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苍苍

傍晚，凉风从台湾海峡吹来。路旁的金合欢花散出甜丝丝的清香。厦门的夏夜是迷人的。我的心却有点发紧，不能平静——我正在一步一步走近吴才良的家。

吴才良在一九五三年福建乌丘屿海面的一次海战里显露出他的性格。当时他刚上炮艇，当信号兵，年纪轻、个子又矮，一脸稚气，都把他当小孩看。你哪想到就是这样个孩子，当我们的炮艇在海战当中一靠拢敌船，他拿着支冲锋枪，一纵身跳到敌船上。敌人船上掌舵的被打死了，船还在转。这个手脚灵活的小水兵三步两步蹿到前舱口，正好有个蒋家军官要往上钻，当场叫吴才良一喊，慌慌张张举起手来。紧接着吴才良从舱里又活捉了十几个敌人。懂得一点海战的人都知道：“跳帮”（即跳船）不是件容易事。吴才良的胆气就是这样壮。

我现在要去看的不是吴才良，是他母亲。这位母亲为她儿子的命运该经历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啊！一颗流过血的母亲的心是神圣的，我不忍心去触动。我最怕见的是母亲的善良的眼泪。

吴妈妈并没用眼泪来迎接我。她有四十几岁，神态很温柔，又透着刚强。屋里已经黑洞洞的了。她点起盏煤油灯，窗口的海风一吹，灯苗冒起黑烟，忽闪地灭了，她就再点。还有好几个小儿女围在她的身前，一个个方头大脸的，都像吴才良一样可爱。她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我，一面沉思，一面轻声谈着她心爱的儿子——才良。我觉得她谈的不只是她的儿子，她谈的是我们年轻一代人的思想和灵魂。

才良，我的孩子，已经离开我走到别处去，永远不再回来了。有时我一恍惚，觉得他好像是出门迷了方向，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定什么时候，门外会传来他的笑声，一转眼他会飞进屋子里来，对着我唱。他总是这样，人没到笑声先来了。他知道我爱听唱歌，一回家就唱。可是才良是不会回来的了。他并没迷失方向，他走的是一条通到很远很远地方的光明大道。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里还写着：“妈妈，你能原谅我么？我们的走，总是使人感到这样的突然……当我想起将来，想起祖国最美丽的那一天，一种新的力量充沛着我，也使我更加劲地工作。我知道只有工作，才能缩短走向幸福的路程。”

才良就这样走了，奔着一个远大的理想往前走了。

我爱我的孩子，特别爱他这种刚强性格。我们家的生活先前很苦，靠着他爸和我做鞋油和肥皂卖。孩子从小帮着做。记得有一回才良做鞋油多倒了油，他爸打了他一个耳光子，孩子一生气，跑到他叔父家里去，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回心转意，回到家里来。才七岁一个孩子，就有这大气性。

才良顶喜欢他叔父。他叔父叫吴学诚，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做副刊编辑，常给孩子书看，讲故事给孩子听。才良爱书本爱得要命，八岁上就抱着一大本《三国演义》死啃，啃不动也啃，看着都叫人发笑。我清清楚楚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初头，正过元宵节，叔父在我们家吃元宵，他的家忽然叫特务搜了。叔父忙着赶回去，就叫国民党的党部“请”去，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当时才良已经十二岁，稍微懂点事，仰着脸问我：“妈妈，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叔父呢？”

我忍着泪悄悄告诉他说：“因为你叔父是个共产党。”

孩子又问：“为什么是共产党就要杀呢？”

我悄悄说了点自己懂得的一知半解的革命道理，都是他叔父平时对我讲的。孩子的心是纯洁的，记得也牢。厦门解放那天，解放军一进城，人家孩子就连跑带叫撞进门来：“妈！妈！共产党来了！”

我望着自己的儿子，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还能老让孩子天天挑着肥皂上街卖吗？他应该念书，他可想当个解放军。念了两年初中，他到底考进海军去。临走，他只向我要一件东西，这是他叔父活着的时候亲手做的小铁箱。

我说：“要你就拿去吧，可别丢了。”

他拿这个小铁箱装书用。他的书也多，有小说，更多的是诗，每本都包着干干净净的封皮，像新的一样。谁要看就借给谁。可是你要不知道爱惜书，稍微弄脏一点，你看他那个不高兴啊。

才良自己也写诗。他有一本很厚很厚的本子，写满了诗。他抄给我的诗里有这样几句：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那死去了的战友的姓名

我们永远万分珍惜

那在战场里结下的友谊

这个孩子，感情实在重。在许许多多战友当中，跟他顶密的是谢时恒，也是信号兵，两个人常常走在一起，好像你是我的影子，我是你的影子。时恒的身量高，才良又矮又灵活，刚刚到时恒的胸脯。

才良会笑着说：“看你多高！”看电影总坐在时恒的上首，位子高些。

两个人不在一个炮艇上做工作，彼此约好了，谁的艇先靠码头，谁就买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

买好票才良说：“你等着，我找你去。”

时恒说：“我找你去。”

常常是你找我，我也找你，两个人走到半路就碰见了。如果时间早，才良准把时恒领到家里来。一进门才良就唱，还喊：“妈！给我们花菜吃。”

夏天，炮艇一靠码头，两个孩子总爱睡在码头上，有时你替我抱被子，有时我替你抱。两个人并排一躺下，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海上的潮水，就该咕咕哝哝谈起来了。谈到东，谈到西，谈到祖国，也谈到自己——总是谈到很远很远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