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之一 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

有清一代二百七十年间的诗歌，以其绚烂丰硕的盛貌，焕发着作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所特有的风采。清代诗歌卓具的深广的认识意义和丰富的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

所以，清诗应该有其自成体系的学科建设，它有理由拥有自己的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

然而，尽管近十年来学界对清诗的认识有所推进，但从整体看，该领域的开掘和研究是滞缓的。无论其涉及的广度抑是深度，均与中国诗史的这一不可或缺的组合部分极不相称。

清诗研究所以滞缓的原因很多，例如：这本属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但迄今尚无一部汇辑整合的总集，因而连清人诗究竟有多少，几乎谁也说不出比较准确的数字。至于数以万计的诗人的行年、心迹以至他们具体创作实践的氛围背景，由于陌生伴随缺略俱来，于是讹误和舛乱丛生。面对浩似烟海的研探领域，诚非少数有心人在有限岁月里得能窥见全豹、把握总体的。可是，倘若不去尽可能地对清代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一番梳理和整体审视，仅仅依据前人的选本或诗话来品评描述一代清诗，那末势必又将导致虽似化解了陌生感，却转而陷入种种门户纷争和艺术偏嗜所织就的理障。中介精芜杂错，焉能借以探骊得珠？由此而言，这里既需要队伍，更需要时间和足够的前期准备，以期获得较为完备的整体认识，并不断清理去诸种偏见和偏嗜，从而勾勒或寻绎出清诗演化的史程来。

在缕述阻滞清诗研究的诸多原因，特别是关涉理障成见时，不难发现，长期起着很大阻滞作用的要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的提法。

由于这一观念不断地被推崇和延伸，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某一文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终于导致原本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一部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之著。于是，秦汉以下无文，三唐之后无诗，两宋以还无词云云，被引为权威性定论。因此，即使某些中近古文学史专著，虽也偶及唐宋之后的诗文词，无非只是聊作陪衬，略予点缀而已。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对某种文体在特定时代所呈现的辉煌成就加以褒扬和强调，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史实。问题是如果这种褒崇被强化到割裂历史、支解整体的地步时，则必然会导向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误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架构任何定于“一尊”的格局都是非科学的，其本身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程实际。可是这一观念的影响却是如此深远，清诗的长期遭轻忽，诗史上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的荒疏冷寂，不能不说其致命的原因之一在于此。

事实上，无论就文学的功能性还是文体持续发展的整体性而言，清诗所别具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文学的功能性，集中起来看必然首先归结到其对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力上。这种表现当然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而且，毫无疑问乃是透过作家们各自切实具体的感受而后的艺术折射以出。作家诗人们笔底的任何哀乐悲欢，均导之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体察辨味，他们的心绪情思的涟漪波澜，实即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众生相和人格化了的自然环境在心魂深处激起的回应。因而凡是赞颂、抨击，怡悦、悲怨，哀生、悼逝等等，莫不是他们对现实生活所独擅的是非、美丑的评判形态。

唯其如此，任何文学文体的功能性不仅不会一次性完讫，而且一次性造成阻断前景视野的障蔽性峰岭现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认识和表现对象，也就是由人的群体组构而成的社会生活固然是持续不间断地在运动推进；而推促社会发展的人（包括作家诗人群）本身也同样地在这种运动中不断完善着自己。人的智能、人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力，无疑是处于愈益提高和增强过程中，人的情感体验度更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愈见灵敏和深细、丰富。前者是承续的积累，后者则是演进中的深化。尤须注意的是，基于这样的积累和深化，人对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必然愈趋强烈，意识更明晰。封建的历史行程又严酷地证明，以皇权为标志的庞大的统治网络以及统治者的王霸措施，均未游离于整体社会的运动轨道之外，而是恰恰也在共时演进。封建统治愈趋入后期，其网密法酷，其阴柔和暴虐心性亦远超前代。于是统治与被统治、官与民、朝与野、人与非人之间的扼制与反扼制的冲突，毋容置疑地随着时空的推迁而益显得尖锐激烈。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随人在积累和深化过程中同向递进的，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文学既是人学，那么，处于文化高层面上的文学范畴中，诗堪称文化精神的高远氤氲形态。作为人的心灵波段的文化载体，诗在表现社会尖锐激烈的冲突时，其功能正与时空推进成同步。

