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非洲丛林的社会问题

河上沉思 1914年7月30日至1914年8月2日

7.1 劳动问题

我又能上班了。恩乔莱的一家小型商贸公司的经理非常友好地邀请我们，跟随他们的汽船回到兰巴雷内。整个航程的速度非常慢，因为汽船装载着沉重的石油。这批石油被装在18升的方形汽油桶里，是专程从美国运往奥果韦地区的。当地人对石油的需求量开始变大了。

旅途虽漫长，但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回忆在原始森林里遇到的各种出人意料的社会问题。在欧洲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论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文化，却从来没有弄明白它们背后的真正含义。

在原始森林里真的有社会问题吗？当然有。人们只需要花10分钟来听一段在非洲当地工作的两个白人之间的对话，就绝对能感受到，这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劳动问题。欧洲人想当然地认为，支付高额薪水就可以在这片“蛮夷之地”找到比预期更多的工人。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无论跟世界上哪一个地方相比，在原始森林中找到合适的工人都是最难的；而且从工作效率这个角度来看，原始森林的人工费是最贵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黑人懒惰。但黑人真的懒惰吗？难道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有人目睹过一个黑人村庄的集体劳作，就会明白，他们绝对能持之以恒地抱着极大的热情连续工作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为了开垦耕地，要砍伐掉一整片丛林。顺便说下，每个村庄每隔三年都要这样做一次，因为香蕉太能消耗土壤的肥力了。因此，非洲本地人每隔三年就要开垦一片新的香蕉种植区。为了得到好的收成，他们需要砍伐并烧毁一片森林，用草木灰给土地施肥。

曾经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妄言黑人是懒惰的了。那一次，15个黑人冒着暴风雨，几乎是不间断地划船36个小时，最终成功将一位白人重病患者带到我那所位于上游的医院。

在某些情况下，黑人工作非常出色。但他们的工作量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因此，他们被称为“自然之子”，这是一个谜一般的称呼和解释。我个人倒是认为，这些自然之子其实只是特定情况下的务工人员（或者说是临时工）。

当地人仅需少许劳动，大自然就会给予他们很多，可以满足他们在村子里的基本生活所需。森林为他们提供树木、竹子、酒椰叶和酒椰纤维。用这些，他们就可以搭建起一座可以遮阳避雨的小屋。只需再种植一点点香蕉和木薯，捕点鱼，打打猎，他们就可以填饱肚子，并不用签订劳务合同，通过定期劳动来赚取收入。如果他们找了份工作，那一定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挣钱。比如，他想买个妻子，他的妻子或他的妻子们想要美丽的布料、糖或香烟，他本人需要一把新斧头、烈酒、卡其色的西装或是鞋子等等。

换言之，这些自然之子如果签订劳务合同，那就或多或少都跟基本生存之外的需求有关。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赚钱，他们宁愿留在自己的村庄里。若出来打工，他们就随便在哪里工作，直到挣到自己想挣的数额的金钱为止。一旦他们在劳动的地方赚到了足够的钱来买自己的心头之物，他们就没有继续努力工作的动力了。于是，他们返回村庄。在那里，他们永远可以找到房子和食物。

其实，黑人并不懒惰。他们只是“自由人”而已。因此，他们只做临时工。而临时工无法满足任何一家当地公司的用工需求。不仅当地的传教士在传教站和家里经历过并仍面临着这种用工荒，种植园主和商人更是如此。当我的厨师挣到了能够满足他的妻子和岳母需要的钱时，就立马辞职了，一点都不考虑我们是否还需要他。可可种植园的园主也正是因为相同的原因数次被工人弄得束手无策，因为消灭害虫的时期往往是可可种植园最关键的时期，可工人们说走就走。当欧洲急需订购木材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传来，木材经销商却常常找不到伐木工人，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村庄的人都要去捕鱼或者开垦新地。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对“懒惰的”黑人满怀愤懑。但事实是，我们无法控制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指望我们给的工钱。

事实上，这些自然之子就是自由人。他们与商业需求之间的矛盾非常大。这片土地的财富根本就不可能被充分利用，因为黑人对此只有很少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如何训练他们去劳动？如何逼迫他们去劳动？

