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面向世界的对话者

在当今中国，比较文学已经日益走向成熟，成为人文科学研究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毫无愧色地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事件，同时也使长期以来以西方为重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真正具备了东西方合作对话的现实可能。这一切，都与一位杰出女性的努力密不可分，她就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顾问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执行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等。这些与成就相伴随的头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乐黛云教授这样一位中国女性却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贵州。17岁那年，她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在母亲的支持下，她只身来到了京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21岁的乐黛云毕业留校，成为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在教务之余，她师从著名的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王瑶先生，研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年轻气盛的她，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书籍，立志在当时尚处于初创阶段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一番成就。然而不久，这一切被突然中止，她跟她的同辈人一样，走出校园，重归土地。等回到学校，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光。7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学招收了一批留学生。乐黛云被分配去教留学生班。谁知就这三年的教学，改变了她后半生的生活，也续上了我国比较文学30年几乎中断的血脉。

为了给外国留学生讲好每一节课，她大胆突破了当时只能讲鲁迅作品、《金光大道》、“样板戏”的单调枯燥模式，对留学生们讲起了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乐黛云先生还进一步探究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并进而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如何被误解而变形的演变历程。比如，在接触尼采的过程中，乐黛云发现这位以“重估一切价值”震撼五四文坛的哲人，不仅备受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推崇，其作品得以翻译成汉语，而且其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乐黛云以她的学术敏感，觉得这一论题大有可为。尽管以前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她还是凭着自己的开创精神，查阅大量的资料，终于在1981年完成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她的第一篇论文，却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论文，至今还不断被人推崇和称引。也就是凭着这篇论文，乐黛云开始了她的比较文学之旅。

1981年，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乐黛云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研究两年。在美国期间，她多次应邀访问英、法、德、意等国学校。在欧美的游学，赋予她崭新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她深深感到搞现代文学必须视野开阔，应从世界文学背景入手，突破传统的方法，既要看到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更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予以审视。她日益感受到振兴中国比较文学不仅是文学本身的需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必然要求。一种振兴中国比较文学的使命感，促使她放弃了国外的一切机会，回到了祖国。

1985年10月，在老一辈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文学界盼望已久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终于在深圳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达120多人，内地有32所高校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以及美、法、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文学会会长等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的论文达150多篇。1984年，乐黛云先生又到深圳大学兼职并任中文系主任。在那里，她不顾劳累与奔波，当年即在深圳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不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也宣告成立。中国比较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全国已有120多所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30余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生；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设立。

与此同时，乐黛云教授及其所领导的比较所，成为中西对话的重要媒介。西方学术界的先锋思想，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第三世界批评等等，往往都是经过他们而引入中国。外国媒体评价说，在八九十年代的开放中国，乐黛云教授成为知识界新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通过她所领导的比较所，中国知识界得以寻求20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学在国际大背景中的位置。

这种地位的获得并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他们大量、扎实的研究工作之上。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将中国比较文学稳步推向深入。乐黛云教授所撰写和主编的著作，几乎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她不仅自己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面向风暴》（英文、德文、日文版）等，还主编了《独角兽与龙》、《世界诗学大辞典》（联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欲望与幻象》、《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中外文化比较丛书》、《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等。此外，还编译了《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等。

乐黛云教授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方面的精湛研究是众所周知的，她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成为后来者无法绕开的学术标杆。随着研究的深入，乐黛云教授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近年来，她和她所领导的比较所除了继续推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之外，主要着力于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二是由比较文学跃升为跨文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化研究。

在比较文学中，理论从来就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附庸，如何在中西诗学对话中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一直是乐黛云教授思考的问题。她指出，对不同民族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最容易把比较文学学者凝聚在一起并进行有效的对话。当代诗学在比较文学中占有着核心的地位。现代意义的诗学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上展开的理论研究。它所研究的是文学文本的模式和程式，以及文学意义（文学性）如何通过这些模式和程式而产生。它应提供一整套能说明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判明其历史地位的原则和方法。它不仅研究文学所反映的一定的文化历史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容如何在作品中得到反映，即如何被形式化。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形式的运作，包括形式、技巧的使用和转化，以及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化意义产生的不同方式和程式。比较诗学在中国曾经走过弯路，而现在从西方和中国的理论中各取一个片断进行比附的做法，以及把双方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已被超越。大家感到最为急迫的是如何在中西诗学之间建立话语中介，使双方都能以自己的面目平等对话。

