是啊，我们就盼着那一天呢。”看得出，“大眼睛”对未来充满憧憬。

我们的出现搅乱了龙窝人平静的生活。龙窝人没事时就蹲在路边看着我们这辆老掉牙的家伙一趟趟地穿过。羊群鹅群有时在路面上滞留，我们从不鸣喇叭，就把车停下来，看着那些羊啊那些鹅啊一摇一摇地离去。而龙窝人呢，依旧蹲着，看一眼羊看一眼鹅，再看一眼我们，竟乐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忘记自己该干什么了，看着看着，日头就落山了。

也许是怕载物过重的车辆碾坏了路面吧，村中原本立着两个水泥桩的，忽一日，那两个水泥桩却不见了，路面宽敞了许多。我知道，这个不经意的细节表明，龙窝人已经善意地接纳我们了。

当我们与龙窝人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交警却找上了麻烦。那日，我与金成驾车来龙窝的路上，被躲在树后的警察截住了。我与金成急忙跳下车，警察用手指了指车问：“牌子呢？”金成说：“后边呢！”警察绕到车后：“没有啊！”金成不再言语，只是嘻嘻笑。警察一脸严肃：“把驾照拿出来！”金成掏了半天，没掏到，摊摊手说：“忘家了。”

警察也乐了，说：“哥儿俩胆够大的啊，啥都没有也敢上路？”

“这下糟了。”我悄悄跟金成说。金成说：“没事没事。”

金成不紧不慢地拿出手机，哇啦哇啦地打了半天电话，末了，把手机递到警察手里，让他接听。警察听到电话里的声音，立时恭恭敬敬起来，接完电话，说了一句：“你们是爷，快走吧！”金成说：“谢了啊，抽空找你喝酒！”那警察摆摆手，不再理我们。

把车开到龙窝，我问金成：“你是给谁打的电话？”

金成笑了，说：“县城就这么大，只要关系找准了，没有摆不平的事。”

“今天这样的事，若是在北京，那后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叫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方便。”

第五日，文才、小高也来了。文才说：“这回你自己独立驾驶，看看你的胆量。”于是，我一个人驾着老吉普，沿着那条熟悉的公路，向前，向前。许多龙窝人站在路旁为我加油，鼓劲儿。我从后视镜里发现，远远地，一辆本田车尾随着。我知道，那是文才、金成、小高他们在后边为我壮胆呢！

临要离开龙窝的时候，我们又特意去了趟食杂店，买光了小店里所有的雪糕，分发给路边的村民，大家吃着雪糕，一片喜气洋洋。当然，最高兴的是食杂店的那位“大眼睛”。

回到北京，我又进一家驾校刻苦学习了三个月，以理论满分和桩考、路考一次通过的好成绩，顺利拿到驾照。我忘不了龙窝，因为在那里我手握方向盘驾车驶出了第一步。

且说大寨

“看，那里是什么？”陈永贵站在高峰上，激动地说，“越过千山万水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北京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我们要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山风吹着他的衣角，他的豪言壮语在空中飘荡着。——这是小时候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段话。

这个虎头山是大寨的虎头山，这个陈永贵是大寨的陈永贵。

当时我就想，陈永贵真是好眼力，不然，隔着千山万水，站在虎头山上他怎么就能看到北京，看到天安门，看到中南海，看到伟大领袖呢？不过，今天再读这段文字，我禁不住乐了，陈永贵啊陈永贵——你可真能那个呀！哪个呀？——此处略去三个字。不过，仔细想想，陈永贵也未必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年代，那些笔杆子是什么豪言壮语都有可能炮制出来的。退一步说，即便他说过那样的话，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那样的话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搞封锁，毛泽东跟赫鲁晓夫也闹翻了，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国内又经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国家需要一种精神。

大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大寨又遭遇了1963年8月的特大暴雨灾害。大雨连下七天七夜，泥石流冲下山沟，大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整修的田地被冲垮了，全村七成多的房屋被冲塌了，庄稼被大水冲倒了……面对此情此景，有人认为没有十年八年难以恢复，有人主张伸手多向国家要点儿援助，但陈永贵却喊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和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这个国家需要一种精神，这个国家更需要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寨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着自己的誓言。他们“先治坡后治窝”，苦干两个多月，冲毁的庄稼被扶了起来，冲塌的房屋又被修缮一新。秋天，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三百七十二公斤，总产二十一万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十二万公斤。除留足种子、饲料外，社员人均口粮二百公斤，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

