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青春？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千万种，但对于乐黛云来说，只有一种，那就是勇敢地走出去，豪迈地走向未来。那么，这位来自云贵高原的山城女子，又是怎样勇毅决绝地作别故乡，奔向前程的呢？

1．初出家门

乐黛云两三岁时，父亲曾带着她和母亲游历了杭州半载有余，幼齿时期的出游记忆也随着时间推移渐趋模糊。当她再次启程的时候，已经是15年后了。这位山城姑娘的勇毅恐怕至今听来仍让人感慨唏嘘，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只身远赴重庆参加高考？又是什么力量让她背弃父亲意愿勇闯北京？

抗战胜利后，乐黛云的同学朋友们纷纷各奔前程，有的回到了自己的故里，有的则远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高三时，乐黛云便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而高考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机会。但是，当时百业废弛、民生凋敝的贵阳尚不设立考点，乐黛云无奈，只能前往重庆参加高考。

对于一个17岁的花季少女而言，只身远赴重庆应考，其中的艰辛和挑战，可想而知。只身上路的乐黛云，跳上了一辆运货的大卡车，坐在左摇右晃的木箱之间，颠颠簸簸地穿行在云贵高原的雾霭和峭壁中。一路的心惊胆颤，使她全然忘了七十二拐、吊死岩的险峻。随后，她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立于此。学校的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而考生们白天顶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忍受着早已饿扁了的臭虫的侵袭。

当时各大学分开招生，乐黛云用了20天时间，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回到贵阳后乐黛云便得知她被就读的中学免试保送至北京师范大学。此后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报考的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到了家里。高考发榜自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欢天喜地地接收录取通知书的乐黛云，此时却不得不在其中艰难地做出取舍，究竟是北上还是选择南京。

然而，就在此时，她的父亲却提出在家门口的贵州大学就读即可。这位20年前的北大旁听生为何做出了如此决定？难道他不想让女儿继续他曾经的梦想么？北京大学英文系可是他曾经魂牵梦绕的圣地，这个时候理所当然应该让女儿选择北京大学。然而乐黛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女儿北上，这固然是出于他对时局的判断，但更是出于对女儿的保护。当时北京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少女却要北上闯荡，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这无疑是把自己女儿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而，乐黛云父亲坚持女儿必须呆在家里，以就近原则就读贵州大学！而一心要走出封闭山城的乐黛云，却不断地向父亲恳求，与父亲争吵，甚至不惜以死相威胁。父亲无奈，却只做出有限的让步——最终同意了女儿走出山城的请求，但有一个限制，那就是只能到南京就读中央大学。在他看来，中国的时局应该是南北分治，如果女儿在南京念书，届时如若有什么特殊情况，便可以召之即回。但是乐黛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出人意料的是，乐黛云的主意得到了母亲的大力支持。开学在即，蒙在鼓里的乐黛云父亲还一直以为女儿将奔赴的是南京中央大学，殊不知，妻子另给了女儿10个银元作资费，默许乐黛云到武汉后改道北京。

不得不说，乐黛云的决绝勇毅与母亲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母亲的命运和性格对子女时常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乐黛云母亲10岁丧母，15岁时父亲又抑郁辞世，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这位倔强的女孩身上。她一方面典当家产支持比她大3岁的姊姊到北京求学，不幸的是，姊姊一去20年杳无音讯；另一方面，带着比她小5岁的妹妹在别人的欺凌中苦苦挣扎，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在乐黛云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时刻教导子女要自立自强。彼时支持乐黛云北上就读，既是支持女儿的自我选择，同时也寄寓了自己内心的重托，那便是嘱乐黛云北上寻找失散多年的姊姊。

然而这次北上之旅比赴重庆沙坪坝赶考还要艰辛。当时贵阳尚无铁路，必须到广西柳州才能坐上火车。乐黛云孤身一人拎着个小皮箱上路，第一天来到了贵州和广西交界的金城江。抗战时期由于经过这里逃难的人太多，又根本没有厕所，只好人人随地大小便。虽然战争结束已经两年，但情况并无好转，整个小城臭气熏天。乐黛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在斑斑点点、又脏又黑的蚊帐里躲避蚊子的袭击，忍受着腐烂发霉枕头的恶臭和隔壁男人们震耳欲聋的鼾声。但此时的乐黛云心里倒也坦然，好像也没有想到害怕，只是一心梦想着她所向往的光明。第二天，乐黛云终于挤上了火车，哐当哐当的铁轨就像和声一样，把她的思绪带向了远方。到了武汉，乐黛云找到了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与一群怀揣理想的青年们结伴而行，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至天津，最终落地北大。

