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1914年1月至6月

兰巴雷内，1914年6月底

5.1 塔拉谷哥之旅、奴隶制与狩猎

1月底至2月初，我和妻子来到塔拉谷哥照顾赫尔曼传教士，他生了疖病，正在发高烧。同时，我们也为附近的居民看病。

患者中有一个小男孩，他惊恐万分地躲在屋外，我们不顾他的反抗把他拖进屋里。原来他以为医生要杀死他，并把他吃掉。

这个可怜的孩子并不是从传说中听说人吃人这种事情，而是经历过这种事。直至今天，在帕豪英部落仍然存在着吃人的行为。他们吃了多少人没有定论，当地人因为担心曝光后受到惩罚，对这些事守口如瓶。前段时间，一名男子从兰巴雷内去偏远村庄收欠款，一去不返。还有萨姆基塔的一名工人也离奇失踪。当地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这里有时“失踪”就意味着“被吃掉”。

尽管政府和教会废除了奴隶制度，并采取相应措施禁止实行奴隶制，但当地人蓄奴的习俗仍然存在。不过这是不公开的，有时去患者家看病，我会发现患者的陪同者并不是当地人，也并非来自附近的部落，我问这是否是奴隶，对方会意味深长地笑道：“他只是一个‘仆人’。”

这些奴隶没有明确的身份，也不算命苦，他们几乎没有受到虐待，也不想逃跑或是寻求政府的保护。有人来调查时，他们会坚决否认自己的奴隶身份。若干年后，他们就被部落接受，获得自由之身，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土地。这是他们最看重的。

奥果韦地区存在着奴隶是因为饥荒。这就是赤道非洲人民的可怕命运——许多家庭没有庄稼和果树。当地的香蕉、木薯、山药和油棕榈树并不是本土植物，而是葡萄牙人从西印度群岛引进来的。而在这些农作物还没有覆盖的地区，或者生长不好的地区，如果没有其他粮食，就只有饥荒。所以父母们只好把孩子卖到下游，在那里至少还能吃上东西。

在奥果韦河的支流，恩戈莫的上游，饥荒遍野。那里是大部分家奴的来源地。我也听说并亲眼见到了那里的“食土人”。由于饥饿，那里的人习惯吃土果腹，即使在有充足的食物时，他们也会保持这个习惯。

曾经引入奥果韦地区的油棕榈，今天仍然存在。那些曾经有过或仍有村庄的地区，在河流和湖泊的周围都能看到成片的油棕榈树林。如果进入那些人迹罕至的森林，就很难发现棕榈树的踪影了。

我和妻子从塔拉谷哥回程的路上，来自阿尔萨斯的传教士莫哈尔和他的妻子在萨姆基塔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们在他们那里停留了两天。

在萨姆基塔经常有豹子出没。某个秋夜，有一只豹子偷袭了莫哈尔家的鸡舍。听到鸡叫声，夫妇俩以为是当地人来偷鸡了。莫哈尔先生赶紧叫值夜班的人来帮忙，莫哈尔太太爬上屋顶在黑暗中观察。后来，她走向鸡舍想辨认出闯入者，可惜它早在夜色中逃之夭夭了。打开鸡舍的门，她发现22只鸡已经被咬断了喉咙，由此断定夜袭者肯定是豹子，因为豹子嗜血。夫妇俩把一只死鸡粘上士的宁放在门外。两个小时后，豹子又来了，吃了门口的鸡后满地抽搐。莫哈尔先生趁机用枪把它击毙。

在我们到达萨姆基塔之前，听说当地还出现过一只豹子，吃了好几只山羊。

我们在卡迪耶先生那里第一次吃到猴子肉。卡迪耶先生是一名优秀的猎手。黑人们对我有些不满，因为我很少使用猎枪。在我们的航行中，有时遇到鳄鱼，我让它继续在水面的树桩上睡觉，不向它开枪。黑人船夫沮丧地对我说：“跟您在一起总是一无所获，如果和卡迪耶先生一起，肯定早就猎到一两只猴子或者几只鸟，我们就可以吃肉了，而您就算经过鳄鱼，也压根不动猎枪。”