当对文学的包括诗的功能略作寻绎及辨认后，就不难发现：诗人所表现的“我”，以及其所表现的自身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空里的社会生活现实，必皆是嬗变中的人和现实。因此，文学表现的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性应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容背弃的论旨和应该恪守的原则，尤其是断代文学文体史学者应有的共识。是的，视文学创作为自家心灵寄托的诗人作家们，他们“这一个”的生活体验、情感触发各有独异之处，有着固有的不可移易性。所以，凡独立的作家均有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而卓特的成就非凡的作家尤非异代同行所能取代之。文学功能之所以不衰，从深层看，其实仰赖于他们的贡献良多。

由此而言，今天人们要认识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历史，要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认识和探讨活动于封建末世的各色人物，特别是认识和探觅知识阶层的核心实体“士”的精神状态、心灵底蕴，除却史乘文献外，还得借助于这近三百年间留存的文学成果。就文学范畴讲，单靠小说或戏曲的研究想把握大文化背景前的一代人事演变，显然是远难企及的。这不仅仅从一般意义上说各类文体的不可替代，重要的还在于“乃心声”的诗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后，已广泛普及地为封建文人所掌握。承续明代，清代诗人在思想、学术、审美诸方面综合智能的全方位高涨既是空前的，那么这种高深度的文化教养体现于诗创作时，不单是强化了反映生活、表现情思的直接简捷性，强化了与现实社会倏忽多变的相适应力，而且在抒情功能的充分发挥上也愈显得轻灵敏捷和细微深入。因而清代诗歌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灵跃视野，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提供着宏富的认识参照系。

所以，虚悬一个“唐诗”或“宋诗”的标杆来绳衡清诗，乃是削足适履之举。至于以之来贬抑一代清诗的价值，更属对事物“因”、“变”规律的悖背。今天的文学史家没有理由步随前人再去踩“宗唐祧宋”之类的泥淖。

只要不存偏见，清诗在表现特定时代的功能性上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应是不难考见的。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串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当然，从历史际遇来看，这末世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也每多前朝前代所未曾经遇的。举清代史事之要，大略有：明清易代之际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及交相杂糅；战火频仍，民众固是水深火热，士子们亦或彷徨失依或进退维谷，顺治一朝为稳固爱新觉罗皇族政权而迭兴“通海”、“科场”、“奏销”三大案狱，于是一种前所少有的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愤激、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缠绕紧裹着南北各层面的知识之士，从而更变着相对稳定于明代中叶以来的文化族群结构。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从而生发出别一种华夏文化的氛围，考据之学应运而盛兴。紧接着嘉、道之际的衰颓之势而来的，则是以鸦片战争开其端的真正的外敌入侮；继之又是远较前此的白莲教等起义猛烈的太平天国燃遍山河的烽火。这些事件从不同层面严酷震撼着全社会，憬悟或惊醒了大批封建文人中的有识之士，预兆并肇启了华夏民族历史的新的兴变更替。

清代历史的演化有其特定的走向，而清代的诗歌在表现这历史行迹时所发挥的功能是卓特的，相副其使命的。即使某些层面上形若隔代，考其实绝不能作简单类比。

例如满族统治集团挥八旗铁骑入关，君临中华，依传统观念视之，此乃又一次以“夷”治夏，颇似金、元之灭两宋。然而，相似原非重复，清王朝入主关内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恩威兼加、宽猛相济的手段，以及调动和利用满汉集团矛盾，并于以满制汉的同时又广泛运用以汉制汉策略，显然远较元蒙统治者及“后金”的先祖高明。而历经明代发展并变易了的儒教理学之熏陶，加之明朝中叶开始振兴的城市经济生活的教养，明清易代之际几辈文化人士的心态和素养也迥异于南宋之末的士人。至若自明末趋于极盛的兼政治与学术为一体的结社活动所产生的深广紧密的社会群体网络，其影响力也非短时期内能击散，于是在清初各个文化层面上所展现的复杂景象，更为前代史实中罕见。所以，甲申（1644）、乙酉（1645）之际和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胜国”遗老和抗清志士们所抒露的情怀，已非南宋末年忠贞之士所能比拟。以诗人言，顾炎武、阎尔梅、钱秉镫、屈大均等的诗以纪史、诗以述怀的艺术造诣固非南宋遗民诗人们所能企及；吴嘉纪、方文、邢昉以及冷士嵋等一大批“布衣诗人”的心歌，也远胜宋末江湖诗群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说“遗民”诗群多少还可寻绎出某些类比之点的话，那么鸦片战争的外夷入侮，亡国之危迫在眉睫时触发的心声堪称史无前例。面临“亡天下”之势，顾炎武当年所昌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论，作为整体性民族精神，从此普遍激发于诗人们的歌吟中。一团灼热的赤诚心气凝结在诗的王国，谱成了中华诗史上最称瑰丽之一章，精诚延绵，直至于现当代。至于太平天国战争威力之宏肆，烽烟迅猛四披，更不是黄巢以至李自成揭竿之举可并论。天国烽火自粤西燃起后，经两湖沿江东下，打击主要在东南，这对封建末世王朝基石的撼动，对封建秩序的破坏是致命的。其对文化领域荡涤也空前酷烈，它既惊恐、悸怖着各层面的文化人，又在这氛围中激活起他们对自身生存的思考。这种心态深层变化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文化史、“士”的心迹演变史、思想史的极为重要的稽考命题。此一时期的诗人大多际遇不幸之甚，他们辗转在剧烈震荡的生死波谷间吟唱不绝，是又一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史诗心音，从而为上述稽考提供着丰富的史实。

