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化工：“一化”历练二十年

1967年是我人生的转机之年，命运的眷顾时来运转犹如拨云见日，开启了我一辈子与化工行业结缘创建事业平台的人生之旅，也为日后冀衡集团的做大做强埋下了伏笔。

当时，正处于“文革”狂潮甚嚣尘上的时期，“继续革命”是一切工作的总线的主线，“阶级斗争”为纲，遍地“东风吹”，满目“红海洋”，“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工农业生产虽然受冲击不小，却仍然按照“文革”前的惯性向前推进，毕竟六亿人民要吃饭穿衣，农业战线上粮食棉花要高产化肥来挂帅，“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

那年代生产力诸要素的家底都可怜巴巴，以农业为主的衡水专区境内尚没有一家化肥厂，近千万亩农田所用化肥都要从外地厂家长途运进，化肥犹如沙漠行者的水囊那样显得珍稀宝贵。

衡水地区领导顺势而动，筹建衡水地区化肥厂之际开始招兵买马，我听到消息后一阵雀跃觉得机会来了，赶紧找大队跑衡水镇开信盖章又风风火火赶筹建处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后，幸运的我被录取，进厂在造气车间煤气发生炉旁当了一名造气工，从此在这家工厂里一干就是二十一年。

老衡水人习惯说“一化”“二化”，所谓“一化”就是我1967年进入的这家化肥厂，厂名原为“衡水地区化肥厂”，厂址就在铁道北大庆路现在的衡百怡然城以西一带。“二化”呢，是衡水地区于1968年建设1969年投产的化肥厂，位置即现在的大庆路西头冀衡集团所在地，两个厂相距不远，都位于衡水市区铁道北的工业区内，因为前几年衡水地区已经建起了一家化肥厂，故而后建者取名为“衡水地区第二化肥厂”，我所在的化肥厂更名为“衡水地区第一化肥厂”。上级领导机关为了便于区分和简单易记，简称“一化”“二化”，这就是两个名称的来历。

到了1972年，“文革”狂潮依旧铺天盖地，“抓革命，促生产”呼声更是震天响，“农业要大上”的势头愈见强劲，“化肥要大干快上”又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上级领导明令：各县都要建成一座化肥厂！当时，衡水地区直属企业中已经有两家化肥厂了，可是衡水县尚是空白，需要迎头赶上，建立化肥厂势在必行，“你有我有全都有”嘛！衡水地区和衡水县两级领导斟酌谋划之后，一声令下，“一化”就改换门庭划归了衡水县，我们也由原来“地区的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县里的人”。

小小的衡水城区内，不长时间内就突然间冒出了两家颇具规模的化肥厂，各县的化肥厂也纷纷上马，“大干快上”出化肥的势头可见一斑，只不过这么多化肥厂只能生产含氮量17%的“碳酸氢铵”低档产品，“尿素”一类含氮量高的高档化肥还是依靠外国进口，“二胺”一类名词还在遥远的天边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时有一个相声段子说，某崇洋媚外者穿上外国化肥袋子改成的衣服上街招摇，背后写着“日本尿素”，直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旁人尽管笑，可是化肥从业者心里在滴血呢—与外国人的差距何时能赶上啊？

也许命中注定，我的人生和事业与“一化”“二化”难分难解，起步阶段先是到衡水地区所辖的第一化肥厂，1972年初厂子划归衡水县，而后我“跳槽”承包衡水地区第二化肥厂，之后上“二氯”项目时又划归衡水市（1981年衡水县改为县级衡水市），1996年地级衡水市成立时，我们厂又奉命回归到了衡水市，直至后来2002年冀衡集团又兼并了破产倒闭的“一化”，这些年中我人生事业的足迹，就这样在地区和县市之间兜了几个来回。什么工资收入啊，业绩表现啊，荣誉称号啊，社会地位啊等，都因两家化肥厂结缘生发长成，倘若没有“一化”“二化”，就不会有我肖秋生的今天。

