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社会：纤夫生涯获益多

1961年夏季，我从衡水中学初中毕业，本来想报考中专能尽快上班挣钱养家，改变家庭多年来清贫的窘况。可是事与愿违，国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实行大调整时期，砍掉了一批中专，没有砍掉的学校也停止招生，我第一次尝到了“名落孙山”的落寞，既然上中专无望进工厂无门，无奈之际就回老家生产队当农民成了半拉子劳力。

那年代，乡村里人们都羡慕“吃商品粮，干公家事”轻松上班拿薪水的干部职工，刚刚有了初中文化的我，踌躇满志自然也不能免俗，老是想跳出农门干个风风光光的工作。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家祖辈虽然曾经显赫，但是那已是清末民国的前朝往事，家道中落后家族的人们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自食其力的农民，或是提篮挎筐守摊叫卖的小业主，远离书香无缘仕途官场，少年时代又遭遇人生三大不幸之一“少年失父”的痛苦，因而我就没有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晋身之阶和捷径，亲戚们当中也没有大权在握者给予助力提携，更因为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外加人祸横行的年代。

刚刚十二岁的新生共和国内外交困，国际上与“苏联老大哥”公开决裂撕破了脸皮，昔日蜜月一般“热恋”的意中人，忽然就像川剧的“变脸”一眨眼变成了面目可憎的“修正主义”，一批苏联专家一夜之间纷纷撤离，太多的援助项目搁浅下马或者瘫痪，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幸灾乐祸推波助澜，掀起了一阵“反华大合唱”，全面的经济封锁之外还要谴责声讨围追堵截，恨不能一下子把新中国掐死在摇篮之中。

国内的工农业在经受“大跃进”的狂热冒进后冷落萧条，城市里已经容纳不下太多的人口，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呼喊和号召下，许许多多的干部工人都被“下放”回原籍务农。乡村里人们的粮食也不够吃，那阵子正时兴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队里的大食堂办不下去了，饥饿难耐的人们吃草根吃树叶吃豆饼吃树皮吃红薯蔓充饥，乡亲们有不少人得了水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国家和社会正处于艰难竭蹶之中，哪里还会有我进中专招工入厂“吃商品粮”的机会呢？

当农民就当农民吧！“天生我材必有用”，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啊！人家邢燕子、董加耕还有豫剧《朝阳沟》里的栓宝银环不都是高中生也当了农民吗？何况那时期的主流话语是“农村的广阔天地也可以大有作为的”，“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想到这些我心中释然轻松了许多，干起庄稼活来一扫过去的郁闷和彷徨。

五十多年后朝花夕拾回首往事，我还要感谢那几年的农民生涯，为我的人生起点做了扎实的铺垫，涂抹上了一抹厚重的底色。那些日子，我和生产队里的村民们一起日出即作日落即息，当然农忙季节免不了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种过地，拉过船，挖过河，修过堤，地里场里的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挖河防汛推起独轮车运土一溜儿小跑，在滏阳河滩里当了三年拉船的纤夫，弯腰弓背一天走四五十里路，经年累月繁重的体力劳动，给了我一身强健的体魄，也磨炼了志在必得的韧劲。

很有必要述说一下三年滏阳河拉船当纤夫的经历，那是我由一个懵懂青年初入社会的启蒙阶段，河滩上每一天都有新的精彩，一路走来负重向远歪歪斜斜的脚步，那些以“船”为中心的亲力亲为的依稀往事，亲眼所见亲身体验的社会变革和人世沉浮，都在我一张白纸般的人生起点上涂抹下斑驳陆离的色彩。由朦胧到清晰，从茫然到笃定，自浅显到深奥，向我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意趣盎然的世界，其中就包括了关于股份制、机制搞活与激励、贡献与均衡、风险和收益等方面的内容。

记得在1961年，社会上“一大二公”铺天盖地的铁幕之下，忽然间政策急转弯显露了一条缝隙，那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横遭批判的刘少奇所主张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还有“四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放开搞活的政策影响所及，农民都分了自留地，允许在村边“小开荒”种瓜种菜，城镇上也放开了某些经商的限制，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由此出现了一线微弱的生机。

老家南华街有一个曾在旧社会经商的长者，瞅准了机会乘势而动，出资租赁了航运处的一条载重25吨的帆船搞航运，他为船老大占大股，然后动员乡亲们入股。那时大我八岁的哥哥动心了，他说秋生啊你正是长身体的岁数，家里每天都吃不饱饭哪行啊！再说入股搞航运，也是一条挣钱的正道啊！于是他说服了母亲后，筹集资金入股，我们家就成了“船东”，我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一名拉船的纤夫。

当时我们那条船运输的大宗货物是煤炭，另有建筑所用砂石料，以衡水火车站货场支线的码头为起点，沿滏阳河南下北上，有时也往天津运老白干酒，回程运回酱菜厂的海盐和酒厂的红高粱以及各种杂货，一条往来穿梭的木船，承载起了众多股东生活的希望，也牵引着初出茅庐的我，迈开了艰涩沉重而又兴致勃勃的步履，走出衡水去见识一个陌生的世界。

当纤夫改变了我的生活，第一个明显的好处是能够吃上饱饭了！拉船和掌舵都是费力气的辛苦活儿，在吃饭上容不得勉强和凑合，船上的六个人吃住在船上自办伙食，每天的主食是小米焖干饭，外加一些炒菜和咸菜，有时也能吃上点儿肉类的荤腥，这可真叫我喜出望外了。吃饱了肚子的我，和三个伙伴赤脚下河滩，肩披垫肩套紧纤绳，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那位见多识广的船老大在船上掌舵调整风帆，任他逆风逆水也能劈波斩浪顺利前行。