不仅如此，于号称“承平”之世而偏多悲凉之歌，又是清诗所拥有的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或隐晦，或畅朗，或激越，或冷峻，吟哦着与“盛世”极不谐调的心曲，这在康熙一朝以至自诩为“十全王朝”的乾隆六十年中代不乏人。此中既有被庙堂势力抛弃而转以“匹夫”自任的赵执信一类诗人，又有以黄景仁为典型代表的寒士诗群，更有隶属“八旗”世胄的马长海、李锴之属。这是一批夜笛横吹的歌手，程度不等又风格各异地组构成为清代特有的在“野”的诗文化群，从而与朝阙庙堂诗群适形成离立之势。关于清代诗史上严重弥漫着贵族化的御用气、缙绅气之雾霾以及以“一尊”制约诗坛的背景史实，下文将专节予以介绍。这里只是指出，草野诗文化群的不绝如缕地呈现，正是特定时代的情绪激射现象，是时代陶铸了一批诗史英才和文化精华。其所具有的认识意义，事实上已不止于诗的范围，对考察诸如曹雪芹这样的文化巨子的出现，正有着重要的助证和参照价值。须知历史上的戏剧或小说家并非专司其事者，无论名于世还是淹没于史的作手，莫不备擅于诗文，且精工非同凡常。把原本多才兼能的文化巨擘分割成一个个枯燥贫乏的似乎只会编剧本或讲故事的人，实在唐突了古之才人，也不可能说清楚何以会有如此高妙造诣。

以上简略例举，诚不足以概见整个清代诗歌的功能价值。但管窥蠡测，当已可表证清诗有其非前代诗歌或别种文体所能包孕和替代的深广内涵。清诗，有它自具的生气和命脉。

然而，文学研究并非历史研究的补充，更不该是后者的附庸。对清诗认识意义的强调，本意原非为推荐史乘价值，而只是着眼于其诗功能之发挥，以佐证一代诗歌价值的某个侧面。是的，这只是一个侧面。清诗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中国诗史发展过程中整体构成的不可或缺部分。

我们华夏之邦素有“诗国”之称。中国古典诗歌兴变衍续、转替发展的进程，曾焕发着无比瑰丽的神采，诗的历史长河既波澜壮阔又千姿百态。诗史的宏伟性和丰富性，原由她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独异性和多样性构建成，脱卸去任何一个阶段，必将损伤其完整性。严肃审慎的史家不会容许一个细小环节或支脉考查的草率敷衍。很难想象，言中国古代诗史竟可舍弃其最后三百年的组合部分，更何况这里储藏着丰富的“因”、“变”信息，体现着大诗歌史的各种流变的后期轨迹。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有自身兴衰起落的过程。这种兴替过程，除去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变迁、语言习惯的转换以及审美观念的更递等因素外，更有其本身特性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起着作用。问题是这种演化极其缓慢，它并不与社会的改朝换代成同步，相反，倒是往往在形似衰弱之时，竟又老树重花，旧枝新芽。文学史上此类回黄转绿现象，很不少见。

古典诗歌，以形式言，由四言、五言而七言，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当五七言古近体形态基本稳定，特别是近体格律诗的形成，由于在有限句式中蕴有无限容量和灵巧机变性能，所以经巨匠高手运用时，便有无数珠玑般绚丽篇章源源涌出，生命力旺盛之极。这种形式到唐代达到最为纯熟的佳境，但唐诗的辉煌，并不意味着从此将滑向衰竭低谷，此中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诗史表明，古近体历经宋元明三代，生意仍盎然，虽然在衍进中屡有变易，可这变易恰是活力增添的一种合理运动。