他们对我的抱怨没错，可我也有顾虑。鸟儿在水面上愉快地盘旋，我不想射杀它们。猴子也可以非常安全地在我面前跳来跳去。而人们往往接连打死或打伤三四只猴子，但并不会把它们据为己有。它们要么挂在密密的树枝上，要么落入不能涉足的沼泽灌木丛中。当人们发现尸体时，通常还能看到嚎哭的小猴子，攀附在渐渐冰冷的母猴身上。

在兰巴雷内，我房子周围的草地上有大量的蛇，我的枪主要用来对付它们。我门前棕榈树上的可爱的鸟窝，也经常被可恶的猛禽袭击，我要拿枪射杀这些猛禽。

我们从萨姆基塔回程的路上，遇到一群河马，一共有15只。这些河马纷纷入水时，有一只小河马在沙滩上流连，母亲叫它，它也不听。

5.2 黑人的法律观念

我不在医院的时候，约瑟夫认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并悉心照料接受手术的病人。有一位病人胳膊骨折化脓，他用过氧化氢溶液为其涂抹消毒。

那个被河马所伤的年轻人现在情况十分糟糕。由于我去萨姆基塔三周时间，没能及时给他做手术，他的伤势越来越严重。我赶紧给他大腿截肢，但他还是死去了。

这名病人临终时，他的哥哥狠狠瞪着另外一名帮忙看护的陪同，轻声跟他说了什么。这名陪同叫恩肯杜尔，当死者被河马攻击时，他同死者在一起，而且是他邀请死者乘那条船去捕鱼的。死者去世后，他的哥哥同恩肯杜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约瑟夫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解释了缘由。按照当地人的习俗，恩肯杜尔作为邀请人需要为此负责。为此他不得不离开村庄，整周陪在病人身边。病人去世后，家人打算将尸体运到下游村庄。按照法律要求，恩肯杜尔应该同行，但他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杀。我对死者的哥哥说，恩肯杜尔是我的雇员，不让他去了。死者哥哥和我激烈地争吵起来，而死者被放置在独木舟里，他的母亲和姨妈唱起了挽歌。死者的哥哥说，恩肯杜尔可以不死，但是要付赔偿金。约瑟夫却告诉我，这样的保证不值得相信。他们的小船划走前，我必须一直待在沙滩，否则他们会偷偷地用暴力把可怜的恩肯杜尔拖上船。

我妻子对死者哥哥的行为表示很震惊。当他的弟弟快要去世时，那个黑人没有表现出痛苦，而是因为法律的裁决没能兑现而勃然大怒。我妻子对他的冷漠相当愤慨，但她的猜测可能对他并不公平。因为在他看来，他作为死者的哥哥有义务对负有伤害责任的人追究到底，这是他的神圣职责。

对黑人来说，逍遥法外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来讲，他们的思想非常像黑格尔。法律方面的问题是他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因此，对法律问题的讨论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为诉讼问题狂热的欧洲人，和这些黑人比起来，也只算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罢了。但鼓动这些黑人的可不是对诉讼的狂热，而是坚不可摧的正义感，这是欧洲人所不具备的。

当我为一名患了严重腹水症的帕豪英族人做穿刺时，他告诉我说：“医生，请快点做手术，这样我腹中的水就能都流出来，我就可以呼吸、走路了。我的身体变得如此臃肿，我妻子也因此离开了我，我现在必须去把结婚时给她的彩礼钱要回来。”

之前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孩子被送到医院来，他的右腿至髋关节处都已溃烂，我不禁问道：“你们为何不早点送过来？”回答是“我们早来不了，大夫。因为要追究责任，要交涉，所以耽误了。”交涉是指为达到合理的结果而不停争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一样严肃地对待。即使为了一只鸡，整个下午，村里的长辈都要参与谈判。每个黑人都精通法律。

因为责任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所以法律生活在这里变得如此复杂。如果一个黑人负有债务，那么他的家族甚至远亲都要为此承担责任。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有人擅自使用他人的独木舟一天，必须支付小船价格三分之一的钱作为罚金。

由于具有坚不可摧的正义感，当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即使有些惩罚在我们看来太过严厉了。如果违法者没有受到惩罚，那么大家会嘲笑受害人很愚蠢，他会觉得受到了严重侮辱。因此，即使一点点不妥当的判决也会引起极大的争执。只有当事人真正被认定有罪，必须认罪的时候，受害人才认为处罚是公正的。只要有一点证据能证明自己无罪，违法者就会表现得义愤填膺并极力摆脱罪名，即便他确实做错了。与当地人打交道，必须了解他们的这种法律观念。

