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言报告

档案夹封面上盖着的OPK三个字母，代表的是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也就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根据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高等法律学院所订定的1985年版《政治作战工作辞典》，所谓作战性个人管制是指：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作战性个人管制的中心目的，根据字典的解释，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每个档案一翻开以后，便会有一段“序言报告”和一个“行动计划”。

我的序言报告写于1981年3月，执笔者为一名叫文特少尉的人。他很详细地描述了我的个人资料，说明我如何从1978年起开始在西柏林读书，从1980年1月到8月（其实应该是到10月）搬迁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东德坚持要这么称呼东柏林）。我不时从西柏林旅行到东德及波兰。我经常与“军事策略性相关人物”联络。因此，他们认为“有理由怀疑‘G.’（就是我的姓氏加顿艾什［Garton Ash］的缩写。不用‘G.’时，他们便用‘被观察者’、‘该目标’、‘罗密欧’等名称来称呼我）故意利用他学生兼记者的正式身份，从事间谍活动”。

文特少尉并阅览、节录了国家安全部主持反情报的单位，Ⅱ/9组，专门为部内其他单位做的类似情报报告，其中第一手资料包括：有关我个人的观察报告；从我的朋友，如一名叫维尔纳·克雷奇尔的新教牧师的档案中节录下的一些资料；我替西德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所写的一篇有关波兰的报道影印本；我个人记录下的波兰相关笔记和文件——显然是我有一次从舍讷费尔德机场飞往华沙，他们秘密搜查我的行李时所拍摄下来的；连我在牛津的老师为我写给英国领事馆的推荐信，都被收进了档案。档案总共有325页。

文特的报告特别注重资料来源，他大量采用国安部线民所搜集来的情报。在安全部的语言中，线民的正式名称为非正式职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简称IM）。他们之间又有好几个分类：安全、特殊、军事作战、敌后，甚至有一组专门监视线民的线民。从1989年开始，IM已成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党卫军）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代表着纳粹主义的粗鲁、暴力与野蛮兽性一样。IM在德文中已经成为如德国共产党独裁一般的经常性、组织性的渗透、威吓、通报行为，亦即成熟极权主义的一种静默的腐败形式。在1990年代初时，德国任何一个有名气的政治家、学者、记者或牧师，只要国家安全档案记录中显示他曾经是一名IM，一经发现以后，这个人就会从此消失于公众眼前。IM是一个污点。

不过，污点还是先需要被指认、暴露出来，才算污点。秘密警察给每个IM，还有每个观察目标，都取了个假名，以为代号。事实上，大部分的IM的假名都是自己取的。为自己挑一个秘密名字，几乎可以说是成为一名常任IM的洗礼仪式。在两德统一以后，一个东德知名的盲眼DJ，卢特·贝尔特拉姆（Lute Bertram），被人发现是线民，他的代号是罗密欧。如果他曾经遇见过我的话，我猜想，那局面就变成罗密欧告罗密欧的密了。

我的序言报告总结了许多线民提供的有关我的信息，其中包括IM“史密斯”，IM“舒尔特”，IM“米夏拉”，还有她的丈夫，KP（代表Contact Person，联络人）“格奥尔格”，他的前妻爱丽丝，化名“红丽丝”。报告撰写人文特少尉还提到，红丽丝在与格奥尔格结婚前，曾与金姆·菲尔比^[1]有过婚姻关系，而菲尔比正是英国最有名的苏联间谍。

文特少尉发现G.工作时有学者巨细靡遗的特性，但是态度上却表现出“布尔乔亚的自由意识，对工人阶级毫无责任感”，“表面上，G.给人相当随和的印象，一般而言与‘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并无二致（这个怪异的评语来自IM‘史密斯’）”。不过，我是有可能接触过想要从我身上取得情报的人，并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不同的印象。在往来波兰时，我接触的人毫无疑问属于“反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这些情报单位的人会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我的事情，以决定能否以刑法第九十七条起诉我，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任何人搜集、传递应该保留为秘密的“信息性物品”给外国政府、秘密组织或其他不确定的“外国组织”，得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重大者，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线民的部署。从“史密斯”开始：“考虑该员的主观、客观可能性后，他虽与G.失联，可重建与他的关系”，并设定在1981年4月15日以前，“史密斯”应做出一份书面报告。“负责人：文特少尉。”“舒尔特”和“米夏拉”应恢复活动：这是文特少尉5月1日的报告中所做的建议。此外，该报告还表示，“HVA-I 的一名IM，即G.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亦应加入作业”。

HVA是东德的海外情报部门，全名为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可直译为“启蒙总管理处”，因为Aufklärung较为通常的解释为“启蒙”^[2]）。启蒙部由绰号“米沙”的马可·沃尔夫领导，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中的部门“the Abteilung”就是以“启蒙部”为蓝本写成的。HVA-I启蒙部第一组，主要职责为监视在波恩的西德政府。