“我们尽可能让他们产生需求，这样才能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务工。”政府和商人们商议出这个对策。国家以税收的形式迫使人们必须去务工。在这里，超过14岁的成年人每年需支付5法郎的人头税。现在有人提出建议，要将人头税翻一番。这意味着，一个拥有两个妻子和七个14岁以上子女的男人每年需要缴纳100法郎的人头税。因此，他们就得要么多多务工，要么出售更多种植的作物。商人通过提供商品刺激黑人的需求，比如布料、工具这些有用的东西，香烟、洗浴用品等非必需品，甚至酒精这些有害的东西。仅靠有用的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还远远不够。小玩意儿和烧酒之类的东西才是更有效的。我们可以看看，商人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到底兜售什么东西。最近，有个给白人看店的黑人给我展示了那家店的商品。这家店位于一个几乎干涸的小池塘边。在柜台的后面，漂亮的、被漆成白色的酒桶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酒桶旁边是烟草叶盒子和汽油罐。更远的地方摆放着：刀、斧、锯、钉子、螺丝、缝纫机、熨斗、渔网、盘子、玻璃杯、丝带、各种规格的搪瓷碗、灯具、大米、各种罐头、盐、糖、毛毯、服装材料、蚊帐、吉列安全剃须刀、衣领和各式各样的领带、蕾丝花边的女士衬衫、蕾丝衬裙、紧身胸衣、优雅的鞋子、镂空丝袜、留声机、手风琴以及各种各样其他极具诱惑力的商品。其中有一个立在底座上的盘子，这样的盘子有很多。我问：“这是什么？”那个黑人轻轻推了一下底座上的一个小杠杆，我很快就听到了动听的音乐。原来这是个八音盒！“这是商店里卖得最好的东西，”他对我说，“附近的所有女人都希望拥有这样一个盘子，所以都缠着她们的丈夫要，直到她们的丈夫挣够钱给她们买。”

税收的增加以及黑人对物品的更多欲望，的确可以促使他们更多地务工。但是，他们并没有由此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关于劳动的正确观念，或者说受到的教育很有限。黑人开始变得贪婪、过度追求享受，并且不可靠、不值得信任。他们在务工的时候，只想着以最少的劳动获得尽可能多的报酬，只有在雇主的监督下，他们的工作才有效率。

最近我请了些临时工，想在医院旁边修建一个小屋。等我傍晚去看时，发现工作毫无进展。第三天或第四天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发了脾气。其中一个工作最懈怠的黑人工人对我说：“大夫，不要对我们大喊大叫。你自己要对这个事情负责。如果你陪着我们，我们就会顺利完成工作。如果你在医院和病人在一起，我们就会孤单，就不想做事。”这之后，我就完全了解了他们的思维体系。所以，在盖房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会每天有两三个小时什么也不做，只是站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劳动，看着他们褐色的皮肤上挥洒着汗水。这样，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是认真工作的。

增加黑人的需求有一些效果，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些自然之子只有被强制离开自由的环境，进入到不自由的环境，才会持续务工。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实施这个方案。首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让他们无法返回自己的村庄。种植园主和木场主原则上不聘请当地的黑人，而是雇佣远方的、其他部落的年轻人，雇佣期一般是一年。黑人通过水路被运到工作地点。劳务合同由当地的殖民政府制定。出于商业目的和人性化的考虑，每个周末，工人只得到一半的薪水，另一半薪水就押在公司里。一年合同期满后，白人将这些黑人工人送回部落，才会发给他们其余的薪水。这样可以避免工人拿到薪水后立即挥霍掉，最终两手空空地回家。这些年轻黑人出来工作，大部分是为了挣钱买妻子。

但是结果怎样呢？工人必须忍受这一年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村庄。事实上，只有少数黑人是有价值的劳动力。很多人备受思乡之苦，其他人则不习惯务工地点的饮食，只能吃米饭充饥，因为务工地点缺乏新鲜食物。大多数人沉迷于酒精。在军营小木屋里，工人居住得非常密集，皮肤疥疮和其他疾病很容易传播。尽管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他们还是把工资全部挥霍完了。通常情况下，他们等到合同期满回家时，仍旧和来时一样两手空空。