在捕鱼身亡事件中，恩肯杜尔虽然与遇难人死亡只有间接的关系，但作为同行人，他理所当然要支付一笔补偿费，不过应当按规定提交诉讼到兰巴雷内的地区法院进行裁决。后来我雇佣恩肯杜尔做我的第二医疗助理，虽然他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仍未开化，但非常机灵。

5.3 我的医疗助理约瑟夫

约瑟夫一直让我非常放心。虽然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从药橱拿药时，从来不会弄错。虽然他根本不认识那些字母，但他记得药品的形状。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语言天赋尤其出色。他掌握了八种非洲方言，甚至还能说些英语和法语。

约瑟夫现在是单身，他在海边做厨师的时候，他的妻子与白人私奔，离开了他。购买一个新妻子的价格约为600法郎，这笔费用可以分期付款。但约瑟夫不想购买妻子，他觉得这样很“恶心”。他说：“如果购买妻子的费用没付清，那么丈夫的生活就会非常苦：妻子会不服从丈夫，在每一个场合都会指责丈夫，而丈夫也无话可说，因为他还没有付清费用。”

约瑟夫与当地黑人一样缺乏节约的观念，所以我给了他一个储蓄罐，建议他把各类收入储存起来，包括夜间值班费、特殊护理费以及白人给的小费，这样就可以娶到女人做妻子了。

这个自称是“兰巴雷内医生的第一助理”的人，让我见识到了他是如何挥霍的。有一天他陪我去商店买钉子和螺丝，商店里的一双漆皮皮鞋让他眼前一亮。这双皮鞋大概需要花费他一个月的工资。由于在巴黎的商店橱窗里摆的时间太久，长期被太阳照射，鞋面已经开裂，所以这双鞋和其他处理品一起被发往非洲倾销。那个白人店主再三引诱约瑟夫买下它。我不能当面说什么，因为如果我劝阻约瑟夫，那店主一定会怨恨我，于是我给约瑟夫使眼色。结果无济于事。我又轻轻地碰了几下他的胳膊肘想提醒他，但当时柜台的人太多，互相挤来挤去，所以他也并未察觉。最后，我在后面偷偷地使劲掐他的大腿，直到他无法忍受疼痛，不得不中断与店主的交易。我们坐独木舟回去时，我教育他很久，提醒他这样大手大脚地消费太孩子气，结果他还是在某天偷偷跑去那家商店把皮鞋买了。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工资一半都被他用来买衣服、鞋子、领带和糖果了。他比我打扮得更优雅。

最近几个月，工作越来越繁忙。因为我的诊所地理位置优越，正好在流域的中部，方圆数百公里的病人都可以从奥果韦河及其支流的上游和下游乘坐独木舟来到我这里，并且医院设施齐全，他们的陪护人也可以在医院留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总是留守在医院，目前为止仅有两三次因为要去护理病重的传教士或去患者家中诊治而离开医院，那些远道而来的患者，路上虽然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体力，但来到医院一定可以找到我。这就是我作为自由医生与政府雇佣医生的巨大差别。那些军医经常被政府随军派到这儿派到那儿，或者不得不跟着车队一起长期奔波在路上。一位路过的随军医生羡慕地对我说：“您不用像我们一样花费很多时间写报告、做统计，这就是您的巨大优势啊。”

5.4 昏睡病

河对岸的昏睡病疫区房屋正在建设中。我不仅为此花费了很多金钱，还花费了很多时间。如果不亲自监督招募来的工人去开垦森林、修建房屋，那么这些事根本做不起来。每天下午，我不得不暂时把病人放在一边，去做监工。

当地的昏睡病比我最初想象的蔓延得更为厉害，它的患者主要分布在奥果韦河的支流恩古涅河流域，该流域距我这里150公里。在兰巴雷内市周围和恩戈莫的湖泊周围，昏睡病也有分布。

