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皈依者

伊玛杜丁住在新清真寺街英雄公墓附近，这是他希望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两天之后，去看望他的地方。时间是早上十点。我希望多了解一些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祖先、苏门答腊的背景等等。这是他唯一能安排的时间，因为如今的他随时都可能飞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心智训练”工作。

当他指引我如何到他基金会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新清真寺街可能不容易找。他在名片上写了些东西，说这对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有帮助。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它一点用也没有。饭店的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在进城高峰时段的晨间路上开了许多冤枉路。原因之一是，他以为只要驶向英雄公墓的大致方向就行；原因之二是，在交通拥挤的雅加达沿着一条清爽的大道开一段距离，也算人生一大乐事。

后悔莫及之余，我们只得慢慢开回去。之前，我们并未察觉车速是如此之慢。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我们沿途不断问路，一直在大路间抄捷径，时间已过了十点。我们沿着只铺了一半砖、有许多转角的狭窄道路行驶。晨间的光线忽明忽暗，一小块一小块的地面上有小小的新房子，道路的阴凉深处则种有盛开的花朵，还有卖食物的手推车，扫成一堆堆的落叶。

最后总算到了新清真寺街。经过一番周折，我们也总算找到了伊玛杜丁卡片上的门牌号码。我按照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付了一笔可观的车费。司机拿了钱立即走人，仿佛担心我反悔似的。时间已十点三十分。

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这是一间小房屋，明显被保护得很好。房屋左边有一条宽阔的通道，通往一间盖在主建筑内的大车库，车库有扇滑门。右边则有一片非常狭窄的草坪，草坪外就是开放的门廊，上面的红瓦闪闪发光。我从那里高呼“早安”，但还是没有人出来。我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客厅。这是一个低矮的房间，在沐浴过门廊的阳光之后，我感到室内格外阴凉和黑暗。一个穿着棕色连衣裙的女服务生从左边的厨房探出头来，视线停留在我身上，似乎受到了惊吓，马上一言不发地缩了回去。

我对着空房间大叫：“伊玛杜丁先生！伊玛杜丁先生！”

另一个女服务生怯生生地从厨房出来，尽管只是想看看之前的服务生看到了什么，她还是很惊恐地看了我一眼，最后消失在厨房里。

我大叫：“伊玛杜丁先生！早安，伊玛杜丁先生！”

房屋安静如故。他要我十点来，尽管我迟到了半个小时，他也应该还在屋里。墙上挂着一副阿拉伯语书法，非常像伊玛杜丁的作风——也许是在国外遍访信徒时人家送的纪念品——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也开始盘算如何在语言不通、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乘出租车的地方。

因为这种安静，我觉得已没有必要再呼叫。后来，我又觉得自己不该在屋里随意走动。于是就这么站在那里，一边等待，一边张望。

地板上铺着漂亮的芦苇席子。低矮的天花板很像是用合成的甘蔗木板建造的，因为漏过雨而斑驳不堪。餐厅有台微波炉，旁边是一些团体照。客厅的柱子上有两三个用来装饰的小花瓣，更让人吃惊的是，还有一张帆船照片。客厅四周摆着一些到国外旅游的纪念品，显露出伊玛杜丁（或他妻子）温柔的一面，一个和“心智训练”无关的层面——如果这栋房子真的是他们的，如果他们真的将这些纪念品摆在了心里（而不只是纪念送他们东西的人）。客厅里有许多日本文物，一座埃菲尔铁塔，角落水冷却器的上方有一个代尔夫特精制瓷盘，上面画的是一条蜿蜒的荷兰道路，路边有农舍和教堂，景物简单，却不失浪漫。在柱子前面，一株矮小的红枫树正在一个白色碟子里生长，碟子在一个银边垫子上。红枫树、碟子和垫子，全都摆在一个用板条制作的杂志架子上。从阴暗房间的后窗可以看到阳光普照、用岩石砌成围墙的小花园，房子的红瓦屋顶延伸到花园的尽头。这里空间真的很小。

我逐一观察这些细节，仿佛要将它们全部记下似的。几乎在同时，我用内心其余的意识盘算自己应该在这里待多久，侵扰这间屋子多久，时机一到，我又该如何从这次奇异之旅中脱身。

十或十五分钟之后，左边大门突然打开，伊玛杜丁出现了。他披着长可及膝的纱笼，穿一件墨绿色衬衫，无拘无束，出人意料。

他心事重重地说：“很抱歉，我有点问题。”

我想大概是肠胃不适，需要常去洗手间的问题。但接着有个棕色皮肤的大个子从他背后出来。这个人的目光炯炯有神，皮肤发亮，也披条纱笼，却不像伊玛杜丁那么随意。他步履缓慢而庄重，纱笼下摆随着步履飘动，十分优雅。他戴一顶黑色的伊斯兰教教徒扁帽，穿件淡灰蓝色的背心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

伊玛杜丁说：“我正在按摩。”