黑人在自己的部落里，道德和行动都要受到他的村庄、家人和家族的制约。他们一旦离开那个熟悉的环境，道德水平和身体都很容易堕落。没有亲人们的制约，这些黑人工人经常聚集在一起为非作歹。但是商业的繁荣和种植园的生产却需要将这些黑人工人聚集在一起，没有这些黑人，商业和种植园也无法存在。

7.2 强制劳动和官方许可

这些悲剧产生的根源是：文明和殖民的利益是冲突的。文明是：黑人应该在原始森林的村庄里生活和接受教育。在这里，他们应该学会并从事一门手艺，种植农作物（比如种植咖啡和可可自用或出售），住在由木板和砖瓦建构的房子里，而不是由竹子造的小屋子里，从而过着有尊严的、平和的生活。但是殖民则要求用尽所有可能的方式，让尽可能多的原住民活动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开采和利用这片土地上的资源。现在欧洲人在非洲的口号是“最高产量”，这样他们投入在殖民地的资本才能有回报——殖民国家要从自己的殖民地获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出乎意料地不断升级、扩大，但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只能说，自然条件和环境造就了这个矛盾。一个地方的原住民比例越低或是人口越稀少，这个矛盾就越深。以祖鲁人为例，他们生活的地方非常适合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祖鲁人天生就是安定的农民和小商人。那个地方的人口非常密集，可以满足在当地经商的欧洲人的招工需求。但即便在那里，仍可能出现殖民经济的发展以牺牲文明和当地人的生活为代价的情况。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饱受争议的强制劳动效果如何呢？人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强制劳动呢？

强制劳动的定义是：按照国家的要求，每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原住民，都应该每年为商人或者种植园主劳动一段日子。从政府层面来看，奥果韦政府没有实行强制劳动的政策；加蓬的殖民政府也是原则上尽量避免这样的措施。德属非洲殖民地政府则推行了一种人性化、有自主目标意识的强制劳动形式。这种形式，在有些人看来，是成功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式引起了不良后果。

我认为，强制劳动原则上不是错误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可行。一方面，如果没有强制劳动，人们是无法适应殖民地的生活的。如果我是官员，当一位种植园主告诉我，在种植园收获可可的时候，他的工人跑掉了，而周围村庄的原住民也拒绝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帮忙，我就会认为，只要能挽回损失，我就有权利和义务帮助他找到原住民帮忙，并按照当地惯例，给工人日结工资。但另一方面，这种常见的强制劳动也会变得很复杂。因为为了到白人那里工作数日，当地原住民可能要背井离乡，独自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他们在路上如何养活自己？如果生病怎么办？如果白人需要他们的时间刚好碰上他们自己收割的好时机或者捕鱼的好时机，该怎么协调？如果白人以他们什么事也没干为借口，延长他们原本约定的工作时间，那该怎么办？他们会被善待吗？如果存在这些问题，那么强制劳动就有一个致命风险——它可能成为某种形式的奴役。

强制劳动问题还涉及政府在管理殖民地过程中颁发的“官方许可”。何谓官方许可？这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公司在数十年内对某一大片区域所拥有的管理权利。政府给予其官方许可，也就是特权，其他商家被禁止进驻这片区域。由于任何竞争都被规避了，当地原住民就被迫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这个公司以及这个公司的白人职员。虽然国家的统治权是白纸黑字明文规定的，但实际上，商业公司却或多或少在这些所谓的“官方许可的特区”干预了国家权力。特别是他们会以产品和劳动力的形式得到应交给国家的税收，之后再以钱的形式上缴国家。这个方式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因为比利时属刚果地区曾大规模实施这种官方许可制度，并出现一系列恶劣至极的后果。我个人完全无法忽视它的危险性。如果处理不当，这种制度可能会导致当地原住民失去法律保护，沦为白人商人和种植园主的奴隶。但是，它也有好的一面。根据官方许可制度，奥果韦河上游归奥果韦河上游公司管理。这家公司的多位雇员曾在我的诊所接受长期诊疗，我跟他们从各个方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因此能够从另外的一些角度认识和了解官方许可。因为不需要考虑竞争，奥果韦河上游公司就在其管辖区——奥果韦河上游地区，专门出售结实耐用的东西，而不做烈酒和不值钱东西的生意。在学识丰富之人的管理下，奥果韦河上游公司对当地人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由于这片地区长时间只归这个公司管理，所以公司会尽力合理经营，而不去轻易尝试掠夺式开发。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因为某些原因，例如税收，而为白人的商业保驾护航，为白人商人寻找和雇佣当地原住民作为劳动力提供便利的政策，强制劳动的模式就必须抛弃。国家的真正使命在于为黑人提供公共事业性的工作，为旅途中的官员寻找船夫和搬运工，为道路的建设寻找建设和维修人员，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征调食物养活军队和国家工作人员。

