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未来国民”的塑造

童话是在儿童的精神生活里创造新的文化。

——高芳《童话的问题》（1944）^a

1944年，伪满洲国后期重要的综合文化杂志《青年文化》（长春）^b上刊登了一篇关于童话的评论，作者高芳认为，童话不应该是“荒唐无稽超自然的读物”，而是在儿童精神生活里创造的文化，“决不是过去的文化，也不是未来的文化，而必须是现在应有的现实文化”。^c而对这种“现实文化”，当时的殖民者并没有给出更多的选择。此文出自这本具有伪满洲国“协和会”官方背景的杂志^d，更说明了殖民者对童话的态度。

“协和会”即“满洲国协和会”（1936年7月25日更名为“满洲帝国协和会”），1932年7月25日在伪政府国务院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名誉总裁、名誉顾问、会长，分别由伪满执政者溥仪、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担任。1936年9月18日，由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1889—1949）^e的信仰者之一——辻政信（1902—1961）^f执笔，^g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1875—1962）^h名义发表的《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中声明，“协和会设立之意义”是“协和会与满洲建国俱生俱长，定为国家机构之团体，而护持建国精神于无穷，训练国民，实现其理想之唯一无二、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体也”。^a这段话表明协和会并不是社会团体，而是严密控制伪满洲国精神世界，进行思想与政治教化的国家机构。随后，论及“满洲国政府与协和会之关系”，该声明称“须知协和会非政府之从属机关，亦非对立机构，乃政府之精神的母体也”。^b此处公开将协和会置于伪满洲国政府的指导机关和“精神母体”，这表明协和会已经从最初的半官方组织演变成一个与伪满洲国政府“表里一体”的法西斯组织。1941年，为了“便于政令的下达和实施”，协和会实施了“二位一体制”，“在殖民者看来，基层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其实对底层的殖民统治更为彻底和苛刻”。^c据《伪满洲国史》记载，“协和会”的触角伸到伪满洲国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动宣传”。^d

童话成为伪满洲国的文化殖民的工具之一，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日本侵略者希望青少年的成长符合他们对“未来国民”的想象，于是他们渴望寻找一种“小国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而童话正逢其时。他们希望在儿童的精神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植入“新的文化”——新国家、新国民、新秩序和新满洲。

伪满洲国殖民者的文化“重建”始于对原有教育系统的毁灭性重创。据《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记载，由于“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小学完全停办，有些校舍遭到破坏，有些成了兵营，致使长时间不能复校。到1933年5月，日本侵略力量所及的地方小学复校者尚不足百分之六十”。^e另外，“只要稍微具有一点民族意识或民主思想的书籍，甚至只要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发行的中国书籍，均被打入‘废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烧。仅在1932年3月至7月的5个月中，他们就焚烧650余万册”^a。“特别是一九三三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广大爱国的中小学教师实行逮捕和屠杀，致使教员数字骤减至一万余人，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五十万之数。”^b1935年，《斯民》^c杂志一则“歌功颂德”的新闻，侧面证实了这些事实。文中称，1935年伪满洲国“开校之校数，已达一万三千余校（其中九千校属于奉天省）”，小学生“约有七十万”，“政府方面为根本的改革学校教育计，除行以旧教科书之全废，新教科书之编纂与配布。地方教育之讲习，并优秀教员之日本留学等”。^d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为日本殖民地。孱弱的东北文坛由于战事更加萧条。一年后，在原来新文学基础较好的南部地区的报刊开始复苏，并渐渐出现了众多依附于报纸副刊的文学小社团”^e。随着报纸副刊和文学社团的兴起，1933年至1937年，伪满洲国公开发行的杂志报纸上，原创和翻译的童话开始复苏，并渐渐受到重视。1934年开始，殖民者为巩固日语教学的地位，陆续派出教员留学，在各学校增加日语课程，并“将现在之中国语，改谓国语，本于满日民族融合之宗旨，增加公学堂日语教授时间云”^f。1937年5月2日，他们公布了“新学制”，更是把“中国语”改称“满语”，日语列为“国语”，赤裸裸地抹杀东北历史，试图让这一地区的青少年忘记其固有的语言文化，达到将其同化的目的。

新学制的初等教育依然为六年制，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两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甚至被日本人控制改造的私塾，都被称为“国民学舍（或国民义塾）”，“为体现所谓的‘建国精神’，让学生时时记得伪满洲国‘国民’这种身份”。^a“满洲帝国教育会”的官方刊物《建国教育》^b中就曾毫不避讳地写道：“教育最终的支持点，求诸‘教育即国民教育’的根本原理……我满洲国的教育，由此根本理念出发，并非是为造成普通常识丰富的个人，亦非是为造成一般知识深蕴的人，而是‘造成满洲国为实现其历史的使命所必要的满洲国民’。”^c这些教育机构的根本理念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伪“民政部”“训令”里希望的那种“忠良国民”。^d

殖民者为了巩固统治的精神基础，保障“新国家”的稳定，建立“新秩序”，在伪满洲国的青少年教育上下足功夫。他们复古尊孔，高喊“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口号，急需培养具有“忠孝仁义”“勤劳诚实”，并服从日本人统治的“第二代国民”：“今方建设新秩序，举世呼号，而东亚兴隆，尤以我满洲建国肇其端而驱于前。以故培植肩荷第二代之国民，允称目前急务。”^e

