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思想史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解构批评便是其中的一例：它顺应其时西方社会状况和思维方式而生，同时也说明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美国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分别从哲学以及文学批评两个角度同时阐发解构思想的原因。解构思想似乎是一个驱不走的幽灵，它徘徊在思想史的深处，不怀好意地寻找任何一个文本大厦的可疑之处，然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进行拆解。这种思想和实践动摇了千百年来人类思维定式中对确定意义的信仰和诉求愿望，而这种信仰和愿望的毁灭以及因此滋生出来的恐惧无疑会引起人们对它的强烈质疑。当德里达在1966年的结构主义大会上阐述自己解构思想的时候，也许他也不曾料到这会在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而以保罗·德·曼为首的耶鲁批评家们把解构思想引入文学理论批评的时候，可能也未曾料想文学解构的策略既拓展了文学批评空间，但也由于其特有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无从掌握的方法以及后来德·曼的丑闻而招致口诛笔伐吧。如今，当德里达已承认他的理论不够全面，耶鲁的解构批评家也由于保罗·德·曼身后曝光的丑闻而风光不再的时候，文学批评者却仍然无法摆脱解构思想的冲击，难以消除阅读解构文本时感受到的压迫和挑战。那么，解构思想独特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作为文学评论者，解构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解构思维代表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吗？把解构引入文学批评的契机究竟在哪里？文本解构所倚赖的解构路径或者策略究竟是怎样呈现的？解构批评只能为少数批评者所把持吗？还是每一个批评者都可以进行的操作实践？可以对解构进行解构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解构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一番细致的考量，只有这样才能在思维层面上和文本操作层面上对解构批评进行真正的反思和评价。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而后结构主义正是20世纪中后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哲学运动。解构思想质疑传统形而上学，颠覆本质神学、理性陈述和二元对立，充分关注文本符号自治权，因此不但在哲学上引领风骚，在文学批评方面也独树一帜。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策略，解构批评曾一度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解构批评称得上是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思想，耶鲁批评家保罗·德·曼、希里斯·米勒（J．Hillis Miller）、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因而被称为理论怪杰，保罗·德·曼也被认为是“美国的解构主教”。的确，解构主义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从未放弃过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他们论述言语与书写、哲学与文学、文学与批评、语法与修辞等概念范畴并对二元对立进行拆解，目标直指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正如陆扬在其所编撰的《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前言里所说：它的要害就是离经叛道，反传统。虽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确有商榷之处，但是它确实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时至今日，其影响还变形地存在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理论中。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解构思想作为一个“潮流”或者“派别”虽已风光不再，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解构思想不但不应被简化为一种方法，甚至一种理论，相反，应该将解构视为一种经验，一种策略，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对解构的深入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解构都并非只是一个标签式术语，而是综合了众多同时代研究的一种认知话语，它的目的也不是对单纯的文本意义的析解，而是通过对文本的解构达到对掌控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认知提出质疑。细数解构的点点滴滴，不难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带给我们的种种启示。因此，在对解构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不能只以它将人们引向“虚无主义”而放弃对它的细致观照。正相反，理论界更应以一种理论生态观冷静面对并积极理解解构思想，只有从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和策略等方面向解构的纵深领域开拓，才能探寻出其所依赖的认识路径，才能在充分了解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解构思想的意义。德里达的解构实践使符号学的影响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解构主义，保罗·德·曼则已在文学领域的解构实践上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遥相呼应。作为文学文本的解构宗师，德·曼有着自己独特的解构策略，这就是主要来自认知发展、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策略。较之于德里达，德·曼更重视文本的修辞，常常从修辞维度入手对文本进行解构实践，本书旨在以耶鲁学派解构第一人保罗·德·曼的修辞解构策略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整合、阐释、运用、批评以及评价。