在非洲有两件事做起来异常艰难——为一个较大的地区定期供给新鲜食物和在原始森林里保持道路的畅通。当人口稀薄、距离遥远时，这两件事做起来更加困难。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为了不让我的两个医疗助理和家远的病人忍饥挨饿，为了病人从遥远的家乡定期获得生活必需品，我不知花了多少心思！有段时间，我不得不对那些来到我的医院的人做出强制规定：每个来治疗的人，必须自带足够的香蕉和木薯棒。这引发了医院与病人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他们声称，他们来医院前根本不知道这项规定，或者自己家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当然，针对重病患者或者那些远道而来的病人，即使他们没有携带食物，我还是会为他们治疗。如果我不坚持病人必须带食物过来治疗这项规定，那么病人就很可能要被遣送回家，因为我无法给他们提供食物。传教站的负责人也面临类似的处境，他要为教会学校的100到150个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因为他们没法养活这么多孩子了，所以只得关闭学校，把孩子送回家乡。

政府通常从那些距离白人定居点最近的村庄征调劳动力和粮食。征调过程中，虽然政府尽量做到平和、公正，但当地原住民仍会觉得这是负担，并尽可能搬到距离白人定居点最远的地方，来获取平和宁静的生活。慢慢地，在白人居住地区的四周就很容易形成“真空地带”。只有少数当地人生活在这些地区，这里的人口密度非常低。因此，政府实行了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劳动政策：当地人被禁止迁移他们的村庄；边远的村庄也被命令迁居到白人定居点或者某个沙漠考察队行进路线上的据点或河流附近。

为了保障商业的繁荣，国家只能实行这样的政策，但这非常可悲。更可悲的是，政府的管理者还得出这样一种认知——只有采取非和平手段，当地原住民才能接受强制劳动。

在喀麦隆地区，贯穿森林的公路网非常发达，十分有利于商业贸易，从外国到访的殖民者对此也是赞赏有加。但这个浩大的工程难道不是以原住民的人口数量和他们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吗？事实上，还有很过分的一点——妇女也被强行招来为修路充当劳动力。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在很多地方，殖民区越来越繁荣，而原住民人口却逐年减少。这一切都是不该发生的！以未来为代价来换取当下的繁荣，造成无可挽救的毁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一个健康的殖民政策，首要的目标就应该是保持原住民的数量。

7.3 文化教育和酗酒问题

除了劳动问题，当地人还面临着受教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当地原住民没有必要接受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在这里，文明的起源不是知识，而是手工艺和种植业，本地更高层次文明的经济条件是建立在这两个行业之上的。但政府和商业也需要知识渊博的本地人，以便更好地管理行政事务和经营贸易，因此，学校的教育目标必须设定得比一般更高，目的是培养本地人理解复杂的算术以及熟练地用白人的语言写作的能力。一些非常聪明的当地人很出色地掌握了这些知识。最近有一位在政府工作的黑人文秘找到我，当时我和一位传教士在一起。他离开后，我和传教士互相说道：“我们的写作水平都没法和他比。”他的上司总把最难的文档让他编辑，或者让他绘制复杂的统计图表，而他交出的工作成果总是无可挑剔。