接下来，行动计划谈到了“作战观察及调查”，其中包括调查在我读柏林洪堡大学时租给我那间有景观的房间的房东，克来索夫妇。第三部分行动计划，指示启蒙部第六组，也就是负责控管越境交通的国安部第六处，以及“邮件管制”的第M组。计划中提到了“G.在西柏林的地址”，想必是指将我的信件从西柏林转来时的地址，因为国安部通常无法任意窥伺到任何人在西柏林的信件。文特少尉的任务，显然是要做成一个报告，评估是否将调查扩大为全面性的作战个案，简称OV。全面性作战个案，是最高层次的作业，对象包括所有已知批评和反对东德政权的不满分子。例如，我的朋友维尔纳·克雷奇尔，就是OV“山毛榉”（Beech-tree）。

在行动计划的最后面，还有一项“与其他服务单位的合作”部分。计划提议与XX/4组（负责渗透教会）合作，检查我和“山毛榉”之间的接触。计划还提到将“询问苏联安全部门，目前英国是否仍汲汲追查金姆·菲尔比案”。“必须与AG4进行实质合作”，以便在我到波兰访问时，安排线民贴身监视与观察。AG4是国安部在波兰发生团结工会革命以后建立的一个工作小组。负责人是黎瑟少校。

报告的最后，不但有文特少尉签字，还有负责所有西欧情报工作的Ⅱ/9组组长考尔富斯中校的批签。

原来他们的“行动计划”是这样子的。针对这份档案，我也策划了一个行动计划：调查他们对我的调查计划。我准备循线追踪，找到和我的个案相关的所有线民和官员，和他们讨论，并将国安部的记录，与我的个人回忆、当时的日记、随笔、我曾经写过有关那一段时间的政治史等，相互比对。然后，就会知道自己将发现些什么了。

全名累赘冗长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授权记录局”，通常简称为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因为这个单位是由有力而辩才无碍的东德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管理，我的档案便是从高克机构在柏林的主档案室调出来的，事实上，该档案室也是当年国家安全部的中央档案室。东德的国家安全部组织庞大，办公室绵延好几栋，在东柏林市东端的诺曼街上，占据了整整一个半街口。部长的办公室和公寓，几乎仍保留着最后一任部长离去前的原样：桌上的多台电话（机密、极机密、最高机密），部长整齐的小卧室，一盘“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幼儿园小朋友特别为他做的黏土模型，包括一根黏土香蕉、一个小精灵、一个上面写着“吉宁”的小狗和一个由“克里斯汀”做的柠檬。

大部分的办公室大楼，现在都已移作他用。过去密封起来，杜绝秘密文件遭双面间谍泄露的窗户，都已对外敞开。文特少尉、考尔富斯中校之辈或曾做过偷鸡摸狗事情的地方，现在都只是一间间平常的办公室：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健身房兼桑拿室、一家劳工中介所。可是，档案室仍维持原有之功能。

在索引室，一些穿着明亮的粉红色罩衫和尼龙长裤的中年妇女，穿着塑胶拖鞋在许多巨大的索引卡机器之间走来走去。我之所以说索引卡机器，是因为那些大索引卡盒子都是由马达推动的，悬吊在一根大轴上，就好像游乐场内的大车轮一样，只要按K钮，大车轮就会一直转到K盒在最上端为止。这个F16——大车轮系统的代号——索引系统内都是真实姓名，只不过安排的顺序按照的是国安部自己的声韵次序，例如，Muller，Mueller，Möller，Müller都排在一起（如果你是从偷听电话而得到的名字，就不知道该如何拼了）。如果发生这类问题，穿粉红罩衫的女性工作人员就会建议你去找F22索引系统——依照个案号码排列——或者去找其他主管的个案记录，然后再到该大楼七层加固的仓库中，寻找想要的个别档案。啪嗒、啪嗒，粉红罩衫女士们的拖鞋踩过来、踩过去，资料库就这么搅出一块块下了毒的玛德莱娜蛋糕。

在走廊的另外一端，有一间“传统室”（tradition room），里面有各种奖杯、奖状、列宁的胸像、“契卡”优良工作记录。“契卡”为苏联对秘密警察的称呼：“只有那些头脑冷静、心底温暖、手脚干净的人，才能成为契卡人”（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F.Dzerzhinsky］所言）。桌上有很多看起来像果酱罐子的玻璃瓶，瓶身上仔细贴着标签，里面是一块肮脏的天鹅绒布，也就是个人味道的样本。警犬只需要从这里知道某一个人的味道以后，便可担负追踪任务了。根据国安部辞典，它们的正确名称为“嗅觉保存物”。我站在那儿，不禁开始狂想：或许在这栋硕大的建筑的某一个角落，我过去的味道还像果酱一样被保存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