古稀之年追溯往事，应该感谢这个和平与开放的社会为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且看我一上班就摸进了“一化”，一头闯进了令世界变化多端流光溢彩的化工行业，为事业的发展厉兵秣马增长了才干夯实了基础。多年后，在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时代大潮中的风口浪尖上，又被推到了“二化”，三十年岁月中开创了另一番迥异的风景，达到了人生和事业的高潮，也为衡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了我的绵薄之力，人们一向所熟悉的“冀衡集团”就是经“二化”脱胎换骨而来。

“一化”二十一年岁月中，正值我的青春焕发激情燃烧的岁月，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新鲜感，终于吃上“商品粮”成为“公家人”的自豪感，化工行业魔术般神奇转化的神秘感，都成了我埋头工作奋力争先的源源动力。政治上我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于提高觉悟指导工作，学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工作中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由于表现突出，在1968年光荣加入共产党组织，成为建厂后首批入党的4个党员之一。1972年出席河北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通过学“毛选”，我开始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的大道理，譬如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等，这些大道理那时是“最高指示”，现在为“至理名言”，一直激励着指引着我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一股兴奋激昂的美好感觉充溢我的胸襟，因为一个崭新的领域在频频向我招手。厂区里那高高的烟囱，耸立的铁塔，庞大的气罐，以及纵横排列的管网，还有车间里许许多多叫不上名的水槽、阀门、缸体、弯头，仅仅是塔就有热水塔、冷凝塔、饱和塔、洗涤塔，以炉为名称的有沸腾炉、发生炉，带机字的更多了，有鼓风机、压缩机、输送机等，名称各异相互连接的设备像一个又一个硕大问号，呼唤我这个初来乍到者去探索去认识去解答。

化工行业博大精深变幻无穷太奇妙，日益刷新和改变着人类生活新面貌，这化肥生产属于无机化工行业的一个分支，其中的原理和工艺流程也复杂得让初学者一头雾水。外人都知道化肥厂大量“吃煤”，总以为从煤里提炼出化肥，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啦！这些煤都是用来燃烧加热产生高温的，通过高温产生大量气体，再根据化学原理分阶段操作最后产出化肥，如果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说，那就是“通过高温高压把空气中游离状态的氮和氨合成为液体”，这种“液体”再转化成固体的化肥。如此这般“精炼气”的全部过程，对我产生了磁石般欲罢不能的吸引力，值得我痴迷其中全身心地投入，在领导和技术人员们的循循善诱下，我作为工厂第一代员工中的学徒工，开始了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和实践。

虽然，在入厂后的时间依然是鬼马凌乱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一直持续多年，但是那时年轻的我，总觉得“造反”“砸烂”一类政治上的事儿搞不懂，咱一个小工人学好技术干好工作才是本分。那些年的历练和成长的每一步，都是与对化工行业的热爱和向往分不开的，这种心由境生的热爱，来自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自我实现的远大志向，它关乎事业心、成就感、荣誉感，成为引导我不断迈向成功和卓越的重要动力。因为心存热爱，对车间内工厂里的新技术新工艺，不管事情大小，都愿意持续地学习，持续地钻研，艺多不压身嘛；因为心有向往，岗位上的任何事情哪怕每一个细节都乐意用心去揣摩，不仅搞明白还要弄懂学会，力求从粗粝做到精致。那段时间，总觉得初级中学里学的那点玩意儿杯水车薪明显不够用了，得赶紧“充电”“加油”，填补空空如也的大脑。

我开始了如饥似渴的“恶补”和“填鸭式”的灌输，从车间里最简单的开启管道的阀门学起，到沸腾炉、交换器、转化炉、合成塔，再到化肥合成的基本原理，从实物到名称，从性能到工艺，由简入繁，日积月累，渐入佳境。理论学习上深钻细研，砖头厚的专业书籍，新近出版的行业杂志，各道工序的生产工艺操作规程，凡是能搞到手的化工行业知识，都毫不例外成了我“八小时以外”不忍释手的“伴侣”，如春蚕吞叶似蜜蜂采撷，沉浸于博览苦读深钻细研，从化工理论的ABC学起，于实践操作中加深印象，一步步渐入深奥修成正果。

