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以《乐府诗集》为基本文献，研究对象包括《乐府诗集》标注为齐梁诗人创作的乐府诗。部分无主名作品如吴声和西曲，则以《乐府诗集》标注的“晋宋齐辞”或“晋宋梁辞”作相应区分。

一 齐梁断代乐府文学史的研究意义

“乐府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专门之学。有关乐府诗的文献学、音乐学、文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乐府研究正在进入深化期。这种深化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树立了正确的乐府研究观念。乐府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本质特征日益受到中国音乐史、中国文学史学者的重视，从音乐的视角分析乐府诗体特征的成因，解释乐府文学的面貌，成为乐府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第二，建构了完整的乐府研究体系，开辟了乐府研究的新方向。吴相洲提出了乐府研究的文献学、音乐学、文学三个层面以及曲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等五个要素，指明了乐府研究的路径和范围。第三，乐府诗的研究正在细化、深化、专题化。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九本专著已经问世，与此同时，乐府诗构成要素的专题研究正在进行。断代考察作为乐府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照方向，自然被提上日程。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部乐府通史研究专著，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杨生枝《乐府诗史》等。这些著作在乐府学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通史的写作应该建立在分段的研究和具体类别的研究之上”^[1]。限于体例，上述乐府通史往往不能细致、深入地描述乐府艺术和乐府诗发展的渐进过程，以及乐府艺术和乐府诗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对于乐府史上每一个阶段出现的具有新变意义的音乐类型和乐府诗歌同样未能深入阐发，乐府断代史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对于乐府艺术的全面整体把握。断代乐府诗史的撰写无疑是乐府研究深化期的重要任务。齐梁乐府诗研究正是基于此种缺失而进行的，它是乐府断代史研究中的一种。

二 齐梁乐府音乐与乐府文学的特殊性

齐梁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南北朝分裂的军事和政治局面，江南经济的发展，频繁的政权更替，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交融，儒、道、佛思想的发展和共存，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文事，凡此种种，影响和促成了齐梁特殊的文学风貌。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梁时期的乐府艺术也正处在共融和新变的时期。自东晋以来，在南方本土歌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流行乐歌——吴声和西曲，由民间进入上层社会直至宫廷，逐渐取代了中原旧曲的音乐地位。发展至齐梁，上至宫廷、贵族，下至百姓之家，吴声、西曲遍及朝野上下。流行新声在确立了其宫廷音乐的地位后，面临艺术提升和宫廷化改造的问题，而齐梁正是流行新声的新变期，这种新变主要发生在宫廷。

除流行新声外，宫廷乐府中还保存着中原旧曲。中原旧曲同时在宫廷外传唱。中原旧曲的衰落是音乐新旧变迁的必然结果，但旧曲却并没有完全停滞或消亡。中原旧曲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流行新声的影响，局部实现着自我转化和更新。北方少数民族乐歌自刘宋以来传入南方，齐梁时期继续传播，汇集为梁宫廷保存的《梁鼓角横吹曲》。这种继承与新变交织、各种音乐类型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奠定了齐梁音乐在音乐史上的特殊地位。而齐梁乐府文学的成就和特殊面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乐府艺术的两个构成要素——乐、辞之间，“乐”具有决定作用，对乐府文学的解释应该主要放在对音乐背景和曲调的分析当中。而在乐府文学自身的发展中，文学环境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也自然在考察之列。在现实流行乐歌与文人拟乐府中，特别是文人拟旧曲乐府中，乐、辞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相对而言，文人拟乐府中文学的影响可能较现实流行乐歌程度更大一些。因此，分析齐梁乐府文学的繁荣原因，不能不考虑当时文学环境、文学思想、文学趣味等因素的作用。齐梁文学的繁荣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一时期作家、作品数量众多，形成了数个文学集团。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重娱乐、尚轻艳的文学思潮正在发展。齐永明年间产生的“永明体”新诗，梁代出现的“宫体诗”，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乐府文学的繁荣包括在文学的总体繁荣中。谢朓、王融、沈约、吴均、萧衍、萧纲、萧绎等都创作了数量较多的乐府诗；永明体和宫体诗之间存在复杂的交融关系。当本书解释齐梁旧曲歌辞创作的繁荣时，中原旧曲的继续传唱是重要的原因，而流行新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 齐梁乐府诗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新时期齐梁诗歌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出现了《齐梁诗歌研究》^[2]等一系列专著。但在梁代诗歌研究中，乐府诗作为诗歌的一部分，并没有被当作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更未能从乐府学的视野出发研究齐梁乐府诗。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系列专著，以乐府诗为专门研究对象，并确立了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而在总体上推进了齐梁乐府诗的研究。

