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邓中夏虽然十分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但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五四运动后期，“新文化运动已不仅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运动，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运动；不仅主张民主和科学，而且进一步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邓中夏坚持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在实践中迅速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对于马克思学说的坚定信仰，不仅把马列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把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五四运动之后，邓中夏搬出远离社会民众的北京大学宿舍，组织一批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学友，在曦园公寓实行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以曦园公寓为基地，集中精力学习和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曦园公寓的修炼

1919年暑假，面对五四运动后学潮出现消沉的局面，邓中夏决定搬出远离社会生活的北大学生宿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新生活。他听说北京东黄城根达教胡同4号有个空院出租，一看有十多间房子，连忙付了定金租了下来。随后发出《实行新生活》的油印传单（署名“邓康”），声明要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本着“劳工神圣”的精神，不用听差，不用厨子，一切有关采购、炊事、清洁、卫生、挑水、淘粪等事宜，均由入住同学自报公认担当。

曦园公寓旧址（北京东黄城根达教胡同7号，原为4号）

邓中夏《实行新生活》的倡议，得到了五四运动中与其并肩战斗的北大同学的积极响应。罗章龙、张国焘、杨人杞、马非百、易克嶷、吴汝明等16人相继报名。邓中夏为这个公寓取名“曦园”，意思是住在这里的人，要像晨曦一样，朝气蓬勃。邓中夏起草了曦园公寓生活公约和学习公约，每两人住房一间；公寓设有阅报室、文娱室和会客室。大家凑钱，集体购置新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为全面研究社会问题，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

根据邓中夏起草通过的公约，曦园公寓强调学习新知，躬行实践，热爱劳动，艰苦朴素。食堂伙食按本人经济能力负担用费，或多或少，自愿决定；严格实行“三不”，即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不闲逛荒嬉，不入娱乐场所和酒楼戏院;进行社会调查，访问工矿、农村与城市贫民的生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新生活开始了，困难接踵而至。过去，这些大学生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现在，一下子做16个人的饭，不但要挑水、洗菜、生火，还要倒脏水、脏土、垃圾。曦园公寓很幽静，但所处胡同狭窄，收泔水车进不来，每天要把大桶的洗菜、刷锅水抬出去，弄不好，会溅一身脏水。做饭不是夹生，就是糊了；炒菜不是淡了，就是咸了。轮到值日，累得东倒西歪，肩疼膀酸，多数人发愁，希望这一天快过去。但轮到邓中夏时，他总是拣重活、脏活干。遇到别人不在，他就自告奋勇地替值，把各方面工作安排得很周到。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邓中夏和曦园公寓的大学生自己动手挑水、洗衣、做饭，出门不坐车，是一种革命行动，也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必须经过的锻炼。这引起了轻视体力劳动的绅士的非议。他们说：“知识分子，不应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李大钊反驳这种论调，他说，“这话很是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在邓中夏的主持和影响下，曦园公寓的青年学子在北大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入住曦园公寓，邓中夏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包括基础理论和实用科学两大类。基础理论方面，主要是阅读中国社会历史、思想史和西洋学术史的著作。实用科学方面，特别注重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学习中偶有所得，中夏一定要找几个朋友漫谈，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杨东莼回忆，在中夏倡议下，居住在曦园公寓的同学，学习抓得很紧，“每天除了到北大听课外……每个星期至少举行两三次座谈会，有时谈时事，谈政治，有时谈社会问题，有时也谈学习上的问题”。他每天晚上坚持写日记，把学习心得用墨笔写在十行本上，字迹刚劲有力。

邓中夏在曦园公寓建立多种自学研究小组，经常组织讨论。每次讨论会，他从不缺席，常作系统发言。他经常举办读书报告会，谁读了新书，有新的体会，就请谁作报告；有同学出门远行归来，就请他报告此行的感想和见闻。当时与他住在一起的张国焘曾说：“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地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两种风格。”