第一节　保罗·德·曼其人

保罗·德·曼于1919年12月6日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其父亲是一位制造商，祖父让·范贝尔斯（Jan van Beers）是比利时著名诗人，叔父汉德里克·德·曼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教授，并一直在比利时政府和社会党担任重要职位。德·曼家族文化上倾向于法国化，家族成员都会多国语言，因此德·曼从小就受到比较好的文化熏陶，这从他所广泛涉猎的各国哲学、文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就可见一斑，为以后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德·曼于1937年进入布鲁塞尔大学学习机械，后改为化学，后又转为社会科学；在校期间，曾参与编撰反对纳粹的文学刊物《自由研究丛刊》。但是，德·曼在毕业后曾在其叔父的帮助下，在比利时最主要的报刊《晚报》担任作家，而这份晚报当时是受控于德国的，其间，他为纳粹德国撰写了一些反对犹太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在1987年被一位研究德·曼的比利时学者奥特文·德·格里夫（Ortwin de Graef）发现，从而揭开了他的丑闻，而其本人在美国多年对此讳莫如深，连他在耶鲁大学的一些老朋友也无从知晓。二战结束后，在对一些涉及纳粹德国人士的审判中，德·曼并没有获刑。1948年，德·曼决定到美国发展；1949年至1951年，在纽约的巴德（Bard）学院教授法国文学；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于两年后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执教于美国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1960－1967），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67－1970）以及耶鲁大学（1970－1983），1983年12月21日因癌症去世。

保罗·德·曼的学术生涯应该说是在美国开始并逐渐达到高潮的。其前期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主体性、浪漫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范畴，受海德格尔、胡塞尔的影响比较大，这期间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现象学为主。20世纪70年代初，德·曼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到耶鲁大学，此时他已与德里达结成好友，两人合作将解构思想在耶鲁大学传播开来，此后德·曼成为美国解构批评的先锋人物，耶鲁学派的最主要代表。德·曼一度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且曾经与米勒以及哈特曼一起教授学生，迦耶德丽·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都是其学生。德·曼所教授课程与其文学解构实践密切相关：尼采的修辞理论（1971－1972）、雅克·卢梭（1972－1973）、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的语言理论（1974－1975）、反讽理论（1975－1976）、阅读与修辞结构、隐喻认识论（1976－1977）、黑格尔的《美学》（1979－1980）、黑格尔与英国浪漫主义（1980－1981）、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美学理论（1982－1983）、18世纪和20世纪的修辞理论（1983－1984）等。可以看出，这些课程全都涉及德·曼解构批评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除此之外，德·曼还就浪漫主义、修辞学等题目专门开设过论坛，并且经常到外校讲学（详见附录）。德·曼的主要著作有生前出版的《盲点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1970）、《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1979）以及身后出版的《浪漫主义修辞》（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1984）、《对理论的抵制》（The Resistance to Theory，1986）、《批评文集，1952－1978》（Critical Writings 1953－1978，1989）、《浪漫主义与当代批评》（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1993）、《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1996）、《马拉美、叶芝以及后浪漫主义的困境》（The Post-Romantic Predicament: A study in the poetry of Mallarmé and Yeats，2012）等，这些著述展现了德·曼从文学到美学再到哲学、从阅读到批评再到理论的一系列思考，反映了这位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理论的贡献。

德·曼作为20世纪末文学批评史上最活跃的批评家，也是最富争议的人物。喜欢他的人敬畏于他的原创性，他的分析总是那么言简意赅、富有哲理并引人深思，而痛恨他的人则称他为“恐怖分子”，认为他使批评走向了终结。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德·曼已经不再是一个辉煌的人物了，相反，由于其文章对语言指涉性的颠覆所造成的意义恐慌，及其去世后被揭露出来为纳粹撰写报纸的丑闻等种种原因，人们似乎已经将德·曼以及他的修辞解构思想边缘化了。然而，作为把解构思想引入文学理论的第一人，保罗·德·曼在20世纪美国文坛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德·曼甚至于病逝后仍获颁耶鲁大学人文学科的斯特林教席。德里达认为德·曼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贡献斐然，因为他“使得大学内外、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一切通道都重新畅通起来”。米勒更是断言：“假如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变成德·曼所期望的那种读者，人类公正、和平的千年……就会到来。”事实上，德·曼在文学批评方面确实颇有思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与德里达区别开来，他细致审慎的阅读、解构的思维方式以及从修辞入手丝丝入扣的分析不仅加深了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而且对语言学、哲学等问题的研究也颇有启发。

然而，德·曼的解构思想接受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在哲学方面，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看上去更为清晰，也更具代表性；而在文学批评方面，米勒的解构显得更具有可操作性，相比之下德·曼的批评则显得艰深晦涩。因而，国内外对德·曼的研究从量到质都显得并不尽如人意。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提到德·曼的时候，通常会断章取义地引用他几句耳熟能详的话，殊不知这些语句如果脱离了文本，就很难还原其本来的意义，这是因为他的文本分析之中涵盖了很多复杂的思想和理论，而且其分析方式也非常具体细致，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套路。德·曼的语言素养以及哲学功底使他的阅读和思考不仅涉及文学领域，尤其是欧洲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同时也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乃至当代符号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的思想理论置于他的视野之内。因此，正确理解和评价德·曼的思想就要将他放在历史、哲学、修辞学、文学批评、欧洲语文学以及认知这些学科的交叉点上，随着这些学科的时代发展来认识其修辞解构策略的总体思路。