“《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的九本专著采用文献学、音乐学、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框架，抓住与乐府音乐性关系密切的曲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等方面，对乐府诗进行深入开掘，多有创获。其中，《清商曲辞研究》（曾智安著）、《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向回著）、《舞曲歌辞研究》（梁海燕著）、《鼓吹曲辞与横吹曲辞研究》（韩宁著）、《相和歌辞研究》（王传飞著）中关涉齐梁乐府诗之处较多。《清商曲辞研究》在分析西曲舞曲联章叙事形态时，举萧纲《乌栖曲》、梁武帝和沈约《襄阳踏铜蹄》为例。在研究清商雅歌曲辞的“诗化”问题时，分析了梁武帝《子夜四时歌》《江南弄》以及萧纲《雍州曲》等，指出梁代乐府诗创作在清商曲辞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关于“杂曲歌辞”的文献考辨较为突出。其中在《乐府诗集》载有曲调而未收全的考辨内容中，补录了部分齐梁乐府诗。除此之外，还对王融《法寿乐》十二首的本事和入乐情况做了考察。《舞曲歌辞研究》从曲调渊源、舞容体制、歌辞文本等方面对南朝时期包括《拂舞歌》《白纻舞歌》《前溪歌》等杂舞歌辞进行了个案分析；在对舞曲歌辞的文本特征进行分析时，援引梁周舍所作《上云乐》为例，在对舞歌中舞蹈形象的流传考察中涉及齐梁兴盛的《大垂手》《小垂手》。《相和歌辞研究》讨论了南朝文人消费汉魏旧曲以及相和曲调的传唱情形，有助于了解齐梁的音乐背景；同时指出齐梁是文人相和歌辞拟制的繁荣时期，但并未展开分析。《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研究》对鼓吹曲在南朝的流传情况和曲辞的文人化历程做了描述；同时对《梁鼓角横吹曲》的文献记载、音乐渊源和流传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上述几部专著在关涉齐梁乐府诗的研究中澄清了部分文献疑难，解决了部分音乐曲调及其传唱问题，讨论了乐府音乐与乐府文学的密切关系，为齐梁乐府诗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限于研究对象，几部专著对齐梁乐府诗的研究是以乐府类型分割开的，未能从时代出发对齐梁乐府作阶段性的综合考察。

在“《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丛书问世以前，关于齐梁乐府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部分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针对部分重要乐府类型、乐府曲调、乐府诗人以及乐府歌辞展开的。乐府类型的研究尤其以齐梁鼓吹乐、横吹乐的传播和曲辞创作为重点。孙尚勇《横吹曲考论》对《梁鼓角横吹曲》进行了文献考证。^[3]曾智安对《梁鼓角横吹曲》的来源和流传予以考辨。^[4]刘怀荣对汉魏以来鼓吹乐、横吹乐的南传给予了全面考察，指出：“随着梁鼓角横吹曲在梁初南传并被采入梁代乐府，鼓吹乐和横吹乐开始对文人拟乐府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5]许继起探查了梁代“鼓吹熊鼙十二案”的建制及其沿革，并阐述了“鼓吹十二案”的音乐性质和礼仪功能。^[6]此外，阎采苹对北朝乐府的南传及其对南朝文坛影响的研究^[7]，韩宁、徐文武对汉横吹曲《出塞》曲调来源的考证^[8]，阎福玲对汉横吹曲《关山月》《陇头水》在南朝创作方式的分析^[9]，均涉及齐梁鼓吹曲辞、横吹曲辞。韩宁、徐文武并对梁代边塞乐府诗的创作进行了讨论。^[10]除了鼓吹曲、横吹曲的研究较为充分外，尚有杂舞曲辞如《白纻舞歌辞》受到重视。田彩仙在其六朝白纻舞歌辞的发展演变及艺术审美价值的研究中，探讨了包括梁武帝、沈约所作的白纻舞歌辞。^[11]

在具体曲调的研究方面，梁武帝新制西曲《江南弄》，南朝拟汉魏旧曲《长安有狭斜行》，以及刘宋时代从旧曲演化而来的《三妇艳》受到较多关注。许云和对梁武帝所制《江南弄》七曲曲调名进行辨正，指出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理解的讹误和偏差。他认为《江南弄》组曲体式的新变与音乐上的新变有关，组曲很可能受到西域传来的佛曲的影响。同时，《江南弄》的仙道内容与梁武帝庆祝生日的创作目的有关。^[12]崔炼农对《江南弄》的和声问题做了音乐学考察。^[13]郭建勋从社会风气和审美情趣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之间的变化，对梁武帝和沈约所作曲辞关注尤多。^[14]