除了向理论和实践学习，我也常怀见贤思齐之心，孔老夫子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厂里那些见多识广满腹韬略的厂长书记（“文革”一段时间称“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爽快豁达又不失埋头苦干的中层干部，还有那些身怀绝技朴中藏巧的老师傅，都是我人生的楷模和标杆。我静观默察，认真揣摩他们为人处世推进工作的一招儿一式儿，靠干练和人脉凝聚人心的一举一动，尤其是老厂长们面临重大事件处理棘手问题时，那种临危不乱果断决策的气概，那种圆融超越的从容和镇定，都使得我油然而心生敬意，继而虚怀若谷地诚恳求教，他们都是有求必应更诲人不倦，掏心窝子耐心施教不留“后手儿”，为我的成长厉兵秣马加油助力。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事业成功的奥秘何在？我的回答用得上牛顿的那句著名的宣言—“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1976年，龙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拐点”，一年之中发生了太多大悲大喜的大事件，终于国家由乱到治，人民从压抑到欢欣鼓舞，举国上下风气为之一变。

我所在的“一化”，也在时代风潮的激荡中悄然变换着面貌。在衡水县城圈里人称外号“孙大胡子”的孙根泉，由衡水县水泥厂负责人长调任“一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着手治理陷入困境的厂子。他是河北饶阳县人，因生得高大威猛仪表堂堂，一脸的络腮胡子密密匝匝，故而有了“孙大胡子”的美称。他是军人出身，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洗礼，行政级别为十四级，工作中完全是一派军人作风，处事雷厉风行敢于担当，部署任务斩钉截铁简单明了，许多棘手的难题一经他手，三下五除二轻松地迎刃而解。

这个阅人无数勇谋善断的孙根泉，对于我来说太重要啦！他是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二个“贵人”，如果说我的母亲是生我养我教育我的启蒙者和引路人，那么孙根泉就是提携我不断助力于我的将帅，正是因为他尽心竭力的栽培和手把手地传授，我才能够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小青年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说到和孙根泉难分难解的缘分，还得把时光拉回到1963年的那场特大洪水泛滥的非常时期。

那年夏天，太行山区武安一带连降特大暴雨，二十四小时内天上倾注下了200多毫米雨水，相当于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河北南部、山东运河以西地区顿成一片泽国，海拔只有20多米的衡水城镇受灾尤其严重，洪水围城又淹没了大部分的机关单位工厂民宅，各处有人淹死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恐慌的人们爬上房顶和大树躲避。当时，我和几个拉船的同事正划着船抢救被水围困的群众，忽接衡水镇和大队指示：速去老城墙某处救人不得有误！

命令如山，刻不容缓！我们立即调转船头冲过激流漩涡赶到了那里，只见一垛洪水浸泡坍塌而残留的老城墙头上，蜷缩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中年妇女还有两个孩子，全都是一脸的惊恐，眼巴巴地盼望救星，这就是孙根泉的老娘和老婆孩子。当时，他刚从部队转业来衡水镇，拟担任副镇长，洪水来临之前被镇里派往乡下村子组织防汛未回，洪水涌来时一家老小着急匆忙地爬上老城墙头避险。我们见状立即将船停稳，让老少几口登船，立即送往了地势较高的邮电局西边的高地上。抵达后，正巧孙根泉心急火燎地刚从村里坐船赶回来，见到我们几个救命恩人只说了句“大恩不言谢”，便拽住我们在临时住处吃了一顿饭，由此我和他相识，并开始了交往直到成为肝胆相照的莫逆之交。

