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跨界旅行——当代德语文学中的漫游主题浅析

李双志

内容提要：自20世纪70和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为核心特征，深刻改变了人类个体对时空距离和身份归属的感知和体验。以跨界旅行为主题的一系列当代德语文学作品可以被看作对这一全球化后果的复杂反映，既映现了人群迁移和文化碰撞等现象，又透露出对全球化的疏离与批判姿态。漫游作为德语文学史中的一个传统母题，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和美学特征。本文以文学史为参照，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德语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三部作品，初步梳理全球化对当代德语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当代德语文学 全球化 跨界旅行

一、全球化的文学叙事及其跨界想象

在简述全球化的牛津通识读本中，该书作者曼弗雷德·斯蒂格（Manfred Steger）在前言中写道：“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进程，而且还是众多定义、描述和分析这一进程的叙事。”（斯蒂格ii）的确，自20世纪70和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革新和跨国资本体系的扩展日益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在科技、政治、经济、媒体、文化乃至社会安全等方面都紧密相连的全球网络时代，这无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的生活现实。但全球化的另一层关键含义则是一种新的全球意识的形成，也即对“世界是如何被结构化为一个整体”（罗伯逊7）的体认、表述和反思；其表现形式既包括定义和探讨“全球化”的学术话语，也包括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运动提出的否定性口号。作为一个仍在持续强化的发展进程，全球化的复杂面目和内部矛盾正是通过众多的全球化叙事而得以呈现，供人反思。这其中，文学作品是地位极其特殊的一种叙事方式。与其他全球化话语相比，它往往并不直接参与对全球化的定义和分析，但又更为全面地折射出全球化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造成的种种后果：“进入文学视野的包括国际化和跨文化交流的形式与后果，生活世界的巨大转变，空间与时间秩序模式的转型，带有冲突性质的与异者的交锋，以及总体上对‘诸种根基’——也即那些能够让人类的存在、思考和行为具有合理性的普适性理念、观念和法则——的丧失的反思。”（Schmitz-Emans287）

全球化的文学叙事因而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实现一种对全球化了的世界的美学想象，其丰富的层面和多样的视角始终围绕着全球化进程对人感知自我和世界的方式的重新塑造而展开。而一个以资本、生产、商品、劳力、信息、象征体系的自由流通为标志的全球体系首先改变的便是人对空间和距离的体验，并由此引发了身份认同的难题。一方面，这个体系造成了“时空压缩”（斯蒂格9），也即时空间隔在发达的交通技术和即时传送信息的网络媒体前失去了意义。在此基础上，频繁的跨国贸易和人口流动以及虚拟空间内的国际交往则让地域和国界都不再成为人的行动边界。世界由此成为一个可以让人自由快速移动的空间。然而，这种快速迁移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是一种积极后果，因为它并不等同于惠及全球所有人的个体自由。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它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鲍曼17）。这正是全球化释放出的流动性的另一面：距离的消失带来了身份的迷失。迁移者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失去了稳定感。而实际上，不论迁移与否，原本定居于各个文化圈并以此为归属的人在全球化时代都被卷入了各种文化及其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交错混杂。如果说各族群和民族国家在此之前就曾接受过异族文化和外来影响，本就具有一定的杂合性质，那么“当代加速的全球化意味着杂交文化的杂合”（皮特斯113）。这一杂合态势又深刻改变了人对“自我”和“他者”的体认，“趋同”和“求异”之间形成了持续变动的张力关系。

就文学叙事而言，对全球化的言说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人的迁移可能性及其身份重构的想象式表述。尤其是以跨越文化、国别和族群边界的旅行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更是集中展示了地理与文化界限在个人对自我和他者身份的感知中的意义转变。“旅行者、游客、移民和难民在物理意义上持续穿行整个地球，他们随身携带了自己的文化，影响了其他文化和人群，造就了新的文化模式和身份。”（Biendarra150）众多作家对如此一种旅行过程的描绘既呈现了全球化了的世界和个人，又在字里行间寄寓了对全球化的批判性思考，从而形成了对全球化的双重观照。在当代德语文学中，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21世纪初，记述跨界旅行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风格各异，为探究全球化的美学表达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旅行书写本身拥有一个漫长而丰富的素材历史和理论历史”（Biendarra148），全球化时代的旅行书写所包含的跨界想象和身份叙事则是这个漫长历史中的崭新内容，其突破性意义尤其在比照文学史既有谱系时可以看得格外分明。对于向来以“漫游”（Wanderung）主题为重要文学传统的现代德语文学，这样的历史考察显然更有必要。

