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担当

曹文轩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到底应当不应当担当一些东西呢，为人类到底担当什么？如果下这么一个判断或者下这样一个结论，说“它在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的话——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维度？我想第一点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道义感。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够有利于人性的改造与净化。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与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边，有许多光彩夺目、优美绝伦的东西是文学给予的。在我们人类今天诸多的美妙的品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我觉得这个话不算是一个大话。

但是文学的这种神圣性，在当下的语境里边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质疑。首先质疑的就是世界上有没有“道义”，什么叫“道义”？你说的那一套难道就是道义吗？作为今日之世界，尤其是今日之中国，在知识阶层以及这个阶层的外围，是以相对主义为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满腹狐疑，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信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守望的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最优雅的姿态是什么？就是质疑，就是对一切现行的价值模式、道德模式、审美模式进行解构，与“存在即合理”相反，今天最时尚的看法就是“所有的存在都是不合理的”。相对主义所使用的句式不是陈述句，是一个反问句。比如说你用一个陈述句说“文学是有基本面的”，他会用一个反问句来问你：文学有基本面吗？文学的基本面是什么？然后等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又用陈述句来表达：文学从来就没有什么基本面，文学的基本面纯粹就是一个虚构；自古以来，文学性，文学的基本面，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概所有的文学性质会议，最后的结局，就我的经验，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一个短短的反问句，它能在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地毁掉了一个你苦心经营了一千年的思想体系。到了今天，相对主义已经成了一个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中国的许多思想家使用这个武器，他们也正是使用这个武器之后，来雄踞思想的某个高处的。

文学这个“道义”的责任，也正是凭借这个武器被毁掉的。他就问你，什么叫“道义”，有“道义”吗？“道义”在哪儿？你怎么能肯定你所说的那个东西就是“道义”？相对主义最终就是这样痛快淋漓地把所有的一切消解掉。我想，其实世界上许多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们凭借经验、直觉就可以判断的。如果没有一个我们在大家心中共同认定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会聚到一起？我觉得造物主是一个智者，他在设计这个世界的时候，把绝大部分答案留给了我们，让人类在以后的数百年、数千年里边来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基本答案是通过我们纯粹的敏感的心灵，它就是能感觉到，是不需要证明的，这就是常识。我觉得一个再深刻的思想，它如果越过了常识，那么就是一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必要去追求太深刻的东西，首先我们要回到常识上来。

这个道义感，既可以说是理性到达之后才变得分明的，也可以说它本来就在我们心中。一部文学史，正是坚信这个道义感的存在，正是坚持文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道义感，它才变得如此辉煌，如此有价值。你必须承认，在我们人性里，远非有那么可爱与美好。事实倒可能相反，人性之中，有大量的恶和不善的成分，这些成分妨碍了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很高的文明。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在人类之中必须讲道义。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在当初，我想它是非常单纯的，也是非常幼稚的。但是这个概念的生成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若干世纪过去之后，这个道义所含的意义，也就随着不断地变化与演进，但是它慢慢地沉淀下来一些基本的、恒定的东西，比如说无私、真挚、同情、扶危济困、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呵护仁爱之心等。这个人心之恶，会因为历史的颠覆、阶级的变化、物质的匮乏或者说物质的奢侈等因素的作用，可能有所增减或者说有所反扑，但是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高扬道义的旗帜的。与其他精神形式，比如说哲学、伦理学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并不断地使人性得到改善。所以徐志摩当年讲，他说托尔斯泰的话、罗曼·罗兰的话、泰戈尔的话、卢梭的话，不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是怎么样的悬殊，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和相呼应的，他们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边柔和的成分，要他们行动起来，凭着爱的力量来扫除种种阻碍我们相爱的力量，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来消除种种束缚我们自由与侮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他说这些宏大的声音，好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它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新鲜的生机，给我们健康的颜色。如果这个社会没有道义，我觉得它是无法维持的。

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在一起，我想这个社会的运转，肯定需要道义在这里边起作用，起制约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有了道义，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个景观。一件艺术品，理所当然要闪烁道义之光。我不说作家要讲道义，因为这有可能或者说很容易被人讥为假道学，但是我只说文学要讲道义，因为道义是所谓人类良好人性的基础之一，文学是无法推卸这个责任的。这个道义感就是我理解的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之一。

第二个东西，就是情调。大家知道，我们说一个人他了不起，他了不起在哪里？一般都是来衡量他的思想，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衡量情调的。因为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语境，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玩命地追求思想的深刻。但是我就在想，一个有情调的人与一个思想深刻的人，他们在质量上，前者难道就一定要比后者低下吗？从我个人来讲，我可能更喜欢一个有情调的人，当然我也会喜欢一个有思想、思想深刻的人。但是这两个你只能选一个你喜欢的，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喜欢前者，喜欢那个有情调的人。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舒服。