什么是昏睡病？它是如何传播的？昏睡病在赤道非洲一直存在，但是原本由于交通隔绝，这种病只在各部落内部传播。从我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恩古涅的河流汇入奥果韦河。在兰巴雷内周围居住的伽罗伊斯族人在此流域活动。不同部落只在边界处进行货物交易，不踏进其他部落的领土。如果有人跨越部落边界，那么就有可能被异族部落的人吃掉。

欧洲人来到这里后，把黑人和货品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病菌附着在昏睡病患者接触过的东西上，传到其他的部落。奥果韦地区以前并未出现这种病例，昏睡病是30年前由来自卢安果的搬运工带过来的。

昏睡病每传播到一个新的地区，首先引起的就是严重的瘟疫，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会染病死去。乌干达地区在昏睡病发作时，当地人口在六年间从30万迅速下降到10万。一位军官告诉我：在奥果韦河上游的某个村庄大约有2，000名村民，两年后他再来到这里，发现只剩下500人，其他人都死于昏睡病。

过了一段时间，昏睡病渐渐失去威力，但还是有人染病死去，没人能解释原因，它还会不定时地卷土重来。

昏睡病开始时的症状并没有规律，发烧症状时而严重，时而缓解。有时症状持续了几个月，患者都没察觉到自己生病了，也有时身体健康的人突然就陷入半昏睡状态。病人通常在发烧期间会出现严重的头痛症状。许多病人来到我面前哭号：“医生，我头痛，我头痛！我不能活了！”

昏睡病患者有时被失眠折磨，有的患者甚至因此患上精神疾病，例如莫名的狂躁或是严重的抑郁。我的第一批昏睡病患者中，就有一个男子因试图自杀被强制送到我的诊所接受治疗。

除发烧外，昏睡病患者通常患有风湿病。住在恩戈莫湖附近的一位白人患者还患有坐骨神经痛。我为他仔细检查后，确定他处于昏睡病初期。于是，我立即将他送往法国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是一家专门为法国的昏睡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

在昏睡病初期，大多数患者都能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以令人惊恐的速度衰退。这往往是昏睡病初期较为引人注意的症状。

所有患者都有明显的昏睡症状，但有的要等第一次发烧过后两三年后才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昏睡症状。最开始，患者仅仅是嗜睡。只要安静地坐着，或是刚刚吃过饭，患者都会困得打瞌睡。

不久前，一位来自穆伊拉的白人军官在路上辗转了六天，专程来找我。因为他在清洗手枪时，不小心将子弹打进了自己的手掌。这位白人军官住在天主教传教站，他每次来我这儿包扎伤口，都带着他的黑人侍从。他就诊的时候，黑人侍从就在外面等候。军官离开诊所时，总要到处呼喊寻找他的侍从，直到他睡眼惺忪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军官不禁向我抱怨道：“已经不止一两次了。只要他在一个地方待着，马上就能进入昏睡状态。”于是，我为这个黑人男孩做了抽血检查，发现他患有昏睡病。

一旦患者开始有明显的昏睡症状，昏睡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直到昏迷不醒。到那个时候，患者完全沉睡，毫无知觉，任由粪便和尿液不受控制地排出，患者的身体也会日益消瘦。因为长期躺着，背部和身体两侧的皮肤都会长满溃疡。溃疡会慢慢扩散到膝盖、脖子以及全身，那个样子真是惨不忍睹。

从患病到死亡，病人要煎熬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病情可能会持续好转。

12月份，我收治了一名昏睡病晚期患者。四个星期后，他的家人认为他治愈希望渺茫，所以匆忙将他带走，好让他在自己的部落离世。我也估计他会很快离世。但年底的时候，我得到消息，他离开医院回到部落后又可以进食、说话了，并慢慢能够坐直身子。直到第二年四月份，他才离世。

通常，昏睡病患者最终都死于肺炎的并发症。近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对昏睡病本质的认识。对此，福特、卡斯泰拉尼、布鲁斯、达顿、科克、马丁和勒伯夫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803年，研究者对塞拉利昂当地的昏睡病人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并做了记录。这是关于昏睡病症状的首份记录。随后，从非洲被带到安的列斯群岛和马提尼克岛的非洲人也成为研究对象。直到19世纪60年代，人们才在非洲展开针对昏睡病的大规模医学观察。然而，这个时期的观察只聚焦于昏睡病最后一个阶段的症状，之前几个阶段的症状，人们仍未了解。当时，没有人会想到，长期发烧竟然会跟昏睡病有关联。直到研究发现两种病症患者血液中的病原体相同，才把久治不愈的发烧与昏睡病联系在一起。