二、德语文学史中的“漫游”传统

整个欧洲文学史在1500年左右进入了以各民族文学的兴盛为标志的新时期，这一时间节点对应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也即早期现代的全球化形态。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本身即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它刺激了欧洲本土学者文人对异族/他者文化的想象。诸如《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之类的虚构作品便是以跨界旅行为契机，书写了文明碰撞的经历并对欧洲自身形象进行了想象式建构。而不论是在海外殖民还是在民族文学方面都显得落后一步的德意志诸邦，在虚构类游记文学方面则长期以模仿英国文学为主，并未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潮流。唯一可称得上例外的是出自17世纪的德语巴洛克文学名作《痴儿西木传》。在这部借鉴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框架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西木在一生中四处冒险流浪，足迹遍布整个欧亚大陆。他在德意志各地和巴黎经历了最初的人生起落之后，一度远游俄国，供职于莫斯科的沙皇宫廷，随后又一路经朝鲜、日本、中国的澳门、埃及、奥斯曼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意大利的罗马而重返故里。在小说的最后，他隐居在了靠近西班牙的海岛上。如此一场具有超常的空间跨度的人生漫游虽然饱含了巴洛克文学特有的异国情调，但并未让这个在不同文化中穿行的西木感受到身份上的冲击，产生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他代表了“一个确实从底部观看世界而自己并不愿在这世界中成长的局外人”（Schnell132）。笔调恢弘的世界描写最终归结为一种遁世的宗教情怀。

着重渲染异国风情和探险奇遇的旅行故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逐渐让位于包含了漫游主题的教育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后者迅速成为最具范式意义和影响力的现代德语文学主流，承载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学流派的象征意味与美学诉求。为该小说类型提供范本的是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年轻男子麦斯特离开自己的市民家庭，随戏班子四处巡游，并在此过程中经历爱情、友情、世态炎凉的考验，逐渐成长，最后在塔社这样的贵族团体中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和人生理想，并成为了父亲，从而完成了自己作为成熟的社会人的身份塑造。作为续集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虽然在标题中突出了“漫游”，但情节不如前作集中凝练。麦斯特与儿子菲利克斯继续在世界上漫游，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麦斯特放弃了成为教师的愿望，改学医术。菲利克斯则经历了爱情及失恋。最终麦斯特凭借自己的医术拯救了掉下悬崖的菲利克斯。浪漫派理论家施莱格尔（F.Schlegel）曾将歌德的《麦斯特》与法国大革命以及费希特的《知识论》并列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倾向”（89）。因为麦斯特代表了一种新的人性观，他的成长经历展示了人类不断改善自身的进步理念和调和个人与社会矛盾的人文理想，他的外出漫游同时也是对自我和世界的不懈探索，是对人生价值的持续探寻和重塑。

成长与漫游的结合从此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学想象模式，一个青年的自我修养必得在一个迁徙的状态，在一个变动的地理空间里逐步增长。浪漫派作家便深受这个模式吸引。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路德维希·提克（Ludwig Tieck）的《弗兰茨·施特纳巴尔德的漫游》和约瑟夫·冯·艾辛多尔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的《一个无用人的生涯》无不是让年轻男主人公在漫游途中体验人生，追寻生命的意义所在，其中也融入了浪漫派对诗化人生的审美构想，强调了对艺术与爱情的强烈渴望这一漫游动机。

在歌德代表的魏玛古典主义和浪漫派文学逐渐衰落后，这一文学模式并没有随之消失。在19世纪下半叶的市民文学时代，诗意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绿衣亨利》就融合了教育成长小说和艺术家小说的因素，让青年亨利从瑞士的故乡出发，赴慕尼黑学画，历经七年的客居生活后才返乡。该小说先后有过结局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在第二版中，出行和返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段落，亨利在回到家乡后也回归了市民生活，找到了一个清闲的工作，重获了昔日恋人，从而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相对和谐。漫游便成为一段与青春骚动和艺术梦幻相结合的试错经历，但也正因此，它依然是个人认识自我、体验自我的关键途径。

在德语文学史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以成长发展小说为主要框架，漫游成为个人寻找自我并建构自我的一个重要叙事模式。地域空间中的移动对应于个人心理的发展，而世界图景的扩展则意味着个人视野的拓展与社会意识的增强。但这个地域却是有着清晰边界的。正如瑞士学者亚历山大·霍诺尔德观察到的，“德语文学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都局限在中欧的文化空间里”（Honold6）。相对同质的文化空间保证了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身份的塑造成形。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文化界限与地域边界的跨越也就导致了稳定身份的瓦解和自我异化的体验。对漫游的书写便包含了全球化的流动性的多重象征。