陈永贵识字不多，讲话却能讲出道道。他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田，哪有甜上甜。”他那独特的充满太行山乡土气息的话，可以讲四五个小时不重复。写出《小二黑结婚》的作家赵树理听了，佩服至极。他跟当时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陈永贵是个人才。”

大寨人的英雄事迹很快传到北京。一笑脸上就有两个大酒窝的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在《我的爷爷陈永贵》一书中，详尽记述了陈永贵的名字头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情景。1963年，毛泽东南巡，专列停在邯郸。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到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说：“我一直在农村蹲点儿，见过不少农民，我看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他领导群众搞生产年年都有新套路。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他挺起腰杆说，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就能改天换地。他把全村人都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奇迹。”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说：“他四十二岁扫了盲，今年五十岁了，现在能读报，还知道什么叫逻辑。不久前在太原做报告，赵树理听了佩服至极，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听完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随后，他继续南巡。他每到一处，就大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讲陈永贵带头劳动、不讲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说这是干部不脱离群众的好方法。毛泽东还说，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啊！不久，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大寨，并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同时还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后来，赵树理的好友、“山药蛋派”作家孙谦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每天中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每次半个小时的时间。播讲人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讲述着大寨人那些劈山凿石的故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红色电波让陈永贵、贾进财、郭凤莲、宋立英等英雄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了。

从此，全国农村掀起了长达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我的老家在东北农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生产队的高墙上用白灰刷着的大字就是“农业学大寨”。童年的我曾骑在刷着“农业学大寨”的墙头上遐想，大寨应该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吧，虎头山上有虎吗？狼窝掌里有狼吗？人在窑洞里吃饭土会掉到碗里吗？那些能吃苦的人为什么头扎着白羊肚子手巾呢？

“农业学大寨”——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怎么学？——从扎白羊肚子手巾和种地开始。生产队长带头在头上扎了块白羊肚子手巾，姑娘们扎起“铁姑娘”短辫子，连挑担子走路的姿势也学郭凤莲。本来就好好的耕地硬是深翻了，曰为“海绵田”。还唯恐学得不像，就在好端端的耕地上也垒起了“梯田”。可惜，一下大雨“梯田”被冲得稀里哗啦，庄稼全被埋在泥浆里。生产队长遭到社员的痛骂，说他只学到了皮毛，糟蹋了耕地。

1973年，马里共和国元首特拉奥雷在邓小平陪同下访问大寨，参观虎头山上的狼窝掌修出的梯田。这位黑皮肤的总统曾经是一位水利专家。他对陈永贵说：“我对你们改造自然的气概，深表敬佩。但是，作为水利专家，我认为你们把梯田一直修到山顶，这是不科学的。”邓小平听后一人独自走到虎头山的山顶上，忧郁地望着远方没有说话。

“农业学大寨”使我们本来柔软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变得僵硬了，变得千篇一律了，甚至变得有些离谱了。这不是陈永贵的错，也不是大寨人的错。那时的中国需要通过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告诉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或者用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来说明，什么样的道路是正确的。陈永贵便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中，扎着白羊肚子手巾，一脸皱纹，露着憨厚的笑。今天再去讨论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为一个村庄、为一代人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所进行的奋斗和努力，仍然值得我们尊重和称道。其实，谁都知晓学大寨不是学扎“陈永贵式”的白羊肚子手巾，不是学修梯田，而是学习人家陈永贵及其大寨人的战天斗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今天，即便是大寨人自己也不修梯田了，而是实行了退耕还林。除了老年人，大寨扎白羊肚子手巾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大寨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迄今仍然只有二百一十六户，五百二十三口人。在那个辉煌的激情澎湃的年代，大寨一天接待各地参观者多达两万人次。那人啊，多得乌泱乌泱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多达九百六十万人次。其中，1967年突破百万人次，1968年突破二百万人次，1969年超过二百七十六万人次。其间，周恩来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毛泽东却没有去过大寨，他甚至都没有提出过什么时候去大寨看一看。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中国农村就很茫然，失去了方向。陈永贵在“文革”中曾经春风得意，官至副总理。然而，陈永贵并不迷恋当官，甚至压根就没想过离开乡亲、离开大寨。周总理找他谈话说：“这次找你来，就是人事上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这也是主席的意思呢。”陈永贵如同相信土地一般相信领袖，忠诚不渝。所以，当有人对领袖所倡导路线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时候，陈永贵的烟袋锅子敲得当当响，满脸愠怒，他容不得别人对领袖说不，他要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所说的一切。他的信念是朴素而坚定的。他当然要受冷落，当然处境尴尬了。他是个农民，他有局限性，他是朴素善良的。他第一次坐小汽车时是那么拘谨，浑身不自在，旱烟袋不知该放到哪里，是吸烟呢，还是憋着呢？他有些不知所措。