“四清”运动兴起之际，各级都要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孙根泉被委任为衡水镇工作队长赴景县开展工作，他精心挑选了一批农村的知识青年作为“借调干部”补充队伍，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初次步入社会，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我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头脑，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的人生智慧。后来进衡水地区化肥厂当工人，也有他的引荐之力，先是他提供招工信息，而后疏通关系大开绿灯，使得我顺风顺水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

《名贤集》中有“水在西来山在东，人生何处不相逢”的佳句，用来形容我和孙根泉的交集和缘分再恰当不过了！也有人说“世事白云苍狗，人生聚散无常”，点透了社会真相可是调子悲了点。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孙根泉又临危受命调来“一化”担当大任，我又可以面对面地接受他的教诲和指点了。曾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孙根泉，以伯乐的眼光慧眼识才，又惜才爱才知人善任，他看中了我是一块璞玉般的可造之才，传帮带方面又格外地压担子，“响鼓再用重锤敲”，不断提升前进的标杆，让我在实践中磨炼不断跃上新的起点。

1976年年底，我参加140天的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归来后，“一化”新的革命委员会建立，孙根泉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安玉山、我、王国良，由此我开始走上了厂子的领导岗位，随着职务的提升和岗位的转换，使我又攀登上一处崭新的领域，视野更开阔，站位也更高远，肩上的担子分量加重，励精图治的劲头也更足。

在生产管理和经营策略上，我也向老厂长们学到了不少货真价实有分量的“干货”，尤其是孙根泉、安玉山两位厂长对我影响颇深。

孙根泉在部队是无线电报务员出身，精通电压、频率、线路、调压一类的电工学原理，这些积年的“老底儿”在化肥生产中派上了用场。当时电力严重不足，“一化”的生产常常因为电压不稳难以正常维持，开起车来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不得已造成停工停产。胸有成竹的孙根泉略施小计，巧妙地调整电压频率，使得供电达到了机车运行的最佳状态，重新恢复了正常生产，工人们一阵欢呼齐声叫好！仅此“一招鲜儿”，就够我学习半年六个月的！再就是他驾驭全局的胸襟谋略，处事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关键时刻的镇静和担当，都对我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安玉山原是衡水十八酒坊之一“德源涌”酒店的小伙计，从最不起眼的学徒工干起，熟练地掌握了碎料糊化、踩曲装缸、发酵生菌、装甑蒸馏、窖藏勾兑的各个工序，再到包装、沽酒、算账、经营，里购外销，一步一个脚印渐入堂奥，以心灵手巧和精明强干深得老板的赏识，被提升为二掌柜。公私合营时加入衡水制酒厂，不久厂子转为国营，他在酿酒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多有建树，逐级而上直到成长为管生产的副厂长，为草创时期的国营衡水制酒厂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草根出身的安玉山很“接地气”，体察民情关心下属，有点像人们常说的那种“抗上”的做派，从不趋炎附势跟风跑。20世纪60年代初期“低指标”“瓜菜代”那阵子，全国人民都饿肚子，酒厂工人的定量也少得可怜肚子根本吃不饱，还要在热气腾腾的酿造车间里光着膀子踩曲装缸，体力消耗太大，有一些工人当场晕倒。安玉山见状不由得一阵心酸落泪，他悄悄地安排几个工人将两麻袋酿酒原材料的红高粱运到伙房，充当了工人们填饱肚子的口粮，工人们吃上了饱饭一个个心存感激。谁料想节外生枝，此事被心怀叵测的告密者打了“小报告”，扣了一摞大帽子说他“假公济私收买人心”“偷吃原料粮破坏生产”，上级追查下来，他受到了纪律处分，处分决定上还白纸黑字地写着“永远不能任命为正厂长”。“文革”期间，这件事又被造反派翻腾出来了，揪住不放手逼迫写检查低头认罪没完没了。