三、旅行与流浪中的他者体验

作为西方资本系统中极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经济体，德国、奥地利、瑞士这些德语国家自20世纪70和80年代起便是全球化浪潮中的重要参与者。全球化包含的各种形式的跨界迁移也都日益成为德语国家中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在此背景下，众多文学作品在沿袭18和19世纪的漫游题材这一文学遗产的同时，又改写了其中的空间想象与身份表述。之前固定的欧洲内部文化地域疆界被完全打破，身份的塑造也随之转变为身份的游离乃至混杂。尤其是之前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他者此时成为了一个核心要素。

瑞士德语区的文坛宿将，出生于1934年的著名作家阿多尔夫·穆西格（Adolf Muschg）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白云或友好协会》便是一个记述跨界旅行的经典例子。原文标题“Baiyun oder die Freundschaftsgesellschaft”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跨界的混杂性。“白云”的汉语拼音既暗示小说情节的发生场地为中国，又制造了一种让西方读者感到陌生的异国风情。实际上这是一种中国香烟的品牌名，象征着西方对云烟缭绕的中国的神秘化书写。而德语名词“友好协会”也是一语双关，既指示了中国东道主的身份：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讽刺了这场跨界旅行的主体：成员之间彼此并不友好的一个瑞士旅游团。他们的组合看似怪异，但恰恰体现出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旅行者的多种面向。团长施塔彭是农业学家，也是中国通。他将“我们的旅行当作一种探险考察”（Muschg14），时时处处在搜集中国农业最新发展的数据而毫不顾及本地人与同行者的感受。他刚愎自用，自视甚高，号称“他在欧洲出版的书为那些重要人物树立中国形象起着重要作用”（Muschg39）。他代表的毋宁说是一种源自西方强权的全球化驱动力，要将遥远国度也纳入自己的全球知识体系中，让文化他者失去不可知的神秘性从而抹平差异。对这类暴露出征服姿态的全球精英，作者的态度体现在了他的情节布局中：施塔彭在第一章中意外猝死，而其他成员对他的回忆都表达出一种反感和揶揄。旅行团中另一个成员，一家大型化工企业的前总经理贾鲁斯则代表了另一种全球旅行者：他寻找的是作为欧洲工业文明的反面的他者，他在中国看到的都是他对一个仍然有着“纯净的自然理性”（Muschg153）的古老文明的想象。但实际上，他们面对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新时期的中国，也正是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正如书中所写：“中国的产品……畅销到了美国。”（Muschg74）贾鲁斯却对此视而不见，执意追寻前工业化的中国，其目的是树立一个用以反观自我的他者：“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属于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文化，我们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是基督教西方传统。”（Muschg250）

就德语文学史的传统而言，漫游途中自我和他人之间的接触往来正是一种自我建构的方式。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建构则从单纯的个人层面转移到了文化身份层面。从广州经成都至大同、沈阳、鞍山，瑞士旅行团在陌生的中国大地上漫游，发现和体验得更多的其实是危机四伏的西方文化这一集体自我。“中国……对于这个团体来说，越来越成为一面聚焦镜：照出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欧洲——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文明在晚期市民时代的破碎及堕落形式。”（Lüdke173）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心理顾问伯恩哈特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的旅行不断刺激他反思自己与妻子和家人的情感危机；另一方面，当他向中国随团翻译解释自己的职业时，则发现，所谓高度发达的瑞士社会包括他自己却更加深陷抑郁绝望和情感失衡的心理疾病中。而小说也在结尾处表明，施塔彭是被团中唯一的女性嘉比出于婚姻问题和自卑情结而用抗抑郁药误杀的。隐藏在欧洲人内部的心理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了彰显，正如伯恩哈特在旅途中所承认的：“我现在在中国看到了我在家视而不见的东西。”（Muschg162）

穆西格的这部小说以瑞士人的中国之旅展现了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群体在与他者相遇时体验自我的历程。他们在他者的镜照中重新认识了自我。同样出自1980年代的另一部德语小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独腿旅行的人》则表达了跨界旅行中的另一种身份感知：自我的他者化。实际上，这正是全球迁移的正反两面。鲍曼指出：“今日被誉为‘全球化’的东西是迎合旅游者的梦想和欲望的。它的第二个效应，即无可避免的副效应是把许多其他人变成了流浪者。流浪者其实是被剥夺了成为旅游者权利的旅人。”“旅游者踏上游览之路，那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向往；流浪者四海为家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容忍的选择。”（鲍曼90）米勒这部带有一定自传色彩的作品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流浪者形象：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裔女子伊莲娜因为无法认同该国的社会体制而奔赴当时的西德。但在她的族裔母国里，她并没有找到心灵归宿，而是在柏林或者马堡的街头毫无目的地漫游。她既摆脱不了原有生活的阴影，又无法融入西德的社会，始终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沦为了永远的他者。

