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通

此信根据不久前发现的傅聪原信，并参考了父亲寄给萧芳芳母亲的抄件。抄件第一页右上角有父亲批注：“新西兰五月二十日邮戳，上海五月二十七日到。”

亲爱的爸爸妈妈：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我在艺术上能够不断进步，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

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他们尽管是门外汉，可是他们的感受力和直觉强得很，我敢说我的音乐透入他们的内心比西方一般最世故的听众更加深。我这次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心心相印(与听众的精神沟通)的体会呢？这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最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个性去强迫群众接受他所给的东西。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音乐是水平式的，不知从何处流出来，也不知流向何处去，“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艺术家和听众之间也是水平式的关系。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我对莫扎特、舒伯特、柏辽兹、萧邦、德彪西等的特别接近，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水平式型。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有关，难怪他们总是觉得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是就深度而言已登峰造极。

而我们的诗词、绘画，甚至建筑，或者章回小说，哪一样不是水平式呢，总而言之，不是要形似，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而是要看到远处，看到那无穷无尽的远景，不是死的，局部的，完全的，而是活的，发展的，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

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我心里感悟的东西，岂是我一支笔所能写出来的。

现在给你们报告一点风俗人情：我先在意大利，在佩鲁贾和米兰附近一个小城市布斯托·阿西齐奥开两场音乐会。我在意大利很成功，以后会常去那里开音乐会了。在雅典只有匆匆两天，没有机会去看看名胜古迹，音乐会很成功，听众热烈得不得了，希腊人真可爱，已经是东方的味道了。阿富汗没有去成，在飞机上，上上下下了三天，中间停到苏联塔什干一天，在那里发了一封信，不知为何你们会没有收到。然后在曼谷住了一星期，住在以前在英国的好朋友王安士家里。泰国的政治腐败，简直不可设想，我入境他们又想要敲我竹杠，我不让，他们就刁难，结果弄到一个本地的英国大公司的总经理来签保单才了事。要他以价值一千万英镑以上的全部资本作保，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价会这样高！听说泰国政府对中国人处处刁难，最坏的是中国人改了名字的变了的泰国人。泰国因为国家富，人口少，所以尽管政府腐败，人民似乎还很安乐，他们是温文尔雅的人，很随和，老堆着笑脸，真是大自然的孩子。那里天气却真热，我在的时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热得真是什么事也没做已经累死了，音乐会的钢琴却是出人意外的好，我所弹过的最好的钢琴之一，音乐会是一个欧洲的音乐团体主持的，还带一种他们特权的俱乐部的气味。我很生气——起初他们不大相信会有中国人真能弹琴的，后来音乐会大成功，他们要我再开一场，我拒绝了。以后在东南亚开音乐会，要由华侨来办，不然就是这些中间人渔利，而且听众范围也比较狭隘。后来，在马尼拉的经验更证实了这一点。马尼拉的华侨热情得不得了，什么事都是他们做的，钱都是他们出的(虽然他们并没亏本，因为三场都客满)，可是中间的经理人骗他们说要给我每场一千美金，实际上只给我每场三百，你们想气不气死人！可是我的伦敦经理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我更无从知道，签了合同，当然只好拿三百了。这些都是经验，以后不上当就好了，以后去马尼拉可和当地华侨直接联系。顺便一提，我遇见林伯母的弟弟，他也是音乐会主办人之一，和林伯母很像的。华侨的热情你们真是不可想象得到。马尼拉的音乐水平不错，菲律宾人很有音乐感。

在新加坡四天，头两天给当地的音乐比赛做评判(钢琴和唱)，除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其余都平平，尤其是唱的，简直不堪入耳。后两天是音乐会，所以忙得没有多少时间看朋友，刘抗伯伯和他的表兄弟陈……(记不清了)见了两次，请了两次饭，又来机场送行，和以前一样热心得不得了。

在香港半天就见了萧伯母，她和以前一样，我是看不出多少分别，十七年了，恍如昨日。芳芳长得很高大，很像萧伯伯。萧伯母和她一个朋友乔治沈送我上飞机，因为飞机机器出毛病，陪着我在机场等了一个下午。

我六月四日将在香港一天开两场音乐会，你们大概已经听说了。我在新西兰最后一场是六月二日，所以三日才能走，这样反而好，到了就弹，弹完第二天就走，就不给新闻记者来纠缠了。

新西兰可是大大的出乎意料，我一直想象这样偏僻的地方一定没有什么文化可谈。我发觉不论好、坏两方面，都很像英国，食物跟英国最差的一般坏。可是很多有文化修养的人。在惠灵顿我遇到一位音乐院教授佩奇教授，他和他的夫人(画家)都到中国去过，是个真正的学者，而且阅历很广，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很深刻。新西兰和澳洲完全不一样，澳洲是个美国和维多利亚式英国的混合种，一股暴发户气味，又因为是个大陆，自然就自高自大，同时又洋洋自得，新西兰像英国，是个岛国，面积不够大，够不上自高自大、自鸣得意，但是与外界隔绝，远离一切，那儿有更多的空闲，更多的空间，人似乎思索得更多。思索才能真正给人文化。

我五日离香港去英前，还可以和你们通话，你们看怎么样？可以让萧伯母转告你们的意思，或者给一封信在她那里。

我一路收的评论，等弄齐了，给你们寄去。再谈了，祝你们安好！

儿　聪上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年届八旬的傅聪仍活跃在世界乐坛(二〇一三年)

母亲俯视父亲给孩子写信

父母在寓所小花园(一九五三年)

哥俩在寓所小花园(一九五三年)

按聪所谓“水平式的”，大概是“横的、纵的” 意思，就是说中国文化都出以不知不觉的渗透。就是从水平面流出来，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傅雷注

原意是地平线。——傅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