基于此，乐黛云教授穷数年之力，集中了当今大陆学界的一批精英人物，撰写了一部煌煌170余万言的《世界诗学大辞典》，第一次对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欧美五个地区文化体系的诗学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了整理和汇集，期望既能尊重各文化体系传统的思维方式，又能利用当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对之进行必要的考察与诠释；既能保存原有诗学的特色，又能在汇通与类比中达到相互生发的目的。《大辞典》问世后的热烈反响，已经证明了它的成功。它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传统诗学不会淹没于西方话语中，后者也不可能取代中国传统诗学的独特地位。

传统诗学需要我们用新的阅读视野加以重新阐释，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而新的阅读视野的形成来自于中西诗学互为主体的长期对话。在中西诗学双向互动的阐释循环中，传统诗学得到不断的提升，成为鲜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理论。

乐黛云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昭示了当代诗学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总结世界各民族文化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理论，从不同角度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所碰到的问题。在各民族诗学接近、交流、论辩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无疑将熔铸出一批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这些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不仅将在东西汇合、古今贯通基础上，使诗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进入真正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新阶段，而且在相互比照中，也会进一步显示各民族诗学的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比较文学表现出两大趋势：一是从欧洲中心主义向多元化、全球化和非殖民化发展；二是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不少学者认为，从世界的范围看，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正经历着新的一次科际整合，大的文化语境已经形成，对于文学的文化意义的追求才能使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的价值得以体现。有人认为，跨文化是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条坦途。跨越文化这“第三堵墙”，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新的理论和学派，也推动了全球比较文学战略性转变。

乐黛云教授在她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负责人李比雄共同主编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该书是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与北大比较所联合举办的“文化误读”讨论会的论文汇编）一书中，在《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世纪转折时期关于比较文学的几点思考》等论文中，在“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中西文化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等国际研讨会上，早已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的后殖民化问题，对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和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进行了广泛地论述，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再次显示了她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敏感与宏阔视野。

应该说，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密不可分的。后殖民时代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全球语境，这种语境下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也就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它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如何以后殖民时期的本土传统文化发展比较文学。在殖民时代，大部分的西方概念和观念，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强加于他者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的。而今天的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这种交流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新的国际性基础。

与此相关，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思考：其一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与世界进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什么方式交流？乐黛云教授认为，我们所说的文化并不等于已经铸就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的陈迹”，而是在永不停息的时间之流中，不断以当代意识对过去已成的“文化既成之物”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化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不同文化在交流方式和交流话语上，总是存在着文化差异性，存在着选择、误读、过度诠释等变形，历史上任何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和受益，都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才得以实现。其中所蕴蓄的交流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对方的文化场中经过了某种变形的话语形态。

乐黛云教授一再强调，我们应该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新角度看问题，无论某一理论出自何方，只要它合理、适用，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采纳利用。那种排斥西方影响，执迷于重返本土的“文化部落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不可取，而且在实践上还可能成为“文化战争”的根源，威胁人类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后殖民状况下，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繁荣。这就使非西方民族有可能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加以新的阐释，使之为其他民族所理解，并对人类发展作出贡献。

事实也正是如此，人类只有在平等友好的环境里相处与对话，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全球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西方发达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急于寻找他种文化参照系以反观自身；东方社会的急剧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文化，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发现自己。东西方文化在21世纪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不同，对话中难免有误读，甚至发生文化冲突的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好文化差异性和文化误读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新世纪比较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肩负的重任。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伯恩海默教授指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进步潮流所导致的多文化的、全球的、跨学科的倾向本质上是带有比较特征的”。乐黛云教授也指出，“比较文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跨文化、跨学科，冲决一切人为的、曾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重新认识自己，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乐黛云所致力于斯的，是实现新世纪的文化转折，她也将带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向更为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