但是这些优秀的人才也有自身的问题。他们的生活与原始部落隔绝。和那些远走他乡工作的原住民一样，他们住在工厂，和那些惹是生非和酗酒的黑人住得很近，因此也容易染上不良习惯。他们也许是赚了不少钱，但是，由于他们必须以高价购买所有的食物，并仍然保留着黑人爱挥霍的毛病，所以他们总是出现财务困难，生活也经常陷于困顿。他们既不属于普通黑人，也不属于白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刚才提到的那个黑人文秘最近对一名传教士的妻子说：“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生活在那些普通黑人之间感觉非常不舒服。这里的女人太无知，不适合做我们的生活伴侣。政府应该引进马达加斯加的有教养的妇女来做我们的伴侣。”对上层生活的渴望也是很多优秀的原住民的不幸的来源。

或许其他殖民地并非如此，但是在这里，通过富裕起来而获得的解放不起任何作用，它比通过教育获得的解放更危险。

欧洲的贸易输入也引起社会问题。以前黑人还从事一些手工业：他们用木头做结实耐用的家具，用树皮纤维制造细腻的绳线或者类似的东西，或是在海边提炼盐。这些原始的工艺由于欧洲贸易的进入而销声匿迹了。廉价的搪瓷锅取代了结实耐用的自制木桶。每个黑人村庄周围的草地上都堆着这种生锈的器具，传统手工技艺几乎被遗忘过半。只有年老的黑人妇女还懂得如何用树皮制作绳子，或者用菠萝树的叶子上的纤维制作缝纫线；甚至制作独木舟的技艺都要成为历史了。稳定的工业阶层的出现是迈向文明的第一步和最坚实的一步，而此时当地的工艺水平却正在后退，而不是进步。

当人们了解到非洲一些港口城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烈酒的数量，当人们在村庄看到小孩和老人一起喝得烂醉时，才会意识到从欧洲进口酒类到底意味着什么，意识到烈酒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在奥果韦地区，公务员、商人、传教士和酋长都同意禁止进口廉价烈酒。那为何没有禁止呢？因为烈酒能带来可观的关税。每年进口烈酒的关税是殖民地的主要收入之一。如果将烈酒进口取消，就会出现预算赤字。众所周知，对于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在非洲殖民地的收入都是其国家财政收入的有力支撑。此外，烈酒关税还有个优点，即殖民地烈酒的消耗量并不因每年增长的高额关税而减少。这里和其他殖民地没两样。政府说：“取消进口烈酒？很好啊！最好今天或明天就办。不过先告诉我，我应该用什么来弥补它造成的财政损失。”而即使最坚持反对烈酒进口的人也提不出有效的建议。如何在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困境中找到出路呢？唯一的希望是，来一个新总督禁止进口烈酒，敢于让一段时间内出现财政赤字，敢于用当前殖民地的财政困难换取一个未来。

如果我说，非洲的大多数烈酒都是……都是通过跟北美的贸易进口的，这绝对不会被认为是泄密。

有人宣称，就算不进口烈酒，当地原住民也是酗酒的。这完全就是胡扯！在原始森林里，只有棕榈酒非常普遍。但是，棕榈酒的危害性并不大。棕榈酒由棕榈树的树汁发酵而成。为了获取棕榈树的树汁，当地人需要远离村落进入原始森林，在棕榈树上钻孔，然后用容器盛接树汁。当地法律禁止在树木上钻孔，但不禁止棕榈酒的制作。或许一个村庄一年中的多次重大节日中都可以用棕榈酒庆祝。新鲜的棕榈酒的口味像发酵的葡萄汁，它与商店里售卖的烈酒的危害性不同，喝起来没有那么容易醉。不过当地人习惯把某种类型的树皮放进去，加了这种树皮的酒就会让人醉得很厉害。

7.4 一夫多妻制与买妻

一夫多妻制也是这里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们怀着一夫一妻制的理念来到这里，传教士们用尽所有方式反对当地的一夫多妻制，并要求一些殖民地政府用法律的形式禁止一夫多妻现象。不过，我们所有在这边生活的人都必须承认，一夫多妻制与它所在环境下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紧密相关。在社会组织还不完善的地区，原住民只能住在竹屋里，妇女想要通过独立劳动来养活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地区，妇女毫无地位可言。一夫多妻制是所有女性都能结婚，从而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