他调来“一化”后，一直是排名居后处于边缘儿的管后勤的副厂长。孙根泉担任革命委员会临时负责人之际，准备大胆启用，当他查看安玉山的档案后拍案而起，气呼呼地大声吼道：“这不是黑白颠倒吗？小人得意，好人受气！”一边吼着嚷着，一边气愤地把那一纸处分决定撕了个粉碎，随手摔在了地上。好一个敢作敢当的“孙大胡子”，力排众议大胆启用安玉山为主管生产经营的副厂长，使其放下包袱放手工作，“该干吗干吗，咱老虎拉碾子甭听那一套！”在他调任衡水县工业局局长时，又力主提拔安玉山为厂长。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那一套逐渐失灵，安玉山厂长一上任，就发布“新章程”，几个厂长搬到一个大屋里联合办公，近距离互通情况，商讨决策，应对突发事件，拟定生产经营大计，大大提高了指挥决策系统的效率。他发挥过去自主开发市场的经验，主导“一化”迅速转换经营模式，坚持技术改造不放松，在管理上推行成本核算制，从煤炭等原材料的进厂，到车间生产的各个工段，都制定了原料、工资、成本、产值、利润的详细指标，并转化为员工们的实际行动，以追求最佳的经济效益。在经营上，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根据农事季节变化和订单部署生产，减少库存积压，加快资金周转。这些崭新的举措立竿见影，使企业纳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员工们的工资奖金也水涨船高。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是文绉绉的语言修辞，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见样学样”“见好学好”。在老厂长安玉山身体力行的引领和悉心指导下，我一步步茅塞顿开，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根本没有的招数，耳濡目染，见样学样，经历在日积月累中变成了阅历，丰富的阅历又潜移默化地转化为能力。

每当看到生产流水线上的如雪似玉的白色颗粒源源而来倾泻而出，看到一辆辆汽车拖拉机马车满载如山的化肥飞驰而去，我的心就沉浸于成功的喜悦中难以自禁，一脸的阳光一腔的自豪一身的惬意。直到此时，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少年憧憬向往青年苦苦寻觅的安身立命的所在，原来就在这高塔巨罐依次排列和纵横交错的管道与长长的流水线之间，今生今世就要与这化工行业难舍难弃“白头偕老”了！

在“一化”多年的历练成长时光中，还有一段赴唐山抗震救灾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是我一生中离开家乡衡水最长的一段时间，连来带去达140天。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当日下午，“一化”忽接河北省化工厅紧急通知，速派一个懂生产技术的干部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先来化工厅报到！当时，厂里在生产科专门开会号召符合条件的中层干部们报名，无人响应，委派了几个也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时任技改办主任的我听说后心想，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们不去，我来上！随即来了个主动请缨，找到当时的厂革委会主任王金辉要求前往。王金辉大喜过望地说：“哎呀！正愁找不到孤胆远行的壮士呢，老肖你这下子可救了我的驾啦！”

简单的准备过后，我匆匆告别了古稀之年的老母亲和怀孕五个月的妻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行程。到化工厅后，才知道省化工厅一名副厅长因开会在唐山遇难，人们谈“地震”而色变，再派人去唐山救灾无人敢应，所以才招兵买马在全省的下属企业抽调6个人，临时组成2个工作组，代表化工厅去灾区巡视调查情况实施对口支援。接受任务后，我们一行6人立即从石家庄坐火车赶往北京，再倒车赴唐山。

