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3年秋，一名来自北伦敦、名叫克里斯·巴克的29岁前邮局职员发现自己在利比亚海岸百无聊赖。他是前一年入伍的，此时服役于托布鲁克附近的英国皇家信号部队。他并没有看到太多战斗：晨练加一些杂务之后，他通常会去下棋、玩惠斯特牌，或者观看从英国定期运来的电影。他最大的担忧就是老鼠、跳蚤和苍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像是只在别处发生的事情。

巴克自学成才，是一个书呆子。他吹嘘自己是队里的最佳辩手，同时还写了许多信。他写信给自己的家人和之前邮局的同事，以及一位名叫黛布的家族故友。1943年9月5日，那是一个星期天，他用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给一位名叫贝茜·摩尔的女士写了一封信。贝茜之前也是邮局的柜员，现在是外交部的一名摩斯密码破译员。战争之前，他们曾经彼此通信讨论政治和联盟问题，以及各自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期望。但他们之间一直都是柏拉图式的友谊——贝茜当时跟一个叫尼克的男人约会，所以克里斯在从利比亚写给贝茜的第一封信里认为他们是情侣。贝茜几个星期后写了回信，然后差不多两个月才寄到，而这封回信将永远地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手里并没有这封信，但可以判断这封信肯定热情洋溢。到他们第三次互相通信的时候，显然两人心中都燃起了无法轻易扑灭的火焰。不到一年，这对情侣便开始谈婚论嫁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不能真正地见面，或者准确记得对方的长相。后来还出现了许多其他阻碍：轰炸、被捕、疾病、可笑的误会、朋友的反对、对审查的恐惧等等。

他们之间的500多封信得以保存下来，本书精选出其中最动人、最令人感兴趣、最热情的部分。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通信，不止是因为它记录了一段不屈不挠的爱情故事。信中毫无保留，现代读者会随着他们在无尽的渴望、欲望、恐惧、悔恨及毫不掩饰的真挚情感中潸然泪下。或许只有那些铁石心肠的人才会不承认在这热情洋溢的浪潮中找到了自己过去浪漫的影子。有些信稀松平常，但大部分都很幽默（我是说，对我们来说很幽默，而对他们来说显然很重要），而所有的信共同巧妙而优雅地触动我们。

这里的绝大多数信出自克里斯之手。为了节省行囊空间，同时避免别人窥视他们的亲密关系，贝茜的大多数信都被克里斯烧掉了。但每一页信里几乎都是她，克里斯回复她最近的观点，就仿佛他们在相邻的房间里交谈。我们带着看肥皂剧般的痴迷追他们的信，最大的反派就是战争本身，第二大反派是他们指责的那些使他们分开的人。随着克里斯从北非迁移至希腊和意大利的热点地区，邮政服务的不稳定性又成了一大烦恼，不过，通信竟然一直没有中断，也算是个奇迹了。我们为两人担心，他们越享受快乐，我们就越能预见到灾难。

从1943年9月的第一封信到1946年5月克里斯复员，克里斯和贝茜只见了两次面，他们的邮政浪漫描绘了一条断断续续却又十分扎实的弧线。他们的许多信都有好几页长，里面还有许多重复的内容，尤其是他们对爱情的渴望。克里斯偶尔会发表对工会制度、家族政治及世界普遍状态的长篇大论。为了展示一个逐渐展开且引人入胜的故事，我选择只保留那些最相关、最重要和最引人入胜的细节。因此，克里斯写的一些信并没有收入本书，而有一些也删减得只剩几段。

这两个人是谁？在遇见彼此之前，他们最关心的主要是什么？霍勒斯·克里斯托弗·巴克（父母称其为“霍尔”）出生于1914年1月12日，一直过着那个时期的艰苦生活。他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在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成为一名邮递员（副业是清空公共电话亭里的硬币）。克里斯起初在夏威夷长大，后来去了北伦敦，然后是距离托特纳姆6公里的地方。14岁意外离开德雷顿公园学校后，班主任留下的报告里写道：“一个非常可靠的孩子、一个诚实守信又出色的工人”离开了，“他在校期间表现优异，是学校最优秀的孩子之一，所有功课都完成得很好，非常聪明”。

父亲为他在邮局寻了一份工作，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可以干一辈子的铁饭碗。克里斯最初在汇款单部门做室内信差，他在邮局培训学校取得了良好成绩，然后在伦敦东区找了一份柜员的工作。他的爱好是新闻和工会，经常在邮局的周刊专栏上将两者合二为一。他不是派对上的中心人物，但绝对是躲在角落里的一个可靠的人。

他显然不是卡萨诺瓦式的浪荡公子。

巴克一家在二战爆发前不久搬到了肯特布罗姆利的半独立“别墅”，克里斯一直在那里生活到1942年。他作为电传打字机操作员所接受的训练使他能够得到一个保留职位，后来，军队增援的需求在1942年先是将他带到了约克郡的训练营，然后又带往北非。