但是，在唐宋诗面前，特别是有唐诗这座丰碑而兼偶像的矗立，后代诗人要在这诗的国土上立足措手，确已大为不易。丰碑足资仰慕，是激活心志的精神财富；偶像则会成为沉重包袱。这对后来者无异是严峻的考验，同时何尝不是对五七言形态的诗的生命力的严格检验。所以，从史的角度看，此中也有幸与不幸的问题在。唐宋以后，传世或默默无闻的诗人多至不可计数，在丰碑和偶像之前歧途迷茫者也一批又一批。以清代数以万计有诗流传的作者来看，其间抱残守缺、挦扯古人旧衣衫而自诩“唐音宋调”的平庸之辈同样车载斗量；然而，诗艺高超的有识之士仍为数众多，以“学古”作为舟筏，登岸舍筏，学而不泥，他们不甘心匍匐老死在前人脚下。这是一批最善于总结前贤得失，独具慧眼，力求创辟一条新路来的才智佳士。诗正有赖于他们的自谋生路而延续着强劲的命脉，中国诗史也终于得到灿若豹尾的结束之章。

明人在诗歌的“因”与“变”的问题上留给清人的影响和教训空前地深刻，故清代诗家中目光敏锐、头脑冷静者也特多。譬如“与其假人余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领一队”，这是薛雪《一瓢诗话》转述叶燮的教诲之语^[2]。其实持此观念的在叶氏之前，以及后来的袁枚、张问陶、郭麐、江湜、黄遵宪等，各流派诗风的群体中均不乏其人。“甘作偏裨”，这四字颇似气概狭小，可这需要有几多勇气和自信力始敢言之，已非后人所易理解。因为声称蔑视“妄僭霸王”，既是对鼓吹“诗必盛唐”的明代前后七子构筑的诗坛宗庙的否认，也是对朝堂导引的正宗的“一尊”观念的逆反。“甘作偏裨”意味的是分道扬镳，所以，一旦置之于具体的王权统治的大文化背景上，必能掂出其斤两来，进而也足能体察“自领一队”四字的昂扬奋发的自立意识。他们谋求的是从“唐宋”的旗麾下走出来另辟阵地。

“甘作偏裨，自领一队”，是诗歌史后期演进的大关目。清诗价值固应沿这视线深入开掘，一代清诗之所以波澜层叠，精芒迭现，其基本的活力机制其实亦正源自此。所以，要论诗史贡献，绝不能舍此关目而去复述前人似唐似宋之争辩。

由此就能理解，清代诗论研讨之风的空前炽盛，正是诗人们急切寻绎、谋求诗的生路和自己的位置的行为表现。因而，如果仅视之为纯理论辨析或只是前贤的诗艺的总结，那是误会。历史上的诗论家从来与诗创作的实践不分家，每是一身而兼任之，如同选家本就是诗人一样。他们往往借助对前代诗人或诗风的褒贬取舍作为基石，张扬一己的审美倾向，以树旗号。此种风习在明代已很盛，到清代尤为高张，真正构成了堪称百派分流、千帆竞发的局面。这无疑是生机蓬勃的景观，尽管其中仍不无还魂草般的身影，也还有迷恋陈迹的角色，但并不妨碍理论和创作共荣的“变”的行程。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的迁易从来只是在衍变中积成。诗史行程到清代尚未到突变阶段，然而渐变岂非生命继续跃进的表征？新的机制事实上已在此中增生。不能设想，没有清代诗人的正负两方面的渐变积累，新文化运动中的报春之鸟的新诗得能“从天而降”！

论述至此，有必要略辨诗史与诗话史、诗的观念变迁史之间的关系。无论就概念还是按史实言，诗论观念和诗歌思潮，都是诗史整体的组合部分，所以诗歌史必然将融入史程的流变中。因为诗的流变过程，原是创作实践和理论观念的共振运载历程，诗人与诗论家原属一体，如上所述。但是，诗史作为通史，又命定地没有取代专门史的任务，它只是汲取关涉史程全局性的史料，以佐证流变的进程。诗话诗论，在这里与诗创作通同作为一个诗人的整体行为表现的史实，置之一代诗史全流程背景下显示其历史的功过。所以，游离于诗史背景的诗话诗论的专章论述，实无益于整体观感，凡揭示不了“因”、“变”史程的，均系枝蔓而应删芟。