一些爱串门的同学到曦园公寓，天南海北地闲聊，干扰了邓中夏的学习。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制作了一个桌牌，上写“五分钟谈话”，放在桌子上。来闲聊的同学见到这个牌子，便不好意思多打扰，很快退出去。曦园公寓的同学看到“五分钟谈话”桌牌这么灵，也都做了一个放在自己的桌子上。从此，“五分钟谈话”，成了到曦园公寓串门的人必须遵守的规矩。

居住在曦园公寓期间，邓中夏与毛泽东联系密切，经常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和实践体会。1919年9月，毛泽东发起组织问题研究会，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提出与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动、国际形势等有关的100多个问题，如民众联合问题、民族自决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日本问题、山东问题、政治改良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实业问题、财政问题等，希望大家共同研究。毛泽东指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以学理为依据，研究各种问题之先，须研究各种有关的主义。这就是说，要把主义和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

邓中夏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他把《章程》推荐给北大校刊。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全文登载《章程》，并配发邓中夏写的《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章程》和《启事》的发表生动地说明，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十分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第二次到北京。邓中夏等与北京大学湘籍学生十余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毛泽东率领的湖南各界驱张请愿代表团。12月21日，邓中夏与旅京湖南学生会及北京各学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欢迎赴京驱张请愿团的湖南学生。12月27日，邓中夏陪同李大钊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后院毛泽东住处，看望湖南驱张代表团，同毛泽东、杨开慧等座谈。他与李大钊都高度评价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临走时，邓中夏把随身带来的介绍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中文书刊，全都送给了毛泽东。同年底，邓中夏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文科。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邓中夏（左七）与湖南辅仁学社在京社员于陶然亭慈悲庵研究“驱张运动”的合影

1920年1月18日，邓中夏与毛泽东、罗章龙、周长宪、易克嶷、匡互生等湖南在京“辅仁学社”成员在陶然亭聚会，商讨驱张运动的下一步策略及赴俄勤工俭学等问题。1月21日，缪伯英等人发起的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在北河沿成立。该团有成员8人，其中6人为湘籍女学生。邓中夏多次陪同毛泽东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参观考察。4月上旬，邓中夏与毛泽东等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决定在京的驱张代表，除留少数人外，其他人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4月11日，邓中夏送别毛泽东等离京南下返湘。

毛泽东在京期间与邓中夏联系密切。中华书局编辑马非百曾回忆：毛泽东和邓中夏是老朋友，和罗章龙同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和居住在曦园公寓的杨东莼、易克嶷等人也都认识。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期间，就三天五天地不断到曦园来，主要是和邓（中夏）、罗（章龙）接头最多，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天，我看过邓康的日记（那时我们都写日记，并且还互相交换阅看，以期集思广益），对于他俩的谈话，记载得很详细，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社会、经济、道德、学术到文学革命、个人修养，几乎无所不谈。他俩也和别的同学一样，对李大钊、陈独秀……深表敬佩。”

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除聚会讨论驱张问题外，还抓紧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成为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开端。其间，李大钊、邓中夏等师友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1920年7月，曦园公寓里的杨亦曾、陈锡、刘克儁、肖镇湘等同时从北大毕业，赴国外留学。邓中夏也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北大有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邓中夏名列其中，但他没有接受。他对同学说：“要做学问，自己在国内也可以做，不一定非要出国不可。”在北洋政府铨叙局任职的父亲邓典谟托人在农商部为其谋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并将委任状送到曦园公寓。邓中夏把委任状退了回去。他对父亲说：“现在政治这样腐败，当官的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你叫我去当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父子俩争吵起来，不欢而散。从此，邓典谟断绝了对邓中夏的经济资助。