第二节　保罗·德·曼研究传承

解构批评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七八十年代蓬勃发展，其热度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在这一时间段中，美国学界对德·曼的研究固然不少，欧洲学界对其接受和研究也是著述颇丰。在美国本土，除德·曼仍在世时教过的很多学生、同事以及同时代学者对他的研究之外，在他去世后也曾经掀起过几次对其解构思想研究的高潮：1985年，《耶鲁法语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针对德·曼专门制作了一期纪念版；1987年，德·曼在二战时为纳粹撰写的文章被挖掘出来，进而掀起了对德·曼的新一轮研究热潮——当然，这一时期主要以否定为主；2003年，也是德·曼去世二十周年之际，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曾在会议中专门组织关于德·曼的议题，他的学生、著名文学理论家、西方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斯皮瓦克做了相关发言，追溯了德·曼的思想从过去直到当时对她产生的影响；2007年，马克·雷德菲尔德（Marc Redfield）主编的文集《保罗·德·曼的遗产》（Legacies of Paul de Man）出版，涵盖了对德·曼感兴趣的学者、同事、学生等对其文本的研究，并且在序言中反思了其解构策略。由此可见，二十多年来，德·曼的解构批评思想仍在欧洲大陆和美国本土颇具影响和传承，其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在毕业后执教于各个大学，也已将其批评思想播撒到各地和人文学科研究者心中。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接受以及再生产也是多元化的，从而反映出德·曼解构批评思想的重要性，对其批评思想加以系统的整理和反思实际上也是十分必要的。遗憾的是，对德·曼的研究大多是以论文的形式或者章节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焦点、角度也各不相同，但是专门以德·曼为题的研究著述并不多，国外对德·曼的研究集中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德·曼前期对浪漫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的研究。这以奥特文·德·格里夫这位挖掘出德·曼为纳粹撰文事件的学者为代表。他先后出版了两部关于德·曼研究的专著：《危机中的平静》（Serenity in Crisis A Preface to Paul de Man 1939－1960，1993）和《巨人之光》（Titanic Light Paul de Man，1995），前者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德·曼1960年之前的文章，后者则探讨了德·曼从对象征主义到浪漫主义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德·曼《马拉美、叶芝以及后浪漫主义的困境》这一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诞生。

第二，关于德·曼作品中政治指涉性的研究。芭芭拉·约翰逊在《差异的世界》（A World of Difference，1987）中从修辞角度展开了对政治不可确定性的剖析，即从对文本中解构寓言的差异性分析转换到对外部世界的差异性分析，论述了解构与性别、种族等具有争议的问题，认为德·曼解构批评所持的语言“不可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修辞的政治》（Politics of Rhetoric，2000）细致地探讨了德·曼的作品中所提到的隐喻与转喻之间的转换，继而深入到雅柯布逊以及索绪尔对于隐喻和转喻（横组合以及纵聚合）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隐喻和转喻只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之结论，并以此结论探讨了索雷尔地区的罢工及列宁主义的政治策略。

第三，关于保罗·德·曼二战时为纳粹报纸撰稿等历史问题的研究。1987年可以说是研究德·曼的分水岭，此后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德·曼与这一历史问题的关系上面，很多人甚至指责德·曼的文本解构策略是对早期为纳粹撰稿之举的一种开脱。但是，德里达在其所著的《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Memoirs for Paul de Man，1989）中为德·曼进行了辩护。德里达、米勒以及哈特曼等人都对德·曼的过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德·曼作为理论家的贡献。沃纳·哈马契尔（Werner Hamacher）等人主编的《回应：论德·曼的战时新闻》（Responses: On de Man's Wartim eournalism，1988）集中了美国和欧洲的文学评论家及历史学家对德·曼从1940年到1983年间的文章，尤其是二战时文章的解读，涉及历史、政治、心理学到修辞学等各个层面，这些文章方法不同，风格迥异，观点相左，甚至针锋相对。