此外，丛林里没有奶牛和奶羊。也就是说，如果一位母亲不想让孩子死去，就要在很长时间内坚持母乳喂养孩子，一夫多妻制保障了孩子的生存权利。孩子出生后，女方在三年中有权利和义务养育她的孩子而不做其他事情。那时她不再是妻子，而只是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女方大部分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三年后，孩子的断奶仪式举行完后，女方又重新以妻子的身份回到丈夫的小木屋中。这种抚育孩子的方式只有在有另一个或多个女人作为妻子来操持家务和种植农作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还有一点：在原始民族的社会里，没有不被照顾的寡妇或者被遗弃的孤儿。和死者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亲人会继承他的妻子，并且必须养活她和她的孩子。死者的妻子可以享受与她丈夫亲缘关系最近的男性的其他妻子所具有的一切权利，也可以在新丈夫的许可下，改嫁他人。

如果原始民族的一夫多妻制动摇了，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发生动荡。但是，我们真的就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难道一夫多妻制被废除了，同一个丈夫的多位妻子的地位就要因此从合法变为非法？这些问题使传教士们未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经济水平越发达，一夫多妻制就越容易对付。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住在坚固的房子里，房子里有多个独立房间，人们非常熟悉牲畜的养殖和农作物的种植，一夫多妻制也就自然而然地灭亡了，因为一夫多妻制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在以色列，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与一夫多妻制的斗争中，一夫一妻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虽然在先知时代，两者仍然并存；但在基督时代，一夫多妻制已不再是女人生存的必要前提了。

基于基督教的要求，传教站当然把一夫一妻制视作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和理想。但是，如果国家从法律层面上强制要求执行一夫一妻制，就不恰当了。从我的认知角度来说，如果人们将反对一夫多妻制和反对不道德行为混为一谈，那也有失偏颇。

黑人的妻子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很好的。任何一位黑人妇女都不喜欢做丈夫唯一的妻子，因为她如果是丈夫唯一的妻子，就必须独自承担女人的责任，比如说种植和培育农作物。种植和培育农作物是非常辛苦的，因为耕地通常隐蔽在远离村庄的某个地方。

我在医院曾经见过一夫多妻制的现实案例，这个案例并没有让我见识到一夫多妻制有什么丑陋的地方。有一次，有位年老的酋长和他的两位年轻的妻子来我这里看病。当他的病情非常令人担忧的时候，他的第三位妻子突然出现了。这位妻子看起来明显要比另外两位年长，原来她是那位年老酋长的第一位妻子。从她过来的第一天起，她就坐在床上，把她丈夫的头抱在腿上，喂他吃喝。那两位年轻的妻子对她满怀敬意，听从她的命令安排饮食、端茶倒水。

在这片土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个14岁的男孩已经成为一家之主。事情是这样的，他从一个去世的亲戚那里继承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后来，这名女子和另外一名男子结为夫妻。但这个男孩对这名女子的孩子们的权利和义务并未改变。如果这名女子的孩子们是男孩，这个14岁的男孩就必须为这些孩子买老婆；如果这名女子的孩子们是女孩，别的男子就必须付钱给这个14岁的男孩来娶她们。

我们应该反对，还是容忍妇女买卖？如果一个女孩结婚前未经征询个人意愿，就被家长允诺卖给出价最高者，当然就要坚决反对。但如果求婚男子获得了女孩的同意，只是根据当地风俗和女方家庭的意愿拿出一定数目的东西或钱，这就不是值得反对的妇女买卖了。因为事实上，这些一定数目的东西或钱就是欧洲女方家庭要求的彩礼或者准备的嫁妆而已。无论是男方给彩礼，还是男方从女方家庭获得嫁妆，这二者在原则上其实都是相同的。不管是哪种形式，金钱交易都建立在社会观念的基础之上，在婚姻关系里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其实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我们都应该坚持，金钱交易（彩礼或者嫁妆）只是婚姻关系里的一个补充关系，它并不能影响男人选择哪个女人做妻子或者女人选择哪个男人做丈夫的决定。当然，它更不能决定哪个女人被买或者哪个男人被买。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攻击所谓的“妇女买卖”，而应该教育当地原住民，不应该把女孩嫁给出价最高者，而应该嫁给让她幸福、她也喜欢的人。