1920年暑假后，曦园公寓自行解散，邓中夏搬到景山东街西老胡同1号居住。他以给报刊投稿所得稿酬和湖南省发给湘籍学子每年50元的奖学金及党组织发给的微薄生活津贴，维持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生活，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曦园公寓时期是邓中夏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和飞跃的时期。“他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自然科学、历史进化、哲学思想、社会科学、思想史等方向努力苦学……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二次‘集中学习’，这次学习使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奠定了他一生的革命事业”基础。

五一运动的北方旗手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发表了《“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个日子里进行的英勇斗争，讴歌了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们；指出：五一运动应该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不应该“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应该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不应该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李大钊号召：中国工人“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空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干发动群众的工作。这篇中国五一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指明了中国五一运动的正确方向，吹响了中国五一运动的号角，揭开了中国五一运动史的第一页，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邓中夏认真地研读了这篇文章，积极参加了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成为这次运动的北方旗手。

邓中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动北京大学学生于1920年5月1日举行罢课。上午9时，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在北大二院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讲演，学生在会上散发传单，号召国人“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做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向光明的地方去”。会后，根据邓中夏事前的安排，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分成五个组，从学校出发，沿街进行讲演。他们分别宣讲了“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题目，听者颇多，甚为热烈。

5月1日当天，邓中夏赶到长辛店，向1000多名铁路工人演讲，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传单。这些传单是李大钊“费了几天时间”写成的，“同时还寄往南口、石家庄、唐山等处工厂散发”，受到工人群众热烈的欢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中国北方最早的工运领袖邓培，在工厂里召开了有几百名工人参加的集会。这是长辛店和唐山的工人群众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李大钊和邓中夏领导的中国北方第一次五一运动引人注目的浪花。

这一天，我国有近10个城市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参加的工人总计达5万多人。他们第一次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形成了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

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推动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邓中夏和北京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按照李大钊的指示，不顾反动派的阻拦和迫害，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创办了一个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周刊《劳动音》。

《劳动音》创刊号封面

邓中夏是《劳动音》的编辑。他以“心美”为笔名，写了“发刊词”，题为“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文章提出：

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

我们试放开眼光，瞧瞧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都有一种最不好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他们都不去劳动，从事有益于人生的生产事业，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我们真正的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来侵占了去，供他们的生活，供他们的快乐。唉！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这样没道理，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辛辛苦苦地做来，他们安安乐乐地拿去，使我们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排斥那种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

文章进一步指出：

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动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末，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

文章强调：

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直言之就是“劳动问题”，你瞧英、美、法、德、意、荷、俄、日等国今日的现象，哪一国不发生罢工问题，以实行劳动运动，哪一国劳动者不有坚固团结的工人团体呢！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记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

邓中夏以他密切联系工人群众，从工人群众中学习到的通俗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推进中国五一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使《劳动音》出版后，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桥梁，深受北方各地工人的欢迎，一开始“每期就销售2000多本”。

建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0年2月29日，邓中夏与几位居住在曦园公寓的同学在天安门前的广场召集人力车工人开会；宣传组织工会，要求车行老板减车租，改善工人生活。邓中夏的讲演受到工人欢迎，但一队警察冲进会场，把工人打散了，组织“洋车夫工会”的计划失败。接着，邓中夏到印刷厂，准备组织“印刷工人工会”，遭到工头和厂主的破坏，计划也失败了。

邓中夏回到曦园公寓，从马克思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中找到了组织工会失败的原因。他认识到：洋车夫等个体或手工业劳动者，受行会思想的影响很深，比较散漫，难以组织；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特性的是近代企业里的产业工人。他决定走出北京市区，到现代产业工人集中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