俗话说“二人齐心，其利断金”。逆水拉船的关键，是纤夫们团结协作凝神聚气步调一致，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顿显“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四个人拉着那条满载25吨货物的木船，虽说是逆水行舟赶上顺风相助，一天也能走上40里，可是如果遭遇逆风逆水可就相当吃力啦，需要考验纤夫们配合协调的程度。

尤其过桥洞时是紧要关头，离桥二里地时就要做好准备，船老大熟练地放下船帆和桅杆，领头的拉船人一跺脚大喊一声，众人齐声响应，一个个弓下身子拉直纤绳，使得木船立即提速船头涌起浪花，依托船行驶的惯性就能顺利穿过桥洞。由于我们四个人配合默契，三年中多少回过桥洞都是一次性顺利通过，从来没有返工重来。倘若心不齐形不成合力就会失败，不得已倒回去从头再来，有时候要反复好几次才能成功。我们曾经多次看到因不能顺利过桥洞而后退搁浅的船只，心头涌上一种不可言表的胜利自豪感。

船运经营的初期，船东和船工的利润收入实行“六四分红”，既“按劳分配”，又“按资分配”，入股的“船东”得百分之六十，出卖劳动力的船工们得百分之四十，我这个拉船的纤夫每月的收入有七八十元，在当时也算得上令人艳羡的高收入了。

一段时间后，那位精明睿智的船老大又出新招儿了。他或许压根儿不懂“人是诸多生产力要素中最具潜力最活跃的因素”的大道理，但是洞察世事的阅历，使他真的看透了我们这个群体中潜在的力量，于是他提议实行调动船工积极性的“倒六四分红”，“船东”和船工的收入倒了个儿。这一招儿“物质刺激”果然灵验，任是谁都不会嫌钱扎手，有钱不挣才是傻瓜呢。我们几个船工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多拉快跑，虽然累，但是每天都快乐着。

每逢货运繁忙的关键时刻，船老大又发话啦，伙计们铆足劲儿咱们今天晚上赶到码头李吃犒赏，来他个大饼卷驴肉（码头李的驴肉在滏阳河一带盛名远扬），再不然就是咱们到某某地下馆子吃一顿猪肉焖饼！我们几个心里乐开花足下生风，三步并作两步走，那一时期运往冀县码头李上游桥闸工地的砂石料，三天的行程缩短成了两天。每当码头上卸货时，看到装卸工们慢吞吞的脚步，我们心里着急得直冒火，干脆撸起袖子当起了装卸工，如此一来又挣下了一笔可观的装卸费。多拉快跑运输效率直线上升，股东和船工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人人皆大欢喜，我的工资上升到了一百几十元，最高的月份达到了200元。

这样的好光景，因1963年的那一场特大洪水戛然而止，奔腾咆哮的洪水决堤而出，衡水一带尽成水乡泽国，我们航运小集体的经营也打了水漂儿！洪水过后因国家政策有变，想再恢复的事儿也成了泡影。为了维持生计，我经生产队委派又去了天津三条石的一家拔丝厂当了学徒工人。

那些犹如万花筒般的水上求财的拉船往事，那段一去不复返的人生惬意时光，还有步入社会青春成长的蝶变和升华，虽然历经了五十多年岁月风尘，却没被风吹雨打去，却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铜浇铁铸般的印记，助力我在人生和事业的旅途上渐行渐远。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在冀衡集团的多种场合，向员工们讲述纤夫生涯的感悟和启发，关于团结的重要性，关于股份制的作用，以及物质刺激的鲜活实例，激励大家团结一心奋发进取。

在1964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农村勃然兴起，我的人生际遇借助于时代的风潮有了又一次的“起航”，作为衡水县衡水镇从各村抽调的临时“借干”，我参加了风光一时的“四清”工作队。

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在景县梁集公社赵家团、西夏庄、小代庄三个村子里村工搞“四清”，与生产队的社员们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家家户户轮流吃派饭，近距离接触社员群众，更使我有了人情世故的历练,积累了人生智慧，在社会底层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和所想所思，身体和灵魂在时光磨砺中逐渐成长，岁月的洗礼带来了成熟和理性，我曾被荣幸地推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全县的四清工作总团会议上做典型发言。

在西夏庄期间，我们驻村的有8个人，除了工作队长是四十岁左右的县商业局的常副局长，其他7人都是各部门企业农村抽调的小青年，每个生产队进驻一名队员。在常局长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开始学着宣讲国家关于“四清”的政策条文，条文要逐条讲解诠释，让社员们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还要动员社员参与运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向腼腆的性格开始转变，逐渐练就了口才和讲演能力，在大庭广众之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脸不变色气不粗喘心不快得蹦蹦跳。

由于我的出色表现，调入小代庄时被提拔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四清”运动后期，有传言说部分表现出色的“借干”要“转正”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浪潮不期而至，让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转正”的美梦化为了泡影，我仍旧回老家继续当农民。有几个衡水周边村子的同事成长为村里的革委会主任、支部书记、大队长一类角色。

然而那时的我，总是不甘于垅田，放不下“走出去”的渴望，仿佛冥冥之中的远处，有一种浩然大气的使命感在召唤着驱使着我，老是想去寻找一处可以安身立命施展才华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