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什么黑帽男子的皮肤闪闪发亮。

他们刚刚所在的房间毗连车库，可以俯视小小的草坪和道路。他们应该听到了我进来的声音，更应该听到了我呼叫的声音。

伊玛杜丁说：“年纪大了，你知道的。”

仿佛说了这句话，再加上按摩师每隔几天来为他的背按摩，就够解释一切。事实上，按摩师来访的时候也表现得很拘谨。不久之后，伊玛杜丁和妻子送按摩师离开，也都极尽客套之能事。

当他穿好衣服，将裤子和衬衫用皮带系紧，恢复熟悉的模样之后，我们就坐在餐桌上开始谈话。餐桌的一边摆着微波炉和团体照，另一边摆着水冷却器和荷兰瓷盘。两个女服务生，一个穿红色连衣裙，一个穿棕色连衣裙，都已从先前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再度在屋子和厨房里忙起来。

伊玛杜丁和瓦西德的背景非常相似，一想到他们如今截然相反的立场，我就惊异不已。但伊玛杜丁来自苏门答腊，兰凯特的苏坦奈。他说，这个地区在亚齐边界，比荷兰还大。荷兰人在一九〇八年——即他们征服爪哇整整一百年之后——才征服亚齐。这点意义非凡，让伊玛杜丁可以理直气壮地自认为是苏门答腊人。

这是我改编的故事。在兰凯特，或许是在上世纪的下半叶——伊玛杜丁并没说具体日期，有一个召集信徒做礼拜的穆安津在儿子出世之前就死了。穆安津的遗孀改嫁。等到他们的儿子六岁时，继父就将他送到兰凯特苏丹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的家里。穆夫提是伊斯兰教学者。六岁的男孩，依照传统的方式，在穆夫提家当仆人，也当学生。男孩天资聪颖，穆夫提很疼爱他。

十年岁月倏忽而逝。苏丹的秘书，有点像苏丹的大臣，也是当地官居第二的人物，希望找人教他孙女《古兰经》。他对苏丹说了这件事，苏丹又对穆夫提提起，于是，后者就派他的仆人兼学生，即已故穆安津的儿子，如今已是十七八岁的男孩，去教秘书的孙女。男孩当然不是只教女孩，因为这么做于礼不合，他教她和其他一些家庭成员。他是一名很好的教师，女孩爱上了他，等到时机成熟，他们终于结婚。结婚时间不得而知，我也没问。他们的儿子就是伊玛杜丁，他出生于一九三一年。

那时，穆安津的儿子，即伊玛杜丁的父亲，已正式在兰凯特大展宏图。一九一八年，在大战之后，人们可以再度平安出行时，穆夫提游说苏丹派这位年轻人前往麦加研习两年阿拉伯语。事后，年轻人又转往开罗爱资哈尔伊斯兰教大学念了四年书。到目前为止，他所接受的教育很像瓦西德的祖父和父亲。之后，这种相似性仍在继续。一九二四年，穆安津的儿子从爱资哈尔大学回到苏门答腊，担任苏丹创建的一所著名学校的校长。

等到校长需要教导自己的儿子伊玛杜丁时，培养模式才得以改变。伊玛杜丁六岁时，父亲把他从待了一年的马来语学校带出来，转学到一所荷兰学校读了五年。伊玛杜丁说，这些荷兰学校通常不收宗教人士的子女，因为他们很怕伊斯兰教教徒接受教育。伊玛杜丁能够上兰凯特的荷兰学校，是因为当地的学校是苏丹的。

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统治非常严酷，当地的粮食被征用，学校几乎关闭。伊玛杜丁和他父亲必须自己捕鱼、耕种，才勉强活下来。尽管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印度尼西亚人，有利于他们日后对付荷兰人，争取独立，但从那时开始，伊玛杜丁对日本人就有了仇恨和恐惧。

瓦西德述说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时，就极少表露这种仇恨和恐惧。他家似乎是以一种较高的身份，几乎是政治身份，和日本人打交道。瓦西德的父亲在一九四四年成立真主党民兵部队。他的弟弟接受日本人训练，当了营长。真主党民兵部队总部就设在村子的寄宿学校内。在相隔千里之遥的苏门答腊，年方十四的伊玛杜丁只是隶属同一部队的步兵而已。

一九四六年某日，伊玛杜丁带领他小小的民兵乐队在街上游行。（如今在星期日早上，或许是为了筹备独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类似的小民兵乐队，在雅加达街头也随处可见。队员穿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制服，每队有十人。他们在街上排队前进，两臂左右摆动。队长和队伍保持着距离，两臂和队员一起摆动，他还不时吹口哨，为队员打气。）当天，一位在荷兰学校教过伊玛杜丁的老师制止了他。

老师问伊玛杜丁：“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要独立。”

“独立后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医生、工程师，你如何建设国家？你应该回到学校念书。我知道有一所新中学即将在这附近的城里成立，我希望你去念那所学校。”