长辛店距北京城20多公里，1901年修筑京汉铁路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铁路工厂，名为“邮传部京汉铁路长辛店机车厂”，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厂之一。厂里有一名工人叫史文彬，是个白铁匠，能够读书、看报。五四运动中，他在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生的影响下，与工友陈励茂等100多人举行了长辛店工人第一次爱国反帝示威游行，并担任长辛店铁路工厂救国十人团团长，率领工人到北京参加请愿斗争。邓中夏到长辛店后，首先与史文彬联系。他换上史文彬给他的工人服装，深入各工厂，熟悉生产过程；并到工人的家庭进行访问，了解工人劳动生活情况，与许多工人交上了朋友。随后，邓中夏与史文彬等商议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开展斗争，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史文彬等人很赞成他的意见，立即开始了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为使筹备工作顺利进行，还邀请“几个有势力的工头”，共同作为劳动补习学校的发起人。

北京大学要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工头邓长荣听说办劳动补习学校要在报上登启事，发起人的名字要上报，就要求当个发起人。他自告奋勇，到官厅呈报备案。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北京大学学生会捐款，做开办经费，史文彬用这笔钱租了长辛店大街当铺口胡同三间平房作为校舍；外边两间连通成一大间，比较明亮，作为课堂。里面一小间较暗，有个土炕，作为教员宿舍。学校开办经费少，买不起桌椅板凳，史文彬就去募捐。一些热心办学、手头不怎么宽裕的人，献出十多条板凳和缺腿少板的桌子，木工师傅很快修好，把教室“装备”起来了。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校舍外观

用什么教材呢？邓中夏提出，应该根据工人生活、劳动的情况，自己编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老虎钳”三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着重讲世界是劳动创造的道理。

大家同意邓中夏的意见。不几天工夫，北大学生就把识字课本编出来了。邓中夏反复修改后定稿。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邓中夏和张太雷等不停地在北京—长辛店之间奔波，常常连吃饭和睡觉都顾不上。饿极了，拿起窝窝头啃两口；困极了，往补习学校的土炕上一躺就是一夜。在这段时间里，邓中夏对工人的感情和工人对邓中夏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工人称邓中夏为“先生”，邓中夏称工人为“师傅”。后来熟了，就以绰号相称。邓中夏称史文彬为“麻哥”，史文彬称邓中夏为“邓大炮”。

1920年12月19日，邓中夏与张太雷、张国焘、杨人杞等人在长辛店召开劳动补习学校筹备会议。根据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的记载，当天的劳动补习学校筹备会议主要议事项目，是讨论通过学校简章及预算案和募捐启事。

邓中夏起草的学校简章如下：

（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二）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

（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

（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

（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

（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

（七）本校设驻定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

（八）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

（九）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

邓中夏还帮助制定了《劳动补习学校预算案》和修改了《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筹备会议最后研究决定：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元旦召开成立大会，1月5日开课。

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师由邓中夏挑选，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派去。除长驻教员外，邓中夏每周去讲两次课。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其他成员，如张太雷、张国焘、何孟雄、张昆弟、朱务善等，也常去讲课。他们向工人说明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是工人贫穷落后、受苦受难的根源，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并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斗争史。他们的讲课，深入浅出，富于启发性。课后，他们深入工人家里拜访谈心，深受工人们的欢迎。邓中夏等人去长辛店讲课时，还将《工人周刊》、《共产党》等杂志带去给工人阅读。他在课堂内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他说：

一堆沙子是散的，用石灰和水一掺和，就黏在一起了。

五个人团结是只虎，十个人团结像条龙，一百人团结起来，就好比一座泰山，推也推不倒，摇也摇不动。

为了密切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他把自己的名字邓仲澥改为“邓中夏”，以便于工人写和记。他这种一切从工人群众出发的精神，成为劳动补习学校教师学习的榜样。教师们也像邓中夏那样，坚持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与工人打成一片，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觉悟，受到工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在邓中夏和教员们通俗易懂的启蒙教育下，工人们的眼睛越来越亮，多少年来蒙在他们眼前的迷雾像被春风吹散了一样。劳动补习学校成为“工人之家”，每逢星期天，许多工人都到学校，跟随驻校教员的风琴伴奏唱起自己喜欢的歌：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的苦弟兄。