他是个真正的农民，真正的好人。

在国务院工作的那些日子里，陈永贵是苦闷焦虑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即使是在政治和历史的强力支配下，他也没有离开土地，他每年抽出时间回到大寨，干干农活，身上才有劲儿。他身居高位，但骨子里依然是农民，他不挣工资，挣的是工分。他惦记着耕耘，惦记着收获，他不忍荒废了土地。他的晚年是孤独寂寞的。

1978年前后，对大寨的质疑声此起彼伏。没多久，陈永贵的继任者郭凤莲被调离了大寨，到晋中果树研究所当副所长。自此，大寨的集体经济一蹶不振，所谓的集体，实际上成了空壳。1991年组织上把郭凤莲又调回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回来不久，就筹借了五千元钱，租了四辆公共汽车，每家出一个人，一百三十人来到从前学大寨的典型——河北涿鹿县高前村参观学习。因为发展多种经营，那里的农民大多住上了两层楼，生活富裕的程度令大寨人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1992年春，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又乘坐火车前往上海。那是一座得中国之先的城市，郭凤莲从那里了解着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厅。她对着麦克风唱起了曾在虎头山上唱过无数次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南泥湾》。那一夜，郭凤莲憧憬着大寨的美好未来，不能入睡。

大寨毕竟是大寨，大寨人毕竟是大寨人。

大寨精神没有死，大寨精神的根还活着。如今，大寨形成了以煤炭、化工、建材、旅游和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八大支柱产业。郭凤莲现在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巡视员的职务，是一位正厅级干部。但她同当年的陈永贵一样，从来就没有脱离大寨，大寨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她的手里。她是大寨党总支书记、大寨集团总经理。她带领大寨人找到了一条属于大寨自己的发展之路。她坦然地说：“毛主席给大寨的金牌牌，我们要把它用好，要创造出更好的效益。”自2008年以来，大寨村经济总收入连续多年突破三亿元，人均收入一万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一千三百多倍，人均收入增长四十五倍。1993年开始，大寨实施老年人养老金制度，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二百元，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三百元，同时入学儿童免除了学费，大学生每年享受奖学金一千元。2008年全村村民解决了医疗保险。

多少年过去了，在我的心中，大寨仍然是个神圣的地方。

2011年5月，我来到大寨，看到的景象令人惊喜。从昔阳县城出发，驱车向南行驶十几分钟，就到大寨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松柏青青，一树树的桃花开得烂漫。闻名于世的“海绵田”上生长着板栗、核桃、枣、桃、杏和李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干鲜果树。郭凤莲说：“那种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观念已经过时了。”

郭凤莲介绍说：“大寨过去种玉米，投入高，效益低。加上持续干旱少雨，全村吃水都困难，哪还有更多的水浇庄稼啊！浇不上水，庄稼就严重歉收。”她说：“必须改变传统的种植观念，加快种植结构的调整。栽种经济林，既能增加经济效益，又能改善气候环境，发展生态旅游，何乐而不为呢？”近年来，大寨每年都要投入十多万元用于造林绿化。现在全村的七百亩梯田，已有五百多亩退耕还林。大寨展览馆、陈永贵墓园、周恩来总理纪念亭、叶帅吟诗处、郭沫若诗碑、高空渡槽掩映在万绿丛中。生态旅游成了大寨的支柱产业，每年都要吸引几十万人次的游客来大寨旅游观光。