1901年，英国医生福特和达顿在冈比亚用显微镜观察该地区的发烧病人血液，没有发现预期的疟疾寄生虫，却发现了一种新的寄生虫。这种小型生命体会游动，形状很像旋转的钻头，因此，他们将这种寄生虫命名为锥虫。两年后，英国探险队在乌干达地区观察研究了一系列昏睡病患者后，也发现了这种寄生虫。在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福特和达顿提出了一个问题：乌干达地区的昏睡病患者患病原因和冈比亚地区的发烧患者患病原因是否一样？为解决这个问题，福特和达顿分别对那些昏睡病患者的血液和发烧患者的血液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两群患者的血液内有一样的病原体。这就证实了，“冈比亚的发烧症状”其实是昏睡病的初级阶段。

传播昏睡病的媒介主要是须舌蝇，它是采采蝇的一种，只在白天活动。一旦须舌蝇叮了患有昏睡病的人或者牲畜，染上寄生虫后，就能长期传播昏睡病，甚至至死方休。昏睡病的病原体——锥虫，是通过血液传播的，而且传播后，锥虫会在新感染的生命体中逐倍增长且潜伏很久。须舌蝇以叮咬的方式，通过唾液将锥虫传播到人体血液中。在近期对于昏睡病的研究中，专家发现，蚊子也是昏睡病的传播媒介之一。蚊子叮咬昏睡病人后，再去叮咬健康人，锥虫就会通过蚊子的唾液传播到健康人的血液里。这样，须舌蝇白天传播昏睡病，蚊子夜晚传播昏睡病，可怜的非洲人无时无刻不受到昏睡病的困扰！

但是蚊子并不永久携带锥虫。它们的唾液在叮咬昏睡病人后，会感染锥虫，但在一段时间后就会失去传染性。

一系列研究表明，从本质上来看，昏睡病是一种会导致死亡的慢性脑膜炎症及大脑炎症。因为最初存在于血液里的锥虫，会逐步侵入大脑和脑脊液。

因此，治疗昏睡病的关键就是消灭锥虫。如果锥虫仅仅存在于血液中，还未侵入大脑和脑脊液，昏睡病是可以治愈的。因为目前唯一能治疗昏睡病的有效药物——有机砷剂阿托克西耳只能在血液里发挥作用。一旦锥虫侵入大脑和脑脊液，它就或多或少对这种药免疫了。阿托克西耳是一种砷化合物（氨基苯砷酸钠）。

因此，医生在遇到发烧病例时，必须确认是否是昏睡病的第一阶段。越早确定病因，治愈就越有希望。

在昏睡病流行的地区，病情的诊断会异常复杂。因为每一例发热症状、每一例持久性头痛症状、每一例顽固性失眠病症以及所有风湿性疼痛的病例，都需要用显微镜来仔细检测患者的血液。更糟糕的是，检测血液中的锥虫的方法不仅麻烦，而且非常耗费时间。这种白色的寄生虫，仅仅0.018毫米长，非常纤细，并且很少在血液中大量出现。迄今为止，我本人仅有一次观察到三四条锥虫在显微镜下同时出现。通常情况下，医生连续检测病人的多滴血液，找到锥虫后，才会确诊。在检测时，每一滴血都需要仔细观测十分钟。我曾经为一位疑似患者检查了一个小时，观测了四五滴血，却一无所获。就算这样，我也不能断定，他不是昏睡病患者，只得用更漫长、更复杂的方式来检测。于是，我从患者胳膊的静脉里抽取十毫升的血液，根据一定的方法，将血液用离心机分离一小时。通过这样的方法，我可以把最上面的一层血清剥离，将可能聚集了锥虫的最下面一层血浆拿到显微镜下观测。如果没有观测到锥虫，我还是不能断定，患者没有患上昏睡病。如果当天没有发现锥虫，十天后再次检测时仍可能发现；如果当天发现了锥虫，三天后检测时可能又找不到了！曾经有一位白人军官，在被我确诊感染锥虫（昏睡病）后，又去利伯维尔检测血液，耗时数周。这几周里，利伯维尔的检测人员没有在任何一滴血液中发现锥虫。于是，这位患者再次辗转到布拉柴维尔的昏睡病研究所接受血液检查，这次血检才再次检测到锥虫。