途中，我还有一段叫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成了几个同事插科打诨的段子。因为我的行囊是两个塞满蚊帐衣物用品的白布包袱，鼓鼓囊囊的既土气又寒酸，我一手提溜着一个上车下车有点儿滑稽，惹得几个同事一个劲儿地笑。带队的石家庄地区某县化肥厂的老赵发话了，他说，老肖啊你还代表省化工厅去巡查呢，瞧你这行头，倒像农村里赶集走亲戚的老娘儿们啊！我一打量也禁不住脸红不好意思起来，对啊！“人配衣裳马配鞍”，原来这出门在外的行头也大有讲究啊！我红着脸解释说，我寻思着去唐山是在废墟里抢救人，哪里想到是代表省厅搞调查呀！说这话其实是搪塞，真正的原因是家中太穷，根本没有出门的“行头”啊！我趁在北京站候车之机，在候车室商场里花三块六毛钱买了一个类似冬瓜形状的人造革“肩挎包”，更换下了两个白包袱，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购置旅行包，这件朴实而简陋的“肩挎包”，一直伴随我度过了在震区奔波忙碌的难忘时光。

进入唐山后，我们径直赶往受灾最严重的柏各庄农场化工厂，看到厂内外废墟一片惨不忍睹，干部职工死伤严重，我们马上找厂子负责人了解情况，查看现场，汇总后挂长途电话报告省化工厅。那时候灾区余震不断，说不准什么时候大地就摇晃一阵子，只闹得人心惶惶，各方面情况都陷入一片混乱，我们的吃住行都没有了正常规律，只能临时凑合着住野外，睡帐篷，饱一顿饥一顿的吃大锅饭，可调查工作还要抓紧进行，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唐山人民正在灾难中遭受煎熬，我们有什么理由挑剔和抱怨！

幸好的是，省化工厅紧急调拨来一辆吉普车，供我们奔赴各地使用。那一日，柏各庄农场医院传来求援通报，正在抢救的一名伤员，命悬一线急需输血，而伤员的血型是O型，动员符合血型者立即献血！我马上赶到医院，说我就是O型血，抽我的！就这样，我一次献血360毫升，殷红的鲜血马上输进了伤员躯体，受血者是男是女至今也不清楚。

柏各庄农场化工厂任务结束后，我们又马不停蹄人不卸甲，依次去了地震灾区的乐亭、滦县、迁安、丰润等地的多家化工企业，深入到倒塌的厂区了解灾情，安抚人心，慰问伤病员，然后汇报省化工厅，根据省厅指示安排救灾事宜。随后又赶往受灾较轻的霸县、宣化等地的化工厂，在那里指导恢复生产，一直到了11月初才功德圆满得胜而返，年底我被省河北化工厅授予“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有祖荫深厚而春风得意的幸运儿，有清汤挂面式平淡无奇的普通人，也有一生坎坷穷途潦倒的倒霉蛋，更有在大起大落中跌宕起伏的奇人奇事。回首‘一化’岁月，我的人生事业进程中也有三次“大学梦”难圆、三次提拔厂长无果的尴尬和无奈。

记得2011年，衡水学院三番五次拉我去当客座教授，盛情难却之下我应邀去衡水学院讲课，年轻的大学生们对我的成功之路一头雾水心生纳闷，听说你这个大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没进过高等学府，只是凭初中学历就干出大名堂，我们不信！面对天真烂漫的青年学子们的提问，我顿生感慨心有戚戚焉,他们真的不明白这世界上除了“学历”还有“阅历”，有时候“阅历”的含金量可以与“学历”等量齐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我初中毕业时一心专做“中专梦”，对于“大学梦”压根儿就没敢想，想考中专又无果而终，其实在上班后也就是“文革”中的那些年，逐渐明白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开始做起了“大学梦”，那时的我有多次机会进入大学校园的，只不过命运与我开了不大也不算小的玩笑，犹如登堂入室，本来可以进入这一处房间，却被鬼使神差地牵引到了另一间屋子里！

1970年10月，在“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指引下，大学开始恢复一年一度的招生，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群众推荐，那时流行一句话“手上长老茧才能上大学”，我在厂里业绩优越表现突出，百分之百地有可能经过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三次厂里推荐我都是“满票”，看到推荐的结果我心里一阵偷着乐，暗自寻思这回可要一圆“大学梦”了！可是，因为我担负着主管厂里技术改造的重任，一干就是三年，厂长们用着顺手使着得力，故而一次又一次地挽留，我与“大学梦”一次又一次失之交臂，记得最后一次安玉山厂长甚至信誓旦旦地打包票说：“明年不搞推荐程序了，直接保送你上大学不就结啦！”