大寨，被冷落了十年之后，又是那么喧闹了。无论是在森林公园，还是虎头山脚下的大寨村，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白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的人，蓝眼睛黄眼睛黑眼睛的人，在大寨的角角落落随处可见。不过，他们不再是学习取经的参观团，而是来自天南地北，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

今天的大寨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寨，农业产值在整个经济收入中的产值连百分之一还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有人说，大寨70年代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楼房像城堡，太封闭、太保守了，应该拆掉。郭凤莲说，不能拆。甚至包括江青带人到大寨虎头山上植的一片树，她认为都应当保护，因为那是历史遗产。历史遗产不能篡改，更不能伪造。人可以犯错误，但那些树永远没有错啊！

人定胜天，天亦定胜人。但是，归根结底，天定胜人。天是什么？天就是自然法则，天就是谁也抗拒不了的社会发展定律。——站在虎头山上，我望着那满眼的绿色陷入久久的沉思。

湘西笔记

湘西

湘西在哪里？湘西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个人文概念。湘西在沈从文的书里，湘西在黄永玉的画中，湘西在宋祖英的歌里。一个朋友问我，没有沈从文没有黄永玉没有宋祖英的湘西，还会那么令人神往吗？可是，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若干年前，我去过一趟湘西，寻访了沈从文的故居，远远望了几眼黄永玉的夺翠楼，便回了（就是那次，我带回一本沈从文的线装书。竖排的文字，字的个头儿很大，宣纸上似乎还保留着时间的温度）。

而关于湘西，我却没有写出一个字。

内参

到了湘西，不喝些土酒，便失去了去湘西的意义。酒鬼酒不是湘西的土酒，却是湘西标志性的酒。说到酒，不能不说“内参”。

“内参”不是“机密件”，“内参”是酒鬼酒的兄弟。在我喝过的白酒中，“内参”是最“舒服”的酒，醇厚，香醇，就像土家族朋友的为人。两杯下肚，汗就出来了，那种感觉通达四肢，头不重，脚不轻，劲儿不软，也不冲，在醉与未醉之间——此乃喝酒的最高境界。

别处是喝不到“内参”的，只有湘西才有这种神秘的酒。

喝“内参”，一定要先吃两块土家族风味的豆豉蒸肉。大碗端上来，肉皮有些焦煳状的浸着油的豆豉蒸肉一点儿不腻。不过，吃时要粗俗，不可太文雅。“内参”的奇妙，在嚼大块肉的过程中就渐渐弥漫开来。湘西“老刁民”黄永玉微醉中写道：此酒窖藏数量有限，只供给领有正式牌照之酒仙酒鬼欣赏品尝，不作市场推销活动，所谓“喝一瓶少一瓶，喝一口少一口”之义，庶几近之，深望向隅之各路瘾君子原谅。

老刁民实在有趣。文字像整日叼着烟斗的人一样有趣。

“内参”耶，好酒也。

翠翠

寻找翠翠，是无数人湘西之行的一个梦。然而，翠翠是永远找不到的，她生活在沈从文的小说里，生活在美丽的文字中。她带着她的黄狗，与爷爷相依为命。她的皮肤晒得黑黑的，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

起初，我并不知道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就在花垣的茶峒，只知道他是凤凰人。当我踏上“拉拉渡”码头的台阶，一听介绍，不禁大吃一惊——此处此水是多么著名啊！

坐木船拢岸，登上了翠翠岛，眼神便有些散乱了。岛上的一切均与翠翠有关：鱼篓、蓑衣、草鞋、雕塑、白塔、竹林。在岛上回望边城却是另一番景致了。

我不能不停住脚步——又是黄永玉——在一块大青石上刻着他题写的一首诗，题目是《等待是美丽的，忧郁的……》，诗是这样写的：

花垣，花园，

花垣是湘西的花园，

花园的花园就是茶峒，

花园的花园的花园就是翠翠岛。

翠翠岛上有一位美丽、忧郁的翠翠，

她一天又一天地等待——

大傩和二傩几时回来？

我看了一眼题字的日期，是2006年6月23日。花垣县县长告诉我，当时黄老爷子是倒书的。我问，倒书就是头朝下书写吗？县长说，不是。县长用手指着青石上的字说，是从最后一个字写起，并且，笔画是反向的。