如果是两个带有可疑发烧症状或者头痛症状的病人来找我，我会很感兴趣，并且一定会给他们做详细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一定会花一整个早上在显微镜下观察他们的血液。然而，诊所外肯定会坐着二十多名患者，想着在中午前能看完病！同时，或许还有病人在等着术后缝合；也许病人的脓疮需要及时处理；抑或有病人焦急地等待拔牙……为此，我必须提取蒸馏水，准备相关药品。这些复杂的事务以及病人的不耐心，常常让我极度焦虑，以至于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如果我发现疑似患者的血液里含有锥虫，就会马上给他注射阿托克西耳。具体方法是：先将阿托克西耳溶入蒸馏水，再将含有阿托克西耳的溶液注入病人的皮下。剂量是第一天0.5克，第三天0.75克，第五天1.0克，之后每五天0.5克。患有昏睡病的妇女和儿童，剂量会相应减少。相比于简单直接地使用，阿托克西耳经过110摄氏度高温消毒后，药效更强。

其实，阿托克西耳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药物，像新胂凡纳明一样会在日光下分解并含有毒性。即使处理得当，使用得当，它依然可能破坏视神经，最终导致患者失明。这不是使用剂量过大造成的，小剂量使用往往更加危险。此外，小剂量使用对病症没有任何的治疗效果。如果医生为了测试患者的耐药性，只给患者注射很小剂量的阿托克西耳做皮试，那么患者血液里的锥虫就会适应这个剂量，并会因此生成抗体。也就是说，一旦锥虫适应了这个剂量，之后就算医生给患者注射最大剂量的阿托克西耳，也无法发挥治疗作用。

我的昏睡病病人会每五天到我这儿来注射一次阿托克西耳。每次注射前，我都会忧心忡忡地问病人是否感觉视力下降。幸运的是，迄今为止，只有一个患者因为注射阿托克西耳而失明，而这个患者已经到了昏睡病晚期。

目前，昏睡病已经从非洲东海岸蔓延至西海岸，从北部的尼日尔蔓延至南部的赞比亚。仅仅靠我们，就能拯救当地的患者吗？必须投入大量的医护人员和大量的金钱，才能系统有效地控制昏睡病在这片广袤的非洲大地上蔓延……

由于欧洲国家吝于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在与病魔的斗争中，我们只能落得下风。而欧洲自身的防御也是形同虚设，昏睡病病魔的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是欧洲大陆，并很可能取得胜利。

5.5 皮肤疥疮

除了昏睡病外，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治疗疥疮，即皮肤脓肿、溃烂。这里皮肤病的感染比欧洲频繁，当地学校四分之一的孩子经常感染皮肤疥疮。这些皮肤疥疮是如何产生的呢？

许多皮肤疥疮是由沙蚤引起的。沙蚤比普通的跳蚤要小得多，雌性沙蚤最喜欢钻入人脚趾最柔软的地方，也就是脚趾指甲下的皮肤，并形成扁豆大小的虫窝以用于孵卵。将这种寄生虫完全移除会造成一定的皮肤创伤。如果伤口感染，就会出现脚趾或趾节的溃烂。在这里，十个脚趾健全的黑人相对来说很罕见，多数人是一个或多个脚趾感染了皮肤疥疮，甚至已经残疾。值得注意的是，沙蚤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1872年由南美洲传入，但它却在非洲制造了名副其实的瘟疫。几十年间，它横扫这片非洲大陆，从大西洋海岸传到印度洋海岸。此外，非洲还有一种非常凶狠的蚂蚁，也是从南美洲随着集装箱漂洋过海而来的。

沙蚤还能引起盘尾丝虫病。盘尾丝虫病传播的范围和人群都非常广，尤其容易在脚和小腿处引发感染，导致剧烈疼痛。至今，其病原体依然未知。医治的方法是：首先用药棉将溃疡剔除，直到新鲜血液正常流动；然后用氯化汞清洗伤口，并使用硼酸粉末填充在伤口处；最后用绷带包裹伤口10天。