然而，迂腐的“孔孟之道”，拗口的“建国精神”及虚伪的口号很难为儿童所接受，殖民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构造系统的教育体系，在强制性的学校教材之外，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使用形象性、趣味性的手段来引导初级教育接受者，建立社会范围内的儿童文化氛围。童话以其趣味、神秘、虚构创造等特性和寓教于乐的功能，开始受到伪满洲国官方的重视。

在伪满洲国的初级教育教材中，童话时常被直接用于教学，特别是日语教材中。在很多伪满洲国教育经历者的回忆录中，都提及了这一点，例如：“日语课本中有日本的童话和神话故事，而主要内容讲的是日本的祖先天照大神、唯神之道，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人神’。突出地歌颂近代明治天皇实行维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功绩，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一边强制学习日语，一边灌输谬论。”^f

天照大神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其充满童趣和富有想象力而被选进教材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后成为日本的国教。神道教鼓吹日本是一个“神国”，“环宇中除我日本之外再无由万世一系之主权者统治的国家”，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天皇被视为“大和民族”的象征和标志。^a这些都是为了告诉被殖民者，天皇所作的一切决定，都是神的旨意，不可违抗和质疑。

常被选入的童话，是著名的《桃太郎》。它讲述了一对老夫妇捡到一个大桃子，桃子里诞生出一个孩子，他用饭团子收伏狗、猴、鸡，并带领它们征服海外的鬼岛，打败了作恶的群鬼，抢回财宝和老夫妇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这是一个日本侵略者特别青睐的童话故事，早已在另一块殖民地台湾被当作“国宝教材”。明治45年（1912年）至昭和18年（1943年），在台湾“国语教科书”上不断出现，1912年6月16发行的“第一期公学校用国语课本”上，《桃太郎》竟连载三课（第3、4、5课）。^b在伪满洲国，“连拍戏也是日本的童话剧《桃太郎》”^c，它还被改编成各种便于诵读、记忆的短篇童话。

日本童话《桃太郎》早期插图

《桃太郎》代表了日本的征服意识、开拓意识，含有军国主义、强者崇拜和武士道精神等元素。桃太郎带领一干随从征服鬼岛，抢夺了本属于恶鬼的财宝，凯旋后还得到官员的嘉奖。这样的童话故事非常符合殖民者的意识形态需求，它更像是一种政治隐喻，告诉孩子们，日本是友善的邻邦，是解救百姓于“恶鬼”统治的英雄，是来帮助中国人开发和建设满洲的。这样的传统童话传承的是日本尚武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歪曲侵略真相的一种手段。

除了教材，1932年至1937年，伪满洲国公开发行的杂志报纸上，原创和翻译的童话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盛京时报》（儿童周刊）、《斯民》《大同报》《华文大阪每日》（华文每日）、《满洲学童》等一批有日本官方背景的报刊上，都刊登了童话，有的数量相当可观。同时，这些童话相较于诞生于伪满洲国“建国前”（1932年前）的童话，具有显著的不同。这里以《盛京时报》和《斯民》杂志为例。

东北的现代童话，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出现。根据《东北儿童文学史》的描述，“‘五四’后的三年中，在东北《盛京时报》等一些报纸的副刊中上，曾发表过一些神话故事或富于幻想意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属于童话的范畴。不过，这样的童话故事数量不多，内容也比较陈旧……其故事多为奇遇或异闻，因而这些作品大多属于旧童话的范畴”。1924年前后，“对外国童话的译介也开始了”，同时期出现了东北文坛的第一篇现代童话，金小天（1912—1966）^a的《未来的宇宙》。这篇出版时间不详的童话，描绘了环境污染导致的地球末日，利用传统童话的表现手法，提出了保护环境的问题。1924—1931年，东北地区“童话的体裁较广。它们有的是选用传统体裁表现新意的，有的是表现对未来科学发展前景的幻想的，有的是劝学的，有的是讽世的，等等”^b。“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的文学发展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许多报刊的副刊被迫停刊……直到1933年，一些报纸才又恢复或新创办了副刊。”^c恢复或新创办的副刊中，所刊童话数量不多，但都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仅以两份“主流报刊”上的两篇童话为例，即可明显感受到殖民者的“良苦用心”。

《盛京时报》于1933年3月26日新开辟出了《儿童周刊》，在此之前，只有在《神皋杂俎》栏目中散见一些童话故事。这种特地对儿童的“重视”似乎紧随着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步伐。以1933年8月29日的一篇童话为例，这篇题为《诚实刁滑的前程》^a的童话，写了一个老实的农夫，遇到刁滑的地主，他做了三年长工，结算工钱时，地主将说好的一年一头牛的工钱，变成一年一壶油。而农夫却并没有责怪地主，反而认为自己可能当初听错了。最后在寺庙的和尚那里，他们都问到了自己的来生。农夫在来生会乘坐几人抬的大轿子，而地主则会是一个烂腿叫花子。这则童话充满教训的思维，希望儿童从中领悟到“诚实劳动会获得好报，刁滑欺骗会遭到报应”的寓意。而这些正是伪满洲国宣扬的“道德仁爱”“忠孝礼义”的一部分内容。他们要在儿童脑中种下“勤劳宽厚”“诚信无怨”的种子。这些看似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教育，表面上看似乎真的是为了教育儿童的良训，事实上只是伪满洲国“王道政治”全面宣传和架构的一部分，背后都有协和会及其下属机关的参与和策划，意欲完成思想上的“教化”，让儿童忠于傀儡皇帝，勤劳地为伪政权和殖民者“奉仕”，勇于充当日本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