唉，可惜翠翠不识字。当年，爷爷为啥不送翠翠进学堂，却整日让她拉渡呢？历史是无法说清的，何况关于翠翠的一切，原本就不是历史。

吊脚楼

沱江两岸，是一排排的吊脚楼。在湘西行走，万万不可忽略了吊脚楼。如果没了吊脚楼，湘西也就没了韵味。

在青翠的山峦之间，油菜花簇拥着的吊脚楼如诗如梦。偶有哪扇朝江的窗子撑开，一双美丽的眼睛向江上张望，刹那间会带给人无尽的遐想。然而，江面上执网的捞虾人是没有那份闲情的，他的全部心思都在水中。

岁月挥动着苍凉的手势。

在竹篙的起起伏伏中，我们乘坐的木船把江水分向两边，一些吊脚楼成了远景，而另一些吊脚楼却成了近景。

涝洼地里的藕和鱼

没来台儿庄之前，我一直以为台儿庄肯定有一个战略高地，不然中日两国军队怎么会在那里交手，恶战一场呢？十五年前，电影《血战台儿庄》的编剧田军利跟我聊起台儿庄时，我的脑子里回响的尽是杀声动天的场面。来台儿庄一看，我错了。不但没有高地，而恰恰都是大片大片的涝洼地，二十余万亩呢。早年间，连年洪涝，灾害跟着灾害，这里的粮食收获不了几粒。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场水灾冲得台儿庄房倒屋塌，夺走几百口人的生命。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询问灾情，并派民政部部长带着中央拨出的专款前来慰问。台儿庄在中国的高层都挂着号呢。

长期以来，台儿庄几乎就是灾害的代名词。

然而，今天的台儿庄人却把涝洼地变成了聚宝盆。过去，台儿庄最缺的就是粮食，所以就拼命种玉米种高粱种红薯，力气没少出，汗水没少流，可到头来还是饿肚子。前些年，台儿庄人终于开了窍，洼地喜洪涝，洪涝同属“水族”，那就先摸透水的脾气，再种作物。啥东西不怕水？藕和鱼。水再深也不怕。藕离不开泥，鱼离不开水。对呀，台儿庄人眉开眼笑了。

种藕养鱼。啥对脾气咱就来啥。

换了一种思维方式，眼前就是一片新天地。头一年，藕长得又粗又大，像《铁道游击队》中鲁汉的胳膊似的，市场的价格也不赖，扣去这个那个的成本，能进腰包的还不少呢。台儿庄人有了最初的喜悦。烂泥洼地也能创造财富？可不是嘛。

收完藕，才想起涝洼地里春天放养的鲤鱼泥鳅哪里去了？到烂泥里一摸，泥面上直冒泡，噢，全钻泥里了。于是就猫腰撅腚地摸。啪啪，泥里的鱼打得脚面生疼。男女老少齐动员，摸了三天三夜，桶里的鱼也没见满，最后在泥里藏着的还是比摸出来的多。老是这样摸不是个办法呀，得想新法子。

想来想去，只能在泥底下做文章。筑水泥池，池里放泥种藕，藕上的水面再养鱼，这样就不用担心那些鲤鱼和泥鳅溜走了。我在台儿庄时，区委书记陈兆同特意请我吃了一次鲤鱼煮豆腐，是在一条船屋上吃的。哎呀，那真是好吃得很呢。陈兆同告诉我，刚刚吃的鲤鱼就是藕池里摸出来的。

陈兆同说，台儿庄正在走生态农业之路，农民的观念已经与过去不一样。打着嗝，信步走出船屋，只见远处的藕池边上正有许多外国游客在那里观光游览。陈兆同说，我们的生态农业同时又是观光农业。我说，这叫吃你的藕和鱼要花钱，看你的藕和鱼也要花钱呢。陈兆同笑着说，你是例外。

我问：农民的收入怎样？陈兆同随手一指附近树荫下的一座座小洋楼说：瞧，你一看就知道了。这都是种藕和养鱼带来的变化。

自然的法则是不可抗拒的，是它的东西必须还给它——按自然的法则办事，永远没错，退耕还林也好，退田还湖也罢，其中的道理都是如此。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涝洼地里生长出来的就不再是灾害了。

