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 - 绪论

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与研究趋势

“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即研究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插图及其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包括传播、接受、批评等。这里的“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主要指小说戏曲插图本中的插图，其除了传统的增饰美化与广告功能外，还能反映出特定时期某些群体的文本接受，甚至是文学批评。笔者据《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善本戏曲丛刊》所统计出的小说戏曲插图本共427种，插图总量20余万幅；如此众多的插图理应成为明清小说戏曲研究的一部分，但这一领域处于文学与美术的边缘、交叉地带，并没有引起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即便是美术研究者也往往忽视这一领域。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插图对于文本的接受既有历时的规律，更有共时的特点；如建阳早期的小说戏曲插图反映了以绘工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对于文学文本的接受，而万历后苏州、杭州出现的小说戏曲，其插图则多体现了市民或文人阶层对于文本的接受；就文本与插图关系而论，插图可以“强化”文本，也可以对文本的某些细节进行“屏蔽”或“弱化”，甚至可以对文本进行“扭曲”或“改写”；不论插图如何绘制，都是对文本的一种接受；至于像赞，则可视为一种文学批评。但是，目前学界只重视从文字文献中研讨文学文本的接受，完全忽视了从插图文献中寻求文学文本的接受。

就理论意义而言，插图作为文学文本的“影像”，必然折射出绘工等对于文本的价值评判。插图可以“以图证史”，它不同于文字，而以美术的形式直观地再现了特定时期的文本接受状态。因此，由插图研讨明清小说戏曲的文本接受，可以另辟新径，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均有创新，开辟明清小说戏曲图像研究的新领域是本课题的最初设想。

就实际应用价值而言，本课题尝试将文学（小说戏曲文本）与美术（插图等）打通，可以深化文学插图与文本关系研究，对探讨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有启发，还可以推进古代美术学（版画）之研究；同时，由于插图的直观性、生动性，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本课题对于古典文学的普及与推广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鲁迅分析插图时称：“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那目的，大概在诱引未读书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郑振铎则在文学与插图研究的具体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不仅对木刻插图加以精选、刊印，在其《郑振铎美术论文集》《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著述中，也不乏对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讨。此后，阿英、王伯敏、傅惜华、周芜等学者，则着重从版画史角度考察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艺术成就及在版画史上的位置。80年代，李致忠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王伯敏的《中国美术全集》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版画通史》均肯定了文学插图的作用。1996年线装书局出版了《古本小说版画图录》，2000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古本戏曲版画图录》，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2003年首都图书馆编辑《古代戏曲版画图录》（修订增补共5册）以及周芜、周亮父子先后整理出版的《金陵古版画》（1993年）、《建安古版画》（1999年）、《苏州古版画》（2007年，6册）等等，均系统整理了明清小说、戏曲刊本中的插图。

21世纪始，渐有学者真正开始小说戏曲插图的理论研讨阶段。以在全文同一句中同时出现“插图”“接受”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共出现近200条相关信息；经过去粗存精处理后，结合笔者所搜集到的其他研究资料，考察论文作者的知识背景，大致分为四类：一类由版本目录学切入插图研究的学者，如周心慧（首都师大图书馆），其《中国版画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2年）对其所能见及的插图做了梳理与考析；一类由美术（版画）角度切入从事插图研究者，如董捷（中央美院）、周亮（江南大学）等，前者有《明刊本〈西厢记〉版画考析》（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后者曾主持国家艺术学科项目“苏州古版画研究”等，他们将插图看作古版画的组成部分，鲜见文学与插图的结合研究；一类为从艺术理论研究图文关系者，如赵宪章、周宪、金惠敏及龙迪勇、张玉勤等，侧重于艺术理论，涉及面虽广，然重点不在文学与插图之关系；还有一类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如暨南大学程国赋、中山大学毕业的博士元鹏飞、北师大李小龙副教授等，也论述到对明清小说戏曲与图像的关系。此四类学者均有专攻，且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拓深了文学的图像研究，但明清小说戏曲的插图学独不见专论，由图像考察文本的传播、接受与批评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除中国大陆以外，港台学者的研究颇值得一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萧丽玲的博士论文、马孟晶的关于《西厢记》与《隋炀帝艳史》图饰研究，已涉及插图与文学文本之关系，如萧丽玲认为插画：“（不仅）起装饰作用，而且具有高度的自觉和意图性，与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运动相辅相成……读者们不仅在插图中寻求美，也寻求启发、信息、批评，最重要的是，就像对待戏剧一样，也在‘插图中’寻求道德教育。”很明显，萧意识到了插图的“批评”“道德教育”等接受功能，可惜的是，没有专论插图对于文本的接受。