无产阶级起来了，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砸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冲破乌云满天红。

在邓中夏等人的宣传教育下，长辛店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显著提高。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成立工会等要求，在工人中间不断增长起来。这为长辛店铁路工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北方工人运动从此开始开展起来。

邓中夏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目的在于组织工会”。因此，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不久，北京共产党组织就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建立北方第一个产业工会，并把这个任务交给邓中夏等人。

1921年4月，邓中夏多次到长辛店，同史文彬、陈励茂、王俊等进步工人商量办工会的事。大家一致同意在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长辛店铁路工会。

邓中夏从实践中认识到，工头直接压迫工人，和工人之间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让工头参加工会。他和史文彬等一起就如何进一步办好工会提出三个问题：入会条件、组织机构、组织名称，让大家讨论。

长辛店铁路机器厂、修车厂、工务厂的工会代表经过讨论后，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入会条件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拿榔头的，要拿斧把的，要拉大锯的，一句话，就是要干活的工人，不要工头，不要员司，不要路警；每个工场选出一个干事，10个工人组成一个小组；将工会名称定为“工人俱乐部”，以示与工头组织的工会不同；选出史文彬、杨宝昆、王俊、李玉、杨宝仑、康景星、赵文元、陈励茂、洪永福、张德惠、吴春熙11人为委员，组成委员会，史文彬为委员长。

1921年4月9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在上坡店召开。邓中夏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京汉铁路、陇海铁路等各路工人代表1000多人参加大会。各路工人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祝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并要求各地工人“和衷共济，联络感情，加强团结，共谋幸福”。4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这次大会的盛况：

他们讲演的时候，静无人语。讲演之后，掌声如雷。开会直至三时之久，无倦容。于此可以想见他们对于该部的热忱了。讲演之后，复继以鞭炮，其响声与一帮工友们高呼“劳工神圣”之声相应，震动天地。此诚长辛店工友们空前的盛况了。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康景星和火车房工友合影

5月1日，长辛店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宣告工会成立。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台去，高唱雄壮有力的《五一纪念歌》：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拼吾热血，为他牺牲。

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

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走光明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

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接着，大会主持人史文彬作《为什么要组织工会》的报告，并宣布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工人们欢声雷动，从会场娘娘宫出发，游行庆贺。这一天，邓中夏和工人们一起开庆祝会，一起游行，一起看戏。晚上，他住在一个老工人家里，与几个捉虱的工友谈到深夜。第二天回到北京大学，他仍兴奋不已，一气呵成，写出一首长诗——《游工人之窟》，真实记录了他的长辛店之行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劳动补习学校和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可喜成绩，歌颂了劳动，特别是热情讴歌工人阶级，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满怀希望和信心。

……

好啊！

曾几何时，

劳动学校有这么可喜的成绩。

“开始也简，

将毕也钜”，

我于此更相信唯人力为伟大。

看啊！

世界不是劳动的艺术品吗？

没有劳动，

就没有世界。

海之外已奔腾澎湃起来了，

海之内呢？

诚实的辛苦的工人们！

这首诗长达90多行，最后部分是邓中夏回忆在“工人之窟”中，和工人亲如兄弟、促膝谈心、共商革命大计的动人情景：

丁昌润，

赵盛宗，

吴敏珂，

张淳和我，

坐灯光底下，

作扪虱之谈。

“人生”，

“社会”，

“阶级斗争”、“世界共产”，

都是我们的话料。

奈勤勤恳恳的邻鸡，

一声声催我们睡去。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我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多次领导工人开展反对工头压迫，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1921年7月，长辛店铁路修车厂一个工头以“奖金均分”、“短工转长工”为条件，让工人日夜加班，突击承包活。但干完活后，他答应的条件一项也不兑现，引起工人极大愤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遂发动修车厂全体工人罢工，仅两个小时，就使这个工头“恐慌异常”，不得不接受工人提出的各项条件。