白虎涧小记

白虎涧在京郊昌平。

白虎涧没有白虎。在山间行走，用不着担心有老虎跳出来，发生什么老虎吃人的事情。不过，那天我和几位新闻界的朋友去白虎涧考察，着实被灌木丛中蹿出的一只动物吓了一跳。那动物弹跳的功夫相当可以，只消三两下就蹿得无影无踪了。待我搞清是怎么回事，回头看女记者陈晓星的时候，她还在愣神。

我说，那是只野兔。她说，它怎么那样机灵，一眨眼就不见了。我说，这就是它的本事，进攻不是它的长处，它的长处在于逃避。不爱找事，专爱躲事，这就是它们一代一代能在这深山野岭中生存下来的原因。

白虎涧的石头比树还多。石中有洞，石上有树，石间有泉。石一概是硬硬的花岗岩，此花岗岩并非棱角分明的那种，而是光光滑滑的，流线感极强，令人想起具有这种性格的人。

石确实是白虎涧的一奇，这里有海蚀洞、海蚀窠、海蚀柱……不是那些墨客骚人的胡思乱想吧，深山密林，何海之有？一同来白虎涧考察的旅游地质专家冯老先生说，三万年前，这里一片汪洋，后来，随着地质构造的变化，海水退却，便留下了这些海蚀痕迹。老先生把那些海蚀现象一一指给我们看，大家唏嘘慨叹，对大自然的奇妙赞美不已。

山坡上一树一树的山桃花开得热烈，这个季节，有了花，人的心里的许多美丽的东西就渐渐醒来了。

不过，我感兴趣的，不是花，而是树上的鸟巢。最大的当是喜鹊巢了，远远看去，如同一朵一朵的云，架在树的高处。这里何以有这么多的鸟巢？聪明的鸟们是不会告诉我的。越往白虎涧的深处走，树越茂，水越秀，石越奇。林中古寺残垣依稀可见，据当地的老乡讲，旧时，这里有“五云捧上方”之说，即宝云寺、车云寺、石云寺、青云寺、大云寺在涧下，上方寺在涧上。然而，这一切如今均已被岁月和草木深深覆盖了，游人只能从几处尚能寻见的断碑上的只言片语中去追想当年在这儿发生的事情。

佤山佤寨佤人

我是在2007年6月的一天进入西盟佤山的，为了寻访一种边地文化，也为了探究这个褐色民族与自然特有的关系。西盟非西部盟，亦非内蒙古的锡盟（锡林郭勒盟）误写，而是地处西南边陲的一个佤族自治县。“西盟”为佤语，意思是“出产金子的地方”。

山里是山，山外还是山。重重叠叠的阿佤山如诗如梦，云海覆盖的群山中，镶嵌着一个个星罗棋布的佤族村寨和田园地块。佤山的梯田如银梯万道，依山延伸。在山顶眺望，梯田画出的弧线，呈扇面展开，随山势的变化而变化，宛如大地的雕塑，构成神奇壮丽的景观。

佤族村寨是由一姓或几姓人家组成，以“叶”姓和“岩”姓居多（佤人把“岩”读作“艾”）。小寨十几户，大寨三五十户不等。山寨四周设有寨壕、寨沟，二至四个寨门，沟壕两沿，植有密密麻麻的荆棘、剑麻和仙人掌等带刺的植物，人、畜和野兽都极难跨越，寨门是出入山寨的唯一通道。在岳宋乡班帅村，县委书记高建林带我们走进了几户民舍，对佤族建筑一探究竟。佤族住房为竹木结构，茅屋为“干栏式”楼房，楼上住人，防湿透风；楼下是敞开的，多用做牲畜厩舍或堆放柴火。屋内光线很暗，木梁上横着粗粗的竹筒。高建林告诉我，梁上横的竹筒越多说明日子过得越富足。他说，竹筒里装的是粮食，用手一拍，如果发出笃笃的响声，说明竹筒里的粮食装得满满实实，若是嗵嗵的，就是没了，空了。佤族人“不吃隔夜粮”，现舂现煮，也从不淘米洗米，保持原味。佤族妇女，每天清晨起床或从田间劳作回家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舂米。舂米之声以特有的韵律，回荡在佤寨的黎明，回荡在佤寨的黄昏……