在对乐府诗人的研究中，谢朓、梁武帝受到的关注最多。孙兰对谢朓乐府诗在诗题、内容、形式上的创新进行了研究。^[15]吴大顺认为，梁武帝对吴歌、西曲的爱好、鼓吹，并积极主动参与音乐文化活动，是梁代宫体诗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16]杨德才对萧衍的乐府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17]于英丽对萧衍几首乐府诗的断归问题进行了考辨。^[18]

在乐府曲辞创作方面，学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乐府赋题法，以及对乐府古辞的改造问题，以此揭示了齐梁乐府古辞创作方式的新变及其在乐府史上产生的影响。^[19]

近年来，乐府音乐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上述部分成果体现了乐府音乐学的研究思路。此外，刘怀荣对包括齐梁在内的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进行了考述。^[20]田青对《宋书·乐志》的内容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分析。^[21]马萌对《宋书·乐志》“援俗入雅”的倾向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倾向的形成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22]

上述成果在文献、音乐和文学研究方面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对乐府曲调来源、曲题名的考证，对乐府和与之相联系的音乐环境的考察，对歌辞创作方式和歌辞风格成因几方面的研究中，显示出注重音乐研究视角的倾向，这是近年来乐府学研究的最大创获。正确的乐府研究理念、思路、路径的确立，对于揭示乐府文学的本质、特殊性十分重要。

尽管有上述成果的问世，齐梁乐府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研究不够均衡。首先，学界对齐梁雅乐歌辞研究不足。由于雅乐歌辞历代沿袭，模式化倾向严重，加之多为祭祀神灵、歌功颂德的内容，文学价值总体较低，不受学界重视。然而，雅乐歌辞在沿袭中其实还有新变，齐梁雅乐歌辞的创制保留了音乐新旧变迁之痕迹，对于全面认识齐梁宫廷音乐的面貌，对于齐梁断代乐府诗史的研究，雅乐歌辞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其次，学界对齐梁时代旧曲创作的研究不够，特别是对旧曲创作的音乐背景还没有很好地揭示，因而对旧曲创作繁荣局面的成因认识不足。

其二，研究不够系统。目前的研究依然未能清晰描述齐梁时代乐府音乐和文学的阶段性特征，这一阶段性特征既体现在齐梁乐府的整体面貌上，也体现在不同乐府类型的历史发展中。只有在清晰掌握乐府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认识乐府诗史。

其三，研究方法不够融通。作为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乐府歌辞兼具音乐性和文学性。目前的研究中，对曲调、曲题名的考察往往溯其音乐之源，对歌辞文本的分析则又多从文学性着手，显示出方法上的偏重和不够融通。只有贯通音乐学和文学研究，将之融为一体，才能更好地解决齐梁乐府的艺术形态和文学特征问题。

上述研究的不足在较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乐府诗断代研究的缺失。考察一个时段乐府音乐和乐府文学的发展与演变，必然要纵向联系前代，横向展开描述。音乐的发展像一条河，可能形成不同的河段，但河水在流动之时定会携带着上游的泥沙而下。乐府断代研究就像一个河段，拥有自己的流动特点，但它和上游、下游的关系不可能断绝。乐府断代研究实际上会呈现出一条纵向的历史线索。

乐府文学的断代研究很多时候会以专题形式出现，包括乐类研究专题、诗人研究专题、乐府构成要素研究专题等，将若干专题联接起来，即构成横向的平面，呈现出一个时段乐府文学的总体面貌。本书力求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描述齐梁乐府的渊源、面貌、传承、影响等，并尽力揭示其背后的音乐与文学原因。

四 齐梁乐府诗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本书的研究思路需做两点说明：第一，宫廷音乐文学与文人乐府文学的区分；第二，音乐背景与文学背景的并重。

包括宫廷音乐文学在内的宫廷音乐艺术具有独立的研究地位，它们不仅区别于文人乐府文学，同时也区别于民间音乐艺术。乐府艺术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乐府艺术虽主要渊源于民间，如汉乐府、吴声、西曲皆是如此，但民间徒歌进入乐府后，往往以“被之管弦”的方式完成艺术形式的定型和提升。如此，经过乐府机构艺术提升后的民间歌曲尽管还可能保存着民间音乐的气息，但其性质已经属于宫廷音乐了。宫廷音乐在保存、整理、加工、表演、传承各方面都有异于民间音乐，因此，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区分开来，赋予宫廷音乐独立的研究地位是必要的。这里还需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乐府民歌”的提法，侧重揭示乐府的渊源，但这一提法本身不够科学。