第四，关于保罗·德·曼对美学意识形态论述的研究。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所著《保罗·德·曼：解构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Paul de Ma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Ideology，1988），从哲学的角度追溯德·曼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政治和美学思想，全面阐述了德·曼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作者在其中论述了德·曼与新批评的关系：虽然新批评文本研究的细读法以及修辞诠释的运用给德·曼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新批评以语言自身拥有真理、文本自成一体的本体论前提是不可靠的，因为修辞研究表明文本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语言本质上的修辞性将文学与其他种类的文本化为一体，要严格地区分它们是不可能的。此外，作者还论述了美学意识形态是构建起来的，因而是可以被解构的。汤姆·科恩（Tom Cohen）、芭芭拉·科恩（Barbara Cohen）、希里斯·米勒以及安德泽·沃明斯基（Andrzej Warminski）等人选编的《物质的事件：保罗·德·曼与理论的后世》（Material Events Paul de Man and the Afterlife of Theory，2000）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德·曼审美意识形态论述中的一个关键词“物质性”，涉及的领域有政治、法律、绘画、性别差异以及科技理论，将解构思想运用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具有创新性。

第五，关于保罗·德·曼后期作品中关于语言以及修辞解构问题的研究。卢克·赫曼（Luc Herman）等人编著的论文集《（非）连续性：论保罗·德·曼》（（Dis）continuities Essays on Paul de Man，1989）论述了德·曼与海德格尔的异同以及德·曼的主要观点，指出文学文本与语言的指涉性之间的（非）延续性，《盲点与洞见》与《阅读的寓言》中批评方式的（非）延续性。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等人收集编撰的《解读德·曼的解读》（Reading de Man Reading，1989）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论述德·曼的著作中最为全面深入且最具启示性的文献。它汇集了多位解构主义批评家评述德·曼的论文，旨在探讨德·曼的修辞学研究如何把阅读理解为一种理论问题，以及如何解读德·曼关于意义阐释的问题。鲁道夫·加谢（Rodolph Gasche）所著的《百搭牌式的解读：保罗·德·曼》（The Wild Card of Reading On Paul de Man，1998）则真正深入地研究了德·曼的修辞解构策略中有关言语行为理论、哲学、阅读等问题，认为德·曼写作的随意性、独创性以及过于简洁是他招致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本书由于其具有特定的指向性及其深度，对于理解德·曼的修辞解构策略意义重大。马丁·麦奎兰（Martin McQuillan）所著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2001）简洁清晰地总结了德·曼六部主要著述的基本观点，如《盲点与洞见》中文学语言与误读的关系，《阅读的寓言》中修辞、阅读与解构的关系以及《审美意识形态》中政治、哲学以及修辞的关系等，并将这些观点与德·曼总体思路联系起来，从而为我们理解德·曼对文学研究、批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重要性和影响打开了一扇大门。约瑟夫·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的文章《对〈阅读的寓言〉中一个段落的部分“阅读”》（“Reading”part of a paragraph in Allegories of Reading）指出了德里达与德·曼解构的不同之处，认为后者在更普遍性的层次上论述了所有文本都叙述阅读的不可能性。阿卡迪·普拉尼茨基（Arkady Plotnitsky）收录在《物质的事件：保罗·德·曼与理论的后世》中的文章《几何与寓言：非古典认识论、量子理论与保罗·德·曼的著作》，将德·曼的认识论划归为不同于古典认识论而更倾向于量子理论的认识论：量子物理场中，任何事情都是完全没有保证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也是德·曼认识论的原理。

此外，还有很多散见于解构思想研究中关于德·曼的文章，涉及其研究的方方面面，如历史性、内在化记忆，等等。2007年出版的文集《保罗·德·曼的遗产》，汇编了对德·曼关于阅读、历史、文学教育、理论和物质性以及审美研究的若干文章，重新挖掘和总结了德·曼对美国文学批评的贡献，说明了德·曼的解构思想已经成为美国学术生活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文章比较宏观，主要是对比耶鲁学派几位教授之间的批评实践，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1982）中对解构思想进行的论述及对德·曼文本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