另一种常见皮肤病是树莓病（热带霉疮），这种皮肤病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树莓病的名字非常形象。因为患者一旦感染树莓病，其溃烂的皮肤上就会覆盖着黄色的痂疹，痂疹被去除后，出血的表层就会裸露，裸露的表层看起来就好像粘在皮肤上的树莓。有一次，一个患有树莓病的婴儿被送到我这儿，他的皮肤看起来就好像粘连在一起的树莓表皮。他是在哺乳期被母乳传染的。就算这些第一次起的痂干瘪了，接下来的几年，患者身体的各个部位还会出现浅层脓疮。

这种热带地区的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得过这种病。过去的处理方式是用硫酸铜溶液擦拭患处，并给患者每日服用含有2克碘化钾的药水。最近临床证明，给手臂静脉注射新胂凡纳明可以产生快速持久的疗效。通过这种方式，溃疡会奇迹般地消失。

最恶心的溃疡是所谓的热带溃疡（一种皮肤和皮下组织感染后形成的急性特异性溃疡），这种疾病能传播到所有地区。这种病多发于腿部，通常，患者的整条腿都会被感染，以至于腿上肌腱和骨头就像白色的小岛一样。这种病会引起剧痛，并导致患者腿部散发恶臭，熏得别人很难在他们身边停留。他们只能躺在小茅屋里，由别人送饭。受尽折磨后，患者会慢慢消瘦，最终死去。这种可怕的溃疡在奥果韦地区很猖獗。简单地给伤口消毒、对伤口进行包扎对这种病症的治疗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有效的医治方法是：首先必须将患者麻醉，并将溃疡小心刮干净，再将伤口消毒，直到健康皮肤组织中的血液可以自由流动，然后用高锰酸钾溶液清洗伤口，再用绷带包扎伤口。之后，医护人员必须每天仔细观察患处，一旦再次化脓，就要马上将其刮干净。这个治疗周期可能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整个治疗过程需要用掉半箱子绷带。供养病人这么久，让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当病人摆脱了疼痛和恶臭，虽然腿上依然还带着伤疤，但能够一瘸一拐地弯曲着双腿走路，登上独木舟回家时，我心中的喜悦也是无法言喻的。

5.6 麻风病、热带疟疾和痢疾

麻风病患者也耗费了我很多精力。麻风病是由挪威医生汉森在1871年发现的。麻风病的病原体是麻风分枝杆菌。在这里，想要隔离麻风病人是不可能的。有时我的患者里有四五名麻风病患者。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医生还无法证明，或者通过实验证实，但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麻风病是通过人传播的。目前唯一能治疗麻风病的药物是所谓的大风子油，是从东印度的某种树籽中提取的。它的价格昂贵，在药品贸易中经常被伪造。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传教士德洛尔，曾在新喀里多尼亚地区治疗过多位麻风病人，有相对可靠、直接的购买渠道，所以我从他那里可以拿到纯正的药物。这种药物难以下咽。按照德洛尔传教士的指导，我将其用芝麻油和花生油混合，混合后的药物，更容易服用。目前新的推荐治疗方法是直接在皮下注射大风子油。

麻风病是否可以完全治愈并且永不复发，在当今医学界是存疑的。但是无论如何，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并维持住这一状态，有时，就已经等同于治愈了。近几年来，人们尝试着从麻风分枝杆菌里提取分枝杆菌脂来治疗麻风病。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一旦临床试验成功，麻风病就能得到有效治疗。

像每个热带地区的医生一样，我也要为诊治热带疟疾（或者称为沼地热）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于当地人来说，时不时地发热并伴有寒战不足为奇，但孩子得了这个病是最受罪的。这种发热会导致患者的脾膨胀、变硬和疼痛。有时，患者的脾脏硬得就好像是石头从左侧肋骨下方塞进了腹部一样。很多时候，这种疼痛和变硬的症状甚至延伸到患者的肚脐处。倘若我让得了热带疟疾的孩子平躺在桌子上，给他们做身体检查，他们就会本能地用手和胳膊捂着疼痛的位置，因为他们非常害怕我会不小心碰到那块疼痛的“石头”。我用肉眼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患者疼痛以及变硬的那个部位。患上疟疾的黑人着实可怜，他们很容易疲劳，并深受头痛的困扰，即使只是轻松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也显得很繁重。众所周知，持续性疟疾一直伴随着贫血的症状。治疗热带疟疾的有效药物是砷和奎宁。我们的厨师、洗涤工和佣人每周服用奎宁两次，每次0.5克。有一种名为阿列那耳的砷制剂，可以极大地提高奎宁的药效。因此，我在治疗疟疾病人时，经常在他们皮下注射阿列那耳。