在总体上辨认清诗的功能价值后，就有可能具体地审视这一代诗歌的多方面的认识意义。

先说诗的题材开拓、充实以及诗体容量拓展方面的贡献。无论是山水诗、怀人诗、爱情诗、论诗诗还是咏物、咏史、田园、怀古等类诗，在清代均有长足发展。以山水诗言，视野的拓展，审美的深入，缒幽凿险地贴写难状之景的高妙，均是前代山水之作未曾企及的。一部中国山水诗史，倘简略了清代山水诗，未能予以宏观到微观的研究，必将是残缺不全而令人遗憾的。又如怀人诗，即那种成组连篇的怀人绝句，只是到了清代才出现大量定型的创作。从清初王士禛起，数以百家、多逾万首的怀人诗，题材涉及抒情述事、传人记史、论诗谈艺，诗味浓郁而足补史乘。以晚清刘履芬《古红梅阁集·旅窗怀旧诗》七十首为例^[3]，可说是咸丰、同治年间东南诗坛艺苑的最直接的珍贵史录，关涉到数百个文艺家的行年足迹。这种在四句二十八字的七绝中综合情、理、事为一体的形式，应是历代小诗研究或“绝句诗史”的一宗重要考查对象。至于大型组诗，包括五七言短古形式的组诗的成批涌现，则是清代诗人对诗体容量、诗形态改造的一种有效的实践。其于古典诗歌的体裁以至韵文结构渐趋老化时所进行的弹性新变尝试，实为诗体诗式研究提供了后期嬗变现象的参照。

如果从专题诗史角度谈清诗的价值，那末，数以千计的清代“闺秀”诗人的涌现，可说是中国妇女文学史最为重要的史实了。女性文化的大量投入，女性文化的觉醒，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所以，“清代妇女诗史”无疑应是有志者填补的一项空白，而清诗则是足资人们开发的宝藏。

又如，八旗诗人群的崛起，既标志着满汉之间文化交融的成功，又反映了两个方面微妙的呈逆向状态的效应。一方面是满族贵族作为统治集团，其皇权集团力图制约诗文化以增强“文治”之功；另一方面则逆效应却也同时发生，高压下的离心现象无例外地见之于这居统治地位的群体族群中，诗歌成了他们心灵情结的抒露之窗。这种华夏民族之间文化同步共荣盛况，于诗史上固属罕见，它对文化史的宏观把握也具有独特的意义。八旗诗群才华卓特的创作实践，是亟需一部专史来论述的。

此外，寒士诗、僧人诗、画人诗、匠工诗等等，遍见于清代诗的总集、选集、别集及诗话、地志、家乘中，数量既极可观，内涵也至为丰富。凡此均为清诗增添了一层层独异色彩，亦无一不可独立成史。作为通史型一代诗史，当然必须涵盖及这些方方面面，但又不可能囊括所有专类诗史，难以尽显其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为此，特深深期待于清诗研究的同道。

清代诗歌作为文化集合的一个高层分支，它的认识价值表现在文化性格上还应提到地域性特点和文化世族现象。

孔尚任《官梅堂诗集序》有这样一段概述：“吾阅近诗选本，于吴、越得其五，于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于秦、晋、巴蜀得其一，于闽、楚、粤、滇再得其一。”^[4]这是文化地理之组成部分的诗文化地理分布的数量评估。孔氏在清初评估的上述百分比，容或有失误处，但大体是准确的。问题倒不在于评估的结论，它的意义主要是揭示了地域文化的客观存在事实。

文化的地域分布差异，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差异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消长变更，变更正表示文化的推进。以江、浙、皖为主体的东南地域自南宋以来已成为文化的密集中心。到明代前中期，东南内部发生过变易，以诗歌言，吴、越二地重心曾几经相移，到清代则又有新的变化。地域文化的演变，与政治、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文化群的集结和活跃的差异，标志着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层面的各异风貌。就文学范畴言之，由地域命名的流派明代已多，但最为兴旺的则是清代。

地域文学流派的兴衰，每决定于文化世族的能量。这种世族群体网络把亲族、姻族、师生、乡谊等联结一起，组构成或紧密或松散的文学文化群。于是，地域的人文积累，自然气质与具体宗亲间的文化养成氛围，以及家族传承的文化审美习惯相融汇，形成各式各类的群体形态的审美风尚。清代诗歌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这对中国诗歌流派史研究固然极为重要，就是近现代历次变革中各个层面上的文化群的嬗变，以至文化因子的播发，也都能从地域诗群、家族诗群的心态透现中沿流探讨到历史的足迹。