佤人家里的陈设简单，多是竹木制品，竹盆、竹杯、竹箩、竹盒、竹碗……只有吊在火塘上的水壶算是铁器了。火塘是佤人家里最重要的部分，殷实一点儿的人家，火塘的上端一般挂着腊肠和熏肉。火塘终年烟火不断，白天做饭，夜晚烤火取暖，一家人围着火塘睡觉。假如没有火塘，佤人的生活简直不可想象，火塘温暖着佤人生活的每一天。

阿佤群山，这个“出产金子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儿更是生长歌舞的地方。

“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1964年，解放军战士杨正仁根据当地民歌《白鹇鸟》创作的一首《阿佤人民唱新歌》，让佤山佤寨佤人声名远扬。据说，杨正仁转业后，在昆明工作，现已退休。不过，佤人没有忘记他，把《阿佤人民唱新歌》定为西盟县县歌，并在佤山脚下特意立了块碑，上书“阿佤人民唱新歌诞生地”。阿佤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遇有节日庆典和重大活动时都要跳舞助兴。有表现生产活动的舂碓舞、播种舞，有反映日常生活的贺新舞、竹竿舞，还有模仿动物形象并带有宗教色彩的木鼓舞、甩发舞、牛头舞、象脚鼓舞等。

如果说傣族是水的民族，那么佤族一定是火的民族了。在我与佤人短短两天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热情奔放，活力四射，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和渴望——他们拒绝一切与美与善与快乐无关的事物。

木鼓是佤人崇拜之物，被视为通天的神器。早年间，这里每个村寨都有一个或几个木鼓房，每个木鼓房内都有一对木鼓，木鼓遍布佤山的村村寨寨。木鼓是一种打击乐器，佤族先民用打击木鼓作为号令来召集部落成员、告急友邻、组织征战。现在打击木鼓已演变成一种粗犷、奔放的舞台艺术。西盟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已立法通过，自2003年起，每年阳历4月10日至12日为“中国佤族木鼓节”。节日期间，几百名佤山汉子挥动木杵，把几百只木鼓同时敲响，鼓声震天，地动山摇。那种野性和豪情令在场的每一个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据说，西盟县歌舞团在欧洲各地演出时，也常常爆满……佤人的木鼓舞、甩发舞已经享誉世界了。

佤族土菜颇有特色。听说我们要来，当地的朋友特意备下了一桌佤族土菜招待我们：凉拌芒果、野菌炖土鸡、红烧竹笋、清炖河鱼、烤小耳土猪肉、水煮南瓜蔓等等，个个好吃。尤其是烤小耳土猪肉，外焦里嫩，香而不腻，是绝妙的美味。朋友说，小耳土猪是野猪与家猪的杂交品种，小耳，黑色，尖嘴，个体不大，只有中缅边境一带的佤人家里才养这种动物。我们吃的这只是朋友差人清早从缅甸佤邦弄来的（班帅村距国境线只有几百米之遥）。吃土菜当然要喝水酒了，我足足喝了两杯（竹筒制作的）。那水酒是佤人自家酿制的，呈乳白色，清香沁人，甘甜爽口。佤人有“无酒不成礼”的习俗，一年四季喜好饮用水酒。但佤人喝酒之前先吃饭，吃饱肚子再敬酒。牛苦肠和鸡肉制作的稀饭加上水酒，是佤人接待宾客的最高礼节。鸡稀饭是把鸡放在火上烤至七成熟，去内脏，剁成碎末，放入凉水锅与米、酸笋及姜、芝麻、辣椒、花椒、香茅草等作料烹制而成，味道独特，吃下一碗，还想再吃呢。

在佤山的深处，我见到了世界上最粗壮的竹子。除了储藏粮食，佤人背水也用大竹筒。凡有佤人居住的地方，都种有竹子，一丛一丛，密密麻麻，青翠无比。佤人的衣食住行是须臾离不开竹子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原生态，但我知道佤人的内心状态和生活习俗，却是与自然的本质最为接近的。

山有山的内涵，寨有寨的传统，人有人的性格。大山外部的世界在急剧改变着，佤山佤寨佤人也在一天一天改变着。多年之后，我们还能找到佤山佤寨佤人所固有的灵魂和精神吗？也许，那些融入血脉里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