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第三“范式”

周介人

亲爱的读者，本刊开设“新市民小说”专栏已有一年。这一年来的成果，我们大致可从创作与理论探讨两个方面来加以回顾。

首先是在创作上，一批既带有新锐的市民意识又各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与作品相继涌现。北京的邱华栋、荒水，上海的唐颖、沈嘉禄、殷慧芬，广州的张欣、张梅等，初步形成了京、海、粤三种不同风貌的“新市民小说”作家群。即使在某些内地与边缘省份，像湖南的何顿、广西的凡一平，他们的“新市民小说”写作也非常具有活力。同时，值得加以关注的是，“新市民小说”在艺术思路上对于乡土小说与文人小说的发展也正在产生不容忽视的渗透作用。

其次是在理论探讨上，由于“新市民小说”推助，上海与北京的一批青年学者如陈思和、李天纲、任仲伦、韩毓海、许纪霖、薛毅等，对于“市民社会”“市民意识”“人文精神与市民理想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非常具有本土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乃至近现代文学的新视角，这就是除了早已为人熟知的“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与“唤醒民众——启蒙范式”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民间——市民范式”。

在中国小说史上，“民间——市民范式”其实是一个比其他范式更为古老的传统。但由于受“五四”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启蒙”文学传统的影响，我们以往常常视之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的脉络。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爱玲在沦陷区的上海，赵树理在解放区的延安，都曾将“民间范式”的文学性提升到一个新的审美高度。然而，由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现实所决定，在1949年以后，实际上形成了“阶级斗争——革命范式”独步文坛的局面。“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曾经鼓舞了整整一代人。“文革”以后，人们开始重新考量“革命范式”给文学造成的种种盲点与误区，于是逐渐以重振“启蒙范式”来取代“革命范式”：自“伤痕文学”始到“文化寻根小说”止，新时期文学始终流贯着知识精英们的“启蒙情结”。19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实际上仍然是“启蒙范式”在文学理论上的后续表现；不过，此时它的对手已经不是“革命范式”，而是转为王朔小说在新历史条件下加以承传的“民间——市民范式”了。

“民间——市民范式”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重新登场是有背景的。其文学背景是，此时“启蒙范式”的内在矛盾——主要是无根与寻根的矛盾，抽象信仰与真切体验的矛盾——日趋明显，创作愈发圈子化、书斋化、理念化，覆盖面呈萎缩之势；另一部分搞文体启蒙的先锋作家又率先转向，冲出内心感受而热衷于叙述历史的与现实的世俗层面的故事。其社会背景则是中国社会由意识形态型向市场经济型的根本转型，都市化已成为从沿海到内陆的经济文化趋势。由此，“民间——市民范式”在文坛之复出便是水到渠成了。

王朔小说对于“民间——市民范式”的重新演绎在当时确实给人以异峰突起之感，它的自外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精英意识的粗糙性，既是一种特殊的力与美，亦是一帖销蚀文人道统与学统的药剂。所以，后来“启蒙范式”以“人文精神”为武器对它进行的指责并非毫无缘由。“民间——市民范式”同其他范式一样，内部包含着许多不可化约的矛盾，即使目前的“新市民小说”已经不再以王朔式的解构为己任，然而，它对人的生命欲望的肯定，既是对一种活力的赞赏，又常常拖出享乐主义的尾音。在国家、真理与身体欲望三者关系上，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的意态，这正是今天“新市民小说”应该追求的价值取向。在此，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值得记取的：

第一，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学范式都无法将它整除。所有的范式都有余数，都有盲点与不见之处。因此，当历史将一种文学范式推向前台时，那处在前台的范式最好的选择便是不简单地否定其他的范式，而是取相互包容的态度。

第二，对于“新市民小说”来说，它在艺术层次上的提升还可以借助“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启蒙范式”冷峻的批判精神；对于“启蒙范式”来说，它要继续发挥其生动感性的艺术感染力，就必须走出书斋，关注当下的世俗生活。终极关怀如果能接纳当下的温暖究竟有什么麻烦呢，人文精神与市民理想并非绝然排斥的。在相互诘难之中，应该包含着相互的渗透与容纳。人文精神不妨吸收当下现实的滋润，市民理想也可在人文性的反思中得到提升。所以，笼统倡导知识分子拒绝世俗，抵抗世俗并不见得妥当。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本刊将在“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栏目中发表一系列文章，呼吁知识分子参与市民社会与市民意识的构建；同时将“新市民小说”创作推向新的阶段。

（原载《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