除了上举数端可补清诗价值的认识外，最后拟从风格学角度再略加叙述。

中国有理由建设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风格学。风格学的建设并非纯属理论研究的事，如果没有全面深入的文学史和文体发展史研究的基础，风格研究最易导致空泛或琐碎。清代诗歌所呈现的宏富的风格品类，是文学风格论可资参酌的可贵养料。

风格是发展的，在发展中竞出，也在发展中更变、繁兴，它同流派一样，均属在运动形态中获致生命力的精神事物。所以，诗的活力的延续，也就是风格更新、添增的不断持续，由此而言，风格演变史从特定意义上看也就是诗的发展史。既然诗的生命维系于勇于自立的诗人，那么，卓特的诗人莫不就是各标风格的创辟者。前曾提到，清人对诗史景象颇多持冷静手眼，具体体现主要是较强的自觉意识。一个诗人的风格构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先天禀赋如个性、才情等等和后天社会属性的教养、学识、阅历、遭际等相融汇而成的艺术审美精神体。其形成过程初始每多在不自觉状态，似得之有意无意间。其实，一种选择性行为心理始终或隐或显地存在并支配着创作实践过程。历史愈发展，愈悠长，可供参资的前贤模式愈多，这种选择性以及由此派生的跳脱、超越欲望也愈强。于是，从前存模式中放出眼光，各取所需并予以嫁接、胚变，以至于补前人之所缺的诗人代不乏人。这当然是一批属于善于取去、精于抉择的精英人物。

清代诗人的力求自立的心性，很突出地表现即在善于“补”。顾翰《拜石山房诗钞》中的《补诗品》二十四则^[5]，就是对唐代司空图《诗品》的续补。不能轻易视这类文字为词藻游戏，倘若缺乏客观存在的实践中所见的繁多风格品位，没有悉心体味、细加辨析的工夫，是不可能有此众多的增补的。值得注意的也是耐人寻味的是乾隆“后三家”中的孙原湘的“补”一则诗品，其《天真阁集》卷十八有《幽秀一章戏补诗品》一篇：

万象回感，素心自闲；

无人与期，独往空山。

老树挺秀，春情未删；

冥鸿响寂，碧云孤还。

太华在眼，芙蓉可攀；

游精八极，不知人间。

孙子潇这则《幽秀》补得怎样？暂可不予具体讨论。孙氏自说是“戏补”，但他并未删出集外，可见诗人是珍视自己的艺术思考的。自觉地思索，时时想补前代所未有，这无疑是一种进取精神。清代诗人在艺术殿堂上的位置，主要正是以此争获的。

史实表明，清诗的风格创造所填补的诗品品位之缺，远不止“二十四”之数。要在一部断代诗史中尽展所有群星映辉般的风格景观是困难的，但数以百计自擅风貌的诗人们的艺术品格，将必能与前代诗界名宿一起整编成诗的百丈长卷，以他们心魂织出的神采为中华民族的文学风格长廊的建设献添特有的色调。

“老树挺秀，春情未删”，孙原湘《幽秀一章》中的这八个字似正可移来作为对清代诗歌的价值认识，故权以此结束本书绪论之一章。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梁启超著于民国九年之《清代学术概论》则更以为“清之美术（画），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云云。

[2] 薛雪《一瓢诗话》：“昔吾师横山先生云：‘窃古人窃之似，则优孟衣冠；不似，则画虎不成。与其假人余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领一队？不然，岂独风雅扫地，其志术亦可窥矣。’”

[3] 刘履芬《旅窗怀旧诗》见光绪六年（1880）刊《古红梅阁集》卷第七。刘履芬（1827—1879），字彦清，别字泖生，浙江江山人，刘毓盘之父。

[4] 见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又，同卷有《古铁斋诗序》云：“考三代以来，江以东无诗，所谓楚风者，乃在方城、汉水间。汉魏之言诗者，南弱而北盛，至唐宋始相均。近则吴、越、七闽，家弦户诵，可谓南盛于北矣。”

[5] 嘉庆庚午（1810）刊本《拜石山房诗钞》八卷，其卷六《补诗品》，小序曰：“余仿司空表圣作《诗品》二十四则，伯夔见而笑曰：‘此四言诗也。’因掇而登之集中，以备一体。”顾翰（1782—1860），字蒹塘，江苏金匮（今无锡）人，顾奎光长孙，敏恒子。伯夔，杨夔生（1781—1841）之字。夔生系杨芳灿长子，与顾翰为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