通常情况下，黑人女孩并没有受制于人到只能嫁给出价最高的男人的地步。但是，爱情在当地人的婚姻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与欧洲人是不一样的。这些生活在原始森林的自然之子不知道什么是浪漫。在这里，人们通常通过开家庭会议来决定婚姻问题。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

大多数女孩会在15岁左右结婚。几乎所有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都订婚了，并且一毕业就结婚。我从一个传教士那里获悉，非洲当地的女孩子在出生前就能够被许给某个男人。故事发生在萨姆基塔，涉及被禁的妇女买卖。一名男子欠了别人400法郎，却不想还钱，而是用债款购买了一位妻子并举办了结婚典礼。当这名负债的男人和妻子坐在宴席上时，债权人来了，指责他用本该偿还的债款买了妻子。两名黑人开始了漫长的交涉，最终达成一致。债务人向债权人承诺：他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将送给债权人做妻子。债权人同意了，并在宾客席上坐下和宾客们一同庆祝婚礼。16年后，债权人过来结婚，他们之间的债务也就清了。

我与该地区最能干和最有经验的白人就这个问题深入讨论后，得出一个观点：如非必要，我们应该尽量不改变当地已有的法律规范和风俗；如要改变，也应该只是改良而已。

7.5 白人与黑人的关系

最后我要说说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白人应该如何与黑人交往呢？是平等对待还是将其视为低人一等呢？

我告诉黑人，我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他应该能感受到我的这种态度。但最重要的是，我对他们怀有兄弟般的情谊。但在日常生活中，我究竟应该在措词中表露出几分情感，就涉及合理性的问题了。黑人就像孩子一样。对于孩子，无威不立。我必须在日常生活的言谈中立下规矩，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树立起威信。我常对黑人们说：“我们是兄弟，但我是你们的兄长。”

友好与威信并重，是正确地与当地人交往的一大秘诀。一位叫作罗伯特的传教士，为了和黑人像真正的兄弟一样生活，在若干年前脱离了教会组织。他在兰巴雷内和恩戈莫间的黑人村庄旁搭建了小房子，希望自己被当作村里的一员。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就变得十分悲惨，他肩负着消弭黑人与白人之间距离的使命，却失去了影响力。他的话不再被视为“白人的话”，而是在做任何事时都要和黑人群体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就好像他是黑人中的一员一样。

当我刚来到非洲时，传教士和商人对我说：“在非洲，一定要注意对外维护白人外在的权威。”这让当时的我觉得非常冷漠、做作。在欧洲，无论谁听到或读到这样的观点，一定也会这样觉得。但是，后来我才意识到，最伟大的情谊必须与对礼节的重视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跟黑人成就伟大的情谊。

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事了，听说在恩戈莫有个单身的传教士可以容忍他的厨师非常粗鲁的行为。有一次，在总督乘坐的河船靠岸时，传教士身穿一身优雅的白装，以最高礼遇与官员们一起在甲板上等候总督。就在这时，那个厨师头上戴着帽子、嘴里叼着烟斗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追着问那个传教士：“嘿，今晚我们做什么吃？”那个厨师想以此显示他与主人的关系有多好。

避免不恰当的亲密只是维护威信的一个手段，只有当黑人心里尊敬白人时，白人才会有真正的权威。我们并不能自负地想，黑人之所以尊敬我们，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这种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致他们根本不会把这些因素纳入值得尊重的考虑范围。黑人并不会因为白人可以修铁路、乘火车或者坐轮船，甚至上天下海，而对白人肃然起敬。约瑟夫说：“白人太狡猾啦，他们无所不能！”这些技术成就意味着怎样的精神力量则是黑人无法估量的。