国内学术界的解构批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翻译国外作品到自觉理解并运用解构思维策略的过程。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解构的译著和文集，其中有李自修等译《解构之图》一书，收录翻译了保罗·德·曼部分关于解构批评的代表性文章；米勒的《重申解构主义》以及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荒野中的批评》等汇集了两人具有解构思想文章的著作。新世纪以来，朱立元主编了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其中有德·曼《阅读的寓言》等，为国内的德·曼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近十几年来，对耶鲁学派的研究渐趋深入，学术论文的刊发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盛宁曾在《后结构主义批评：“文本”的解构》中概括总结了德·曼的地位、特点以及贡献。1992年，陆扬撰文《意义阐说的困顿》中，论述了德里达的思想方法或学术风格在耶鲁学派的思想家中得到体现，即哈特曼、布鲁姆、米勒代表了解构主义的自由风格，德·曼代表了一种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2000年，郑敏撰文将解构主义研究分为三部分：1968年，德里达首次在巴黎发表其解构思想演说所引起的影响；耶鲁大学创立保罗·德·曼为首的耶鲁批评学派及其特点；1987年保罗·德·曼受到严厉批判及德里达研究呈现的新动向，解构主义反西方文化的中心主义对中国在21世纪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同年，徐珂在《系统思维与解构思维之比较》中探讨了系统思维以及解构思维方式的异同，并提出二者可以互补，以共同推进思维科学的发展。2001年，在金惠敏对米勒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中，米勒提及把解构论称之为“修辞性阅读”，即一种探寻文学语言别异性或另类性的方法。米勒认为，在德·曼与布鲁姆或者哈特曼的著作之间，差别要远远多于相似，只是他们的工作都这样或那样地属于“文本方向”与“语境方向”。而文学研究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朝着某种“修辞性阅读”的转变：这一“修辞性阅读”，最低限度地说就是关注语言的修辞性维度，关注修辞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这不仅包含对象征、隐喻、转喻的关注，还包括对反讽、寓言等修辞的深度解读。这一番话提出了“修辞性阅读”的重要性以及德·曼在后期著作中对语言修辞维度的关注和深入思考，也表达了米勒对解构思想中“纯粹的认识性”以及“创作性责任的肯定”。

2002年，萧莎在《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一文中对解构批评进行了剖析。她指出，解构主义语言论与解构主义批评并不是连贯、一致的整体；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反形而上学假说，注定要与实证习惯内的批评实践脱节。其中，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虽以解构的术语装备自己，实则违背了解构哲学和解构逻辑。譬如，保罗·德·曼的“不可读”指的是文本中语法与修辞二元对抗给读者造成的无知、无解，其学说也是二元对抗思维的成果。同年，李红在《德里达与耶鲁学派差异初探》中提出，学术界常把德里达与耶鲁学派一起称为解构主义，忽视了二者的区别。耶鲁学派关注较多的是认识论问题，即语言究竟是指涉性的还是修辞性的。德·曼认为语言把认知与行为分开造成了直言义与比喻义之间的模糊不清，修辞是语言的真正本质，修辞性的存在破坏了语言的逻辑和语法。语言的修辞性导致了批评上的盲点与洞见。对德·曼而言，解构阅读就是要找出修辞张力怎样使逻辑和语法被其暗含意义所破坏，从读者的有利地位发现批评家盲点之后的洞见。

近几年来，对保罗·德·曼修辞解构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逐渐展开。2006年，王广州发表了对德·曼研究述评的论文，集中概括了国外对德·曼进行的研究，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分类。周颖曾就《盲点与洞见》里面的修辞进行了分析，还对德·曼从主体性到修辞性的转变做了研究，并且从索绪尔符号学的概念出发辨析了解构的关键词“异延”与“寓言”。另一位较为深入地研究德·曼修辞批评的是罗良清，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寓言理论上，认为寓言理论从狭义上说反映了语言的隐喻特征，从广义上讲也以其否定特性瓦解了意识形态。2009年昂智慧出版了关于德·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著作《文本与世界》，书中阐述了德·曼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理论，论述了德·曼的否定性语言哲学，其中一章涉及对整体性进行瓦解的寓言理论，这是国内少有的专门论述德·曼解构思想的书籍。2012年罗杰鹦出版专著《本土化视野下的耶鲁学派研究》，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对耶鲁学派的阅读理论做了总结，并将四人的阅读法进行了比较，其中的阅读实践分析涉及布鲁姆与米勒颇多，没有重点强调德·曼的解构实践。