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区别就在于今天的人类有了一种叫作情调的东西。大家想过没有，在情调之中，文学是有头等功劳的。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而进入了一种境界。天长日久，人类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一感受的词，比如说静谧、恬淡、散淡、优雅、忧郁、肃穆、飞扬、升腾、崇高、朴素、高贵、典雅、舒坦、柔和等，这都是一些情调。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比如我们来念一个短短的诗句，说“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就这样一个非常短的句子，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把情调的因素输入你的血液与灵魂。比如说，我再来说一个非常短的记叙性的东西，我相信，我在叙述这个非常短的叙事性的东西之后，在那一刻，你的精神会得到升华。当然你走出门外去之后是怎么样了，我管不着了。至少在那一刻，你比如说我来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叙事性的东西，是日本的一个小小的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去年的树”。它写什么，说一只小鸟为一棵树唱歌，唱了一个春天，唱了一个夏天，又唱了一个秋天，冬天来了，北风呼号，大雪纷飞，这个小鸟就对那棵树讲，它说我该走了，明年的春天我还会飞回来的，给你唱歌。第二年春天，这只小鸟准时飞了回来，但是那棵树已经不在了，然后这只小鸟就打听这棵树到哪里去了，有人告诉它说，已经被砍伐了。砍伐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有人告诉它说，已经送到木材加工厂去了，然后这只小鸟就一路找过去，找到了木材加工厂，但是没有找到这棵树。就问这棵树哪里去了？那里的人就告诉它，说已经剖成木材了。说木材哪里去了？说木材已经做成了火柴了。火柴哪里去了？说火柴已经到千家万户去了。然后这只小鸟就找到了最后一根火柴，用这最后的一根火柴点亮了一支蜡烛。好，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用火柴点亮了一支蜡烛，然后这只小鸟就对着那支蜡烛开始唱歌，一直唱到这支蜡烛熄灭。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故事，我想如果你的情感是非常健康的，或者说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们会为这个小小的故事有一种小小的感动，至少是小小的感动。在那一刻，我们在情调上也好，我们在精神品质上也好，我们都会有一点点的提升，当然我不好说这个提升能不能保证你到门外之后还能保证在那个刻度上，但是至少我在叙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那一刻，那一瞬间，你会得到一种小小的提升。

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这个情调人生是哪里来的？其中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文学艺术给我们的。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情调大概是属于审美范畴，我愿意将情调看成一个美学概念。我们现在来谈谈美和美感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思想还有审美，作为完美的人性，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此时此刻，在当下的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形成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境，谁讲美感，谁就是矫情；谁讲崇高，谁就是虚伪。虚伪就像一把剑，高悬在你的头上，凡是一切愿意讲一点儿情调的人，讲一点儿雅兴的人，你都将被扣上虚伪的帽子。但我告诉大家，我还是要讲，好在我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我的观点，就是因为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文学出现了粗鄙化的现象。我在说“粗鄙化”这个词的时候，我想你们大部分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中国文学有没有粗鄙化，这是一个假问题还是一个事实？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有一次到我家去，他说，文轩，能不能以你所在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就是关于粗鄙化问题的一个研讨会，来讨论一下粗鄙化的问题。粗鄙化是一个事实，许多人都已经感觉到，而且觉得粗鄙化这个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天瓢》固然与粗鄙化的文学相比，走的是另一极，但是我并不是有意为之，拿《天瓢》来对抗什么，《天瓢》的美学背景是我的一贯的守候，几十年就没有变化过。要说它与粗鄙化有什么冲突，我觉得它也就是客观上的一种效果。其实我不能苟同的不是粗鄙，而是粗鄙化。因为“粗鄙”也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状态，一个作家他有权利来写这种状态，有权利这样来处理现实。而且大家知道，一个即使高雅的人，他肯定也有粗鄙的一面。我有时候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我的讲话里边，也会出现一两句脏话，而且很难听，我觉得那个时候很过瘾，觉得生命像一团火，突然地一个火苗一跳，今天这个生命感就很强，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说，粗鄙也是一种状态，而且世界上有许多作家，他就是写粗鄙的一面，他也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反对“粗鄙化”，“化”是什么意思，“化”就是大面积的意思，就是差不多都折进去了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作家委身于粗鄙的写作。当一本杂志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将雅致、雅兴、优雅彻底扫地出门，而只是一脉相承地粗鄙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难道这还不值得怀疑和疑惑吗？我想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同学，你可能还记得，里边有一个经典场面，这就是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的国家被人占领了，他的未婚妻娜达莎被人勾引了，国家与爱情全部破碎了，万念俱灰，他觉得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是什么东西拯救了他？不是国家的概念，不是民族的概念，是什么？是俄罗斯的天空，俄罗斯的草原、森林和河流。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之大美”，是这个美使他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那么我就想问大家，是思想的力量大还是美的力量大，其实美是最具杀伤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