渗透在全球化都市中的资本自由主义一开始确实催生出了这位漫游者的消费欲望：“伊莲娜希望自己能多几个身体，可以试穿橱窗里的衣服；再多点钱，能买得起那些衣服，还希望不必非买不可，只要借一下，狠穿几天，穿腻了为止。”（米勒179）但是很快这种消费文化就显示出了虚幻的本质，它的同质化倾向无法为个体提供真正的独立身份。“当伊莲娜在这座城市三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三个戴着同样飞机形状发夹的女人，她却很庆幸自己没有钱。”（米勒179）而全球化的另一面——劳力的被动迁徙造成的地域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分离，则映照了伊莲娜自身的身份困境。她在酒馆里遇到的服务员告诉她：“我无家可归。意大利人。生在瑞士。是第二代外国人。”（米勒164）对此，伊莲娜回应说：“我不是无家可归。我只不过在国外。”但旋即她又补充说：“在外国的外国人。”（米勒164）换言之，不论是在罗马尼亚还是德国，她都是一个被主流社会另眼相看的“外国人”。与此相应，她不断在三个男人弗兰茨、史蒂凡和托马斯之间游离，却无法与任何一个结成长久的伴侣关系，被迫在感情关系中持续漂泊。遭到这些外界冷遇和情感波折之后，她对自己的感知也充满了陌生感和不稳定感。她面对自己时，在镜中看到，“这张脸的后面总藏着另一个人”（米勒219）。她面对人来人往却冰冷孤寂的世界时，辨认出自己的形象：“一条腿上是旅行的人，另一条腿上是迷途的人。”（米勒196）

《独腿旅行的人》依然是通过漫游来书写自我寻找的历程。但是跨越了国家、族裔、文化界限的女主角却无法抵达一个确定的文化身份，漫游和寻找这一流动状态本身成为了她的新身份。这是全球化造就的一种“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身份：“游牧状态并不代表无家可归或者强制位移；它更多地是一个放弃了所有理想、欲望或者对归宿的怀念的主体形态。这一形态追求的是由过渡、持续转换和协调变化构成的身份，缺乏或反对有固定本质的统一体。”（Littler39）不过，正如伊莲娜的自我感受所透露的，这种游牧状态包含了不安、孤独、迷失、异化等消极体验，而并非全球化的自由幻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的全球化叙事隐含了特定的全球化批判。

四、空间与身份的双重转换

米勒笔下这个移居德国之后感到身份迷失的漫游者在近三十年的当代德语文学中并非孤例。发展势头日益迅猛的全球化推动德国在统一之后逐渐向着移民社会转变。早期的土耳其裔和意大利裔客居劳工的后代，即第二代移民对自己的混杂身份有着特殊的敏感和表达的欲望。而冷战期间及之后从东南欧迁移至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众多移民家庭也改变了这些德语国家的文化版图。自1990年代开始，不少具有移民背景的优秀作家便逐渐在德语文坛上崭露头角；进入21世纪，记述家庭迁徙异地和个体身份重建的文学作品已蔚为大观，折射出三个德语国家中趋于成形的文化多元景观。不论是较早成名的土耳其后裔艾敏娜·赛维·约茨达玛（Emine SevgiOzdamar）和菲力顿·蔡墨格鲁（Feridun Zaimoglu），还是新兴作家如1978年出生于波黑的沙夏·斯坦尼斯奇（Sasa Stanisic），都将自己的移民经验转化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精品。出生于前南斯拉夫，随家人移居瑞士的年轻女作家梅琳达·纳吉·阿波尼（Melinda Nadj Abonji）更是凭借具有自传色彩的移民小说《鸽子飞起了》获得了2010年的德语图书奖。

在德语国家方兴未艾的移民文学无疑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全球化叙事。全球流动性在这里集中体现为移民群体的“族裔散居经验”（diaspora experience）。从原有文化属地迁出，进入新的文化混杂社会，这一空间转移必然推动身份认同的转变。后殖民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便认为，固定、单一的族裔身份的瓦解“首先是一个全球化过程”（霍尔4）。但大多数移民文学经常将文化空间的转换作为故事发生的前提，而将移居地作为叙事展开的主要场所。真正以漫游作为主要叙事路径而展示文化身份的变换的，反而是一部貌似与移民后代的现实并无关系的历史小说，被视为“指涉当前全球化危机与文化差异的寓言”（Streim80）的《收集世界的人》。