贝茜·艾琳·摩尔（家人和一些朋友称她蕾妮）出生于1913年10月26日，比她的哥哥威尔弗雷德小两岁，早年住在南伦敦的佩克姆拉伊（Peckham Rye）。她还有其他两个兄弟姐妹，但都不幸早夭。她的父亲叫威尔弗雷德，是邮局里的另一位“终身劳役者”。贝茜上中学时获得奖学金，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然后成为一名邮政电报员。她认为，可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更充满人情味和多样性、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工作。

1938年，25岁的贝茜随家人一起搬到布莱克希思。摩尔一家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定期去海边度假，而且经常光顾伦敦西区剧院。贝茜尤其喜欢萧伯纳和吉卜林的作品，而且爱好园艺和手工。二战爆发后不久，她接受的摩斯密码训练使她获得了一份在外交部破译截获的德国无线电信息的工作。她经历了闪电战，并承担放哨的职责，

克里斯·巴克于利比亚，1944年

还志愿加入了空军妇女辅助队，直到1942年母亲去世。

我第一次看到克里斯和贝茜的信是在2013年4月。当时我正在创作我的书《书信的历史》（To the Letter），这本书主要是赞颂正在消失的书信艺术。然后，令人意外的是，我越来越意识到，我的书里缺少的正是信。更具体地说，缺少出自普通人而非名人之手的信。我一直在关注小普林尼、简·奥斯汀、特德·休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并且一直在和档案保管员谈论，历史学家们很快就得费劲地通过文本和推特（twitter）来记录我们的生活了。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这本书需要的是能够典型地表现书信改变普通人生活的实例。

后来，我突然交了一次好运。我曾向萨塞克斯大学大众观察档案室的管理员菲奥娜·卡里奇提起我的书，她非常信任我。后来，她提到最近新到了一大批关于一个叫克里斯·巴克的人的资料，一大堆箱子里装满了新闻报道、照片、文件，还有许多信——一堆发霉的终身珍藏。我立刻就去了档案室。在屋里看了10分钟后，我确定他与贝茜·摩尔的这些通信正是我要找的。不到一个小时，我几乎要落泪了。

这些文档的珍贵对第一个遇到它们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所有的信几乎都是手写，有许多显然是匆忙之间痛苦地仓促完成。（通信是另一种我们如今已经完全丧失的乐趣，大家只需要看一看外皮上杂乱的邮票、题文和说明就会明白，这些信在途中并不顺利。）回来之后不久，我就跟负责在档案室里摆放文件的人聊了聊，请求在我的书里使用这些信。我当时顺口说了句，将来这些信可能也可以独立成书。得到允许后，我从50多万字的信件中选取了大约2万字，将其穿插在我已有的章节中。

几个月后，我的书出版，许多读者热心地询问关于克里斯和贝茜的故事。还有更多人说他们跳过了主要章节，就是想知道这对情人后来怎么样了。之后不久，克里斯和贝茜成为名为《书信生活》（Letters Live）的系列表演的主角，在表演中，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路易斯·布里利、丽莎·德万、凯莉·福克斯、帕特里克·肯尼迪和大卫·尼克尔斯的精彩演绎更是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粉丝。因此，我可以真诚地说，应大众要求，这里是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更完整描述。

从他们的交流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首先，书信所赋予的极大的亲密性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比不了的。宏大的历史没有时间去关注繁多兵舍里的恼人细节，或是战时不幸的购物行为，更不用说低等战斗人员的默默奉献。但除了大冒险之外，最让我们揪心的是这些偶发事件：电影中拉金式的失望；前同伴因嫉妒而含沙射影；引领时尚的灯芯绒裤子；渐渐深入灵魂的艰苦；法国的雷雨导致的邮政延误可能会让一个人非常担心。

其次，他们在信中表现出来的热情比本人更胜。克里斯一次次提到后悔在两人中间见面时，自己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他们生动的表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那种决然的凄凉（“我们支了个帐篷。我们把帐篷拆了。”战争结束时，背负着那些年所有荒废的岁月，克里斯这样写道）。

我确信在未来几年里，我们会惊奇又开心地读着这些信。这里既有一些奇闻逸事，也有一些日常琐事。克里斯和贝茜为之献身的邮政服务最终回报了他们——以及我们。在他们书信通情的许多年后，这对情侣一直活着讲述他们的故事。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这里面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没有英雄。我们的书信是脆弱的、恐惧的，有时甚至是充满遗憾的。他们经常责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但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直接、更天真、更漫无边际、更完全坦诚的交流。当战争还在继续时，这对情侣制造了他们自己的骚动。当弹火满天飞时，他们自己的骚动成了活下去的更强大的理由。我想说的是，虽然在丘吉尔的大演讲中并没有宣布，但我们是为克里斯和贝茜这样的人而战。与其说是为了阳光普照的英国牧场，不如说是为了让相爱的人们在牧场上团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