2．风华北大

就这样，乐黛云终于来到北京，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原来投考大学的时候，乐黛云填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阴差阳错，北京大学录取时却将她录到了中文系。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因为时在中文系任教的沈从文先生读到了她那篇应试的作文，非常欣赏，认为她在文学方面更可造就，于是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以乐黛云的兴趣所向，当然更喜欢文学。她小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4岁时便被父母送进天主教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父母亲都很有艺术方面的才能。父亲能演奏提琴，家景好时，还常常在家里举办舞会；母亲擅长绘画，教她背诵过许多动人的散曲。这一切都养育了她那颗多情善感的诗心。中学时代，她喜读《江湖奇侠传》及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最喜欢听一位朱老师的国文课。听她在课堂上讲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无名的裘德》、《还乡》、《三剑客》以及《简·爱》等西方小说。“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我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她参加了朱老师在班上组织的学生剧团，排演过《雷雨》和老师们自己创作的歌剧。尽管她在这些剧里没有担当过重要的角色，可是她仍然乐此不疲，为主人公不幸的命运而泪流满面。歌剧上演的那天，“露天舞台设在一块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在如此的浸淫下，乐黛云也坦言：“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而在高中时期，她一面痛恨着美国驻军对中国女性的欺侮，另一面又深为美国文化所吸引。她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外国小说，“我也喜欢写散文，念古诗，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最热心的夸奖。”这一切给了她最初的文学训练，如同她后来所说：“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文学之路”。现在她来到了北大，学的又是她十分倾心的专业，乐黛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喜悦。

那时候，北大文学院一年级的新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四院。北大也是名不虚传，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数十年间所形成的北大自由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来到这儿求学的每一位学子。乐黛云这个从山国里跑出来的女孩子，又接受了开明的父母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自由的精魂更仿佛有一种天然的认同能力。“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她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凝神静听，担心遗漏她所崇敬的先生们的每一句话语。其中尤其是沈从文的国文兼写作课、废名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念等课程，更是让她兴趣盎然。如沈从文先生上课，基本都是选用他自己最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他要求学生每两周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而且从来都是亲自一字一句地修改学生的文章。那时候最让乐黛云盼望的就是沈先生两三周一次的作文课，她每次都是以激动的心情等待这一个小时的到来。而废名先生则不大在意学生是否听不听得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他的教学风格与其他老师迥异，更多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和“共鸣”。这是一种超乎于知识传授和道德熏陶的古典课堂，乐黛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静静聆听废名先生的授课。先生们的教诲不仅丰富了她的学识，也陶冶了她的人格。他们的治学严谨与身体力行，对她产生的影响令她一辈子受用不尽。那些日子，正值学生运动陷入低谷，学校生活相对平静。乐黛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中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这种读书生活维持到次年一月，平静的气氛就被北京城郊传来的阵阵炮声打破了。乐黛云与她的同学们变得忙碌起来。

入学之前她离开贵州，风尘仆仆地到达武汉，找到设在那里的北大学生接待站，认识的便是他们北上的领队程贤策。程贤策是个地下党员，当时正好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学至北大历史系就读，受命率领北大新生乘船经上海、天津然后转到北京。在船上，他教她们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以及“你是灯塔”之类从延安传来的革命歌曲。当他们到达北京，北大迎新的队伍打着大旗来迎接新生时，他们竟然同高班的同学们一起，在卡车上放声唱起了这些当时还是违禁的歌。乐黛云看见程贤策眼里浸满了泪水，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而现在，眼看北京城即将迎接和平，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一心来此追求光明的她，怎能不多作一些奉献？

乐黛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巧的是，当时的自治会主席正是程贤策。乐黛云与同学们在他的领导下，分头去劝说北大名教授如沈从文、废名等先生留下来，让他们拒绝飞往台湾。她还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从事革命文艺的排练和演出。她通宵达旦地阅读俄国特别是苏联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参加排演苏联话剧《第四十一》，站岗护校，校对革命宣传品。乐黛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无畏，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就在这些日子里，她被吸收参加了团组织。元月下旬，她与同志们在繁忙中迎来了北京城的和平解放。

乐黛云年轻的心，如同解放后北京的晴空一般，阳光灿烂；也像年轻的共和国一样，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人民真的从此就当家作主了，她以为从此前路上都铺满了鲜花，每个人都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解放全中国，她的同班同学，许多人参加了解放军，一些人走进了“南下工作团”，随军而去。连她在内，全班只剩下五位同学。乐黛云留下来，当然是舍不得离开北大，舍不得抛开她所热爱的中文专业。另外，她仍然积极地参加校内外政治活动。她的俄语学得很好，政治课上的发言又总是热情澎湃。