在众多非洲瘟疫中，痢疾当然不能落下。它是由单细胞生物——阿米巴变形虫——引起的。它聚集在结肠部位，损害肠壁，引发剧烈疼痛。一旦患上这种病，患者每时每刻，不分白天黑夜，都想排泄，而排出来的只是血。以前，痢疾的常规治疗期很漫长，而且收效甚微。多年来，唯一的治疗药物就是吐根。人们将吐根茎磨成粉末状，用来口服。但因为患者口服吐根会引发剧烈呕吐，所以，这种治疗方式常因有效剂量不足而失效。近几年来，人们开始从吐根中提取依米丁。相比于吐根粉，依米丁有效多了。只要患者坚持连续多天在皮下注射6至8毫升的依米丁，病情就能很快得到改善。大多数情况下，治疗效果都很稳定。在治疗过程中，病人不需要特别注意饮食。黑人可以吃河马肉，白人可以吃土豆沙拉。如果医生能获得这两种治愈痢疾的新药——新胂凡纳明和依米丁，那么他来热带地区工作就绝对有意义。

热带医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与邪恶的疾病做斗争。这些疾病是欧洲人带给这些纯真的非洲人的。这个事实，我也只能在这儿说说，而这草草数言背后是多么深重的苦难啊！

5.7 手术

在这片原始森林里，人们只有在生命受到严峻威胁并且手术成功率很高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手术。我接触最多的是疝这种疾病。生活在非洲中部的黑人比白人更容易患上疝，而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黑人也比白人更易患上绞窄性疝。一旦患上绞窄性疝，肠子就会不通畅，肠子里的气体会加速膨胀，从而引发剧痛。数天之后，如果肠穿孔不能恢复，病人就会痛死。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道疝会引发可怕的死亡。当今欧洲因这种疾病而死亡的病例已经比较少见了，因为只要医生确认是疝这种病症，马上就会给病人动手术。欧洲医学院的学生不断被灌输：在太阳落山前一定要完成治疗绞窄性疝的手术。而在非洲，疝导致死亡的现象很常见。当地黑人很小就亲眼目睹疝患者整天在家门口的沙地里嚎叫、满地打滚。直到死亡那一刻，患者才能解脱。疝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患者少得多。一旦有男性患者感觉自己的肠子被挤压了，就会恳请他的家人，用独木舟带他来找我。

当这样一个痛苦的可怜人被带到我面前时，我的感受真是难以形容！我是这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因为我在这里，而且我的朋友们给了我药物，所以这个患者以及那些在他之前或之后来的、与他情况相同的患者才能被挽救。否则，这些患者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我并不想说，我能挽救这些患者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我想说，我有幸能让患者摆脱病痛，这是上天赐予我的莫大恩典。相比于死亡，病痛更可怕。

我把手放在哀嚎的病人的额头上，对他说：“安心吧！一个小时后，你就会睡着。当你醒来的时候，痛苦就不在了。”为此，他要接受皮下注射阿片全碱。我请妻子到手术室里，跟约瑟夫一起准备手术用品，她负责给病人实施麻醉，约瑟夫做手术助理，戴着长长的橡胶手套，随时准备协助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在昏暗的手术棚屋里，监控着病人的术后反应，等着他醒来。病人一苏醒，就马上惊讶地四处张望，并不断重复着：“我不痛了，我真的不痛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然后，我就跟他以及他旁边坐着的人说：“是耶稣让我和我的妻子来到奥果韦这个地方；是欧洲人给我们提供了药物，资助我们长期住在这里为非洲人治病。”再然后，我回答了一些问题，比如欧洲的白人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怎么知道当地这么多人患病……阳光透过咖啡树，照进我们昏暗的小屋。我们两个白人和黑人坐在一起，感觉就像是亲人。如果慷慨的欧洲的朋友们此时能和我们坐在一起感受此情此景，那就更好不过了……

1. 一种含砷药物，曾被用来治疗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