可是事与愿违的一幕老是重演，待到了接下来的这一年，国家的大学招生改了章程一律实行考试入学，屡次被耽搁的我终于成了一个“圣（剩）人”，最终也没有迈进大学的门槛一步！后来恢复高考凭考分入校，要考高中里的所有课程，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又荒废多年，哪里能够考得上？那魂牵梦绕的“大学梦”的只好在现实面前作罢，怨天尤人又有何用，在实践中学习学习再学习吧！

那些年，与“大学梦”渐行渐远的我，并没有在自艾自怨中沉沦堕落，而是随即投身繁忙的工作中，恪尽职守尽心竭力，把一件件事情都干得漂漂亮亮，开创了别样的人生事业风景，获得了领导和工人们的认可，从造气车间的操作工起步逐级而上，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生产科长、技改办主任、车间支部书记、副厂长，在各个岗位上都表现出色能够独当一面。厂子里那些年搞了好几次重大技术改造，坐镇指挥者非我莫属，尽管每一次技改都是一场除旧布新的激烈战役，繁热的工地就是战场，厮杀征战中免不了搏击、流汗、流血甚至负伤，但是绝不流泪，几次技改的全过程都能够掌控自如圆满收官，许多次的危险时刻都勇敢地冲在前面。

1981年的那次技改中，在安装清炼再生塔这尊大型设备时，时任副厂长的我，爬上了13米高的架子与几个工人一起在高空作业，吊车的巨臂拽起了重达一吨多的主体设备逐步升高，接近预定的所在部位，此时的我用手扶住了这个大家伙悠着劲儿使其稳妥“着陆”，谁料想只听“咔嚓”一声响起，用于卡住钢丝绳的卡子忽然断裂，一吨多重的大家伙狠狠地轧在了我的左手上，顿时手指碾碎剧痛难忍，我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忍着剧痛指挥工人们用撬杠把大家伙移开，待到把手抽出来时已是手指变形血肉模糊。工人们匆匆把我送往医院救治，不得已动了截指手术，大拇指截断一半，食指截断了三分之一，中指全碎了只好全部截掉，为技改我付出了血肉的代价，却没有喊一声疼叫一声苦。在医院手术七天后，又惦记着技改的重大任务匆匆赶回了现场继续指挥，确保了工程顺利竣工。那一年被衡水县政府授予“大上化肥的闯将”荣誉称号。

我在副厂长位子上一直干了十一年，长年累月的摸爬滚打，使我由“半瓶醋”的初中生，一路磕磕绊绊逐渐成长为化肥行业的“实干家”，对于厂区范围内的管道走向、生产流程、化肥合成，以及销售渠道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听着设备运转轰鸣的声音，我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运转到了何种程度，听响声就能够分辨出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许多次都是屡试不爽，工友们口服心服直冲我伸大拇指，也为“德有邻，必不孤”的名言做出了最好不过的诠释。

一任任的“一化”老厂长们慧眼识荆，对我就有了不一般的赞赏和倚重，厂里的一些重大任务都交我处理，历次的技术改造升级都委派我坐镇指挥，我也不负众望都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在他们或升迁或退休离任之际，三个厂长都分别向上级提议由我接任，均无结果。那时候，正是“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时代风气蔚然兴起之际，一向被冷落的“文革”前的大中专生们纷纷获得擢升，对于从没有进过高等院校大门的我，上级领导的答复是“这么大个厂子，一个初中文化的工人能当副厂长就是照顾了”，所以，三次提拔新厂长都是高学历的大学生捷足先登，我在副厂长这个先是热后是冷的板凳上一直坐了十一年，直到“改换门庭”去了“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