然而有一点是黑人无法欺骗自己的——与他相处的白人是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只有黑人感受到白人具备良好的品格和较高的道德水准，白人的权威才有可能树立起来；反之，就绝无可能。这些黑人不像我们一样受过教育，他们只知道最基本的准则，并用最基本的道德尺度衡量一切。当善良、正义、真理以及内在与外在的尊严得以体现时，黑人才会被触动，并相信白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些品质，就算他表现得卑躬屈膝，内心仍会很固执。他会对自己说：“这个白人不怎么样，因为他并不比我强。”

我并不是说，那些品格和道德还没有达到值得尊敬的层面的人，就不应该留在非洲，而是想要指出事实：就算是道德水准非常高的人和最理想的理想主义者，也需要付出很多才能被当地黑人尊重。

我们所有人都为欧洲人和这些自然之子之间的矛盾耗尽了心力——在非洲工作的欧洲人有极强的责任心，完全没有个人的休息时间；非洲的自然之子们根本就不懂责任，总是拥有大量的个人休息时间。据说在年底时，政府官员已经跟当地原住民一起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比如建设道路、维护道路、为搬运工和船工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多的税收等。白人商人和种植园主也必须要给公司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不仅要把公司的投资收回，而且要盈利数倍。因此，白人必须越来越多地跟黑人们打交道。然而，黑人为白人工作时，并不会跟白人一样带着责任感，共同承受公司面临的压力。公司给他们多少报酬，他们就做多少事，而且他们很可能根据自己的心情只花一点点心思在工作上，丝毫都不会考虑到他们的疏忽会给公司造成损失。在这种每时每刻都要跟黑人斗争的矛盾里，每个白人都面临着走向精神崩溃的危险。

我和妻子曾经对一位初来乍到的白人木材商非常友好，因为在我们聊天时，他总是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黑人，绝不允许监工虐待工人的情况出现。然而在春天时，事情发生了逆转。当时他把他所收购的大量桃花心原木寄放在距离本地100公里的池塘里。当河水开始上涨时，他突然接到公司的紧急电报，需要立即赶往兰巴雷内回复公司电报。于是，他托付监工和工人，在汛期内一定要及时把木头放进河中。河水回落时，他回来了。但是，他发现黑人们除了抽烟、喝酒和跳舞，什么都没做。那些已经在池塘中放了很久的木头，大部分都丢了，他为此承担了公司的损失。黑人们因为不够怕他，所以对他的事漫不经心。这件事让他彻底改变了。现在，他总是嘲笑那些指望当地黑人做事却不采取严厉态度的人。

最近我在阳台的木箱里发现了白蚁。我把这个木箱清空并把它拆成木板，然后就把这些木板给了在家里帮佣的黑人。我对他说：“你看，木箱里有白蚁，所以这些木头你不能放到楼下烧火的柴堆里，否则木头里藏着的白蚁会咬坏我们房子的房梁。请你走到河边，把木板扔到河里去。明白了吗？”那个黑人回答：“明白了，明白了，您放心吧！”这是发生在傍晚的事情。我因为太疲倦而没有下山，破例相信了这个黑人，虽然他们做事通常不令人信赖。但在晚上10点钟时，我还是不放心，就提上灯笼下山去了医院，发现被白蚁蛀过的木板竟然躺在烧火的木柴堆里。竟然仅仅为了少走10分钟的路程，那个黑人就把我的房子置于危险之中！

白人承担的责任越大，就会在与当地原住民的接触中面临越大的风险。来自传教站的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白人在与黑人的接触中，是如何因为自以为是而逐渐精神崩溃的。我们与官员和商人不一样，不必在每年年底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在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中，我们相比于官员和商人还不算艰难。自从我对白人的精神状态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就不敢再对我医院里那些白人病人妄加评判了。其实，来到非洲的白人都承受着公司下达的业绩压力。开始时，他们也是满怀着理想来到非洲，但渐渐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跟黑人不断发生冲突，于是慢慢感到疲惫和沮丧，觉得非洲的原住民不再可爱，精神上的坚守也一点点地分崩离析了。

保持纯粹的人道主义精神并负载着文明是如此困难，这也是白人和非白人间的关系这一问题里的悲剧因素，就像丛林里的种种问题一样困难重重。

1. 1919年总督进行首次尝试，整个殖民地欢欣鼓舞。——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