1950年暑假，乐黛云被选派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名学生一起，乘坐火车，穿过长长的西伯利亚原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数日，即前往布拉格。会期留下的印象，除了大吃其夹肉面包，喝咖啡之外，就是拼命高呼“Viva！Stalin！”（斯大林万岁！），此外便很难说出还有什么更大的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乐黛云此间又经历了一次选择：回国之前，她突然被秘书长召见，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

在布拉格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

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组织上的信任，在个人发展上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没想到却遭到了乐黛云的拒绝。晚年的乐黛云回顾这件事时说道：“我对此引诱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一种恐惧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己也不察觉，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乐黛云在这一点上其实很有点像她的父亲。父亲虽然是个新派，骨子里却是个传统文人。修齐治平，中国文人中很少有人能摆脱儒家思想，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但是父亲在北大旁听期间，深受胡适、陈西滢等自由派人士的影响，把政治看得很恶浊。他学成还乡之际，正值国共分裂，有人劝他去南京，也有人劝他去武汉。他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回乡成家，守着自己那一份小日子，终老山林。当年过九江时，一位革命党人曾劝他参加革命，他也曾跃跃欲试，但待他游庐山归来，那位革命党的头颅已经悬挂城头。从此，他对政治和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拒斥。比起父亲来，乐黛云要激进得多。但是丢开她的专业，特别是让她离开北大，步入仕途，却不是她的选择。那种被她称之为“内心深处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来自其父的遗传，一种对政治的怀疑、恐惧甚至是厌恶；除此之外，就是北大人的一种情结，对文学、对学术的深深眷恋。此后不管是春光明媚，还是凛冽霜天，都没有能够改变她的意志。如同她后来所说：“40年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些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渗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惟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口，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1951年归国后的演讲

3．革命志业

乐黛云北上的目的是要参加革命。一个17岁的少女又如何理解革命呢？这与她的亲身经历有着诸多联系。在乐黛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她父亲常让她去官府交房捐地税，年幼的乐黛云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繁杂的官僚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呼来喝去。抗战胜利后，乐黛云的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着他的一帮同学，她听着他们讲起闻一多如何痛斥反动派政权，如何与李公朴一起被暗杀，哀悼的场面如何悲壮，学生运动的场面如何红火。从小对官僚深恶痛绝的乐黛云，此时更是激动不已。在她看来，投奔革命是一件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多么罗曼蒂克、多么新奇神秘的伟业。

乐黛云到达武汉时的北京大学北上接待站领队程贤策，就是一名铮铮的革命者。这位武汉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自愿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再次成为大学新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在程贤策的带领下，北上的新生们开始学习解放区歌曲，一路洋溢着高昂的歌声向北京挺进。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门前车站接待这群北上的学生时，乐黛云激动万分，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这些当时的违禁歌曲，感觉来到了一个只有在梦中出现过的自由之城。站在她身旁的领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雄厚而高亢的歌声飘散在古城的上空。然而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忠诚而又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地下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死得何其惨烈。世事造化，难谙其纪！

北大的学术氛围深深感染着这位山城女子，她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知，同时心里也惦念着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低谷，“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领导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正在向解放区撤退，学生运动面临群龙无首的窘迫局面。

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照片

1949年1月以前，乐黛云和同学们尚能安安静静的念书，除了参加过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学生们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向胡适校长请愿。和善的胡适校长站在孓民堂前的台阶上接见了请愿的学生，他穿着黑色大棉袍，神情忧郁似乎无可奈何。最终请愿的学生每人获得了一件黑色棉大衣，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

1949年1月，解放军围城，乐黛云与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建立了“面粉银行”以防围城后没有饭吃，还组织了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要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乐黛云的劝说对象是鼎鼎大名的沈从文，而正是这位沈先生，当时把她录进了中文系。沈从文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乐黛云和一位男同学的劝说。后来，胡适先生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沈从文和许多教授一样，留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许是出于他对那宁静的小家的眷恋，也许是和大家一样，对未来充满信心，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乐黛云还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她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乐黛云通宵达旦地阅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等等。乐黛云在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四十一》，担任后台提词，并常为剧中感人肺腑的情节所打动而热泪盈眶。民舞社每周两次，沉浸在优美旋律中的乐黛云似乎听到了远处围城的隆隆炮声。乐黛云和同学们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到楼顶站岗护校或校对革命宣传品。那时候北大的印刷厂就在四院附近，革命工人深夜加班印秘密文件和传单，乐黛云和同学就在月光下负责校对。