综上所述，国外对解构思想的研究已经不再像20世纪一样集中，对于耶鲁批评家德·曼的研究更多涉及政治、历史、审美意识形态，而对修辞解构策略的研究重点则落在了以文章的方式对其进行阅读和解构，尤其是代表修辞解构的关键词寓言上面。国内的研究从德·曼与德里达的对照，到对其语言哲学的梳理以及寓言的阐释，已从全面的书评开始走向专题的研究，而且也步入了对其理论进行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阶段，研究对象开始深入解构策略的内核。尽管关于德·曼的研究很多，但是很多研究者忽略了德·曼前期对浪漫主义修辞进行的质疑是转向后期从修辞着手进行解构的直接契机，也忽视了对德·曼一再强调的包括转义修辞以及劝说修辞的解构策略进行系统的梳理。因此，本书拟对德·曼的解构策略从修辞学的维度进行梳理、整合、阐释和评价，期望通过研究能够对德·曼的修辞解构策略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认识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从而拓宽了批评的视野。本书将聚焦于德·曼对转义修辞和劝说修辞的认识（这其中包含了对象征、隐喻、寓言、反讽等转义修辞的认识以及劝说修辞中言语行为所导致效果的认识），修辞对文本进行解构的方式，以及德·曼解构策略的洞见和盲点。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尽管对保罗·德·曼这位美国最重要的批评家的研究已有很多，其文本解构策略却依然像谜一样萦绕在力图挖掘解构奥秘的读者心中。其文本中所牵涉的种种跨学科的术语，其所阅读的哲学以及文学文本，所涉猎的作家之多以及批评家之多，都不禁让人望而却步。尤其是德·曼的解构策略是从修辞的角度进行的，这就使我们不禁要问：其解构思想为什么与修辞相联系？修辞是怎样成为解构策略的？他是怎样阐释并运用修辞学术语的？修辞与批评是如何发生关系的？虽然其作品中对意识形态、历史等问题都有着独特的见解，但是这些解构策略的基本点仍然在修辞本身，因此，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回归德·曼解构批评的基本点，从修辞的角度进入德·曼的研究，以此为中心线来贯穿其整个解构策略。

本书将对德·曼从修辞意义上进行的解构做较为全面系统的阐释，即将主要从其对批评、修辞、解构、认识、文学、语言等问题的理解着手，追溯其理论来源，从修辞的维度来呈现其解构脉络和策略意义；再现其解构批评与修辞认识的接合方式，正确认识在哲学、语言学以及符号学发展的当前语境下，德·曼对转义修辞和劝说修辞的再认识，以及这种再认识的合理和不合理因素；对德·曼解构策略的洞见和盲点予以总结，认识其对哲学、语言学、修辞学以及文学阐释的独特贡献和价值。如此，一方面，可以展现德·曼解构思想的连贯性，对其修辞解构策略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另一方面，可以还原修辞在文学文本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将视角定位于德·曼解构策略的关键词——修辞。首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将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与其解构批评策略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清理，认为他从新批评那里继承了细读的方法以及对修辞的关注，但质疑并颠覆了新批评的有机整体论；他从结构主义那里获取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并将符号学中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以及系统内部的差异性两个特征用于解构结构主义的系统稳定性以及系统中的二元对立。其次，对其论述修辞与文学的关系、修辞与认识的关系、修辞与语法的关系加以整理以及阐释，为理解文学解构策略打下基础。再次，从转义修辞和劝说修辞两个方面重点阐释德·曼修辞解构策略的全貌：象征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修辞格，反映了将主观与客观同一化的符号过程；隐喻则是伴随语言而生，语言符号对客观现实的指涉性是隐喻性质的，因此通过语言对现实的认识也是隐喻性的；寓言由于它的时间性和差异性特征代表了与象征截然相反的辞格，文本首先体现了指称的失败，由于修辞无法受到语法和逻辑的控制，因此文本意义是不稳定的；文本也是不可解读的，它述说的只是阅读失败的故事，是阅读的寓言；反讽是经验式自我和反讽式自我的共时性存在，反讽的结构呈现出分裂性、非自我认同性以及无限的反省性，反讽中的辩证正是其最重要的特点，这种辩证是一个无终止的过程，不会导致最后的综合和统一；言语行为理论由于言内行为向意图性言外行为和效果性言后行为的延展而被德·曼用作解构劝说修辞以及哲学文本的策略。德·曼的洞见在于通过对辞格结构的分析和言语行为理论对劝说修辞的理解提出了修辞解构的策略：通过挖掘转义修辞的特质，再现其背后的思维方式从而得到了修辞认识论的主张；传统修辞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结合拓展了修辞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空间。但德·曼在获取洞见的同时也昭示了自己的盲点：无限缩小了语言的指涉意义，扩大了语言的修辞意义，否定了语言的相对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