在国外，日人长泽规矩也编有《明代插图本图录》（日本书志学会1962年影印）以及《明清间绘入本图录》（东京汲古书院1980年）等，对日本所藏汉文小说戏曲作品的插图做了汇编整理；而美国学者何谷理的《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英国学者柯律格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等，在探讨明清小说与插图之间关系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诚如萧丽玲所批评的那样：“何谷理将插图和文本视为在学术上和美学上相对独立的成分，以及柯律格在方法上将插图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分析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本的内容。”问题是，萧丽玲本人花了大量篇幅论述“表演插图”的概念（performance illustration），却对插图的“批评”功能轻轻带过。也就是说，港台与英美汉学者虽涉及戏曲小说插图，但是未见插图对于文本接受的专门论述。

纵观既有研究，可以看出：1．插图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得到了学界公认，近年来对于图像与文字关系的理论研讨也已相当完善，诚如赵宪章所总结的那样，图文理论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应更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与小中见大。”本课题探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与文本之关系，便是“个案研究与小中见大”的具体体现，通过插图解读特定时代的小说戏曲之文本接受，是对既往研究的深化，也可以开辟图文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2．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插图作为中国美术的一部分，诚如复旦大学葛兆光所言：“图像资料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辅助’文字文献，也不仅仅局限于被用作‘图说历史’的插图，当然更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这其中，文学插图之于文本的接受与批评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文学插图的文本接受、文学插图的文化学研究是一个亟待开辟的新领域。

3．更为重要的是，“文史研究需要引经据典、以图证史，插图史研究可为文史研究打开一个新视界。”插图可以称得上是特定时期文本接受的活化石，通过读图来解析插图的文本态度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条参考途径；近年来既有文学插图本与图录得到了系统、全面整理，这也奠定了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构建之可能，使插图的文本接受、插图的批评功能、插图的文化学研究成为可能。

总之，文学插图以美术的方式阐释文学作品，渗透着特定群体对作品的理解。国内外的既有研究虽间或有探讨插图与文本关系者，但就整体而言，专门研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文本接受的论文极为罕见（除笔者外），更缺乏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厚实的研究专著面世。

二、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之构建

笔者一直试图构建起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研究框架，即以明清小说戏曲的插图为研究对象，将美术、文学、文化打通，“以图证史”，寻求古典文学与艺术研究视角的创新；由探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与传播，尝试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新领域，在文学与艺术的边缘地带，即文学插图研究领域尝试某些突破。在项目的研究进展中，笔者逐渐形成了构建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的设想。学科构成的重要标志在于，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本学科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还应有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以启发他人研究。本成果内容包括三大板块：理论篇、地域篇、个案篇，共六章，是笔者构建起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框架之初步尝试，后续的工作还会进行。

就理论而言，中外文艺理论的相关论述足可为插图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如中国古典美学的形神论、意境论等以及西方的诗画同体、诗画差异、拉康镜像论、德里达解构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等，都为认识插图提供了理论借鉴。插图本区别于单纯文字本，在于图文互动而产生的意义增殖。就研究方法而言，小说戏曲插图学杂取种种，不拘一格。如文献法，已出版各种插图汇总便是文献研究的成果；考据法则常运用到绘工、刻工、书坊主的基本事实梳理；其他如美术学、文化学等方法皆可借用。就研究对象而言，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在于有丰富的大量的研究对象。如前所述，明清小说插图本大量存在，附录中笔者据《古本小说集成》《古本戏曲丛刊》《善本戏曲丛刊》所统计的小说戏曲插图本就达400余部，数以千计的文学插图留存在各种典籍中，足以支撑起文学插图学的研究。

除了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外，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是否提供了新学科的研究范例。本成果二至六章以具体实例，为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研究。无论成功与否，皆可启发后人研究。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演进过程中，如金陵、建阳、徽州、苏州、湖州、杭州等各地文学插图风格不一，客观上形成了浓厚的地域特色，本成果中的板块二就属于插图的地域研究。

在地域篇中，笔者选取影响较大的金陵插图与建阳插图为个案，深入剖析其地域特色的内涵。无论是金陵还是建阳，笔者均在广泛收集、研读现存插图本的基础上，再展开其地域特色的研讨。其中，文献的收集有相当的难度，且各地插图本浩如烟海，难以把握其关键点。笔者选取明初《南藏》以及杂剧《娇红记》插图切入，剖析了其对于金陵地域插图特点形成的作用；再由检索万历金陵主要书坊如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广庆堂、继志斋、万卷楼、大有堂、大业堂等所刊刻小说戏曲插图本的概况，具体剖析各书坊插图的特点以及竞争策略，并由书坊主与文人剧作家的交往，聘用编辑人员、绘工与刻工以及对徽州插图风格的借鉴等角度，剖析金陵三山街插图本盛况的形成原因。最后选取鼎盛时期师俭堂刊《六合同春》为具体案例，因《六合同春》突破地域限隔的用意极为明晰，是文人参与插图的典范。笔者具体剖析了该插图刻工、绘工、图题及其与文本关系；详细论述由文本、评点、插图三者相互牵制、冲突与扭曲而导致的文本阅读增殖，试图为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