伊玛杜丁听了老师的话。他获得新学校的入学许可，并且报了名。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用他父亲在宗教学校的那种聪颖和专注读中学。伊玛杜丁成了全班第一名，甚至全校第一名的学生，最后，在反抗荷兰人独立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他成了全国第一名。

一九四八年，荷兰人占领兰凯特。他们追捕伊玛杜丁的父亲（一如他们在村子里追捕瓦西德患有糖尿病的父亲），伊玛杜丁全家分乘五支独木舟，从马六甲海峡逃到亚齐。他们一定获得了较大的家族或社区支持，因为在那里，伊玛杜丁还能继续他的学业。他最先是在亚齐继续上学，直到独立战争结束，后来又到更重要的城市棉兰。一九五三年，二十二岁的伊玛杜丁获准进入万隆技术学院就读。也就是说，尽管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和独立战争引起的巨变，伊玛杜丁也一直是好学生，只失学四年。三十岁那年，伊玛杜丁成了万隆技术学院的助理教授，次年，他又去美国深造。

对于一个一九三一年出生在荷兰东印度群岛某个小镇的男子而言，这是一种无比辉煌的人生。对于一个一九四六年还在兰凯特领导小乐队一起上街游行的十四岁少年而言，这也是难以料到的事情。但小男孩，即后来的年轻人，却一直将他所学到的新事物牢记在心。伊玛杜丁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在文化或精神上迷失的现象。他一直是苏丹上个世纪的穆安津的孙子。穆安津每天召集信徒礼拜五次，他的儿子即在麦加和爱资哈尔接受了高等教育。

瓦西德接受的是寄宿学校的教育，他很虔诚，拥有多元化的国际观，倾向自由派。伊玛杜丁则始终忠于圣战。

他坐在餐桌边，开始不安。两个穿连衣裙的女服务生还在客厅和小厨房之间忙碌着。在说完他全家分乘五支独木舟沿马六甲海峡逃走之后，他的故事就变简单了，细节都被略过不提。他的脸变得阴沉起来，就如同从按摩室出来的时候一样心神不定。

他说：“你还要多久时间？”

我说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他说：“有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的男子想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今天皈依。他是个电机工程师，我见过他一两次。他要娶个印度尼西亚女孩。我还没有通知他，但我已和女孩的家人联系过。他在清真寺等我。我本来应该在十一点三十分在清真寺和他见面。”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五分，早到了该走的时候。我在告别声中听到伊玛杜丁——或那位亮丽如昔的太太说——他们即将搬家。

我们坐奔驰车离开，司机穆罕默德·阿里早就在驾驶座位上等候。训练有素的女服务生（一个穿棕色连衣裙，一个穿红色连衣裙）因为没什么话可说，只能从黑暗的低矮房屋中出来，走到小花园的阳光中，将沉重的车库大门打开，等待穆罕默德·阿里把汽车开出来。这辆汽车，以及汽车开动时的架势，都让这栋房屋和狭窄的道路更加渺小。这样的环境显然已容不下伊玛杜丁。

我们很快行驶到一条大路上，开过英雄公墓。伊玛杜丁说的没错：如果出租车司机没走错，他家是很容易找到的。

我们经过一排商店，店里的货物几乎全摆在道路两旁，有家具店、汽车轮胎修理店等等。因为伊玛杜丁如今已接近权力核心，所以一路上，他频频对我们看到的事物加以解释。他说，这些店其实不该开在这里，但很难管理他们。

仿佛这些很难管理的商店让他想到了驱逐，一两分钟后，伊玛杜丁说：“苏丹的皇宫在对抗荷兰的战火中被烧毁了。不是被荷兰人烧的，是苏加诺的……”他在寻找适当的字眼。

我说：“是苏加诺的焦土政策？”

这正是他想说的。我再度对伊玛杜丁那不寻常的经历感到惊异。伊玛杜丁其实比我大不到一岁，但谈起不寻常的事件，他却能云淡风轻，喜怒不形于色。所有的事件都似乎无法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那当外交人员的学生不是说过，“他很自负”。伊玛杜丁有一种完美的特质，带着一种奇特的率真，很显然，这种率真在一路保护着他。

他说他当天早上请阿迪·沙索诺上他的电视节目。他们谈到目前独立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庆祝活动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真的很重要，他说：“伊斯兰教支持自由，反殖民主义。”

从前，政府对信仰的态度是担忧，伊玛杜丁在当时是个反叛分子。如今，统治者和政治形态未变，政府却表示要服务于信仰。伊玛杜丁不费吹灰之力，又让信仰为政府效力。信仰多样包容，伊玛杜丁则是有识之士；他才不会和自己过不去。

那名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就在门腾的桑达吉拉帕清真寺等候。门腾，尽管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却是雅加达的时尚外交场所。桑达吉拉帕清真寺就专门为一些上流人士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