小说的作者伊利亚·特罗亚诺夫（Ilija Trojanow）本人是全球化散居族裔的一个经典代表，他出生在保加利亚，先后在德国、肯尼亚生活过，在慕尼黑上完大学后又先后迁居至孟买和开普敦，最终落脚在维也纳，一直用德语写作。他曾以记者的身份，通过大量游记和报告文学展示了一个各种文化交错碰撞的全球化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他却追溯了早期形态的全球化历史：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探险家和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波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于19世纪晚期在印度、阿拉伯半岛和中非进行的冒险之旅。但波顿并不是作为一个肩负英帝国征服世界的使命的殖民者出现的。他作为年轻军官到达各族裔混杂居住的孟买时，便已表现出了对自己既有文化身份的叛逆和对异族身份的好奇。他不愿与其他在浑浑噩噩中度日的军官为伍，而是在迁居巴罗达市后努力学习当地的印地语、古吉拉特语和马来语。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屡屡乔装打扮成当地人，随自己的印度仆人瑙卡拉姆混进了欧洲人不可能深入其中的城区，体验异族生活。如此一种变装行为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迷恋表面上的异国风情的旅行者，而且是一个渴望跨越身份界限的文化漫游者。正如瑙卡拉姆所言，“他开始相信，他不是在假扮自己，而是在转变自己”（Trojanow102）。这种身份转变又始终与文化空间的转换环环相扣，与瑙卡拉姆对话的书记员便说，“地点转变决定了信仰转变”（Trojanow107）。波顿在接触了伊斯兰教之后，便萌生了去麦加朝圣的愿望。在朝圣之旅中，他似乎便融入了阿拉伯穆斯林这一新的身份。身份变换与文化交汇在全书第三部分达到了一个高潮。波顿与他的黑人导游席迪·穆巴拉克·孟买在中非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他们认为这便是尼罗河的源头，也即亚非文明的源头。此时席迪发出这样的感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的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分享了唯一的、同一的幸福。”（Trojanow456）这个探索之旅演化为一场融合了欧亚非文化的新身份的探寻之旅。

从叙事方式上，特罗亚诺夫也有意展示了一种全球化的“众声喧哗”。以全能视角展开的对波顿旅行的叙述穿插了印度人瑙卡拉姆和黑人席迪对故事的讲述、奥斯曼土耳其官员的通信及其与普通平民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复调式写作打破了西方人对亚非世界的单向观看视角和话语霸权，让非西方的多样族群成为了叙述主体，而波顿本人反而成为被观看和被言说的文化他者。波顿跨越不同空间并转换不同身份的整个历程，在叙事者层面也成为一种不断转换视角的混杂过程。

然而，波顿试图自由变换身份的冒险尝试并未真正实现后殖民理论家心目中理想化的“世界主义：‘一种引用、引证、重新定位、重复及修订文化风格、传统和身份的能力’”（生安峰33）。波顿以伪装（masquerade）的方式对他者身份的引用实际上正是以各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和敌意为前提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他还是个异族，他能知道的就很少，而如果他被看作异族，他就永远是异族。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要自己去除这种异质……他要装作是他们中的一员。”（Trojanow80）这个“收集世界的人”感受到的依旧是彼此分隔的复数世界，而不是不同文化自由流通交织的一个新世界。而小说以波顿去世的凄凉景象作为整个故事的框架，也暗示出了如此一种跨文化、换身份的漫游是以其挫败为边界的。

因此，特罗亚诺夫的这部“全球化的寓言”本身是一种对跨界生存可能性的探索之旅，既包含了对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希望，又透露出对文化冲突的不安。流动的身份是否是全球化的积极特征，依然是值得质疑的。

五、结语

在18和19世纪的经典德语文学中，漫游经历曾经一度在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发展和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全球化时代，不同作家从不同角度对跨界旅行的书写则革新了这一文学传统，在空间的跨越与身份的重塑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关联。这些文学文本也就构成了对全球化流动性的象征，并充分展示出全球化之于人类个体的双重性。在自愿或被迫的迁移运动中，全球化生存带来了关于自我和他者的新感受和新观念，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多样复杂的心理体验。正如斯蒂格所总结的：“当代跨越文化界限的生存和行为经验既意味着传统意义的丧失，也意味着新的象征表现方式的产生。重新建构的归属感与一种流动不居的感觉不安地共存。”（62）对这种经历和体验的记述，也就传递出作家群体对全球化的审视与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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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1. 有鉴于本文讨论的文学叙事框架，此处的游记文学仅限于虚构类作品，因而并不纳入众多纪实类或半纪实类的游记，比如《马可·波罗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