宫廷音乐直接服务于宫廷娱乐的需求，是付诸艺术实践的现实乐歌，是入乐入舞以供视听享受的艺术品。在宫廷音乐文学之外，尚有大量的文人乐府文学。这些作品中，有些可能实现了歌唱，比如曹植所作乐府诗可能在他自己的封地内实现了演唱；有些只是一种拟歌辞，即在体式、用韵、风格方面模拟乐府，作为一种歌辞的准备状态以便于入乐。还有一些文人所作乐府，或采取拟篇法，或采取拟题法，尽管也存在创作的音乐背景，但没有入乐的明确证据，且其歌辞的文学性较为突出，这部分乐府可称为文人拟乐府。尽管与音乐的关系远近不同，但这些宫廷音乐系统外的乐府在创作、传唱等环节上与宫廷音乐不同，艺术面貌和风格也有所不同，因此，应与宫廷乐府分开而论。

齐梁两代，尤其是梁代，以梁武帝为中心的宫廷雅乐、宫廷俗乐建设呈现繁荣之势。音乐环境、宫廷音乐趣味、文学旨趣等多种因素的合力，形成鲜明的宫廷音乐面貌，就此而论，将齐梁宫廷音乐建设与宫廷音乐歌辞的撰制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是必要的。

从音乐视角研究乐府诗是当前乐府研究的方向。从乐府歌辞的创作动机、表演形态、流传影响等各个环节而论，音乐都起着重要作用。只是在现实乐歌和文人拟乐府中，音乐的作用程度不同。

齐梁是富于文学新变的时代，永明体和宫体诗的兴盛，重娱乐、尚轻艳的文学观念的出现，使文学呈现出新鲜气象。永明体、宫体诗与乐府文学之间皆有联系。文人群体以及集体创作现象等，对乐府文学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文学视角在齐梁乐府诗研究中是不能缺失的。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设定了如下研究框架：第一章，齐梁乐府诗的文献著录；第二章，齐梁乐府诗繁荣的音乐和文学背景；第三章，齐代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的发展；第四章，梁代宫廷雅乐建设与乐府歌辞的撰制；第五章，梁代宫廷俗乐建设与乐府歌辞的创作；第六章，齐梁重要乐府类型的发展和新变。前几章重点关注宫廷音乐的建设，第六章主要关注宫廷外乐歌的传唱以及乐府文学的创作情况。第六章中如“吴声的雅化”“北方音乐在南朝的传播与歌辞创作”这两节，实则属于宫廷乐歌的范围。之所以这样安排，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乐府类型的齐全，二是问题的形式。第六章的六节实际上涵盖了齐梁时代的相和歌辞、鼓吹曲辞、清商曲辞、横吹曲辞、杂曲歌辞等类型。第六章以问题的形式，着重探讨齐梁时代不同乐府类型传唱和创作的主要特征，如相和歌辞集中在其创作中反映出的回归传统和新声化两个特点，鼓吹曲辞集中在鼓吹曲的不同传播途径以及对文人乐府的影响等。

[1] 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 阎采苹：《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 孙尚勇：《横吹曲考论》，《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1期。

[4] 曾智安：《梁鼓角横吹曲杂考》，《乐府学》第三辑。

[5] 刘怀荣：《汉魏以来北方鼓吹乐横吹乐及其南传考论》，《黄钟》2009年第1期。

[6] 许继起：《鼓吹十二案考释》，《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期。

[7] 阎采苹：《北朝乐府民歌的南流及其对南朝文坛的影响》，《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8] 韩宁、徐文武：《汉横吹曲〈出塞〉曲调来源考》，《文献》2007年第2期。

[9] 阎福玲：《乐府横吹曲〈陇头水〉源流及其创作范式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横吹曲辞〈关山月〉创作方式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0] 韩宁、徐文武：《横吹曲与边塞诗》，《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1] 田彩仙：《六朝“白纻舞歌辞”的发展及审美价值》，《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12] 许云和：《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3] 崔炼农：《〈江南弄〉和声的位置——黄祥鹏〈曲调考证〉文献补正一则》，《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3期。

[14] 郭建勋：《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的演变》，《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15] 孙兰：《谢朓乐府诗初探》，《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6] 吴大顺：《梁武帝音乐文化活动与梁代宫体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7] 杨德才：《论萧衍的乐府诗》，《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18] 于英丽：《萧衍几首乐府诗的断归问题》，《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9] 钱志熙：《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傅刚：《南朝乐府古辞的改造与艳情诗的写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

[20] 刘怀荣：《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黄钟》2004年第2期。

[21] 田青：《沈约及其〈宋书·乐志〉》，《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

[22] 马萌：《〈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