194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北京城，乐黛云的生活又开始了新的篇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腰鼓，扭秧歌，学《共产党宣言》，学俄语，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0年，继参加布拉格“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之后，乐黛云再次投入到了火热的“抗美援朝”宣传活动中去。同年冬天又奔赴江西参加“土改第一线”的工作。面对是非混淆的阶级二元论和种种非人的暴行，勇敢的乐黛云积极为一位被打成地主的裁缝四处奔走求情，结果被认定“阶级立场不坚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浓厚，最终因为“经不起尖锐斗争的考验”被停掉了工作组长职务。面对无法化解的事情，乐黛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扭曲，一种把自己的一半从另一半撕裂的苦楚。

4．初登讲坛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运动频繁。1952年，乐黛云毕业留校了，但是她的内心并没有初登讲坛时的欢欣，反而是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北京大学向来都是最敏感的政治风向标，中国的多少政治运动都在这里发端。1955年夏天，这位刚毅的山城女子面对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变得无所适从。这时候，家成了最温暖的港湾，乐黛云想到了母亲从小到大的呵护与支持，想到了1949年北京围城时母亲想方设法托一位卖猪肉的贵阳老乡救急方才得以渡过难关。家，唯有家才是归属。乐黛云未履行请假手续不顾一切地回到了贵阳，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花溪。徜徉在花溪的青山绿水间，纵情沉迷于儿时的回忆，她感觉自己从政治动物回归到了人。

大学毕业照

然而再回到北大，迎接乐黛云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期，临阵逃脱，难辞其咎，从此以后乐黛云被剥夺了政治工作的参与机会，而这恰恰是乐黛云所乐意的，她终于有了时间安静的念书。

1956年，恰逢全民振奋向科学进军的一年，乐黛云竭尽全力地教好她的高年级课程——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乐黛云在大学毕业后选定的研究方向，她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的学科。当时也有老师劝乐黛云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古人写的东西安全稳当，而现代文学则风险太多。年富力强的乐黛云恰恰喜欢挑战自我，正如她北上求学的刚毅那样，乐黛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

1956年，乐黛云在教学研究方面开始有所斩获，她投入大量的时间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曹禺，极力突破当时盛行的思想内容加人物性格，不切实际地追索思想意义、教育意义、认识意义的研究模式，并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连载多期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乐黛云刚刚踏入学术殿堂就走出了一条自己特有的道路，今后的日子里，她还将这样继续驰骋在自己喜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乐园里么？

5．文人办刊

1948年和1950年，乐黛云开始给《北京解放报》和《人民日报》投稿，报道学校生活、新鲜时尚，有时候也写书评，当然都是写时下正在阅读的苏联小说。乐黛云写过一篇《库页岛的早晨》的书评，取名《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与乐黛云当时的人生观是一致的：与其浑浑噩噩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建功立业而归去。对新生活的热爱，让她充满了想干一番事业的激情。那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乐黛云的表现正好符合激情岁月的价值标准，新中国又正值用人之际，鲜花与荣誉，注定要奔她而来。

1952年，乐黛云留校并成为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是1949年后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乐黛云也以此为骄傲，并决心做出一番事业。到了1957年，北大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20名，乐黛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整10名青年教师。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能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鲜有机会发表。大家合计决定自己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乐黛云与同仁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准备在刊物发表的文章，并拟订了文章标题。彼时可谓群情激昂，大家以为马上就要诞生自己的刊物了，莫名的兴奋洋溢在这群年轻人的脸上，甚至彼此为刊物的名称争得面红耳赤。

然而，未等刊物名称敲定下来，这本刊物便夭折了。其实，在这之前，乐黛云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就看出了端倪，在乐黛云和同仁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之时，王瑶先生告诫乐黛云最好暂时停办刊物。年轻气盛的小青年们则觉得老先生未免小题大做了，或许只有一场飞来横祸，才会让他们明晓王瑶先生对时局的正确判断。

很快，参加创办刊物的八位青年教师无一例外地被打成了右派。罪名是图谋创办“同仁刊物”，意欲摆脱党的领导，简而言之就是反党。更何况在这两期拟刊发的文章中还有“大逆不道”的东西，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及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鲜明的看法，按照“反右”的逻辑，这既是反党，又是反毛泽东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从军队里走出来的学生，他16岁就给将军当勤务员，后来将军因罪判刑，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他，很想写出权力一步步走向堕落的过程，以资后世引以为戒，但是按照“反右”逻辑，这些都是污蔑我党我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这样，1949年后文学教研室留下来的10名新人，9名成了右派。而乐黛云在其中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右派头目，被带上了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个月只有16元生活费，下乡劳改。而这时候，乐黛云的爱侣汤一介不离不弃，与她相互扶持。一对人间伉俪，患难见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