现存建阳地域插图本颇多，笔者试图避开对建阳插图本看似周全的泛论，而单取三个关节点即“余象斗现象”、戏曲插图、“合流现象”深入研讨。余象斗是建阳地域书商的代表；与小说插图本不同，建阳戏曲插图至今学界罕有述及；而建阳地域插图的“合流”则歧见迭出，又为治插图者必须直面的课题，笔者对建本插图的“合流”的时间、阶段、内涵做了深入剖析，虽为一家之言，亦足以廓清学界误区。

成果限于篇幅，重在开辟古典文学与美术学研究的新领域，尝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没有对地域插图进行穷尽式探究，而试图通过金陵、建阳插图本的研讨，启发学界对其他地域如徽州、杭州、湖州等地域插图的研究。

在个案篇中，兼顾白话与文言、名著与普通作品相结合的原则，笔者选择明代两部章回小说名著《西游记》《水浒传》、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以及明代文言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为代表案例。在广泛收集插图本的基础上，剖析《西游记》《水浒传》插图的地域特征与演进规律；选取《西游记》插图本中影响最大的金陵世德堂本、发行最多的建阳《西游记》插图本，剖析了插图对于文本的接受。深入体察建本《水浒传》插图模式化、表意性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判断；笔者以《水浒传》为例，剖析了插图对于文本主题、插图与文本增殖的关系，其中，杜堇《水浒人物全图》伪托作考、钟评本“无知子”的像赞杂考等，则属由插图入手解读文本的意外收获。

现存小说戏曲图插图本就极为丰富，本成果无法进行穷尽式研究。“剪灯二种”插图本横跨明初宣德至明万历后期，不仅对建本传统风格的形成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且地域特征明显；而芥子园《镜花缘》插图是清道光年间插图的典范之作，也反映了清中叶后插图传播中心南移的新动向。故笔者以此两种插图本为代表，探讨其插图之于文本的接受，期以此启发并推动明清小说戏曲图像学研究。

附录则以《古本小说集成》《古本戏曲丛刊》《善本戏曲丛刊》为来源，对其所收400余种插图本做详细统计与描述，以丰富小说戏曲图像学研究对象，方便学界研究。

三、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从学术价值来看，笔者是较早从事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者，故诸多问题均为首次提出。如第一章借鉴互文性理论以及古典形神论研究插图，提出化时间叙事为空间叙事的四种模式。第二章深入研讨金陵地域书坊插图特征以及对师俭堂《六合同春》的具体解读，均为学界不曾涉及。第三章系统考察建阳地域戏曲插图特征以及对建阳地域插图风格“合流”时间、标志、内容、原因等，也足以廓清学界既往认识的误区。第四章世德堂本《西游记》插图的文本接受以及建本《西游记》的艺术表达。第五章建本《水浒传》插图的文本接受、陈洪绶《水浒叶子》对于文本的意义增殖、插图与文本主题以及杜堇绘本《水浒人物全图》、《水浒传》钟评本之“无知子”等论述均属首创。第六章对“剪灯二种”插图本以及《镜花缘》插图的剖析，也占据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本成果以插图切入，系统透视古代文学作品。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以穷尽插图文献为基础，而插图文献的收集极其艰难，且素为文学文献学者所忽视；在全面占有插图文献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阐释，侧重抓关节点，以廓清既有误区。本成果可以推进古典文学与艺术学的交叉研究，拓展古典文学与美术学研究的领域。

本成果尝试构建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学研究体系。构建插图学研究，需要有专门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本成果第一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附录也提供了大量的图像（插图）学研究对象；且二—六章提供了诸多研究案例，无论案例成功与否，皆可作为日后研究的借鉴。

由于时间关系，书稿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如“地域篇”可以增加徽、苏、湖、杭等地域插图研究；尚没有论述到文人画（新安画派）对于刻工、绘工以及插图的影响；可以增加小说戏曲插图对当代连环画、动画的影响研究，并可由小说戏曲插图扩大到文学插图研究，以完善文学图像学研究体系等；但鉴于出版时间的临近，颇多的遗憾只能在后续的研究中再补充了。

鲁迅：《连环图画琐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出版社，1985年；王伯敏：《中国美术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伯敏：《中国版画通史》，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二文分别见《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13期与《汉学研究》2010年第2期。
萧丽玲：《永存于现今的过去：万历年间的插图、戏剧与阅读》，荷兰学术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Robert E．Hege1．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郭劼：《文本与观看：近年来英语汉学界对视觉与文本关系之研究》，见台湾《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2009年，第44页。
赵宪章：《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学报》第359期，2012年。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74页。
祝重寿（清华大学）：《应当开创中国插图史的研究》，《装饰》2004年9期，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